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头流水，流离山下。
念吾一身，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
寒不能语，舌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呜咽。
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陇头歌辞》）
这是一个自在的时刻，依托外在景象起兴，紧扣现时的处境，力求在一种外松内紧的气氛中完成一次言说，却又因接听对象（或曰第一读者）的模糊，这次言说只限于临渊羡鱼式的呢喃。流水在身旁经过，不是扮演一个知音，充其量就算是一排旁敲侧击的琴键，它太过庞大而无名、无所寄托，而伫立水边的呢喃之徒徒有虚名，因其渺小——肉体的渺小、意志的纤弱——也归于无名。他所做的无非是模糊人与流水的分歧，把人的情感倾倒入流水中，虽是沧海之一粟，但借着流水之曼妙、悠远、多情，实现了你中有我的观测。流水之柔韧、无色无味、无情无义在辞章的演绎下沾染了人之泪波，变成了解我风情的不二人选。这是一个关于流水多情的传统，人从水之地理属性中觅得的每一次忐忑，都顺利转化为人的崚嶒精神面貌。水的渊源、流向、速度、声响……只要人勤于发现和总结，都能兑换为关于归宿、韶华的不可逆转性、乡愁、情思诸多方面的感情符号。仿佛流水的寄情遵循了一个原则：人的一切之所在、情感之依托，均可在流水中重现。流水成为万能的情绪载体。
此刻，旅人从他的立足点极目远眺，一方面看到了流水之源头（确切地说，是这支流水所能目击到的最前方的一个点），了解到流水的走向，就好像流水也刚巧旅行到此，与人有一个汇合，在情感上有一致的交汇，另一方面，他现在所占之地已经陷入了苍暮之中，属于一个后发的时刻，象征着朝霞的丧失（也即总有那么一股子丢失了什么东西的气息），以及出发点的遥不可及，这是一个对望的时机，他要眺望一个更早时期的自我，一个在彼地的自我，这是一次回眸的行动，是坚毅地踏上征途的自我半路上必然要遭遇的一次后悔般的回望，尽管征途要把他带入战场还是商海均不可知，但是，回眸的这个动作既是必然的也是容许的。流水的每一个形态、动静都可能改观回眸者的精神条件。或可说，取之于流水的形象质量越高，人的可塑性机会越多。无论是朝发的“欣城”，还是作为精神归宿地的“秦川”，都遥不可攀了，脱离了现在这个时刻，成为追思之物品。而一旦人意识到、体会到“追思”这个主题、这个行动的正当性、文学性，“追思”就变成了一根标杆，它标志着一个游子的感情世界魂有所系、落地生根之可能性。同时，追思的日益多样性发展——诗人之间类似乡愁的相互竞赛——也预示着纪行诗作为一个茁壮的品类理所当然。
那么，“追思”是怎么发生的？又如何把握其运作的质量？除了流水无微不至的烘托（“兴”）之外，复沓也是把握主旋律的法宝，例如“陇头流水”的二重唱，就在无形的节拍中展开，迫使当事人思忖第二次踏入陇头流水中还可以发现关于流水的什么信息。如若不是这一歌辞过早地涉及“断绝”这一明显带有终止性意味的意象——它像极了、也适合担任尾声的报幕员——他还有机会第三次使用“陇头流水”这一短句带来的细分视野助兴。细心的读者还应发现在追思的中途——或可说这首歌辞的中间位置上（如果认同它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作品）——他提到了一个当事人的状况：“寒”。这是一个关键信息，也可说是一个屡试不爽却常被忽略的抒情技巧：在外在之物的烘托作用之中，人与物尚在磨合之际，作者务必找到一个中介因素，来实现语句的迂回、意义的蔓延，它既脱离了外力（“流水”）的统辖，又意味着一个新情况得以发生，使得诗的脚步不致踯躅不前，从历史经验看，这个中介因素可以是一只鸟、一叶孤舟、半轮月、三四株杨柳、一绺炊烟……它能带来一个承接的机遇，并拓宽抒情的范畴，增加一个稳妥的变量。在这里，作者选定的是一种关乎时节的切身感受、一种寒意，尽管他本可以找一棵枯树或两只寒鸦达成同等的效果，但是，他舍弃了寒的代名词表演的机会，而直指凉飕飕的后背，似有一股黑压压的力量迫使他缄默。他顺应了这股力量，缩起了舌头。这个做法一方面塑造了一个旅人言不由衷、难以言说的心境，另一方面又暗自鼓励一个外在因素闯进来突破这无声的场面，也就是说，对一个反向情景的向往依然产生。冷得无话可说，或者说，毫无诉说的愿望了，这里包含着对知音匮乏的谴责，也暗示此去经途不见得有什么信誓旦旦的收成。没什么可交待，当然往往意味着没人可供交待。飘然一身，大地如家，欣城不见得是故乡，陇头也只是中转站之一；以此时此刻的陇头为分水岭，此前是欣城至此的一段物理距离，以及朝暮之间的时光荏苒，再之前，则是故乡至欣城的最初的溜达、脱离、跋涉。这种前置时间（事件）成为追思的目标，也为吟咏嗟叹奉献丰富的史料与事实。陇头以后，另当别论，似乎是另一首诗、另一阙词的责任所在。
与流水的第一个共性是流离失所，乃至营造出飘然一身、孑然独往的自我形象，眼下，又暂别流水的影响而塑造了沉默的自我这个纠结的形象，接下来，他要寻找的正是打破这压力——他已经通过歌辞得到了压抑的好处——的关键因素。在如此短促的篇幅之中，他的选择要么是受限的，要么必须求快。他可以选择一只寒鸦的鸣叫，或一位舟子的搭讪，来完成这致命的、伤心欲绝的一击，但我们如今看到的是他对“流水”的忠诚，在作品的第三部分——或许当事人已经预感到这就是一个了结——他再次利用了“流水”这一前置因素，只不过这一次是流水之呜咽。流水之声打破了人的沉默，完成了人之困境的切换，同时，从作品的结构来看，也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闭环模式，始于流水终于流水，这种稳健的写作模式或可理解为早期诗人对流水的报答措施。也正因为流水的戏份太重，这个作品的作者、当事人、第一读者显得太轻而不得不匿名，也算是流水的教育已让有心人经得住人生际遇的一波三折。
作为早期文学作品——今天的读者不妨称之为“诗”——它所提供的“陇头”三变堪称典范，今日之诗人多加揣摩，仍可从中受益，但摆在今日诗人面前的难题在于：千年不变之流水，如今怎样入诗？走旱路的诗人除外，旅途中也望得见一条河流的诗人只怕已无计可施，一则母亲河也倍受污染（这便是我们如今残酷的生存现实），已不是浪漫色彩的流离，而是真正的人为活动过猛造成的彻底的颠沛，二则以流水之名演绎自我之实，这种举措已不现实，或会导向一个矫情的不利局面，如今的流水是庞大工业流水线的一个配套资源，它不太可能在字面上、辞章上只属于一个诗人了，也就是说，“流水”的意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变得更为复杂，至少它要求当代诗人在处理它的形象时应趋于复杂多变，从漂浮的表象之下找到切实可行的喂养语言的淤泥。如今，流水成为流动的非风景：一个身在旅途中的诗人一旦谈起流水，就极有可能偏离了对沉默的自我形象的塑造使命，而变成了拯救河道的呼吁者，即使他有幸走过的河道是这个国家中难得一见的秀丽江水，他想以一种正面的、积极的、文学化的流水的呜咽来实现孤独自我的解脱，也极有可能陷入一个模棱两可的道义困境：他把难得遇见的干净水面称之为“呜咽”以衬托自我肝肠欲绝，往往意味着他对那些弥漫在无数城镇的被严重污染的河流——真正的呜咽所在——予以漠视。另一个经常碰到的情况是，当代诗人力图使用一个庞大的外在事物来描摹个人的心思微颤时，很可能放得出去收不回来，很可能，一条起兴的河流太过沉重和驳杂，而把诗的主题牢牢锁定在对河流这个配角的深究之中（不是河流见证了旅人为某事——比如乡愁或情孽——心肝断绝，而是河流本身作为一个对象明摆着在那里已足够令人心肝断绝），反客为主的流水已不许可诗人从容不迫地构造人与流水之间的惺惺相惜。
从这个层面上说，《陇头歌辞》意味着汉语诗歌一个美妙的开端不可重现，而语言因语言以外的事物的遽变而开启了漫无目的的迁徙。这也预示着《陇头歌辞》是当代诗人心目中的一个“欣城”或“秦川”，它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个豁口，我们在字面上看到的流水不绝，在生活中，已出现了断流与绝收，所以说，我们重读这一类早期作品往往表明我们拥有一个糟糕的机遇：凭借我们当前的河流品质，竟然有可能创造出不同于早期流水观念的诗篇来。我们所拥有的这种不同性竟然源自我们的自求毁灭。我们对流水的理解因为最近三十年来扔进河床中的人影有别而与早期诗人出现了分歧。我们倾慕早期作品中的流水客观而冷艳，而我们时代的洪流已不再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旅伴，它是我们的宿命的载体，它与我们个体的命运休戚相关、合为一体，已经无法做到在诗句中用过一次后把它放回原处了，它的不良现状告知某物（看不见的黑手）剥夺了我们游弋于“流水”意象几进几出、起伏有致、前后呼应的悠悠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