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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孔勇:末代衍圣公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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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6-10-13  

孔勇:末代衍圣公的历史命运


  

  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历代的统治思想,前后持续两千余年。伴随着各个时期对孔子的重视,孔子后裔也深受优渥,恩荣有加。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当属持续近千年的“衍圣公”封号。
  早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汉高祖刘邦即已开始封赏孔子后裔,开创了此后历代封赏孔子后裔的先河。汉高祖十二年十一月,刘邦自淮南过鲁,以太牢祭祀孔子,封孔子第九代孙孔腾为“奉祀君”。汉元帝即位之后,赐封孔子第十三代孙孔霸为关内侯,号“褒成君”。汉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第十六代孙孔均为“褒成侯”([清]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十八)。东汉和帝永元四年,徙封孔损为“褒亭侯”。魏晋南北朝时期,孔子后裔封号名目繁多,计有奉圣亭侯、崇圣侯、褒圣侯、绍圣侯等多种(李景明、宫云维:《历代孔子嫡裔衍圣公传》,齐鲁书社一九九三年版,152—160页)。
  直至隋唐一统,对孔氏后裔的封赐渐趋固定下来。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在追谥孔子为“文宣王”的同时,晋封孔子第三十九代孙孔璲之为“文宣公”。宋朝建立之后,延续了唐朝封孔子后裔为文宣公之制。北宋仁宗至和元年,集贤院太常博士祖无择上奏皇帝,认为以孔子“文宣”一称加之其子孙后裔,于礼不合,因此于次年正式改封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愿为“衍圣公”。虽然哲宗元祐元年曾一度将孔宗愿之子若蒙改封“奉圣公”,但不久便恢复旧称,“衍圣公”的封号也由此延续下来(《阙里文献考》卷十八)。
  “衍圣公”之称确立于北宋,历经宋、元、明、清、民国,直至一九三五年,南京国民政府改封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前后延续了八百八十年。在近千年的历史中,虽然不乏动荡和战乱,但衍圣公仍传承三十二代而未间断,计有四十余人袭封。其中,历史上曾出现过多人并封和兄终弟及的情况。可以说,作为孔子的血缘延续和儒家思想的文化象征,衍圣公构成了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条文化线索。
  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号达生,出生于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三日。适逢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上反孔批儒风潮此起彼伏。但在北洋政府以及一些孔教卫道者眼中,儒家思想仍是维系人心、立国治政的重要手段。所以,孔德成的出生自会引起各方关注。
  此前一年,孔德成之父孔令贻因岳父陶式鋆病故入京,不料自身亦染病不愈,岌岌可危。当时孔令贻尚无子嗣,惟侧室王氏已有五月身孕。因此整个衍圣公府均把希望寄托于此。孔令贻在给大总统徐世昌的“遗呈”中说:“倘可生男,自当嗣为衍圣公,以符定例。或如生女,再当由族众共同酌议相当承继之人,以重宗祀。”(《孔府档案》六九五〇)可见,衍圣公传承不仅象征着“圣系”不绝,更关乎祀典,意义重大。
  出生百日,尚在襁褓之中的孔德成即受大总统徐世昌令,袭封衍圣公。象征着国家道统延续,斯文承传。这种观念,正如雍正皇帝对孔子七十代孙、衍圣公孔广棨所说:“至圣先师后裔当存圣贤之心,行圣贤之事。……学问日进,品行纯谨,不坠家声,即所以报国矣。”(《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二,雍正十年八月己亥)虽然时势已经不同,但统治者对衍圣公的期许并无根本变化。因此,孔德成在孔府的安排之下,读书习礼,勤求学问,希望将来能够“诗礼有闻,教宗光大”。从孔德成当时亲书的一些条幅中亦能看到其志向:“松风临水朝磨剑,竹月当窗夜检书”,“于古人书无不读,则天下事大有为”。
  然而,风起云涌的反孔思潮和变幻莫测的政治局势时时冲击着社会。一九二八年四月,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发布了废止学校读经祀孔的通令,引起社会轩然大波。同年,孔府曾以孔德成的名义电请蒋介石、孔祥熙等人,反对蔡氏之议,但亦未能改变现状。此后,围绕衍圣公赐封和祭孔典礼的变更之声频频见诸公议。
  作为变通,南京国民政府在废除学校祀孔之余,保留了国家祭孔。一九三四年六月,由蒋介石、戴季陶等人提议,定于当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南京、曲阜两地举行祭孔典礼。虽然在祭祀仪制等方面多采诸传统仪典,但蒋介石把对领袖的忠诚、党国一体等因素贯穿其中,使得此次祭孔充满了政治意味,是以被讥为“有术无道”。同时,对孔子后裔“衍圣公”之称,南京国民政府因其为帝制时代的封爵,与共和体制不符,遂于一九三五年一月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府档案选编》,4页)。当年七月八日,孔德成赴南京就任。至此,延续近千年的“衍圣公”封号走向终结,成为历史。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加快侵华步伐,并于次年成立“伪满洲国”。为在华推行其奴化政策,日本侵略者采取“尊孔”之策,多方设法利用孔德成这一特殊符号。一九三五年,日本政府邀请孔德成前去日本参加孔庙落成仪式,但孔德成拒绝前往。其后,日军又来到曲阜发出宴请,孔德成亦以诗相辞:“余病未能延国宾,云涛万里聚风萍。江川洙泗源流合,况是同洲岂异人。”(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182页)意坚志决,表达了明确的民族立场。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九三七年十月,济南危殆。时任山东省立图书馆编藏部主任的屈万里,为保护大量珍贵书籍,拟将之移至曲阜奉祀官府。接洽之后,得到孔德成的慨然应允。屈万里后来自述初见孔德成时,感觉他“温温儒雅,而应事明决,望而知为非常才也”(屈万里:《载书播迁记》,载《春秋》二〇〇八年第六期)。也正因此,山东省立图书馆的大量珍贵书籍和文物幸免毁坏,得以完善保存了下来。
  曲阜陷落前夕,孔德成取道徐州,南下抵达汉口,并在汉口发表了抗日宣言,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此举得到了各方人士的支持和赞许,蒋介石也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的日记中写道:“闻孔德成衍圣公不愿附倭来汉,甚欢也。”(转引自汪士淳:《儒者行:孔德成先生传》,联经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113页)孔德成后来又西迁至重庆歌乐山,虽生活清苦,但读书研学,不坠家风。抗战胜利后,孔德成仅在一九四七年短暂回到曲阜一次。一九四九年三月,孔德成在结束旅美游学之后直接赴台。
  作为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备受社会关注和推崇,但秉承家学,传续文化,方是其一生之矢志。早在少年之时,孔德成即在《示鹰纪》等诗文中表露其志:“少小不努力,中年伤已迟。读书无所获,济世更难期。”(孔繁银:《衍圣公府见闻》,齐鲁书社一九九二年版,43页)在一九三五年赴南京就任奉祀官时,面对外界对自身读书情况及未来发展的询问,孔德成说:“余平时继承祖志,专攻经、史、子、集,间亦浏览社会风土民情。将来志愿,当本孔学一贯精神,不从事政治活动,冀对教育事业有所努力。”(《儒者行:孔德成先生传》,92页)
  远离政治,阐扬圣教,这既是孔德成的个人意愿,也是孔氏嫡裔长期以来不弃家学、恪遵祖训的自我认知。早在清康熙时期,孔子第六十七代孙、衍圣公孔毓圻即曾说自己“敦率礼义,倡明教学,日以风俗人心为己任,冀上达圣天子右向儒术之盛心,而下亦不致废坠祖宗遗泽为大戾”(《阙里文献考》卷十)。道光年间,衍圣公孔庆镕亦自言不敢恃恩越权,干预政治,“惟有敬修世业,毋忘洙泗渊源,恪守先型,稍答乾坤”(道光朝朱批奏折,孔庆镕“奏为奉旨遣官致祭阙里谢恩事”,道光元年七月初七日)。孔德成一如先祖,虽因圣裔之荣备受关注,但并不借此谋求权位,而是毕生致力于传承孔子学说,弘扬传统文化。
  赴台之后,孔德成登上讲台,从事教职。自一九五五年起兼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人类学系教授,讲授“三礼研究”等课程。教授与“奉祀官”,便是孔德成对外最常展现的两种形象。然而,尽管孔德成力求远离政治,但政治始终未曾远离他。无论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侵华日军,均试图利用孔德成的特殊身份,来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赴台之后,台湾当局一九六七年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孔德成任常务委员和孔孟学会理事长。七十年代,随着中日、中美之间先后实现邦交关系正常化,台湾当局企图以孔德成来寻求外交突破,但孔德成在所到之处多是讲说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一九八四年,孔德成应蒋经国之命,出任台湾“考试院”院长,这是孔德成唯一一次承担政治实职。孔德成能够担任此职,除了在于其学问精深之外,当然同他的圣裔身份有密切关系。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两岸关系逐渐升温,冰消冻融。尤其是,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受到重视和提倡。在此情形下,孔德成的子女先后回到故里,祭祀先祖,而在大陆的亲人、学者也纷纷去台湾看望孔德成,讲述家乡变化,共叙情谊。可惜的是,直至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病逝台北,孔德成始终没有再回到故乡曲阜。所幸,几千年来儒家文化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心里,孔德成也亲历亲闻了孔子思想再度受到重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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