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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勒内·波莫:伏尔泰评述(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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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6-10-14  

勒内·波莫:伏尔泰评述(节选)

孙桂荣



  伏尔泰在《哲学书简》中给自己创造了一个人物,一个旅行哲学家的形象。这些虚构的信中的“我”,是一个调换了位置的“我”。被移位的还有那些唤起作者创作灵感的内心苦涩。与那个生机勃勃,人人都有个性,都敢于思索的英国相比,陷入流弊、迷信和贫困之中的法国实在太可怜了。伏尔泰开始扮演哲学家的角色。他思想清晰而又敏锐,他那尖锐的讥讽捕捉到了那些蠢人的每一根软肋,他不停地让那些家伙发出尖叫声。
  从《哲学书简》到《老实人》,人们一路追随着这位哲学家。到1740年前后,伏尔泰通过创作《密克罗梅加斯》,又开始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的创作:短篇小说。那个在宇宙中翱翔,用望远镜发现了人类的天狼星上的居民,就是生活在西雷村的伏尔泰。多年以来,他一直在研究牛顿和宇宙的历史,从这种宏观的视角来观察世界,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就显得非常可笑了。惟有几何学和附属于它的天文学才能把人类从可笑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些原子就是几何学家!”《米克罗梅加斯》是《哲学书简》的荒诞版,比《哲学书简》更加丰厚充实。这同一个角色又在《查第格》中再一次出现。巴比伦人查第格,就是那个刚刚出入过诸多宫廷、并且期望——谁知道呢?——当上大臣的查第格。然而,不幸,他失宠了,他的哲学思想恰如经历危机的伏尔泰。查第格是西雷村末期衰老了的伏尔泰。一个天使对他说,他总是抱怨是不对的。但他没有被说服。如果有胆量的话,他可能还会反抗天意:女人不忠,群臣无义,人生又是那么短暂。不过,这些事情也有好的一面,查第格的兄弟巴布克没有下令摧毁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曾为古波斯首都)。既然查第格当上了国王,又娶了阿斯塔尔特,一切的一切不就全都迎刃而解了吗?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因为,这时的伏尔泰屡遭不幸。夏特莱夫人以一种可笑的方式悲惨地死去,腓德烈二世,戏里的那个马克·奥莱尔,实际上是个暴君德尼斯式的家伙。必须赶紧逃走。莱比锡、哥达、法兰克福——一个个令人忧伤的所在,斯特拉斯堡、科尔玛、冰原,我们这位流浪哲学家都不知道该到哪儿去避难了。在里昂,一位红衣主教对他说,自己不能和一个与王室关系搞得如此紧张的人共进晚餐。伏尔泰只好用创作《斯卡尔芒塔多游记》来聊以自慰。斯卡尔芒塔多——这个悲惨的旅行者——对人世要抱怨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他在罗马险些被捕入狱,在君士坦丁堡差点被人用木桩刑处死,险些被奥伦扎格(音译,古印度的一个蒙古皇帝,传说他杀死父亲篡夺皇位,把蒙古帝国带上鼎盛时期。此处是伏尔泰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杀死,最后他老婆又给他戴绿帽子,并且发现“这才是人生中最甜蜜的状态”——这也是德尼夫人教给伏尔泰的人生哲学。

  老实人”从斯卡尔芒塔多手里接过那位哲学家游侠身上的褡裢,作为一个有条不紊的德国人,他详尽地挖掘人的悲辛与不幸。《老实人》是伏尔泰的自白,是通过讽刺文学的形式所做的自白,是伏尔泰向公众所做的惟一一次自白。如同伏尔泰一样,老实人“天真地”以为自己生活在“最好的世界”里,他也同伏尔泰一样,很快就大失所望。伏尔泰和天真汉的公德所在——这种公德真可谓世所罕见——就是很快地正视现实。脚踏实地的精神使他们能够知足常乐——库内贡德小姐变得异常丑陋,德尼夫人成为一个巨硕肥婆,大家在一起吵吵闹闹,就像在君士坦丁堡和日内瓦时那样。不过,能够“从事于自己的园地”却是件惬意之事。我们这位哲学家游侠,通过《老实人》终于定居下来。在伏尔泰后来写的短篇小说中,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个人物了(巴比伦公主的情人》里那个多情的旅行家对“哲学”不大感兴趣)……自那以后,费尔奈的园丁全身心投入到哲学大论战中,开始戴着另外的面具写作。
  (……)正如我们所知,《历史哲学》是出自“巴赞教士”的笔下,为之所做的《辩护》,则是出自这位教士的“侄子”笔下。我们要感谢一位“神学院毕业生”为我们写出了《历史怀疑论》,感谢一位“本笃教会教士”写出了《中国信札》,感谢“B……教士”为我们留下了《古福音书集》。
  是“热沃当地区的新教教士团”向A.J.鲁斯坦发出了《告诫》,一个“神学院毕业生团体”向“贝尔吉耶先生”进献了《关于捍卫基督教的合理建议》,最后,是普鲁士国王陛下的“布道牧师小组”不遗余力地解读了《圣经》。
  “波迪库洛索修士”出发去圣地,接受拉古兹(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一个城市)嘉布遣会修士的建议。“神学博士当波奈先生”翻译了被辞退的“扎帕塔”的《问题》。“唐-卡尔梅”创作了《白牛》。《天真汉》是“选自凯斯内尔神父的手稿”。《一切都来自上帝》是“蒂亚德教士”的作品。至于那位可敬的鞘翅类昆虫学家则是一位自然主义者;正如他的名字所表明,他是专门写《蜗牛》的。——(此段以上带引号的名字,均为伏尔泰写作上述作品时所用的笔名抑或假想作者)。
  (……)在《老实人》之后,哲学家伏尔泰就变成了一个军团。为了与无神论斗争他变成“布恩牧师”或者“友人神学博士”、议会议员和王家协会会员“弗雷恩”;在与基督教斗争时,他又成为“于特先生”、“于姆先生”,或者“鲍林-布罗克勋爵”。在论争有关形而上学的重大问题时,他则穿上波塞多尼奥斯、爱比克泰德,或者“图拉真的医生”索拉努斯(Soranus,公元前2世纪人,希腊妇产科医生和儿科医生,医学方法学派的主要代表)的古代长袍。
  人们还可以没完没了列举伏尔泰所使用过的笔名,他一会儿叫“热罗姆·卡雷”,一会儿又叫“安托万·瓦代”、犹太教“阿基波主持”、“达……伯爵”、“若西亚斯·罗塞特”。到八十岁时,他写了最后几部悲剧,所用的笔名则是一个“年轻的前耶稣教会教士”,或者一个刚刚从修辞班毕业的学生。

  从这时起,他就彻底落下了“坏爱国者”的名声。因为,他总是试图在他的悲剧中,在他的思想中,在法国人的性格里,注入一点法兰西民族的宿敌英格兰民族的活力。伏尔泰的错误在于,他以为可以改变人又不会引起抱怨……(在西雷村)他专注读书,给自己补充所缺少的哲学、历史和科学知识。他习惯了终日写作,这让他身边的人觉得难以忍受。
  假如雨果在1848年革命中死去,他又会留给后人怎样的一个形象呢?假如伏尔泰在1748年前后死掉,那么他在法兰西文学中的地位顶多也就相当于封特奈尔,十八世纪上半叶的“伟大作家”也将是孟德斯鸠、马里沃,或许还有普雷沃修士。也许,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个在夏特莱夫人的卵翼下慢慢衰老的伏尔泰,而夏特莱夫人只允许他对王室轻轻地冒犯……可以肯定的是,查第格—伏尔泰不能责怪上帝,因为1749年,上帝帮了他大忙,夏特莱夫人的悲惨死亡解放了他。解放他的,还有他新写的剧本的失败:《塞米拉米斯》、《纳尼娜》、《奥莱斯特》。尽管剧院里坐了很多伏尔泰自己请来的欣赏他的人,演出中还是倒彩声四起,就连那些最热忱的崇拜者也只是打着哈欠为他鼓掌。

  (……)腓德烈二世本来有很好的知识观念素养,可惜,这方面的境界被他那满腹奸诈破坏;他嫉妒伏尔泰的才华,故而他既欣赏伏尔泰,又折磨伏尔泰。伏尔泰没有料到,自己来到这个君王朋友身边得到的竟是屈辱与磨难。伏尔泰逃出普鲁士,在法兰克福险些遇难。到1763年他已经走投无路。能够在日内瓦安顿下来简直是个奇迹。对他来说,能够找到一个避难之所又不必做出牺牲,实在是出乎意料。
  和他担心的相反,日内瓦,这个图尔丹弟子的自由加尔文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城市,这个饱受迫害的法国胡格诺分子的避难所,却欢迎伏尔泰,欢迎这位自《亨利亚德》以来就公开宣扬宽容的哲学家。这些鲁莽的家伙并不了解自己所欢迎的这个人,而伏尔泰呢,他也误以为,那些牧师和资产阶级新贵都会在他的影响下为实现他的理想而有所举措。德里斯还不是他的最终避风港。在《日内瓦》那篇文章带来麻烦之后,伏尔泰开始与日内瓦拉开距离,到费尔奈定居。从这时起,他确实可以高枕无忧了,任何一个国家的警察都无法威胁到他的安全,并且,与还未受到严格控制的日内瓦报界近在咫尺。
  这是他大展宏图的机会。1760年左右,七年战争带来的灾难彻底动摇了旧制度(指法国大革命以前的王朝)。法国人不再喜欢他们的国王,不再尊敬贵族。法国社会的顶梁柱之一耶稣会不久前也被摧毁了。取代它的是遍地开花的共济会(法国的一种秘密团体,会员提倡团结友爱并举行特殊仪式)支部和哲学团体。正在这时,在全体百科全书派的支持下,伏尔泰开始发动进攻。伏尔泰的进攻目标主要不是政治性的,尽管它带来很多政治后果。伏尔泰对制度也并不在意,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是想改变“人们的思想”。

  他为什么要介入卡拉事件呢?有人说,是因为受到日内瓦环境的影响,这倒也是事实。他向特龙山一家,以及诸如卡塔拉、维高布尔、德布鲁……还有多纳等来访者的要求让步,最后,还有遭酷刑处死的卡拉的儿子皮埃尔·卡拉,他们纷纷来到费尔奈向伏尔泰哭诉。而伏尔泰(我们不要忘了,他很善于描写痛哭流涕的情节),总是被那些受压迫损害者的无辜触动落泪。但在卡拉事件上,最后起作用的却是一种个人因素。在卡拉的诉讼中,有一些触动伏尔泰这位家长的神经的东西。让-卡拉在那辆对他实行车裂刑法的车上垂死挣扎了两个小时,胳膊和腿都被撕断了,而与此同时,指导神甫,一位修士,却试图从受刑者口中得到能够让法官的良心感到慰籍的口供。(卡拉是法国南方城市图卢兹的布商,胡格诺派教徒,被指控杀死欲改信天主教的长子,被判处死刑,当众车裂而死。伏尔泰为此发动了一场强大的宣传运动,使广大欧洲舆论相信,审判卡拉的人怀有反胡格诺派的偏见,定罪不公。最后此案重审,卡拉被恢复名誉,政府给予其家属赔偿费。卡拉一案大大加强了法国争取刑法改革和宗教宽容的运动。——译注
  此前,白衣苦修会修士曾戴着风帽游行;在为卡拉的儿子举行的纪念仪式上,人们在追思台上立起一个从理发师那里租来的骷髅,以象征那个他们想象中的殉道者。这些情节,再加上自己的想象,使伏尔泰激动不已。他追踪这个事件的那种激情是他所特有的。一些理智的人,如黎塞留元帅、贝尔尼红衣主教、德·布罗斯议长等等,都劝他不要去管图卢兹的一个区区胡格诺分子的闲事。而且,就在此前不久,卢梭也受到新教徒里波特的请求,请他为不幸的罗谢特牧师求情,然而,卢梭回避了。然而,伏尔泰却怒火中烧,全心投入这场战役。《论宽容》充满一种辛辣的激情,而这些,都不是银行家卡塔拉或者批发商德布鲁点燃的。我们不能说伏尔泰是受到他人的影响,这种激情发自他内心。同所有人一样,伏尔泰的决定也是周遭形势使然。但在考验面前,潜在的个性就表现出来,影响他做出选择,使他变得强硬和义无反顾,最终促使他与那种令人发指的行径不共戴天。

  伏尔泰到底有哪些潜能呢?这一点完全可以诱惑人们去撰写一篇心理分析的论文。他的想象力里有一种病态的东西。他眼中的教士——他无法克制自己的想象——就是一个“黑心人”,甚至是一个残暴的人。他的作品从头到尾,从《亨利亚德》到《米诺斯的法律》,都贯穿着这类手持匕首的疯狂而又荒诞的神甫形象。伏尔泰有一种病态的狂热倾向,正如福楼拜对“可悲的怪诞”有特殊的嗜好一样。在费尔奈,他每年在圣巴尔特勒米的生日那天都要发烧。他曾多次亲自对人讲过:每当快到8月24日的时候,他都会精神沮丧,卧床不起。我们是不是应当对这些现象进行精神分析呢?是不是应当提醒自己,这是因为伏尔泰自幼丧母,从小就受到他那狂热的冉森派教徒的父亲和长兄的粗暴对待呢?他也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不是弗朗索瓦·阿鲁埃的儿子,而是歌曲作者罗什布鲁纳的儿子。他对自己的私生子身份是不是有确凿的证据呢?或者,我们可以把这种说法理解为他心理上的俄狄浦斯情结呢?而且,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他的这种精神上的创伤归咎于中学生活的影响,应当让路易大帝中学的耶稣教派教士对此负责呢?关于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我们对伏尔泰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知之甚少,因此,我们最好不要试图对他进行精神分析,不管这种诱惑有多么大。
  人们早在性格学创立之前,就开始以伏尔泰的性格为例来解释他的行为了。对这种性格所做的第一次分析是在《哲学词典》中的一幅当时的肖像上。(今天,当我们知道,那个瘦弱的伏尔泰,就是以海曼斯(Corjeoius Heymans,1892—1968,比利时医生和药理学家,1938年获诺贝尔奖)和维耶尔斯马的术语所称之为“易怒者”的时候,这一切是不是都得到解释了呢?不过,荷兰学派的创始人的判断肯定是犯了错误。加斯东·贝尔热纠正了这个错误,他把伏尔泰放到“一点火就着”一类性格中。海曼斯和维尔斯马不承认伏尔泰是个容易激动的人,而加斯东·贝尔热则认为,说伏尔泰的性格容易激动,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这场争论具有重要意义。显然,伏尔泰既不是一个温存的人,也不是一个多情的人。但是,这与性格冷漠有天壤之别。他始终反对那些把他比作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封特奈尔式的人。他那时不时地夹杂着恐惧的快活感,使他那位有条不紊、平和稳重的医生特奥多尔·特龙山对他都有点轻蔑了。

  伏尔泰是那种性格学上称之为“原生态”的人(不过,他可以把忌恨长久存留心中,这一点是性格学认为“原生态”的人所不具备的)。伏尔泰的情感不是随时流露,但是,一旦碰到外界因素却会立刻被刺激。据弗朗索瓦·特龙山说,伏尔泰在德里斯时听说,他的《圣女贞德》印出来了,他立刻陷入“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之中。弗朗索瓦·特龙山说:“他害怕警察到德里斯来抓他,把他再次投入巴士底狱……他恐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于我在他侄女的请求下,到他家里去安慰开导他。我让他明白他的恐慌是十分荒诞的,法国才不可能为这么点儿小事就跑到外国来逮捕一个老头,还再次费劲把他扔进巴士底狱。一个像他那样头脑敏锐的人,居然会如此害怕,着实让我惊讶。他用双拳挡住眼睛,泪流满面着说:‘是的,我的朋友,我确实是疯了!’这是他唯一的回答。”
  “一个疯子”。很多同时代人都用这个词来评价伏尔泰:一个疯子。这个伏尔泰很不安分,他受感觉的支配,会同时进行各种事务。一种错乱的、断断续续的激动情绪支配着他。他以自己的方式“痉挛”着,就像他的哥哥一样。老阿鲁埃说过:“我有两个疯儿子,一个是散文疯子,一个是诗疯子。”他们身上的这种不安稳,是不是遗传性的呢?至少在伏尔泰身上会发生严重的情绪紊乱。
  但是,当时那种认为伏尔泰丝毫没有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的看法,是错误的。公证人阿鲁埃不该担心自己的小儿子会挥霍掉他那份遗产。伏尔泰比他哥哥更有天份。他仍然能够自我缓解每一次情绪爆发所造成的影响。发作之后,他就让自己恢复平静,严厉控制自己。特龙山用下面这段话,来解释他前面的那段叙述:“在通过思考驱逐了恐惧不安的几天以后,他就坚强起来,简直敢向世上的一切恶势力挑战了。”
  正是伏尔泰的这种自我克制令人钦佩,而且,他不是一个不能容忍别人一丁点儿批评的人。德丰代纳发表了《伏尔泰狂》。这篇可怕的抨击文章传到了西雷村,夏特莱夫人把它藏起来,担心它可能对伏尔泰产生致命打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伏尔泰已经看过那篇文章,他喝下了这杯毒药,并没有显示出有什么不适。在柏林,当那场即将把伏尔泰驱逐出普鲁士的风暴爆发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呢?当达摩克勒斯剑(Damocles,活动时期为公元前4世纪,叙拉古僭主大狄奥尼西奥斯的朝臣,因“达摩克勒斯剑”的传说而闻名。据说达摩克里斯善于歌功颂德,当他盛赞僭主洪福齐天时,后者安排了盛宴,邀他入座,在他头顶上用一根马鬃悬挂着一把出鞘的宝剑,以此表示大权在握的人往往朝不保夕)在他头上高悬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呢?他正在饶有趣味地打磨他的《圣女贞德》里那些放肆的诗句。关于他的死有一种说法——很多人都证明了这种说法——我更喜欢这种说法,因为这种说法最后一次证明了伏尔泰性格中非凡的天赋。当伏尔泰明白自己再也无法逃脱死亡的时候,再加上病痛的折磨,他变得狂怒起来。但是,到了弥留之际,他又克制住自己。“他叫来他最早的仆人之一莫朗”,巴利亚坦斯基亲王这样记述道:“握着他的手,向他告别,然后说:‘朋友,我是个要死的人了’。在断气前,他又睁开依然充满生气和光亮的眼睛,叹息,然后就撒手人寰,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在他那庄重、肃穆的死亡里有一种古典主义的伟大。
  人们还可以从伏尔泰的理性主义中,看到他的这种自我克制能力。那些伏尔泰主义者们损害了他们的老师。这些人之所以成为理性主义者,常常是因为他们思想匮乏。他们的理性是冷漠和平庸的,比如伏尔泰喜欢的几个弟子:达朗贝尔、孔多尔塞、拉阿尔波等。与之截然不同的是伏尔泰的理性。伏尔泰的理性是与非理性斗争的结果,因此可以说是斗争的理性……一种经过不断地与自身的恶习——这也正是伏尔泰期望从社会中祛除的恶习——进行斗争的锻炼的理性。人们从前辈那里继承的理性已经变质了,许多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但愿大家都喜欢阅读伏尔泰的作品,搁下偏见去理解他。这样我们会发现,那些形而上学问题不是偶尔使他忧虑,而是搅扰了他整个人生。在挥霍无度的摄政时期,他握着鹅毛笔潜心研读哲学家的作品。在西雷村,他撰写了《论形而上学》和《牛顿的形而上学》。1748年左右,他开始对自由意志问题产生忧虑。从写作《查第格》到《老实人》的这十年中间,他的思想一直在对抗恶。从《无知者的哲学》开始,生活在费尔奈的老人对于自己的形而上学理解,进行了全面反思。在他的思想里,我们看到,马勒伯朗士和斯宾诺莎的影响超过了洛克的影响。有人已经指出过,伏尔泰比他同时代大多数人都更好地解读了斯宾诺莎《伦理学》。他的所有这些鲜为人知的文字,虽然并不能使他成为“思想大师”,但可以证明,他不懈地寻求着解开这个谜团的钥匙。从这个角度说,他配得上我们所说的“哲学家”这一称谓。他是那些尽管未能给予人类一个新的哲学理论,但却能够通过解读前人的思想,让自己认识到这些思想确确实实具有生命力的人当中的一个。
  但是,他竭力在哲学辩论中剔除情绪影响。在死亡的问题上,他曾有过悲怆的思索,但他回避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类似狄德罗笔下那种前期浪漫主义式的思索。伏尔泰对人世中发生的灾难十分敏感;里斯本地震让他感到震惊。在他写的关于这场灾难的诗里流露出无尽忧伤。然而,真正的伏尔泰式风格体现于《老实人》:忧伤变成了一种辛辣清澈的讥讽。伏尔泰以这种怆然态度观察了苦难之后,是否要像帕斯卡尔那样,对不幸大发感慨呢?他在该书最后一章似乎马上就要涉及这个问题:“马丁……得出结论说,人生来就是要在忧虑的抽搐或者在麻木的迟钝中度过一生的。”

  伏尔泰很喜欢用出其不意的结尾让读者失望。他先是许诺要大大发挥一下,于是读者就预期他会按照修辞学的纪律,完美结束自己的作品,期望他会在结束《路易十四时代》时,说一些与那个“人世间最开明的世纪”相称的豪言壮语作为结语……压根儿就没有,他让我们仰望中国的天空,寻找某些传教士声称看到过的“火十字架”。
  密克罗梅加斯在离开他的朋友“土星侏儒”之前,送给他一部厚厚的手稿,里面对“人世间的一切”都有详尽的记载。那个侏儒,他很像封特奈尔,把这本珍贵的书带回巴黎,交给科学院,可是,当秘书把书翻开以后,却发现那是一本无字书。“啊!”他说道,“这我早就料到了。”于是,我们什么都没读到。鲁斯当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托巴斯的鹦鹉的故事开始了。这个故事开头就让人觉得非常有意思,这只“在大洪水时代之前出生”,又在诺亚方舟上生活过的鸟。鲁斯当觉得自己应当洗耳恭听:“人们把那只鹦鹉给他带来,鹦鹉就说起来了。”于是,小说就以如下的“注解”结束:“卡特琳娜·瓦代小姐始终没能在她死去的堂兄安托瓦纳·瓦代——这个故事的作者——的手稿里,找到鹦鹉的故事。鉴于鹦鹉所生活的那个伟大的时代,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

  伏尔泰的作品部分呈现出浪漫主义的特点。但是伏尔泰拒绝使用大量情绪性的委婉语言,并且竭力打破词语的浮夸性,他是个反浪漫主义者。
  (……)因此就更让那些当代的“业余诗人”反感,让那些在罗曼蒂克的滋养下成长,期望诗给自己带来情感享受的当代的“业余诗人”反感。那些沉浸在阴湿灵魂中的人不可能喜欢伏尔泰的这种坚硬的生动,即使是那些他最擅长的散文也不被他们青睐。最成功的伏尔泰是散文家伏尔泰。当他写散文时,他可以不因为形式束缚而变得僵硬刻板,他的内心就会以他独有的完美方式涌现。
  在那些不受拘束的文体创作中,在论战文章、书简、短篇小说的创作中,他是非常出色的,他可以不假思索地信手拈来。在这类形式的写作中,他的语言获得了可与拉辛媲美的成就,在思想、情感和形式上熔铸一体,经得起推敲。与拉辛的《塞米拉米斯》不同的是,我们简直无法想象,怎样以另外的方式去写作《老实人》。这部杰作的文体严谨,即使改变一个词语也会不可避免地伤害整体。……《老实人》的独到之处,是它延续了伏尔泰文体的完美。
  伏尔泰常常不是整部作品都非常成功,而是出色地写了一章,一页,或者一段。他的任何一部作品都从来不会毫无意义,只不过我们需要在他那浩瀚的作品中,在他那无法分割的作品中去寻找那些令人赏心悦目的时刻。人们不大会阅读伏尔泰的全部作品,当人们阅读伏尔泰的时候,通常都是些作品的选读。要读懂他就必须阅读他的全部作品。正如巴尔扎克的作品选集背弃了《人间戏剧》的作者一样,伏尔泰的作品选反映的也不再是伏尔泰。在莫朗出版社出版的伏尔泰全集的五十部作品中,那些最优秀的部分是由那些最不好的或者最差的部分支撑的。他的作品是由整体效果体现的。我们可以把它比作蒙田的《随笔》或者圣西门的《回忆录》。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也会时不时地感受到一个人在用手中的笔抒发自己的情怀。正是伏尔泰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的那种无处不在的感觉令人十分赞叹,一个出色的谈话者,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人。那些不喜欢伏尔泰的人大都没有读过他的作品,我想说的是他们没有正确地阅读过他的作品,也就是说没有读过他的全部作品。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完整地读过他的五十部、八十部,或者一百部包括了他的各种门类的作品以后,那他就不可能不被伏尔泰所折服。一个具有这种耐心的人最终一定会欣赏伏尔泰的一切,甚至(或许是尤其?)欣赏他的不足,正如人们欣赏圣西门的不足一样。(……)他思想的广博是圣西门所不具备的,他的经验也更加丰富,他涉猎的范围也远远超过蒙田。对于一个有才智的人来说,能够阅读一个人类历史上最睿智、最有活力的人用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进行思索以后说出的“话”,涉猎人类文化所有领域或者几乎所有领域的冗长的“话”,着实是一种节日般的快乐。
  有一类文学作品这位作家写起来挥洒自如,不会有丝毫的拘谨和做作,那就是历史作品。(……)在历史的边缘,伏尔泰还创作了很多虚构的文学作品,悲剧、短篇小说、闹剧,这一切都是他性格的宣叙。

  伏尔泰(强调人的苦难)只是拒绝像帕斯卡尔(强调人的幸福)那样得出结论:按照莫利纳式的圣宠论作出结论。伏尔泰不承认,人的缺陷证明了基督教的真理。因此,“恶”这一问题对他来说是那么令人不安。(……)伏尔泰绝非怡然自得之人。他的乐观主义始终受到威胁。伏尔泰不能安身于彻底的胜利之中,他的价值对于敌对势力只能取得短暂的胜利。
  伏尔泰的作品表达了一种信心,但是这种信心被未来否定了。迷信虽然减弱,但没有死亡。(……)请别要求死魂灵们扪心自问——他们肯定认为自己的思想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的思想都是传统的,并符合他们的利益。这些“韦尔奇”(即一知半解、天真又有顽固偏见的人。本是德国人与奥地利人对法国人、比利时人和部分瑞士人的贬义称呼)永远都会存在,对付这些人,伏尔泰精神将持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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