从他位于市郊附近的村子
那小贩来了，浑身上下
仍满是旅尘。他“香油！”“树胶！”
“最好的橄榄油！”“抹头发的香水！”
沿街叫个不停。但到处是喧嚣、
音乐、游行，谁听得见他？
人群推他、扯他、冲击他。
他完全被弄糊涂了，他问，“这里究竟发生什么事？”
有一个人也向他讲那个宫廷大谎话：
安东尼在希腊打胜仗了。
（卡瓦菲斯《公元前31年在亚历山大》，黄灿然译）
当他确定一个带有政治事件气息的主题时，他不会直接去谈论这件事的是非得失，如我们现在所见，他往往采取两个方面的策略：其一，列举历史上早期的事例，通过不涉及现实中某些人的利益的方法谈论他对一个政治事件的见解；其二，即便是从那个当前的现实中疏离，在一个早期历史阶段梳理自己的政治见解，他也不太会直接说一个当事人如何愚蠢，或一个执政者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矫捷地透过一个极为次要的角色——却担当诗中的主角——之口来表明他对一件事的态度。他会思忖如何才能既简单又得体地完成外在事例向诗之素材的转换。
一个卖香油的小贩的出现使得他的顾虑顿时释然——这个角色使得诗多了一个视角，而这个多出来的视角恰如规矩语言容易忽略的一个市郊，而从市郊来瞭望语言的腹地，有一种不多见的优势：这既是一个略显谦逊的立场，又是展现谈论方式多样性的橱窗。这个小贩确实带有一种假设性，但又不能排除这是受到一次生活经验的邀请，或者说他在早期资料的阅读中记住了橄榄油的贸易史，现在，轮到这一潜伏已久的资讯派上用场了。事实上，他一旦想到这个小贩穿针引线的妙用，一首诗对一个众说纷纭的政治事件的概述能力就得到了保障。况且，这个小贩丝毫没有宦途上的不良习气，反而沾染着劳动者远足的汗腥味，而这不正是诗的抒情意味所需的辅料吗？
实际上，后代诗人也可从这个小贩的身上学到谋篇布局的技巧。当他打算介入一个活生生的、正在生活的街区发生的游行示威活动中去时，作为一个诗人，他保持冷静判断的秘诀之一就在于：假设一个从郊区来的小贩——一个滞后反应的参与者——再次观察已变得如火如荼的政治事件到底有怎样的一个引擎或隐情。很明显，我们在处理一个以当代事件为主的题材时，常常为难于不能全盘掌控这件事的意义。我们担心自己对时局的表态要么是仓促而鲁莽的，要么是唱反调而无底气的。我们渴望有一个保险管用的措施，满足我们对时事及时反馈的渴望。这样一来，小贩的现身会帮我们的大忙。
历史与现实永不缺少一个“小贩”：此人正是一个贯通古今的贸易商，一个把消息和价值观带到远方的信使，一个没主见却又充当历史见证人的口述人。诗人既可以把他替换为其他的社会小角色，也可以稍微增加一点他的历史必然性来嘲弄政治生活的无情与荒唐。看起来这是一个避重就轻的讨巧之举，但我们往往发现这个基本功为不少急于发言的诗人所缺乏。安东尼作为历史或政治事件的主角，在小贩懵懂无知的作用下，变得次要了，成为一个传闻的配角。小贩作为传闻——热烈人群的冲动总和——的边际效应，带给读者一个例外：事态就在这个再增加一位参与者的条件下，发生了变化，进而为诗人施以价值判断提供了切入点。所有人都在庆贺一个谎话，然而一个来自郊区的小贩被作为重述一个谎话的对象，这个形象、这个契机足以帮助一首诗在意识上轻盈地胜出。
诗中所言的“大谎话”算是诗人——或在街区亢奋着的人群之外的人士——的后见之明。这是一个判断、立场和态度。在人群的喧嚣声中，有一个更小的叫卖声，这一串叫卖声来自一如既往的日常生活，但在人群沸腾的偶然性中，变成了孤例。被淹没了的叫卖声，无人听见——这一情况为诗人的现身提供了机会：诗人刚好是惟一听见了叫卖声与人群喧嚣这两种声音的人。诗人的声音显得更为细小：他喃喃自语于“这是一个大谎话”。
他对安东尼这个关键人物的寥寥一笔丝毫没有降低他对事件的全局观。他教导我们不必贪求总揽游行队伍中的每一个人的表情、每一条标语、每一种动机，只需抓住事情的本质——幕后真相——就可。历史往往事后证明人群是错的，而个人胜出的概率较大。这里所谓的个人应该是反思的个人，而非怯懦的个人。不加入人群并不意味着缺少一个为真理代言的绝佳机会。加入人群很可能只是生意无奈的暂歇。也有一类诗人，他们也得出了这是一个大谎话的结论，于是，他们力挽狂澜，期望唤醒人群，他们在语言中抛出的铁蒺藜却不见得能阻挡汹涌而统一的人群。在诗中分析谎话的来历、追求真理、播放正义生活的进行曲都不是比直接说出什么是谎话更为逊色的主题，但都要学会聪明地借题发挥。“小贩”的确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写法上的垂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