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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王炜:何为“青年”?
级别: 创始人
0楼  发表于: 2016-10-17  

王炜:何为“青年”?




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遗嘱》,鲁迅,下同)
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
  (《导师》)
最大的通病,是以为自己是青年。
  (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

正是在这颤栗的空间一个几乎神化的青年
突然永远离去,空虚则陷于

现在正迷惑我们、安慰我们、帮助我们的
那种振荡——这个传说难道白说了吗?
  (《杜伊诺哀歌·第一首》,里尔克,绿原译)


  青年工作者是否可以摒弃在并不久远的历史中曾激昂现身的、总体化的青春话语,以不被体制塑造的方式参与“开放社会”的具体重建?“青年”如果并非被置于“人之为何”这一更具历史性的张力论题的背景下讨论,如果失去这种向度,孤立谈论“青年的意义”即使不是可疑的,也会是对那些永远热泪盈眶的历史中的冲动话语的重复。如果不放在“人论”这一纵深的论争背景(可参考卡西尔与海德格尔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论争)之下理解“青年”,可能很难更进一步廓清在当代,通过重提“青年”主题所期望的分野。这种分野即是生活方式的也是政治的。
  几乎没有一个西塞罗重写《论老年》,这一夹缝性的主题,将在“论老年之恶”(也许是更合时宜的题目)与晚年鲁迅式的“隐暗面”之间,成为一个难堪的黑洞。这一主题的冲动剧烈的对立面是“青年”的主题,当后者被重新提出,并不是说,需要一个梁启超来再次宣布青年时刻——每次青年时刻的实现都付出了沉重代价。被代价惊骇了的智者告诫我们,青年时刻不应仅仅成为一个悲剧时刻。而悲剧性已经压倒了青年人们,迫使他们从历史逃离,一如鲁迅遗言“忘记我,过自己的生活”。1989年之后,关于“青年状态”发生了一种反转,“老年”的黑洞已经被取代为“青年”的黑洞,“青年状态”处在如前所述“老年”的艰难夹缝状态之中,而“自己的生活”只是悲剧性的另一种延续,既没有未来的主人翁,也没有永久的顽主。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胜利。
  青年状态是艰难的,但并不优越于其他人生阶段的艰难,因为人在早晨、中午和黄昏都是艰难的,青年所面对的世纪野兽也并不是心态脆弱的斯芬克斯,后者会在被指出真相之后感到羞耻并自裁。而事实上,青年俄狄甫斯也没有摆脱斯芬克斯,怪兽以另一种方式,使俄狄甫斯进入了人之谜的黑洞,并且,使之永恒地进入了两代人之间、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艰难夹缝状态。这是关于青年的艰难的最深邃的故事。理解这种艰难,也许有助于帮助青年防御再次使用他们成为献祭品的谎言,这种谎言往往以赋予青年人一种超克性为开端。
  允许我继续使用一些文学案例来继续对“青年”的理解。我们有理由对“青年的意义”进行合理怀疑,但是,正如《白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所写的主要是一群青年人,这些青年人在时代变革之前的压力下,其心智和行为呈现了时代的前夜状态。这种敏感状态主要反映于青年,并且也造成了青年的艰难,因为他们更可能与时代中的实验与缺陷急切结合在一起,因此,也造成了青年的危险。“青年状态”也成为处在不同生命阶段的人们在时代中如何理解自身存在的镜子,并因为青年的危险而讨好或回避青年。当本雅明称青年是“沉睡着的睡美人”,不仅意味着青年有待“唤醒”,也意味着青春状态尚未被意识到。但是,不应忘记,“唤醒”青年的正是一位未来统治者。也许,被“唤醒”的青年从此开始了一种梦游状态。在今天,如果仅仅说青春状态“尚未被意识到”,我们会面临满布血迹的疑问,因为——如前所述——每次“被意识到”都是悲剧性的,而非光明结局。但在今天,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青春状态”应当“被重新意识到”?
  在我们的传统叙事中,青年的自我意识至少有两个原型。其一,也是较多被使用的,是哪吒式孤绝于宗法约束的烈士形象。另一个潜意识叙事中的青年——李元霸——其心智的天真和半神性质(他的瘦小外表与他具有的能力形成戏剧性的反差),使他成为被成型中的政权利用的青年力量的代表形象,但却很少像哪吒的形象那样被理解。人们习惯认为,他只是一个缺乏意义的、纯粹为增加叙事愉悦带来震惊效果的白痴角色。在变乱分裂的时代,如果仅依靠政客和老江湖们的谋划,新秩序的形成将遥遥无期。人们需要一种加速器。传奇讲述,在一场各路军阀的联合演习之后,他——一个既被畏惧也被轻视的青年——一举消灭了十八支军队(也是政权竞争者)的战斗力,然后,他的命运也随其时代加速器作用的完成而告终结,仿佛原始自然力回收了他,故事不再需要他留在人类世界——他在一个新时代的继续留下也是难以想象的。一如里尔克所写,那个“几乎神化的青年”、“突然永远离去”,而振荡的空间——对原始力量的想象——继续迷惑我们。无论是1919年,无论是在武斗时代还是1989年,这两种形象并不会在那些“突然永远离去”的青年身上荡然无存,而我们也赋予了他们几乎神化的意义。或者说,年轻人们由此总是成为那“同一个人”。因此,“青年”容易成为重复者,而这种重复似乎不容易被自我发现。“人民为什么把两个人看成一个人呢?”——在整理几种不同的浮士德形象时海涅说,并进一步指出:“人民”的倾向或惯性是:把不同的、所有的人都看成同一个人。青年容易成为“同一个人”,而“同一个人”——而非鲁迅所希望的“不同的人”——事实上是“人论”的终结吗?他们通过成为“同一个人”,成为了G·安德斯(Günther Anders)所称的“过时的人”——以及“过时的青年”了吗?当我们重提“青年”,我们如何避免对历史中总体化的、冲动的青春话语的重复?这种重复仍然怎样未经分析地,出现在一些于其专业领域并非没有价值的当代社会科学、公共艺术、教育和社会理想的表达中?
  与西塞罗式“老年”的主题不同,关于青年不能“沉思”,只能体认——因为“青年”早已非那个沉思人之谜的青年哈姆雷特(可以理解为前哈姆雷特),也非那个选择一步迈进“弃绝知识”的激进行动的青年哈姆雷特(可以理解为后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并非在一厢情愿的犹疑知识分子们身上存在,而恰好在他们的反对者、破除四旧文攻武斗的红卫兵身上存在——这是一种剧烈的颠倒。——我举了太多文学的例子,曾由诗人和苏格拉底们参与和保存的例子。怎样理解当诗人被驱逐(也被沉溺于虚幻主体并依附于社会上升模式的修辞家替代)、苏格拉底已死之后青年的命运?而鲁迅,也许仍然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例子。稍后我再简述这位现代汉语文学之父与青年进步团体的关系。与之同构,我们可以把苏格拉底的命运视为鲁迅命运的最传统而又最接近本质的原型,而左翼青年确实成了下一代掌权者。福斯塔夫与哈利王子的关系,是苏格拉底与青年关系的一个变体。实际上,哈利王子(也即亨利五世)才是一个真正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试图以非法的自由哲学影响哈利王子的福斯塔夫,成为未来青年君主隐藏自己的“乌云”(请联系阿里斯托芬那朵哲人王的“云”),而未来掌权者在接受诱惑中反诱惑,在接受教育中反教育。这是马基雅维利计划的一个不被注意的失败,也是对苏格拉底的多重而微妙的反转。

年轻人们学习各种及时、尖锐的知识
如同吃下苦果的雷震子。
当你们从年轻的告白
转入年轻的告密之前
一个笨拙的苏格拉底
找你们说该如何生活,
你们把他侃晕,灌翻
让他搞清楚时代不同,
被你们的不需要压倒。
但你们不能回答为什么
同龄人突然来执行石刑,
并且自己也在拂晓时分
成为令人作呕的肉堆。
恐惧是这一天的工作单位
增加真实就是增加死者。
接下来的声音告诉我们
这一如既往是党的堡垒。


  青年在否定性与普遍性之间摇摆不定。也许,越来越难有一个苏格拉底能够说服青年们,即使他愿意解构由不同生命阶段——因此也产生了不同生命经验的权威性——所构成的系统的森严,也愿意没大没小,即使他是一个赵四而非赵尧舜(或者那个在青年时刻中,去到广场向青年致意的长者)。也许青年越来越再无法去爱“上一代人”。
  竹内好在《何为近代,以鲁迅为中心》一文中分析了鲁迅与“革命文学”(如普罗文学)的论争,以及鲁迅对当时被视为冷僻的、处在“世界文学”这一上升模式之外的文学传统的整理与引入。在生命后期,这一切造成了鲁迅与左翼青年团体的距离感。鲁迅的距离感并非出于自我保存的目的,而始终是激发性的,是一种显明而不是隐匿。因为他完全可以隐匿于青年人心目中的权威位置和左翼思想统一阵线,而非始终作为一个论争者,在这一点上,他是反歌德的浮士德的(浮士德形象几乎概括了在今天仍未过时的近代男性意识的全部欲望、虚伪和对外部世界的反应形式)。踏入第二次青春状态的浮士德形象是对“青春状态”的集中反讽,歌德诗剧文本中处处皆是这种反讽的提示(《浮士德》第二部第二幕第一场,魔鬼假扮为老师浮士德,而一个学生声称要打倒他面前的反动学术权威,并宣布世界是为青年而存在)。歌德背后的远景——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另一个讽刺文本)中正是把青年人放在潜在的掌权者位置,而一个自我保存的老师隐匿于为“青春状态”服务中。日本文学那浮士德式的利己主义和补偿性的自信对“青春状态”的崇尚(一具真实的女性尸体和一个作为虚伪顶点的永恒女性幻象——也是永恒女性的尸体),和中国文学一样拒绝了对“近代性的追寻”。竹内好——这位在日本现代思想中具有赫尔岑式气质的分歧者——试图以他对鲁迅的卓越评述使日本那浮士德的青年学生式的世界欲望转向,并提到鲁迅对海涅的兴趣,而海涅恰好正是歌德式浮士德的有力批评者。海涅,在生命晚期,不断书写关于“青春状态”的诗作。“青春状态”在这些诗中,是人类渴望却从未实现,但又总是需要的催眠曲。这种关于“青春状态”的异见,也是海涅处在鲁迅式与革命青年团体的距离中的反映,虽然青年马克思们不会注意到、也不会聆听这位衰老的病人的异议。鲁迅对海涅的兴趣,不能夸大为深入理解后的洞见(他来不及),但可以理解为感性预见。另一方面,鲁迅着手整理被“世界文学”过滤与边缘化的“民族文学”,其“反潮流”的意义在今天不难被理解;这种工作——使我们在青年马克思们的世界欲望中转向的工作——仍未完成。在今天,这种整理工作的维度更复杂了,上升模式的构成、可供对照的条件和言语被不同资源干预的情况更加复杂了。鲁迅——竹内好——海涅,这一老年智者的遗言丛集,仍然是提请“青年状态”自我认识并转向,徘徊在青年马克思的世界之外的幽灵群体。
  另一方面,青年的艰难和微弱状态,正在被一种弱普遍主义所转化,后者使“青年”主题单一化为社会弱势现象的构成部分,从而篡改了“青年状态”。同时,“青年状态”不仅被市场消费和被意识形态所篡改,“青年状态”更被用作篡改人的生命经验、从而对人进行生产的工具。在理解作为劳动力资源和反抗资源的青春,以及制度对青春的管理方面,我们是否也需要以重新认识鲁迅——竹内好——海涅这一不被需要的老年智识之镜为前提,而他们更可能被判决为一种梅菲斯特?
  如果“青年状态”不再由重复性的总体化青春话语预设主体,也不再通过它实现主体,由此积极改变我们在不安的世界上重构自我形塑、以及人性形塑的想象力,我愿意把这称为“青年状态”。这意味着,“青年状态”可以不处在未来主人翁的进化论时间之中,也不处在玩世不恭者的弥散和虚无时间之中。同时,这也意味着,青年状态不能孤立自身以自我预设。但青春话语会认为,历史以青年孤立自身的冲动方式呈现。对反思的亟需,并非要求青年去追求西塞罗式关于老年状态的“沉思”,如果是那样,我们又会重复另一种青年状态:年轻的老人。反思以及青年对体制的疏离,并不能仅仅在静默沉思中发生,疏离的运动需要不断地实践。在此,可以回到本文的开始:青年工作者是否可以摒弃重复性的、总体化的青春话语,以不被体制塑造的方式参与“开放社会”的具体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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