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跨越
现当代阶段的作家研究而言，如何更为广泛地获取文献资料，已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各类文献之中，档案又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十余年前，我开始着手撰写《穆旦年谱》的时候，即曾感到非常之困惑，因为除了少量书信、日记外，坊间极少穆旦的自述类材料。穆旦生平之中的若干重要转折点，几乎都是模糊不清的。最终破解这种状况的，是穆旦个人档案以及南开大学当年的相关档案。它们不仅厘清了穆旦的诸多生平疑点，也比较深入地凸显了穆旦与新中国文化语境之间的内在关联。[1]
近期，孔夫子旧书网的拍卖平台出现了两批穆旦（以及夫人周与良）留学归来之初的材料。本文所述及的是1953年1月至4月间的多种回国留学生登记材料，以及政府部门（广东省政府、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人事部等机构）的相关函件。这些材料原本是应归入相关档案卷宗的，不知何故流散书肆之间。[2]它们与原有档案略有重叠，更多的则是新见材料，有助于更为精细地呈现穆旦回国之初的行迹和心迹。网络交易平台之于材料发掘的意义、新材料之于作家研究的特殊效应，于此都可见一斑。
一、广东，新起点 此前，穆旦回国之初的行迹出自妻子周与良的回忆：1953年初，经香港、九龙、深圳、广州、上海，抵达北京。当时，国内亲戚替夫妇两人办了从香港入境的手续，但香港只允许回大陆的旅客过境。当邮轮到达香港附近，他们就被中国旅行社用小船送到九龙火车站附近。上岸后，又被香港警察押送到九龙车站—
在车站检查很严，然后关在车站的一间小屋里，门口有警察，不准出屋，停留了几个小时，由香港警察押送上火车。火车开了一小段，又都下车，因这段车轨不相连，走了一小段，再上火车，在深圳停留了一天，等待审查。然后去广州，住在留学人员招待所，填写了各种表格，住了一周审查完毕，才离开广州。[3]
新近材料充实了在广州时期的信息。穆旦夫妇于1953年1月14日抵达广州，所见最早的材料则是1月15日妻子周与良填写的《回国留学生登记表》和1月16日穆旦本人填写的《回国留学生登记表》（按：所有的材料，都是用本名“查良铮”）。两份表格的版式内容是相同的，如下为穆旦表格的主要内容：
国内学历及专长学科：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专长于诗的创作及批评，在国内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主编）印有诗集一册。
国外学历及专长学科（中外文）：芝加哥大学英文系硕士，专攻英诗，戏剧，创作方法，及俄文。
国内工作经历：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助教。缅印远征军翻译官及英文秘书。中国航空公司职员。沈阳新报编辑（此报后被蒋政府查×[4]）。联合国粮农组织编译。
国外工作经历（中外文）：联合国粮农组织驻东南亚分处（设在泰国）编译。美国函授学校英文教员。
工作志愿：教书或编著工作。
国内重要社会关系：巴金（“作家”、“友人，并曾代出版创作诗集”）、冯至（“教授及作家”、“师友，因为都写诗，所以很熟”）、王佐良（“外国语学校教授”、“同学及好友”）、杜聿明（“国民党反动派军人”、“曾在他部下做翻译及秘书”）。（说明：此处表格比较细，非原文完整照录）
国外重要社会关系（中外文）：陈时侃，同学，想回祖国却一时回不来。
通讯处：离招待所后——北京北新桥小菊胡同4号；永久——天津桂林路20号转。 在目前所见穆旦所填写的类似表格之中，这一份算是最简单的，仅一页。表格内容也与日后的诸种表格有一些重要差别，比如社会关系一栏，区分为国内和国外，而不是“进步的社会关系”和“反动的社会关系”——日后，杜聿明即是一再地被填入“反动”一栏之中。至于“国外重要社会关系”一栏所填写的陈时侃，日后未再出现在穆旦所填写的各类表格之中。
填写这两份材料的时候，穆旦和妻子应该还在广东。上述两份登记表均盖有“广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公章，而且，新材料中，有1953年1月17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函件两封[（53）财留内字第六号/第柒号 公元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七日[5]，函件为介绍函，送达机关不详，穆旦和妻子为分别填写，函件为同一款式，上面还印有文教厅厅长杜国庠和两位副厅长萧隽英、秦元邦的名字，以穆旦材料为例，函件正文为：
兹有回国留 美 学生 查良铮 携家属 人由广州经上海赴天津 特介绍前来请予接见指导并签发证明以便该生依法办理居留手续为荷。
穆旦夫妇在广州的更多信息，暂时已经无法获得。稍后北归途径上海时，穆旦与巴金夫妇、王勉等文化界人士有过碰面，但在广州时期，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回忆记载。穆旦夫妇离开广州一个月之后，广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厅曾有信寄到北京，但原信未见，目前所见只有相关部门2月20日发出的一则短函——
查良铮、周与良同学： 兹将广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厅给你们的信件一封转去。因该信寄到时信封已破裂，故特加封寄去，希查收。
又你们前次离京时，事前未曾与我们联系，不知你们的计划如何？是否仍拟回北京？你们进行工作的计划如何？希来信报告我们。
司章
二.廿
实际上，更确切地说，目前所见，是一份写有“存底”字样的函件。而“司章”也只是手写体，而并非某司的公章。从此后的一些函件来看，这个“司”应该是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学校人事司。信封“破裂”自然是一个很微妙的说辞（或有信件检查的行为），填写各种表格、按照组织的要求“依法办理”各种手续、及时向组织报告行程和未来计划，这是都是回到新中国的穆旦夫妇所不得不面对的新的现实。
二、开始填写“认识”“动机”与“感想” 新见材料之中，接下来的是1953年2月21日的四份登记表。当日，穆旦填写了《回国留学生登记表》（回字第938号）、《回国留学生分配工作登记表》（回字第938号，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制），前者比较简略，为A3纸大小的油印件（中缝对折），后者则是更为正式的打印件，且胶装成册，内页共有5版。周与良亦填写了两份相同的表格（回字第939号）。
比照广州时期，抵达共和国首都之后所填表格在内容版块上有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具体填写亦有变化。先看《回国留学生登记表》的主要内容：
专长：英诗；戏剧及小说的创作方法；俄文及文学。
工作志愿：文学研究工作或综合性大学内的教书工作。
回国日期及经过情形：1952年12月返国。经过九个月的手续，请了律师和学校帮助，才得以和爱人一同返国。
详细学历及履历（请注明年月）：此次将1929年进入南开中学之后的主要经历一一列出，具体从略。
著作：探险队（诗集），旗（诗集），穆旦诗集（诗集），A little Treasury of World Poetry（内有自己的诗二首）。
社会关系（有什么至亲好友？姓名、职业及政治面目）：周叔弢、王佐良、江瑞熙、杜运燮、袁水拍、巴金、李广田、梁再冰。（说明：此处内容较多，具体信息从略。）
参加过什么党派或社会活动：西南联大南荒文艺社，芝加哥中国同学学术讨论会。
“回国日期及经过情形”“详细学历及履历”“参加过什么党派或社会活动”等版块为新增，“专长”“工作志愿”“著作”“社会关系”等版块的填写则已有微妙的变化。多少有些令人意外的是，《回国留学生分配工作登记表》虽是同一日所填写，一些相同版块的填写却也有差异。有的涉及史实，比如回国时间由1952年12月变为1953年1月——综合各种材料来看，后者是准确的。而有的变化，综合穆旦档案中的各种表格来看，则可能是时势使然。[6]
当然，更引人注意的是内容版块上的变化。其中，“国内外社会关系”一栏，分“进步的”和“反动的”两格，前者共填有9位，人员和《回国留学生登记表》相同，但顺序有变化，依次为：王佐良、杜运燮、江瑞熙、巴金、袁水拍、杨刚、周叔弢、梁再冰、李广田。后者所填则是4位国民党员：查良鑑（台湾伪司法行政部次长，堂兄）、查良钊（印度德里大学教书，堂兄）、杜聿明（反动军人，已被俘；在他部下做英文编辑）、罗又伦（台湾，教他英文，朋友）。
“在国内外参加过何种社会活动”、“国内外详细学历及经历”两栏，均增加了“证明人”版块，所填“证明人”依序有：杜运燮，北京新华社工作；李志伟，北京国际经济研究所；周珏良，外国语学校教授；王佐良，外国语学校教授；杨刚，政务院总理办公室；徐露放，中国茶叶公司；李舜英，中国人民银行；江瑞熙，北京新华社编辑；周华章，同行返国。
更大的变化是增加了“回国经历情形”“在国外对新中国的认识及回国动机”“你在回国后有何感想”等版块。“认识”“动机”与“感想”部分，均是预留了整版的篇幅，显然不是两三句话就能交代清楚的，而需要对自己进行深入的思想解剖——由此也可以说，“名为‘登记表’，实际上就是一种交代材料，它要求个人交出自己的过去、现状以及对于未来的想象，将自己的一切置于时代的掌控之下，再也不能为内心保留某种秘密。”[7]至于“回国经历情形”一栏，预留的也有半页篇幅，实际填写时也涉及思想方面的内容。
需提及的是，坊间新见的这份《回国留学生分配工作登记表》，并非穆旦本人所填写，而是一份抄件（因内容较多，后几页字迹较草，出自何人之手暂不可知）。南开大学档案馆现存有一份由穆旦本人本日所填写的登记表（这也是此前所见穆旦回国之后最早的材料），两者内容相同，可证明此份抄件的真实性。[8]先前在撰《穆旦年谱》时，因为一些因素的限制，档案材料对思想认识部分的内容引述不够，现一一摘录如下（誊抄件在文字上略有出入，这里录自南开大学档案馆所存由穆旦本人所填写的材料）：
回国经历情形？
我和爱人同在美国读书，她读植物，我读文学。我是要早些回来的，不过为了等爱人毕业，直到一九五二年三月她毕业了，才办理返国手续。那是美帝已不准理工同学返国，这情形使我们焦虑万分，不敢到移民局去声请[9]，因为一旦被批驳，便有永远不能离美的危险。和朋友们经常打听消息和研究办法的结果，决定了最好是绕道别国，假充到别国去居留。因此我便替爱人发了不下二三十封求职信到各国，如果她能找到事去，我便先行返国。但是历经四五个月的求职，只有印度肯考虑，有希望，但终以路费问题而不果。此路既不通，我们便想第二个办法，就是找人向移民局暗中疏通。好容易得知一位犹太律师，和他们很熟，通过他得知如有学校证明信，证明她所学的无实际用途而且美国不需要的，便有希望。以前教授是不肯写这种信的，因为他根本不同情我们返国。以后看到我们归意坚决，便写了信。于是通过这信和律师的人情，我们便于十月初获得移民局的准许返国。但香港过境，又有问题，必需有卅人以上才能团体押送过境，因是我们又由十月初等到十二月底，才得以搭船离美。这等待是令人焦急的，因为恐怕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办法加紧，我们或许走不成的。
在国外对新中国的认识及回国动机？
在美国住了三年半，逐渐对它加深了认识，令人不能忍受的感觉与日俱增，终至于深恶而痛绝。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每天挂在说教人，报纸和广播员的嘴上，流露在无耻的中产阶级的自满自足的意识里，可是实际上，就是他们在干着最不自由，最不平等，最不博爱的勾当。人们做着工资的奴隶，一般人用以品评人的标准，是看他赚钱多少，有多大努力，有多少办法去压榨人，去“损人利己”。上司（boss）的专制和蛮横，已经是被认为自然间固定法则一般地被接受着，在上司下面工作的人们，便每天战战兢兢地过着日子。美国杂志报章上每讲到别国人民时，总是用着轻蔑的开玩笑的口吻，像是大人讲着不长进的顽童一样；并且以黑当白，以白当黑，对于凡是好的事情（像民族独立运动这么明显的好事）都尽量予以侮辱。在美国国内，有多少民族，便分成多少被歧视的层次；做帝国主义最久的民族，便最受尊敬。美国的法律，更是扶强欺弱。土匪和骗子，已经成了可尊敬的法律制定者，并且做着各种负责的职务。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它的贫穷和多种腐化堕落的现象尚未列举），给我呈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极端发展的典型。而就是这种社会，美国人还要赞美它，说它是“西方文明”的堡垒，其所自眩的“文明”程度和“言论自由”，简直令人作呕。
我自己是学文学的，在文学上，更觉得所谓的“西方文明”是完全破产而且日趋没落了。英美资产阶级文学已由十九世纪末的沙龙和象牙塔走出，现在是走向坟墓，以歌颂“死”和神秘主义为唯一的题材了。文学作品中一切的人生问题，都要提到形而上的水平上讨论，才能显得“高深”，才“值得注意”。实际上已经只剩了几个空洞僵死的名词在那里耍来耍去；就是专门追求技巧的作家，他所自翔的技巧也因为没有活的内容，而变成寒酸小巧的装饰。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凡是不肯接受共产主义的“西方”作家，无论以前他有怎样似乎是坚实的作品，现在都在腐化和没落着，他的作品也随着他的反动倾向日益黯淡和解体了。（如Auden, Spender, Steinbeck,……[10]等）。
由于对于帝国主义世界完全厌绝，我对于和它完全相反的，一切都蓬勃合理向上的共产主义世界，便充满了倾慕和渴望。我爱祖国，尤其是因为她在共产主义的世界里。从国内朋友的信中，从寄到的报纸杂志中，我觉得自己的理解和猜想完全得到了证实。在美时和中国同学谈话，常常为了辩护及解释祖国一切合理的设施，争辩得面红耳赤。以后觉得如此下去，自己会处于危险的地位，便自动少说。但因此，自己更难过日子，而对于白华学生和那欺骗蒙昧他们的教育以及他们反动的阶级本质，也更加厌恶。在最后九个月中，我感觉无法再在美国呆下去，再呆下去，自己会疯了的！
你在回国后有何感想？
回国以后，立刻感到祖国的温暖和亲切；她崭新的光明的面貌使我欢快地激动。在个人具体的认识上，我觉得有如下几方面的提高：
（一）回国以前，只抽象地理解了共产党的领导是对的正确的，既然有共产党领导，人民就应该跟随，好像这跟随是被动的，被拉着走的。回来以后，才深切感觉到群众的自发自觉的力量。原来群众一旦得到了主动力，就像大机器的轮子一旦转动了起来，它就会推动自己的各部分转动起来。可以这么大胆地说：好多事情，全是在群众理解了党的原则以后，自己推动自己做出来的，而领导人物也在其中卷进来跟着群众学习和进展了。从这种性质的社会运行中，我才理解到我们民主精神的真谛，和党的正确的领导的真谛。
（二）回国以前，知道“人吃人”的社会制度被打倒了，人再也不压迫人，歧视人，彼此的羁绊都解除了。但是否人就按照“你不管我，我不管你”的个人主义态度活下去呢？回国以后，才发见原来人在被解放以后，并不就停在那里，而是要积极争取人的友爱和温暖。如果有所谓永恒人性的话，这争取友爱的心才是正确人性的表现。我们的社会已成了一个非常融和亲爱的大家庭。在这里，如果你还保持个人主义（这在以前我认为是文艺复兴“解放人性”的正确人生观），那便完全暴露了你的僵硬和残暴的本质。由此我认识了，只有集体主义的人，才是“人性”的真正的表现。集体主义的好处，只能从我回国后的切身感受中获知。这一点也证明了光是念死书，是获得不了很多知识的。
（三）看到和接触到一些人，对于他们的沉着踏实和不惮烦的工作和求知的态度，令我异常钦佩。这是在我们新社会中普遍建立起来的工作态度，是以前和国外所看不到的。我深切地感觉自己应该向他们学习。 这份材料有多处文字下划有红色波浪线（不见于抄件），除了上述材料明确标出的外，之前“有那些进步的社会关系”部分，李广田及相关说明信息（云南大学副校长，共产党员，朋友）下划有红线，“有那些反动的社会关系”部分，查良鑑、查良钊、杜聿明、罗又伦这四人名字下均划有红线，“国内外详细学历及经历”部分，也多处划有红线。看起来，所划记的都是比较重要的信息，应是出自材料审阅者之手。[11]
三、与妻子材料的对照 回国仅仅一个来月的穆旦，似乎已经比较熟谙新中国的话语方式。这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话语方式，在穆旦日后的诸多登记表、交代材料中更是反复出现。今日读者在面对这样的材料时，往往会有该如何认识的疑惑。
综合比照，就某些方面而言，材料中的表述还是有其现实依据的。穆旦在美国时期的思想状况，日后在妻子周与良的回忆材料中有较多描述——
当我在办理回祖国的手续时，许多好心的朋友劝我们：何必如此匆忙！你们夫妻二人都在美国，最好等一等，看一看，不是更好吗？当时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萃集了许多中国优秀的人才，如学物理的李政道、杨振宁等人，学文科的如邹谠、卢懿庄等，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学理科的同学主要顾虑国内的实验条件不够好，怕无法继续工作；学文科的同学更是顾虑重重。因此，许多同学都持观望态度。当时良铮经常和同学们争辩，发表一些热情洋溢的谈话，以至有些中国同学悄悄地问我，他是否共产党员。我说他什么也不是，只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在抗战时期他亲身经历过、亲眼看到过中国劳苦大众的艰难生活。[12]
穆旦所谓“在美时和中国同学谈话，常常为了辩护及解释祖国一切合理的设施，争辩得面红耳赤”，和妻子回忆中的“经常和同学们争辩”一节，大致上应是相通的。而妻子提到的“观望”的说法，穆旦因亲身经历旧中国“劳苦大众的艰难生活”而“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说法，以及穆旦本人所谓从国内来信受到鼓舞的说法，亦可见于比穆旦夫妇稍早回国、曾在南开共事的巫宁坤后来的回忆录。[13]同时，鉴于“回国”事实上是穆旦后半生具有转折意味的行动，也有理由相信他对于新中国的认识（“她崭新的光明的面貌使我欢快地激动”）在总体上亦是有其心理依据的。至于那些漫衍开来的“思想认识”，在《穆旦年谱》中，我曾经结合穆旦所填写的《我的历史问题的交代》（1956年4月22日）中的一个细节给出过说法：
且不说文字中为自己所作的诸种曲意辩护，说一说当时所遗留下来的一个细节：在交代出国前的思想状况时，穆旦写下了这样的对时局的认识：“我原已准备迎接解放，因为当时我认识到，共产党来了之后，中国会很快富强起来，我个人应该为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高兴，他们翻了身，个人所感到的不自由（文化上，思想上）算不了什么，可以牺牲。”这段文字旁有四个字的批语：“纯粹扯淡！”在我看来，它以一种粗鄙而又地道的语言涵括了那些深谙政治文化奥秘的审阅交代材料者对于穆旦的“思想认识”的基本看法。因此，在运用这类档案材料时，笔者尽量只选取其中的事件线索，而剔去那些枝枝蔓蔓的“思想认识”。当然，即便没有“纯粹扯淡”一类批语，相信今天的读者对于此类材料自会有明晰的判断，不致迷失。[14]
同时，我在先前的《穆旦年谱》等书写作时，未看到穆旦妻子周与良的同期材料，无法采信。现在看来，穆旦妻子周与良所填写的相关表格亦是一种参照。周与良1953年1月15日所填《回国留学生登记表》的“国外重要社会关系”一栏，同样也出现了陈时侃（“设法准备返国”）。《回国留学生分配工作登记表》（回字第939号）的“国内外社会关系”一栏，仅填有“进步的社会关系”，“反动的社会关系”一栏为空白。其他的部分内容是：
回国经历情形？
自1952年3月即开始办理回国手续[15]，但美方移民局已有不准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回国的规定，故而自三月毕业后即向东南亚各国谋教书工作。写了很多求职信，只有印度德里大学回信说有个职位可以考虑，但后又因路费问题而未成功。后来没有办法只好冒险向移民局申请，并且经过多方面的探询，得以认识一位犹太律师，他是和芝城移民局人非常熟悉的，因此便请求这位律师帮助，并且要了学校的成绩单和很费力才得到的主任教授的一封信，向移民局解释我的所学是没有实际用途，在美国也找不到适当工作的，经过这几方面的努力，总算得到移民局的离境许可；但香港不发过境证，必须要等卅人的团体过境证，因此又由十月初等到十二月廿号才能成行。
在国外对新中国的认识及回国动机？
在国外对新中国的认识
（一）从国内亲友们寄去的信，书报和杂志上，知道新中国的一切都走向合理和繁荣，以前那种人吃人的社会被打倒了，而代以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制度。
（二）不过对于听到的开会太多一事，不甚了解。学习会上不知学习些什么，对于科学研究工作，不知是否有妨碍，又考虑到自己在开会时无话可说。
回国动机
（一）自己是中国人，本来在出国前就想学成回国的。
（二）更加看到祖国在革命后一切都走向合理和繁荣，更愿意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三）在美时见到白种人歧视和迫害中国人和一切有色人种的现象，深加痛恨，从而更加强了自己对于祖国的热爱。
你在回国后有何感想？
（一）入深圳后，立刻感觉到工作人员的态度和蔼可亲和认真，后来到了别的城市也有同感。
（二）在各方面见到的人们，无论是老人，家庭妇女和小孩，无论是那一种工作岗位的人都有很高的政治认识和兴趣，并且都有向上学习的热忱，这是和以前的情形大不相同的。
（三）对于祖国的建设进展，虽然尚未有机会亲眼见到，但仅自传闻和报章已得到了深刻的印象。 比照穆旦所填写的内容，“回国经历情形”版块在细节叙述上略有出入，语言也更简洁，但大体上还是相同的。“在国外对新中国的认识及回国动机”“你在回国后有何感想”两大版块，一些细节表述有其相通之处，看得出，两人在填写材料时应是有过沟通、协商，但总体上却又可谓差别非常之明显。理工科出生的周与良博士文字简洁，没有枝枝蔓蔓的“思想认识”，似乎可以说，她显然还不熟悉新中国在思想认识表述方面的语体风格，也并未决心将自己交出去——实际上，关于“开会”（“学习会”）的一段，所暴露的正是对于未来的某种隐忧。
四、“我在答应此事时心中有矛盾” 表格已经填写了不少，工作却是还没有着落。新的材料继续提供了一些细节。
1953年2月21日穆旦夫妇所填写的分配工作登记表上，“工作志愿”一栏，均只填有地区，而没有具体的单位意向：穆旦填的是北京、华北区；周与良填的是华北区综合性大学、北京科学院。看起来，新中国的首都北京（而不是南开大学）是其工作的首选。
“今后的职业问题”如何决定呢？妻子周与良日后的回忆并没有叙及当初抉择的情形。当时在北京新华社工作、曾被穆旦列入“进步的社会关系”的梁再冰，稍后在一份检举材料的说明或可参考：穆旦在北京等待工作期间，和她、杜运燮、江瑞熙等友人就此有过商量——
在谈到他今后的职叶问题时，向我们表示，他不愿到学校去教书，或作机关工作，只想作一个“个人”职叶[16]文学翻译，翻点东西拿稿费。同时，我们知道，他在美国时把俄文学得很好。当时我们都反对他搞“个人”翻译，劝他到学校教书，以便更快地改造自己。[17]
若是，那就正如前述几份表格的“工作志愿”所填写的“文学研究工作或综合性大学内的教书工作”，两项内容之中穆旦原本是更倾向于前者。但实际上，如朋友们所劝诫的，“‘个人’翻译”已不合时宜，“改造自己”要紧；而且，文学研究工作看起来也不好找。穆旦本人稍后在交代材料中也曾叙及抵达北京之后的情形——
到北京后即向高教部报到，结果派我到南开大学英文系。我在答应此事时心中有矛盾。自觉写作和研究最适合自己，而教书，过去十多年前教过，颇为不佳，现在口才及能力是否胜任，毫无把握。但不教书似又无他项工作，而且南开大学又可和爱人一起工作，因此便答应了。[18]
新见材料中，有1953年3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致中央人事部的函件一封，看起来，其时穆旦夫妇已经决定同去南开任教了——
事由：请调新从美国归国之留学生查良铮与周与良去南开大学任教
发往机关：中央人事部
发文日期：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 函文：
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 兹接南开大学二月二十一日（53）津南字第一四一号来文略称：该校外国语文系英文组及生物系植物组均需增聘教师一名，尤以“植物病理”一课一直无人担任。近悉新从美国留学归来之查良铮与周与良二人能分担以上两门课程，请予洽调。等语。特转请你部考虑调给，并希见覆。
新见材料中，还有1953年4月6日，关于穆旦夫妇的《回国留学生分配工作意见签》（编号分别为133、132号）。这并非由穆旦夫妇本人所写，而是由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第三局签发的材料。其中，关于查良铮（穆旦）的处理意见有三条：
（一）1940.7.西南联合大学（原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毕业后曾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任助教一年半……（说明：以下为具体经历，从略）
（二）查的家庭关系较简单，但社会关系很复杂，认识一些政府负责人及教授，如杨刚、袁水拍、周叔弢、李广田等，亦认识一些极反动的伪国民党匪帮，如其堂兄查良鑑（国民党员），台湾蒋匪司法行政部次长，堂兄查良钊（国民党员），在印度德里大学教书；杜聿明（国民党员），反动军人，已被俘，查曾在他部下做英文编辑；罗又伦（国民党员），现在台湾，查曾任其个人教师达二年之久。
（三）中央高等教育部来文调查良铮及周与良去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本人亦同意去该校任教。当否，请示。
关于周与良的分配工作意见签的“处理意见”部分亦是三条，行文也是个人经历、家庭及社会关系、工作单位去向。两份材料的审核人均为董××，其在穆旦材料上签有：“此人关系经历复杂，任教较为妥当”；在周与良的材料上则签有：“此人系干部子女，虽其爱人关系经历复杂，任教尚可。”局长批示栏，则仅有签名和日期：“宋诚 4.17”。
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的人员所签发的处理意见，自然是基于穆旦夫妇本人所填写的材料。在1953年初这个时间节点上，日后盛行的组织审查、群众大会或个人检举的情形尚未出现。“进步的”或者“反动的”社会关系的界定与落实，首先源自本人的交代。以此来看，回国之初穆旦所填写的这些材料，除了前述某种现实心态的印证外，也显示了他对于新中国、新社会的单纯看法：如实交代“历史问题”，积极交出自己。当然，后续历史事件充分表明，作为一种流行的政治意识，“社会关系”对于个人的影响显然是非常深远的，即便是家庭成员，也会陷入“不公正的”态度之中。[19
大抵是因为人事部相关领导未及时签署意见，穆旦夫妇的工作一时之间无法落实。新见材料中，还有1953年4月穆旦夫妇与人事部相关人士的往来函件。4月14日，查良铮、周与良夫妇致函人事部的“存德同志”，信函中文为：
约于两星期前我们曾寄部一函，告知我们经考虑后已做的决定，请部中寄我们对南开大学的介绍工作函一封，惟迄今未得答覆。不知是否该信遗失，或有其他缘故，因特再函询问，请予告知为感。
“存德同志”即上述关于穆旦夫妇的《回国留学生分配工作意见签》的主办人佟存德。4月18日，佟存德撰稿，并于4月22日，由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第三局二科签发文件（发文乙字2516号）：
收文机关：周与良、查良铮同志
事由：函告已同意他俩去南开大学任教 函文： 关于你俩去南开大学任教事，已经批准。将我部的介绍信已送中央高教育部，并已由中央高等教育部转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接此信后，即可通知你们上班。特此函覆。
此致
敬礼！ 中央人事部 三局（公章）
四月廿二日 其实，在穆旦夫妇以私人名义向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的工作人员询问情况的前后，南开大学与中央相关部门也在就穆旦夫妇工作事宜进行协商。查南开大学相关档案，4月10日，南开大学收到高教部学校人事司函（高人发446号），内容为介绍查良铮、周与良到校工作，并附工作登记表2份。22日，人事科有记录：“材料转来，本人尚未到校，拟通知本人即来校工作。”23日，学校批示：“通知本人到校并通知外文与生物系速与本人安排工作。”25日，学校致函穆旦、周与良夫妇，对两人的到来“至表欢迎，并已预为安排住处，特函奉达。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祖国的教育建设事业而奋斗。”
1953年5月中旬，穆旦夫妇正式到南开大学工作，穆旦在外文系英文组任教，周与良被分配到生物系微生物教研室。之后的故事则是读者比较熟悉的了，穆旦在南开过得颇不顺心：1954年即卷入“外文系事件”；1955年在南开大学的肃反运动中，当年参加中国远征军的问题重新被提出，成为肃反对象；1958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并被判处管制，逐出讲堂，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
实际上，并不用说更远时候的遭遇，就在1953年暑期，穆旦即曾因自觉“实在无教书才能”而感到“情绪消沉”——
1953年5月中到南大，这是我参加革命工作的开始。但上课一二次，即对自己的教书能力异常灰心，无英文口才。一星期后改换课程，为重点课，又无教学法，更无法应付。一月后即暑假，决意辞去教书职，屡与系领导表示，未获准。领导责备我不努力，我则认为领导不理解我实在无教书才能，因此情绪消沉。在美国时的一腔热情，回国后反而低落了。[20]
余论 “精读过俄国文学” 按照穆旦本人的交代，从1953年1月回国到该年暑假，不过短短几个月，原本“一腔热情”的他却可谓经历了从积极投合到矛盾犹豫再到“情绪消沉”的过程。这番自述的可信度有多高，自是一个问题。穆旦的实际教学情况如何呢？友人回忆中有穆旦和学生交流不畅的记载[21]，妻子周与良回忆里说的却是穆旦“课教的好”，“受学生欢迎”。[22]对此，一般读者显然也是难以准确辨明。不过另一点可以确认的是，自从1953年底出版第一部译著到1958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止，穆旦共约出版了译著25种（包括出版改制之后新印的），“查良铮”的译名给新中国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翻译的角度再回看这批新见材料，也还会有些细节可资进一步追索。比如说，有一个事实基本上未曾触及，那就是“俄文”。在目前所见的穆旦回国之初所填写的第一份表格《回国留学生登记表》（1月16日）中，“专长学科”部分最末一项填的是“俄文”。及到2月21日所填写的《回国留学生登记表》《回国留学生分配工作登记表》的“专长”一栏，最末一项略有补充，填的是“俄文及文学”（后者的学习经历部分，在芝加哥大学阶段亦有“俄文及俄国文学”的内容）。但在4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第三局签发的《回国留学生分配工作意见签》之中，关于查良铮（穆旦）的处理意见之中，“所学科目”仅有“英诗，戏剧和小说创作方法”，“俄文”并没有抄录在列。以此来看，大致上可以说，回国之初的穆旦，并未将“俄文”置于更高的价值等级——看起来更像是附着于英文之后的一种点缀。而在官方的办事人员眼中，懂“俄文”似乎也并非一项特别的才能，思想问题（“关系经历复杂”）才是最紧要的。
但是到了1953年6月，穆旦所填写的“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制定，且需报送教育部一份）之中，却是有了非常重要的转变，“俄文”频频出现——“俄文”被提到更醒目的位置，甚至有翻译俄语文学理论教材方面的信息：
何种专长与技能：十余年前在大学读书时，即专学俄文两年。因此，除英国文学外，亦精读过俄国文学。在国外时并以一年余在学时间攻读苏联文学理论，等。
通晓何种外国文字，能否笔译……：英文及俄文，可自由阅读文学作品。英文有翻译能力（中译英）。中文——有创作经验，曾出诗集数种，亦曾翻译。（俄文英文翻成中文）。
曾从事何种研究工作，曾有何种著作、译述：……苏联季摩菲耶夫教授所著大学文学理论教本《文学原理》，在译出中，即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印出。按：本书已印出。
现从事何种研究工作？今后拟研究什么？对今后工作的志愿？：拟从事文学研究及介绍工作，其方面如下：（一）介绍俄国文学（二）研究英国美国文学，用马列主义观点予以重新译定。（三）广泛的文学理论问题。[23]
尽管穆旦妻子周与良的回忆早就指出，回国之初途经上海时，穆旦曾与早年好友、巴金夫人萧珊谈到学习俄文及翻译俄国文学作品的打算，得到了萧珊的积极鼓励[24]；到达北京后，在教育部招待所学习并等待分配工作时，“基本上住在北京家中，日以继夜翻译季摩菲耶夫著的《文学原理》”[25]；但是，将这些行为置于上述穆旦回国之初的总体背景之下，也是别有效应：一方面，翻译之于穆旦所具有的独特的精神效应正在初步显现，它陪伴穆旦度过了回国之初的矛盾犹豫乃至“情绪消沉”的时刻（日后情势更为残酷、严峻的岁月里，翻译始终是穆旦的精神陪伴）。另一方面，它能更清晰地见出穆旦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精神世界的转变——亦或可称之为某种决断，即确立了翻译之于其工作乃至生命的意义。此后穆旦积极工作，大量译著的顺利出版，“自然得力于在平明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任职的巴金、萧珊等人的大力帮助”，也表明“穆旦的热情并没有虚掷，新的体制正在不断构建途中的‘新中国’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接纳了他。”[26]于此，穆旦所谓“她（新中国）崭新的光明的面貌使我欢快地激动”，也可谓有了非常切实的内涵。
注释：
[1]易彬：《穆旦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2]两批材料进入交易市场并完成拍卖的时间分别是2015年5月22日、2016年7月21日。坊间穆旦手稿、手迹类材料非常之少，故这两批材料旋即引起了热烈关注。
[3]参见周与良：《永恒的思念》，杜运燮等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页。
[4]此处有一字被所贴照片盖住，疑为“封”。按：因本文所涉及的材料，多为手写，凡字迹难以辨识的，均用“×”标记。
[5]周与良的材料，日期误为“一九五一年”。另外，两份材料，“财留”二字均不够清晰。
[6]本文作者曾就多种表格之中的两个细节予以说明：一个是“曾用名（笔名）”的填写，即是否填入笔名“穆旦”；另一个是所列“证明人”、社会关系（进步的与反动的）或交往情况（“经常来往的朋友”）等部分的人员变化，认为其中都包含了“对于时代语境的感知”。参见易彬：《穆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15-416页。
[7]参见易彬：《穆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0页。
[8]一般读者显然还不大能区分穆旦的字迹，若干材料之中，这份抄件以最高价（38900元）被拍走，反映了穆旦手迹在坊间受欢迎的程度。
[9]“声请”当作“申请”。
[10]此处共用英文填写了四位作者，最后一位字迹难辨认。
[11]在穆旦所填写的其他材料上，如本文稍后提及的《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制定，1953年6月填写），也有类似的红色划痕。
[12]周与良：《怀念良铮》，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32页。
[13]除了一些类似细节外，巫宁坤还写到：“和大多数中国同学一样，我是在国难和内战的阴影下成长的，渴望出现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见《一滴泪》，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0-12页。
[14]易彬：《穆旦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15]周与良后来在回忆中说：回国申请1950年就已开始办理，但美国移民局一直到1952年才批准，见周与良：《永恒的思念》，杜运燮等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157页。
[16]本段两处“职叶”当作“职业”。
[17]1955年11月26日，肃反期间，梁再冰写了一份检举材料：《关于我所了解的查良铮的一部分历史情况以及查良铮和杜运燮解放后来往的情况》。
[18]据穆旦档案之《历史思想自传》（1955年10月）。
[19]周与良的大哥、著名的历史学家周一良在穆旦逝世很多年之后曾有回忆：“我们家大多数人对他过去的情况都不够了解，因此他每次到我们家来，当大家（兄弟姐妹十人中有六个党员，两个民主党派）欢聚在父母身边，兴高采烈，高谈阔论时，他常常是向隅而坐，落落寡欢。许多年中，我去天津，记得只上他家去过一次。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对他的态度是非常不公正的，感到非常内疚。”见周一良：《钻石婚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26页。
[20]据穆旦档案之《历史思想自传》（1955年10月）。
[21]周良沛：《穆旦漫议》，《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1期。
[22]周与良观点，见李方：《穆旦（查良铮）年谱》，《穆旦诗文集（增订版）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91页。
[23]说明：本处几处省略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为省去若干不直接相关的文字。
[24]周与良：《怀念良铮》，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页。
[25]周与良：《永恒思念》，杜运燮等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页。
[26]易彬：《穆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