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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何小竹:未完成的“先锋”——我亲历的中国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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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1-12-17  

何小竹:未完成的“先锋”——我亲历的中国当代文学



1、1979年的一个下午

  1979年的一个下午,我收到了在北京上大学的中学同学寄来的一本杂志,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自己办的一份校园杂志,刊名叫《未名湖》。里面有一篇诗歌评论,让我特别好奇。评论中提到的诗人,都是我之前完全不知道的,比如北岛,芒克,顾城。评论中引用了他们的诗歌。
  读到这些诗歌我很激动,是那种发现新大陆的激动,原来诗歌还可以这样写。这与之前我看到的那些发表在公开出版物上的诗歌完全不同。就是从这个下午开始,我有了写诗的冲动。
  那时我16岁,是一个地区歌舞团的二胡演奏员。那个下午之后,我开始了去图书馆的疯狂阅读,也开始在这座长江边的城市里兴致勃勃地寻找爱好诗歌的同道。
  从1979年到1986年,被称为中国的“思想解放”时期。官方在搞“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从意识形态上削弱毛主义及其毛派人物在政治上的影响,为邓小平时代的到来做舆论上的准备。而在民间,读书和思考的风气空前活跃。尤其是青年,无论是在校的大学生,还是校园之外的社会青年,他们对精神食粮的渴望,远远超过了对大米和鸡蛋的渴望。萨特、弗洛伊德、尼采等西方哲学家的著作被重新出版,成为热门读物。存在主义、潜意识、超人等词汇被大学生们时常挂在嘴边。中国哲学家李泽厚所著的《美的历程》一书畅销百万册,在中国掀起一股罕见的“美学热”,他本人也成为青年们尊崇的导师和偶像。
  人们需要对“十年文革”进行反思与批判,需要摆脱既有的思想束缚,获取新的精神资源。但官方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并不彻底,虽然从政治上清理了毛派人物,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权威,但在意识形态上却并没真正摆脱毛主义的影响,所以,时有反复,与民间的“思想解放”运动形成对立和紧张的关系。

2、1984年冬天,李亚伟写来了一封信

  就是在这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开始疯狂地阅读,为将来的创作做着准备。我最早读的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俄国的,法国的,英国的,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狄更斯的《远大前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及托尔斯泰的《复活》。与此同时,我也认识了同城的几个文学青年,他们有在校的大学生,中学的教师,皮鞋厂的工人,百货公司的会计,报社的编辑。我还惊喜地发现,与我同在一个剧团,并与我住同一个宿舍的琵琶演奏员,他也在偷偷的写诗。
  1983年,我认识了朱亚宁和陈乐陵,他们一个是广播电视大学的中文教师,一个是艺术馆的美术干部。他们写小说,已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作品。他们一致认为,我读的那些作家都过时了,我应该读一读二十世纪外国现代派的作家,读一读卡夫卡。
  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国诗人兼翻译家袁可嘉主编了一套名为《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的丛书。通过这套丛书,我接触到了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荒诞派、自白派、意象派、意识流、新小说以及魔幻现实主义等文学流派。其中,影响我最大的,是卡夫卡的《城堡》,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博尔赫斯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以及罗布-格里耶的《橡皮》。
  1984年夏天,我收到了一封信,写信人名叫李亚伟。他是通过我的朋友而知道我的。随信寄来了一本油印诗集,叫《恐龙蛋》,于是,我知道了有一群与我年龄相当的人,在写一种惊世骇俗的诗,他们宣称自己是一群身上挂满诗篇的豪猪,为打铁匠、大脚农妇写诗,写的是“他妈妈的诗”(一种骂人的粗话)。这一群人中,除了胡冬毕业于四川大学,二毛毕业于涪陵师专之外,李亚伟、万夏、马松、胡玉等均毕业于同一所大学,(他们都毕业于)南充师院。他们自嘲这是世界上最烂的大学。他们就是后来充当了“第三代”诗歌开路先锋的“莽汉”诗人。
  那年夏天,我陆续收到了李亚伟从一所偏僻的乡村中学(他毕业后工作的地方)寄来的一本本油印诗集。我和我身边的朋友们在江边的茶馆里朗读着那些后来成为名篇的诗歌,胡冬的《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女人》,万夏的《红瓦》,李亚伟的《我是中国》、《硬汉们》、《中文系》、《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马松的《咖啡馆》、《生日进行曲》、《灿烂》等。
  “莽汉”诗歌追求生命的原生态,显示了一种非理性的反文化姿态。他们摧毁优美,解构崇高,随意性的口语,放荡不羁的叙述主体,是美国“垮掉的一代”的远房亲戚。由于都是出生于六十年代初期的人,他们的诗歌语言天然的带有一种暴力的倾向,大量借用“文革”以及当下的政治话语,带有强烈的反讽和批判。
  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李亚伟来信,告诉我他的“莽汉”朋友万夏正在成都与一帮诗人发起成立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委托他到涪陵来,与我一起成立涪陵分会。接着,我陆续收到从成都万夏那里寄来的有关青年诗人协会的文件。这些用不同材质和颜色的纸张打印的文件前后矛盾,意味着内部充满了斗争。到了冬天,李亚伟终于穿着一件军大衣,带着二毛、蔡利华等“莽汉”兄弟出现在我的宿舍门口。他个子高,偏瘦,一头长发,架着眼镜的脸上长满了青春痘。这个在诗歌中落拓不羁的人,给我的最初印象却是出乎意料的腼腆,喜欢掩嘴而笑,并要求洗热水脸。
  涪陵分会并没成立,我们只是借此机会昏天黑地地喝了几天酒。但这次见面对我的影响极大,可以说,是李亚伟及其“莽汉”诗歌激发了我内心的反叛精神,不再为发表而写诗,而是为写诗而写诗,写自己想写的诗。
  后来有朋友问我,当时怎么没加入“莽汉”?其实,这个问题我在与李亚伟初次见面时就已经有过解释,我说我喜欢你们的诗歌,但我自己写不了,因为我的性格和我的生活方式都跟你们不一样,写出来一定是假的。
  1995年,我写出了《梦见苹果和鱼的安》、《大红袍》、《牌局》、《一种语言》等十余首诗歌。我自己也很吃惊,无法解释它们属于哪一个类别。幂幂之中,我好像在等待着一种召唤。

3、1986年,“非非主义”诗歌运动

  大约在1985年底,或1986年初,我接到了周伦佑从四川西昌寄来的信,他告诉我,他正在准备发起一场名为“非非主义”的诗歌运动,要我寄一些诗给他。
  我是1983年在成都参加四川省青年文学创作会时认识周伦佑的,他那时在《星星诗刊》做兼职编辑。他比我年长十多岁,已经是省内晓有名气的青年诗人,口才极好,对人也很热情。从成都回来,我与他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
  于是,我把最近写的诗寄给了他。就是《梦见苹果和鱼的安》、《大红袍》等十多首诗歌。
  过了几个月,时间进入1986年夏天,我收到了周伦佑寄来的一本杂志:《非非》。我寄给他的那些诗,被他冠以《鬼城》的总题,发表在了这本杂志上。
  这当然是一本没有经过国家正式批准的杂志,跟李亚伟他们的《莽汉》打印诗集的性质一样,在当时被称为“地下刊物”。只不过它是铅印的,封面也是彩色的,比《莽汉》要更像一本杂志。
  《非非》创刊号发表了蓝马执笔的“非非主义宣言”,周伦佑的《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录》,蓝马的《前文化导言》、《非非主义小词典》,以及周伦佑和蓝马合作撰写的《非非主义诗歌方法》。这些理论性文章力图告诉人们,“非非主义”是什么或不是什么。但我是一个不擅长理论思维的人,我看了这些文章还是不明白何为“非非主义”?我只是为文章里那些词语感到新鲜,并有完全的认同。尤其《非非主义宣言》,它带给我的激动不亚于当年的革命青年读到《共产党宣言》的那种感觉。
  非非主义宣言(片段)——

  我们今天以“非非”这个符号,以及它后面眼下尚十分朦胧的一大堆尚待清理的语义,正式地宣布:从“非非”的提出开始,我们将奋力拓展文化的疆域,直到文化对我们今天指出的“非非生命体”和“非非思维体”有一种深刻的了解为止。直到我们看到,在这个文化了的世界上和文化了的人群里,重新充满“非非生机”,到处荡漾着“非非价值”为止。
  非非,乃前文化思维之对象、形式、内容、方法、过程、途径、结果的总的原则性的称谓。也是对宇宙的本来面目的“本质性描述”。非非,不是“不是”的。

  事实上,“非非”就是一场革命,语言世界的革命。它要求我们把所有被文化污染了的语言清洗干净,还原到它们本来的面目。比如“月亮”,它不应该再是“宁静”、“乡愁”、“浪漫”以及“爱情”的象征物,它就是天上的那个发光体。
  很多讽刺“非非”的人说,你们又要超越语义,又要用语言写诗,不是要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吗?啊,“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好,就冲着这个讽刺,我当定了“非非”诗人,我要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而且,我知道,当我有一天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时候,我并不孤单。《非非》创刊号上,头条刊发了杨黎的《冷风景》。“冷风景”也是一个总题,在这个总题下,是《街景》、《小镇》和《红色日记》三首诗歌。凭着这些诗歌,杨黎已经提着自己的头发,从地面上轻轻的升了起来。
  除了杨黎,我还在“非非”里读到了我喜欢的诗人的作品,他们是吉木狼格、小安、尚仲敏和梁晓明。他们的诗歌,也让我看到了“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可能性。
  自《非非》创刊之后,我开始仔细阅读蓝马的《前文化导言》,哪怕是一知半解,似是而非,但我自认为进入了一种“非非”状态,自觉的将自己的写作去靠近那个实施了“语言还原”的“超语义”的诗歌理想。1988年,我写出了带有语言实验色彩的《组诗》,并将它题献给蓝马。

4、关于“第三代”诗人和诗歌

  首先,“第三代”诗人这个称谓中的“第三代”不是一个时间顺序词,即:在它的前后,没有“第二代”和“第四代”相关联。“第三代”是针对一批诗人的特定用语,就像“垮掉的一代”一样,是一种意义表述,而非时间表述。
  与“朦胧诗”不一样,“第三代”不是他人强加的标签,而是诗人的自我命名。据我所知,最早的命名者应该有这几个人,赵野、廖西、胡冬、万夏、杨黎。1984年,他们在成都相识,然后准备编一本刊物,专门刊发一批出生于六十年代,在校或已经毕业的大学生诗人的作品,比如四川的“莽汉”,南京的“他们”,刊名就叫《第三代人》,赵野和杨黎做主编。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万夏扩大了选诗的范围,纳入了以北岛、江河、杨炼为代表的朦胧诗人,以及以柏桦、欧阳江河、翟永明、张枣、钟鸣等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宋氏兄弟(宋渠、宋炜)、石光华、廖亦武等为代表的史诗派诗人。刊名先是叫《现代主义同盟》,后来为了回避新闻检查,更名为《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第三代人”的初衷,只作为杂志中的一个栏目得以体现。这也是基于当时形势的一个妥协,“现代主义”需要一个“同盟”。
  “第三代”诗歌的特征在“莽汉”诗歌那里已经开始呈现,而围绕在《他们》刊物周围的一群诗人,即后来称为“他们”诗派的,如韩东、于坚、丁当、小海、于小韦等人的创作实践,也为“第三代”诗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特别是韩东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于坚主张的“反对修辞”,以及“口语化”写作,更在诗学上为“第三代”诗歌划出了边界,增加了“第三代”诗歌的可识别性,较之于“莽汉”的“为打铁匠、大脚农妇写诗”的口号更具体。而这时候的杨黎,“非非”还没有出现,他的诗歌理念及其趣味是倾向于韩东、于坚等“他们”诗人的,尽管他也是“莽汉”的好朋友,甚至还写过有点“莽汉”的诗歌。直到1985年,杨黎参与了周伦佑发起的“非非主义”诗歌运动,杨黎才有了“非非”诗人的标签。但在他的内心深处,是不认同(或者说不完全认同)周伦佑的“非非”主张的。“当时我在非非里没有真正的朋友”,这是他后来在谈起自己当年加入“非非”时说的话。他还是倾向于“他们”。也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力图在“非非”的格局里建立自己的诗学体系,这一体系得到了“非非”理论家蓝马的认同,也与“他们”诗派形成呼应。其核心理念就是“言之无物”,即后来的“废话”理论。
  但“非非”的出现,无疑为“第三代”诗歌的成型和成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8年,周伦佑写出了《第三代诗论》,首次系统地提出并论证了“第三代”诗歌的概念,即:“反崇高、反文化、反价值”的“三反”理论。而以杨黎为代表的“非非”诗歌,自然扩大了“第三代”诗人的阵营,增加了“第三代”诗歌的实力。自此,“第三代”诗歌的版图,囊括了当时主要的几个诗歌流派:“非非”诗派、“他们”诗派、“莽汉”诗派、“大学生”诗派、“撒娇”诗派等。后来有学者把凡是参加了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举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的诗人都归为“第三代”诗人,是不准确的。比如海子和西川,柏桦、欧阳江河和翟永明,他们的诗歌并不具备“三反”的特征,恰恰相反,比如海子,他是追求崇高、迷恋文化、肯定价值的。事实上,他们自己也并不承认自己是“第三代”诗人。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于“第三代”的诗歌主张(比如西川是坚决反对“口语化”写作的)。

5、未完成的“先锋”

  前面,我用大量的篇幅,叙述了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经历(主要是以“第三代”命名的先锋诗歌运动),介绍了“第三代”先锋诗歌运动的几个重要流派,引用了一些诗人的代表作品,为大家交待了一个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背景(或者叫一个“侧面”),那么,现在我可以进入到此次演讲的主题了——未完成的“先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思想上,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在文学上,是一个先锋的时代。思想的开放,不是说那个时代就没有对思想的压制,而是人们在压制中,愿意去思考,有追求新思想的欲望。文学的先锋,也不是说那个时代旧的文学观念和形式就彻底退出了舞台,而是一批新的诗人和作家,愿意去打破传统,有创新的勇气。以“第三代”诗人为代表的先锋诗人们,彻底挣脱了文学服务于政治,即“文以载道”的工具论束缚,让诗歌回到诗歌本身,以空前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尝试着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从而刷新了现代汉语语言。用李亚伟的话说就是,“现代汉语的成熟,从‘第三代’诗歌开始”。可以说,由于“第三代”诗歌的出现,旧的诗学体系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审美标准也随之而改变,陈词滥调的诗歌受到了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抛弃。
  那么,在这个先锋的时代,小说的情况又如何呢?
  1986年,《收获》杂志开始连续、集中地刊发一批实验性小说,将马原、莫言、苏童、余华、北村、孙甘露、格非、洪峰、扎西达娃、色波、残雪、皮皮等青年作家推向了文坛,他们的作品被评论界冠名为“先锋小说”,以他们为代表的一批青年作家被称为“先锋作家群”。《收获》杂志之外,《人民文学》杂志推出了刘索拉,徐星;《十月》杂志推出了朱亚宁。
  “八十年代,那是一个令人神往、令人无限怀恋的年代。在那个时期,我们这个民族所激发出的那种对追求真理的热忱和虔诚,在文学艺术领域所呈现出的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都是前所未有的。那时候,我是一个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编辑工作对我来说,就是谋生的手段。我能够做一点事情,那也是前辈编辑的引领和顺应大势的结果。当时在《收获》新掌门人李小林(著名作家巴金之女——笔者注)的支持下,我像挑选潜力股一样,把一些青年作家汇集在一起亮相,一而再,再而三,那些年轻人后来终于通过一场文学革命,成为影响中国的实力派作家。”这是《收获》杂志编辑程永新对当年情况的回忆。
  这批先锋小说家受到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以及卡尔维诺的影响,强调小说的虚构性,以不确定的叙述,超文本的结构,表现出对客观世界(真实与非真实)的怀疑,对意义(主题及价值)的消解。从精神取向上,可以说“先锋小说”与“第三代”诗歌是一脉相承、意气相通的。马原、扎西达娃、色波当时生活在西藏,他们选取的小说题材,也都与西藏这块土地有关,因此,他们的身上还有一个标签,即“西藏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群”,这标签一看就知道,来源于以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彭铁尔和鲁尔福为代表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是在拉美文学的刺激下,结合西藏这块神秘的土地,而开始自己的文学实验的。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虚构》,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色波的《圆形日子》、《在这里上船》,均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构筑自己的叙述文本。余华、莫言、苏童、格非、孙甘露等,他们没有西藏这块天然的神秘土地为依托,便在中国的历史(主要是民国历史和“文革”历史)中寻找叙事的支点,拉开与现实的距离,以获取叙述语言的形式空间。如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格非的《谜舟》、孙甘露的《信使之函》、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这其中,残雪的小说与马原和莫言们都不太一样,她写的似乎是当代现实的人物和故事,但故事的形态却又与现实有着极大的距离,如同梦幻,而这种梦幻又与“魔幻现实主义”不同,没有涵盖宇宙和历史的宏大叙事,而是极其个人化、主观化的臆想和独白。
  那个时代,不仅年轻作家,老一辈作家,如王蒙、李陀、高行健,也在尝试着新的小说表现形式。只是,他们受到旧的文学观念的影响太深,实验中不免露出旧时代的底色,显得不是那样纯粹,被一些批评者讽刺为“伪先锋”。不过,这也表明了“先锋”在那个时代已趋向于主流,现实主义小说已经退居到批评家的焦点之外,能够引起人们议论的已经不是小说的题材,即你写了什么,而是你的表现形式,即你怎么写的。
  但是,(1989年之后),紧跟着1989年的到来,一场政治事件,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也中断了先锋文学的实验步伐。如果说,这时候的先锋诗人和先锋作家在私下里还没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学理想,还在惯性似的做着自己的文学实验,那么,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开启了中国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先锋文学便彻底失去了其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真正终结为一段仅供回忆的历史。为了生计,诗人们纷纷“下海”,如“非非”几位代表诗人合伙创办了广告公司,“莽汉”诗人集体做起了书商。小说家们也与在大众阅读趣味面前做出妥协,写起了更现实或更有故事性的畅销书,如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莫言的《丰乳肥臀》,皮皮的《渴望激情》,就是这种转型之作的代表。他们与之前就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原则为旨归的作家合流,共同瓜分着市场经济下的大众阅读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诗群,在九十年代他们不仅没有散伙,还吸纳了新的成员,如朱文、吴晨俊、金海曙、鲁羊、李冯等。但是,他们这时候的创作重心,已由诗歌转向了小说。他们的小说并不以“先锋”为标榜,但实质上,其文学趣味和价值观都是与当时的文学氛围相抵触和背离的。终于,到了九十年代末,他们发起了一场以“断裂”命名的“文学起义”。关于这场“文学起义”的形态和影响,《收获》编辑程永新在事后有一番描述——

  “1998年5月份,文坛新锐、江苏青年作家朱文等‘以民间的方式’向全国多个城市的作家发放《断裂:一份问卷》,形式被设计为‘一个作家向另一个作家提问’,13个问题涉及当代中国文学中有没有文学偶像,作为思想权威的鲁迅对当代中国文学有无指导意义,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是否有其权威性,《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是否能够真实地体现目前中国文学状况和进程等。问卷采取的是一种完全叛逆、彻底否定现存文学秩序的姿态,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需不需要继承文学传统,不同年龄的两种创作是否水火不相容。之后,韩东又发表了《我的文学宣言》、《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为这份问卷摇旗呐喊,推波助澜。韩东在《备忘》中进一步声明此问卷‘不是炒作,而是一次行为。炒作是为了名利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行为则是优美、有趣和富于刺激性的。行为要解决的不是一个利益问题,而是有关文学理想问题’。他认为现今的‘文坛是一种利益共荣圈,名人间相互利用,彼此为盟,洋溢着一种极为腐朽糜烂的甜丝丝的气氛’。为了‘保持最大的诚实’,他在《我的文学宣言》中认为,‘鲁迅是一块老石头’,‘当代文学评论并不存在,有的只是一伙面目猥琐的食腐肉者’,‘《读书》、《收获》是知识分子和成功人士平庸灵魂的理想掩体’,‘茅盾、鲁迅两大文学奖作为当今最恶劣小说的奖项,它的公正性将有目共睹’,等等。”(摘自程永新答记者走走:《关于先锋文学和先锋编辑》一文中的注释1)

  我认为,“断裂”是先锋诗人(韩东、朱文此时虽有了小说家的身份,但本质上仍是诗人)对现存文学体制发动的一次“自杀式”袭击。其结果是,那个体制,韩东所称的“庞然大物”,依然庞大,并没有轰然倒下,而是继续无所不为,无所不能地支配着体制与市场的运转。发起和参与“断裂”的人,则被体制彻底拒绝,包括一些昔日的朋友,也因为自身的利益所在,不愿意“自杀”,而与之决裂,至少是避而远之(如吴晨俊,他是朱文和韩东的朋友,“他们”诗派后期成员,但他拒绝回答“断裂”问卷,也就是表明了不参与的姿态。再比如前面提到的《收获》杂志编辑程永新,他发表过韩东、朱文、李冯等人的作品,但因为后者在“断裂”问卷里将《收获》杂志也视为“腐朽”之列,而断绝了与他们的交往,这也意味着,不再发表他们的作品。)
  在九十年代末,还有一次事件值得一提,那就是1999年,在北京平谷县盘峰宾馆举行的一次诗歌研讨会,参会的诗人因所持立场不同,分化成“知识分子”与“民间”两派,彼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史称“盘峰论争”。
  这次论证被人称为“自朦胧诗创作讨论以来,中国诗坛关于诗歌发展方向的一次最大的论争”,也是“前网络时代最后一次诗歌论争”。争论的起因是程光炜主编的一本诗选,《岁月的遗照》。“民间”一派认为,《岁月的遗照》这部诗选遗漏了很多重要的先锋诗人,就算选入于坚、韩东,也只分别选了他们的两首小诗,处于边缘地位。这是有意的忽略和排斥,是想以少部分主张“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一统江湖”,建立新的诗歌体制。看起来是话语权之争,或者如有的媒体直白宣示的,是权力之争。但实质上,在我看来,还是“诗学”观念之争。
  平心而论,无论是以欧阳江河、西川、臧棣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一方,还是以于坚、伊沙、沈浩波等为代表的“民间”一方,按八十年代的观念划分,都是属于“先锋”阵营的。正如会上诗评家沈奇在发言中提醒大家的:“人群之外还有一个人群,房子之外还有一所房子。”意思是,真正的“敌人”不在现场。但是,作为同属“先锋”的“知识分子”和“民间”均未理会这一提醒,他们真的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了。许多没有到会的诗人,也先后卷入了这场论争,如“他们”的韩东,“莽汉”的李亚伟,前“非非”的杨黎、吉木狼格等,均站在了“民间”一方。论争期间,韩东发表了《论民间》的长篇文章。
  “民间并非出自任何人的虚构,更非出自某些人有目的的炒作或自我安慰的需要,它始终是一个基本的事实。长期以来,由于来自权力和主流话语的否认、歪曲和混淆视听,民间始终处于模糊的未明状态。九十年代的新情况是:那些竭力否认民间存在的人是一些民间出身的诗人,这是否意味着对民间的否认变得更有说服力?抑或是由于个人身份的改变,这些诗人不再需要民间了?有人曾将对西方话语权力的批判斥之为‘数典忘祖’,那么,对民间的否认是否亦然?问题仅仅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真正有价值意义的部分到底缘自何处?它的独立精神和处理现实的刨造能力到底缘自何处?”(韩东《论民间》)
  如果仅仅是为了“权力”,那是可以调合的。而不可调和的恰恰是观念。正如该书主编程光炜在序言中明确表示的那样:“我‘非非’式的、或者说准80年代式的诗学趣味,一夕之间完全变了。1991年夏,诗人陈东东从上海寄来《倾向》第3期……”“《倾向》的‘编者前记’暗示的,正是90年代诗歌所怀抱的两个伟大诗学抱负:秩序与责任。在80年代的朦胧诗、第三代诗那里,对此要么做了错误的理解,要么给弄颠倒了。”“《倾向》以及后来更名的《南方诗志》对《今天》《他们》《非非》艺术权威的取代,不是一般意义的一个诗歌思潮对另一诗歌思潮的顶替,它们之间不是连续性的时间和历史的关系,而是福柯所言那种‘非连续性的历史关系’,它们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型构’。”
  这就说明,今天构成“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们,虽然在八十年代与“第三代”诗人同属“先锋”,但本质上却是不认同“第三代”的,彼此的观念冲突早晚会爆发。作为“民间”一方年轻诗人的代表,伊沙、沈浩波们既认同“第三代”诗人的“先锋”性,将其认为是自己的一个传统,同时,也提出了有别于“第三代”的诗歌主张。他们的主张直接催生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或者叫群体)的诞生,这就是“下半身”。
  如果把“盘峰论争”看成先锋诗人继“断裂”之后的又一次“起义”,那么,这次“起义”的结果显得要比“断裂”好很多,其原因有多种多样,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一是有了伊沙、沈浩波、徐江等新生力量的加入,他们的行动能力支撑和感染了于坚、韩东、杨黎等“老一代”诗人(虽然他们在八十年代也曾有过那样的激情;二是时运相济,恰逢互联网这个新生事物在中国获得普及,“民间”一派率先利用网络(伊沙、沈浩波、南人主持的“诗江湖”网和韩东、杨黎、乌青主持的“橡皮”网),扩大了“民间”立场的影响,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开始了“断裂”似的“先锋”写作。
  但这场依托互联网而兴起的“先锋”运动,依然像八十年代的“先锋”运动一样,在将要深入的时候而中断(活跃的时间近一两年)。原因其实很简单,跟八十年代的“先锋终结”一样,体制与市场的双重合谋,以及诗人们在现实面前的自我分化(利弊选择),“网络文学”排除了“先锋”诗歌的存在价值,被更加通俗和媚俗的大众文学取代,被点击率和畅销取代。一批在网络上开始写作的“先锋”诗人,如乌青、竖、张羞等,又退回到晦暗之中,继续着他们不合时宜的“小众化”生存,写诗成为一件自娱自乐的事情。

(本文系2011年6月在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孔子学院的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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