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鲁迅在
逝世前两个月，发表了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封公开信，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是争议不断，解读各异，述说不完。今天重新审视这一事件，还原历史现场，仍能促使我们思考。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人心思变，知识分子群情激奋。左翼文学成了世界流行的创作思潮，也是各国知识精英的主旋律。从苏联到日本再到欧美，一种亢奋的文学充斥着国际文化生态，成为公认的“红色三十年代”。当时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在国际大背景下，探寻文学的新路。“左联”的成立，代表了当时的进步思潮，成为体制外的一种进步力量。提出停止文学论争，团结在鲁迅周围，也是上海地下党组织遵循上级指示的决定，他们可谓一拍即合。这个作家组织成立之初，鲁迅发表了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后来论者说这是“左联”的纲领性文件。
自一九二八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以后，鲁迅有了一种与进步作家联合起来的思想。他甚至提前提出和他们结成一条战线，减少内耗，共同为中国文学的振兴做一点事。所以从“左联”成立之始，他就拥护这个团体，愿意为它的出现呐喊，尽管这个团体中有一些他不喜欢的作家。任何人都不会想到事情发展到后来，鲁迅有一种被人架空的感觉，青年作家特别是领导层与他的矛盾加深，使他产生了“寄意寒星荃不察”的悲哀。
鲁迅是通过冯雪峰代表高层的邀请，以一个老战士和老作家的身份参加“左联”的。他一贯在思想上追求新潮，也愿意和青年人在一起，他认为青年人身上有热情，是一种代表未来的力量。“左联”成立之初决定由鲁迅担任领导，据夏衍回忆，想请鲁迅担任“委员长”或“主席”之类的职务，但被鲁迅拒绝了。他不愿意当“左联”的实际领导人，因为他觉得自己方向尚不明了，怎么能指导别人？鲁迅一贯对于“导师”和“首领”之类头衔，有着天然的警惕。但是为了负责，他同意担任经过选举产生的执行委员和七名常委之一。苏雪林等论者揣摩，认为鲁迅要做盟主、要当思想界的权威的论断，纯属妄议，不值一驳。鲁迅当时在上海乃至全国，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作家，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左联”邀请他也正是利用其在文学上的名气。鲁迅是以一名思想界战士兼作家的身份参加“左联”的，如果说是战士的话，他当然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
鲁迅最看不惯的就是年轻人官气十足、颐指气使，在背后嘁嘁喳喳的坏毛病，也就是后来他所说的，青年领导者周扬他们的“态度轩昂”“特来教训我”的那种官僚态度。本来是冯雪峰代表党组织请鲁迅参加“左联”，是要借助他的老作家声誉来扩大这个团体的影响；而以周扬为代表的青年干部们（他们占据着最核心的实际领导职位）要按照规章制度、组织程序、组织纪律来要求鲁迅。这正好应了后来研究者的评论，“左联”是半个党组织，因此就产生了强烈的不合拍。悖论的地方在于，“左联”内部设有党团组织，党团书记才是最重要的职务，掌握着实际的领导权。最高领导层几乎都是由青年人组成的地下党员，他们当中突出的是以作家身份出现的青年领袖（这些人后来真的成了实际的文艺官员，如周扬、夏衍等）。而当时的他们年轻气盛、有革命热情且不知天高地厚，当面和背后都有一副官架子，他们不知道怎样和党外人士打交道，更不知道什么是统战工作，导致在接触中，不是虚假客气就是傲慢无礼，必然显出不协调的状况。这就使得鲁迅陷入了深度的苦恼之中，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舍间交际之法，实亦令人生畏，即我在北京家居时，亦常惴惴不宁，时时进言而从来不蒙采纳，道尽援绝，一叹置之久矣。”（鲁迅：《致李秉中》，见《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两边的深度误解，使鲁迅陷入了“道尽援绝”之境，其中的苦闷可想而知。但是青年指导者们其实不懂他的心。
鲁迅这边，希望青年作家踏踏实实地搞创作，多做文学和翻译的实事；在青年领袖们那边，工作也很辛苦，他们忙着传达上级指示，不断地开会。其实早在一九二八年关于“革命文学”论争的时候，鲁迅就说过：“我并不希望做文学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鲁迅：《“醉眼”中的朦胧》）关键在于对“左联”的理解，鲁迅与他们完全不同。鲁迅所希望的“左联”是后者，即左翼“作家联盟”；而这些青年干部注重的是前者，即“左翼”作家联盟。
鲁迅急切渴望要写出显示斗争“实绩”的好作品，为对立面所没有的大创作；而“左联”的青年干部们热衷于组织飞行集会、贴传单、喊口号的实际斗争，甚至要求盟员们参加“五一大游行”，提出“血光的五一”口号以产生社会影响、壮大革命声势。鲁迅焦急的是创作太少，他们则热衷现实斗争，这就陷入了一个怪圈儿。因为鲁迅钟情于创作生活，反抗社会的腐败制度——用笔；青年干部们也创作，更要奋不顾身地投入实际斗争——用鲜血和生命。鲁迅希望团结大多数作家，而年轻干部们希望队伍纯洁。鲁迅觉得“左联”应该有开放的胸襟，吸收更多的作家，也就是“战线应该扩大”。他曾说过“革命还是多一点人的好”，他不喜欢搞小圈子，反对左倾关门主义；而“左联”的青年领导核心们并不这样看，他们把“左联”当成第二个党组织，严格审查身份，为了团体的所谓“纯洁性”，甚至开会发表决议把他们认为“不革命”的作家开除出去，这必然引起鲁迅的不理解甚至反感。作家郁达夫就是因为说过“我只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战士”，又曾与所谓“左联的敌人”徐志摩见过面，被开除出“左联”的。郁达夫是鲁迅顶着压力介绍参加进来的，当鲁迅得知青年干部会议的决定后极为愤怒。在那种极左的气氛下，还开除了非常左倾的革命作家蒋光慈。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使得“左联”损失惨重，最突出的就是所办期刊不能持久，有的不到一年便要改名，有的没出几期就被查封，甚至还有仅出一期就被停刊的。其实，鲁迅和“左联”作家们对左翼文学的理解差距是极大的。鲁迅是要在激进的文学思潮中追问文学的本质，而左翼作家中一部分人，连沉下心来写激进文学的时间都没有，更不要说研究文学本身。
“左联”刚刚成立的时候，鲁迅就指出在文学上“人手实在太少了”。因此在文学上要“韧”。他还提醒领导层和作家们：千万不要把文学当作“敲门砖”。使鲁迅最为痛苦的是，“左联”因为过分激烈的政治活动，牺牲了很有前途的青年作家，特别是“左联五烈士”的就义，对他的刺激极大。“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就是他那时候的苦闷和悲哀表述，他感到自己失去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去了很有前途的作家，“悲愤总时时来袭击”他的心。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极度气愤中，还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的文章，此文无论怎么看，都像是一篇“左联”的政治声明，全篇一改他的文风，完全是政论控诉。读过之后还能说他不革命吗？读此文想见鲁迅复杂的矛盾心境。
鲁迅对待论敌是讲究斗争方式的。在批判“第三种人”（以苏汶、胡秋原为代表）的时候，“左联”是一起发声。鲁迅也写了好几篇文章，他与“左联”青年作家取统一步调，并肩战斗。但当他读了同一阵营中署名“芸生”的长诗《汉奸的自供状》时，情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放屁，肏你的妈，你祖宗托洛茨基的话。
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要变做剖开的西瓜！
（见《文学月报》第四号，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鲁迅对这首充满愤青味道和骂街的口号诗很不以为然，因为这不是他所希望的文学作品。他认为，作为诗人用辱骂和恐吓甚至无聊的攻击大可不必，并不是革命者和无产阶级都要骂街，好的工农并不随口骂人，只有上海的流氓才会这样骂人。再者用“剖西瓜”比喻杀头之类的恐吓也很是鲁莽，因为诗人不能随便用笔判定他人生死。这首诗与他所希望的作家作品相去甚远，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来。出于好意他给《文学月报》的编辑周扬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以《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为题发表了，在文中鲁迅善意地指出：“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这是很中肯的意见，也可以说是对青年作家的一次创作指导。作为“左联”领导者之一的鲁迅，也应该对此表态，权当是对作者的批评也没有什么不对。正可谓促进青年作家汲取教训、注意整改、提高自己。周扬当时也表态说“这是尊贵的指示”。
然而，仅仅过去三个月左右，就有署名首甲、方萌、郭冰若和丘东平的人，写文章批判鲁迅，说鲁迅陷入了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陷阱”，“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是“和平革命论”和“戴白手套革命”，“将会走到动摇妥协的道路”（《对鲁迅先生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言》，见《现代文化》一九三三年第二期）等等。这些都是“左联”内部的人，除了丘东平以外其他人用的均是笔名。鲁迅对此感到很茫然。他曾经提出过质询，但是不了了之。试想在“左联”中也担当领导职务的鲁迅，受到“左联”内部作家的恶意攻击，他善意帮助青年作家而人家不但不领情，反而给他乱扣帽子、恶意攻击，连鲁迅自己都没有办法搞清楚弄明白，这是多么吊诡的事。恰巧此时瞿秋白正好在上海养病，就住在鲁迅家里，立即写文章支持鲁迅。瞿秋白在文章中严肃地指出，敌人诬陷我们杀人放火，而芸生的诗和首甲等人的文章则“很像替敌人来证实那些诬陷”（瞿秋白：《鬼脸的辩护》），实际上起到很坏的作用。这是很严厉的批评，瞿秋白虽然当时已被撤职，但他毕竟曾是中央级的领导人，年轻干部们可以不听鲁迅的话，但是对于瞿秋白的文章不能不重视，事情得以平息。
后来，还发生了廖沫沙化名“林默”攻击鲁迅写“花边文学”的事件、田汉化名“绍伯”攻击鲁迅和批判对象杨邨人和解的文章，基本上都是无中生有、乱扣帽子，表现出年轻人身上的那种随意、冲动、浮躁和任性。从鲁迅这方面来看就是感到“愤慨”至极，他不知道这些左翼作家“战友”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处处和他过不去。此时的他除了和论敌用笔正面作战以外，还须时时防备这些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鲁迅：《致杨霁云》，见《鲁迅全集》第十二卷）鲁迅觉得自己枉费了许多力气，如果把这些精力用在创作的正事上，可以出很多的成绩。而现在的他绞在这里面，深感无奈和灰心。
于是乎他奉劝东北作家萧军先不要参加“左联”，因为在外面还能做些事，他也表示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从各种资料来看，鲁迅参加“左联”以后，在心理上一直是不愉快的。
在解散“左联”的问题上，鲁迅和领导层观点也完全不一样。共产国际的信本来是通过鲁迅辗转传送给周扬的，鲁迅完全知道这封信的内容。比如要“过细讨论”“发宣言”等。可事实是周扬他们既没有征求鲁迅的意见，又没有开执委会讨论，事后只是让一个普通成员来把决定告诉他，这实在说不过去。鲁迅希望发表一个声明本属正常，但就是没有结果。因为鲁迅发表的是个人意见，而领导层要执行的却是上级的指示。孰轻孰重，周扬们当然知道。雷厉风行将“左联”解散就算完成了任务，发宣言多麻烦还要商量。大权在握的年轻领导人一般均采用简单工作方式。“左联”后来是通过徐懋庸和鲁迅联系，因为他们都是浙江人，鲁迅还给徐懋庸的杂文《打杂集》写过序言，应该说还是可以说得上话的，但是在传达解散“左联”这件事上却没有处理好。徐懋庸在周扬收到信的情况下，还找鲁迅索信，可见当时“左联”的工作方式。
鲁迅在“左联”中虽然表面受尊重，实际没有人听他的建议。“左联”要求所有成员上街他不能去，他建议青年作家多创作人家不肯听，因此产生的误解很多。鲁迅身为七名执委之一，当然是在领导层内，况且他的年龄最大，理应受到尊重，但因为他不是党员，没有人听他的意见。更有甚者，批判鲁迅的文章，大都出自“左联”内部。现在“左联”要解散了，他帮助传递了消息，得到消息的人反而对他保密，他成了挂名的领导和执委会中的多余人。他对这样的处事方式感到茫然。周扬急于解散“左联”，被边缘化的鲁迅却要坚持发表声明，这件事现在想来也很吊诡。所以当他又接到“左联”解散继而要创建新的“作家协会”（后改为“文艺家协会”）并要求他为《缘起》签名的信件时，不愿意再次被利用，身心俱疲的鲁迅决定不参加了。在写给何家槐的回信中抱怨说：“我曾经加入过集团（指‘左联’），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鲁迅：《致何家槐》，见《鲁迅全集》第十三卷）
作为“左联”和鲁迅的联系人，徐懋庸看了这封信后当即给鲁迅写信澄清事实，说这件事是我和你接触的，你怎么能说不知道呢？鲁迅收到信后，当即回信说：“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鲁迅：《致徐懋庸》，见《鲁迅全集》第十三卷）在信的结尾，鲁迅郑重地这样写道：“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这也就是说，我与你们再也没什么好谈了，我们从此没关系。这封信可以说是给徐懋庸和“左联”领导层的绝交信。
当然徐懋庸觉得很冤枉，他丝毫没有理解鲁迅的心，年轻人总是先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大约是读了鲁迅的信后徐懋庸也很生气，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再次写信，纠缠小事质问鲁迅，在信中上纲上线、帽子满天飞。于是这封信点燃了鲁迅的愤怒之火，终于导致矛盾总爆发。鲁迅发表了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无论怎样评价，这封信表达了鲁迅对于“左联”领导人宗派主义的愤怒，当是不争的事实。
鲁迅这封公开信的影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对“左联”领导干部以及徐懋庸等人造成了负面影响，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甚至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后半生命运。后果之严重可谓始料未及，当然这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鲁迅参加“左联”是为了使中国在创作和翻译上有起色，以此追寻文学的本质。他希望不断产生像柔石、丁玲、殷夫那样的作家、诗人和冯雪峰、胡风那样的评论家。但现实是即便像蒋光慈这样勤于创作的左翼作家，也因为重视写作轻视活动而被开除出去。鲁迅曾经说过，茅盾的《子夜》是好作品，是对立面所不能及的；他还和茅盾一起帮助伊罗生编辑了一本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草鞋脚》，向西方介绍中国青年作家，主要是左翼作家的作品；他把翻译看成是给起义的奴隶运送军火的工作，大力主张踏踏实实地做“硬译”的艰苦工作。他希望用文学这个特殊的武器，和年轻的左翼作家们一起向黑暗势力和腐败体制做斗争，借助翻译重返文学本质，给中国文坛留下永久的精品。他以自己的榜样影响“左联”，为这个组织扶植和培养了一批青年作家。但同时鲁迅又是有个性的作家，从不迁就任何人，为了坚持正义保持起码的尊严，他不惜和看不惯的任何人决裂。
我们如果心平气静地分析，那些青年作家（包括周扬、徐懋庸等人）本质都不坏，他们离乡背井，飘零上海，投身革命，追求激情。创作毕竟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且短期内出不了风头，鲁迅又是一个接近老年的作家，青年们急功近利，因此他们对于鲁迅的忠告不一定放在心上。而改变生活最快的便是革命（从政），这些人在今天也不少。他们中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私欲膨胀、借革命以营私，有发展成腐败分子的思想潜质，但那时还不存在掌权和进入体制问题。周扬并不是没有才华，他翻译过半部《安娜·卡列尼娜》就是最好的证明。鲁迅当年曾超前地指出：“左翼作家”要努力创作，不要把文学当作“敲门砖”，不要把文学当作“做官的工具”。这些话是很有提前量的，今天看来依旧是语重心长、高瞻远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