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大事件的起因，往往皆为一个极小的细节。传统中国人常把帝国政治上的变化比喻为“气候”，即大环境。如果西方气候学上的蝴蝶效应原理成立，那么可以说中国近代史的第一蝴蝶，则可追溯到1898年9月18日夜晚，当帝国近代的“奇男子”谭嗣同把手枪顶在袁世凯脑门上的一瞬间。也许，正因为他当时没有扣动扳机，没有杀掉袁，这只铁血蝴蝶的翅膀仅仅只是扇了扇。于是，这个中国式的卢梭级人物，随着他自己人头落地，也使整个帝国正式开始了妖魔化的进程。
袁克文《三十年闻见行录》有“戊戌说隐”一则，专门谈到这个过程：
先公（袁世凯）心异之，延入。嗣同坐定，寒暄讫，乞先公叱退侍者，复下帷键户，乃自怀出短纸，朱书灿然，授先公读之，赫然帝手诏也。……先公捧诏沉吟，嗣同忽起，自袖出短枪指先公曰：“公奉诏否？如何，望立行，否亦速言，胡迟疑为耶！”言时目炯炯逼人。先公微笑曰：“帝诏焉敢违？予非有疑。实思将如何行耳”。嗣同闻语色霁，亦笑曰：“知公忠贞，必无他志，特试公之胆耳。公真豪杰，幸速奉诏行，免迟生他变。荣逆奸猾，勿为所觉，大事定后，公富贵不可限量也。敢乞与公盟”。先公从之，北向拜，共誓焉。既起，嗣同曰：嗣同行矣，公好为之。先公送之门，嗣同乘来车飞驰而去。
在那个漆黑而诡异的刺杀之夜，谭究竟有没有用武力胁迫袁？他的枪是不是真的顶在了袁的前额上？是不是真的如袁世凯《戊戌日记》所说，谭当时是不是真的“气焰凶狠，类似疯狂”，并且还说过“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这些恐怖的话？而且袁世凯后来说还看见他“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这些已经无法查证。各种记录莫衷一是。不过无所谓。无论是传统的看法、新史学派的看法、袁克文的《洹上私乘》，乃至梁启超的《谭嗣同传》里的演绎，一切关于9月18日晚上的那些记载，都不一定是事实。但谭嗣同确实准备实行“兵谏”，游说了袁世凯，试图武装围攻颐和园并刺杀慈禧与荣禄，以达到“清君侧”与变法的目的，当是毫无疑问的。从那以后，将近大半个世纪里，这个国家的人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把到处都搞得尸积如山，白骨遍野。
谭这只盘旋在帝国子夜里的蝴蝶，确是异常凶猛的。
若论谭的学术体系与其“侠气”，其精神来源即先秦墨家思想。谭少年时 就是一个“性任侠，善剑术”的人，后来也成为了一个有墨家情结的佛教徒。如他在其《仁学》一书的序中就曾说过：“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一曰格致，吾所谓学也。仁而学，学而仁，今之士其勿为高远哉”。他可以说是中华帝国近代史上制造了后来大混乱的第一只蝴蝶。虽然他行刺计的划失败了，但也不失为在文化史意义上成为最绚丽的一个准刺客，就像《左传》中刺晋灵公而不得，遂触槐而死的鉏麑。但这些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之后的革命党或改良主义者大多认为，谭没有杀掉袁，这便是后来所有灾难的根源。因为谭嗣同与袁世凯还曾“北向拜，共誓焉”。但袁世凯并未守诺。这个朝廷的人已无任何信义可言。故自谭死后，排满运动风起云涌，一个又一个血肉模糊的暗杀事件就开始了。
本来，戊戌变法虽失败，慈禧却更加暗自推行变法的内容，深化洋务运动。若无革命党提着脑袋不断革命，清朝恐怕再维持个二三十年，估计问题也不大。但这已经于事无补。尤其在庚子拳乱与八国联军进京后，痛感“已亡国二百余年”的汉人民族主义便迅速抬头。自义和团之乱后，惠州起义、镇南关起义、萍浏醴起义、浙皖起义、若干次广州起义……一直到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乃至后来的二次革命、护法运动、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北伐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等，此起彼伏。而所有的暴乱、起义或意识形态革命之心理渊源，皆因“变法流血论”而起。正如谭嗣同自己所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个可怕的理论，甚至成为了后来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在试图谋求新制度时的惯性逻辑：即一旦发觉、或自以为发觉社会需要变革时，首先就是要死人，并美其名曰“牺牲”。
《公羊春秋》云“王者必改制”。中国的传统制度存在不少弊病，故历朝历代谋求改制的事件并不在少数。
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国家资本主义》中有一段话曰：“在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中，曾四度试行极权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剧烈的社会革命，每一次都惨败而终。最成功的是法家商鞅的右派极权主义，他的理论由兴建长城的秦始皇有效推行。早期法家理论最重要的两大原则就是教战与重农。两者其实是同一回事，因为商鞅相信农夫是最好的军人，所有的中产阶级商人与贸易家都该尽量受到压制”。林语堂并总结说，另外三次变革，分别是汉武帝时期桑弘羊的财政论、王莽的改制以及王安石变法。故“王安石的第四次实验失败，也不足为奇”。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每一个极权论都以国家、人民利益为口号。历史上多少政治罪恶假‘人民’的名义而推行，现代读者不难了解”云云。
尽管林语堂的总结有些粗糙，但梳理脉络的方式并无大错。
按照这个顺序，如果我们把戊戌变法算做第五次变革，并且也以失败而告终，也不是不可以的。而且由此可以镜诠出谭嗣同的话其实并不新鲜。流血自古就有。从商鞅、王莽到元祐党人碑，无论左右，因此丧命的人并不在少数。而这第五次变革，比之过去最大的不同，则是直接输入了完全西方式的革命思潮和行为，将中国传统积淀的、主要是由儒家建立的单向度秩序彻底摧毁了。传统的变法彻底让位于新式革命。而能够被新的革命所吸收的传统因素，几乎就只有墨家或民间帮会式的地下组织方式。而且在新式革命与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就连“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也是很勉强的。因为就算当时有一个汉族皇帝（如袁世凯）来管理中国，也会遭到强烈反对。于是，在普遍的战乱中，孙所说的三民主义中起码有两民（民族、民生）都只能沦为空话。剩下那个民权（民主），也只是以革命党自身为唯一参照系的民主，也就是一党制。这些都导致了孙文设立的制度，是与康梁谭、袁世凯或杨度等人期望的君主立宪制完全不同的一种制度。
可这便是当时中国人的选择。谁也没想过要躲开这一选择。
谭的失败告诉了所有人（尤其是南方的革命党），和平主义改良与变法在这个帝国是行不通的。同盟会（华兴会、光复会、兴中会等）也是在这种逻辑中成长起来的。君主立宪没了希望。中国要前进，必须走向秘密结社与暴力革命。形式上，必须如太平天国那样从军事上推翻清朝。因孙文是很赞成洪秀全的，并一直叹息天平天国的失败在于当时“汉人不知自相维持”（见孙文《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这不仅因为反清雷同，而且还因为孙文与洪秀全都是基督教（天主教）信徒（可参阅孙文《太平天国战史序》）。在意识形态或政治纲领上，则必须借鉴西方的共和制度。而在管理与组织上，则又必须结合传统帮会、洪门与黑社会的地下方式。于是群雄走犬、盗贼蜂起、提着脑袋当刺客，不再信任“变法”与改良主义的反满鹰派们此起彼伏。加上民间一些组织如“支那暗杀团”的推波助澜，一个个铁血的激进分子仅仅用了12年的时间，就把正在洋务运动中，企图借鉴西方工业革命的能量逐渐恢复元气的清朝给推翻了。其速度之快，举世震惊。但武昌首义中的同盟会成员很少。枪声打响时，孙文自己都还在海外一个咖啡馆里坐着发呆。领袖缺席，革命也能成功？这一开始似乎就成了中国近代史的悖论。
在近代政治宣传的遮蔽中，辛亥革命始终太具有“单向度正义性”了。
然而这种“单向度正义性”，往往会使人漠视或排斥它的其它属性。歌德曾有一句格言叫做“只知其一，便是一无所知”。被宣传粉饰后的革命史都是盲人摸象，等于不知道什么是象。尤其革命表象看起来只是社会变革，而深层次的影响都是文化变革。
在文化上，辛亥革命是一元价值观突然崩溃后，多元价值观泥沙俱下的革命。尤其当时的中国民智尚未开化。在民间，传统的佛道信仰、巫风、复辟主义、帮会文化、殖民地心理、新工业、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影响、君宪制、共和制、“二毛子”基督教与西方舶来的新事物交相驳杂，使任何革命都具有走向原始暴力的基础与矛盾的土壤。因为这些意识形态虽各自不同，但都曾受到过来自清廷的长期打压。他们完全可以在这一个点上被统一起来。孙文本是广东基督教徒出身（如1900年早期惠州起义的成员里，70%都是基督教徒。而且当时正值北方义和团之乱发生，孙文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另如孙文集团早期重要的日本支持者宫崎寅藏、广州起义时期中的杨襄甫、左斗山乃至“四大寇”时期中的陈少白等，也都是基督徒），而“中山”这个名字则来自同盟会时期借鉴的日本姓氏。他早年的绰号“孙大炮”，在粤语里并非褒义，而是贬义，指其喜欢吹牛说大话，放空炮之意。而且孙从不避讳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如致死时依然称“我本为基督信徒，与魔鬼奋斗了四十年”云），以及对西方民主共和制度的赞美。他在海外流亡十五年，便直接回国当了总统。这从表面上看很得民心，但从具体操作上却非常不实际。因为中国的文化土壤具有非常强烈的排异反应。基督教、日本气质、华侨经济与西方共和制，在一个阶段中可以影响中国，就像后来的共产主义思潮，但不会长久如此。当意识形态杂乱的革命党一旦受到来自本土军事力量或文化的冲击（如袁世凯的政治集团），在排异反应下，唯一能保存下来的，就是民间帮会文化：即暗箱操作、派系斗争、铁幕管理、效忠领袖（仿佛是来自基督教的一神论影响）与使用“语言的暴力”等。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将那些分散的精神集中起来，与本土的反对力量抗衡。而且晚清革命党自一开始与洪门结盟，天生就具有了传统黑社会性质。这个传承当然可以上溯到明末以来，历代反清帮会或洪门的演变，也可以一直上溯到汉末道教黄巾军起义、宋代白莲教起义、元末明教徒起义、清中期的“拜上帝会”太平天国以及历代民间秘密宗门的造反传统。而且，就像当年拿撒勒人耶稣与犹太民间抵抗组织为反抗罗马帝国而起义时，也都具有地下性一样，由相当数量的中国基督徒们构成晚清革命党组织，也必然带有地下帮会的特质：如他们的会议从一开始就必须是封闭式的、人事调度上纵向联络（上下线）、不透明军事计划、特务政治、内部制裁系统、极端保密性与领袖崇拜等。民国建立后，由于时间有限，他们几乎只能照搬清朝原有的警察制度与监狱制度，甚至也只能使用前清各部的原班人马。在党同伐异上，他们也当然会使用帮会组织里常见的谋杀、绑架与暗杀等江湖手段，目的只在于夺权。而且这个传统也影响了后进的共产主义革命与五四一代，致使后来者必须采用比之更激烈、更绝对的办法，才能取而代之。而且严格地讲，如章太炎、陈独秀、二周、汪精卫集团、毛与蒋等人的思维方式，也都是“辛亥人”的思维方式。因为他们也都是在革命党风起云涌时期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无论在文学、情感还是政治上，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辛亥人”的、尤其是帮会文化的烙印。后来的整个新文化运动中，大概只有胡适算是个列外。（在辛亥人乃至新文化运动成员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留日派，唯胡适是留美派。）
更重要的一点，是关于“明以后无中华论”的历史哲学与文化学观点。这一观点在当时的日本与朝鲜，乃至自晚清以后，由于西方汉学家对西域文献的重视，在整个泛亚细亚地区都比较流行。关于此，葛兆光先生在其今年出版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一书中有详细剖析。辛亥一代人，最大的诉求之一便是恢复中国文化的原始意义与文化中心之尊严。但中国文化历经劫波，已经是一盘“乱七八糟”的大杂烩。譬如就连章太炎也不赞同谭嗣同将西学参杂在其“仁学”体系中。但章太炎早期却又如何能接受孙文用基督教来进行民族革命呢？当时张香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风靡天下，洋务运动与民族主义难道不冲突吗？这些都是笔糊涂账。自古胡汉混一，而今又西学东渐，究竟什么算是中国文化之正统，至今学界也是莫衷一是。能够将它们勉强强行拼凑在一起的东西，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看来也只有所谓“革命”这一条路了。
而辛亥一代人的政治思想，是现代宗教团体、地下帮会、日式维新与“儒家想象中的共和制”之综合体。这种综合体的力量作为推翻清朝来讲是足够了。但它的弊病仍是集权。只不过皇帝变成了一党制的领袖而已。这不是孙文一个人能决定的，而是革命党（尤其是改组为国民党后）全体的构成因素决定的。这些也是为什么辛亥主将黄兴在后期离开了孙中山，而章太炎却脱离同盟会而与黎元洪去搞共和的原因。因孙文认为败于袁世凯是因为党内离心力太多，试图秘密另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绝对服从自己，而黄兴反对“效忠领袖”，认为既然如此那不是与民主革命相矛盾吗。章太炎甚至说出了“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秕政”这样的貌似辩证论的看法。同盟会当初设置的三权分立，终于也没有抵抗住帮会文化浸透在中国人血液里的瓦解力。在北方，整个北洋政府时期，相对来讲却比南方更多一些包容性和客观性。如蔡元培的北大就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事。这也是袁世凯为何在一个阶段（洪宪之前）相当得民心的原因（这一点可参阅美国学者阿瑟·贾德森·布朗之《辛亥革命》）。但袁世凯也是“辛亥人”，他只不过是一个“蛰伏在朝廷上的地下反清分子”。袁世凯集团与孙文集团，为了达到反清的目的，都不得不采用帮会文化中的众多传统手段。这从后来整个民国的普遍现象中就能解构，譬如从袁克文到蒋介石，最后都是青帮弟子等。在此便毋庸赘言了。
另，如孙文集团在日本时期的重要支持者、辛亥革命的参与者和同盟会员之一，日本人平山周（“中山樵”一名本就是由他建议孙文改的）在其《中国秘密社会史》中，详细讲述了革命党与中国传统帮会（尤其是三合会、哥老会等）交织的历史，以及孙逸仙是如何成为当时类似水浒宋江似的“中国黑社会领袖”或“总瓢把子”的过程。平山周还总结云：
光绪二十三年冬，平山周偕毕永年、林述唐游湖南，晤哥老会头目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李坤山等。即介绍孙逸仙之为人，谋于扬子江沿岸集头目组织英雄会。光绪二十五年，毕永年偕哥老会头目七人至香港，与兴中会领袖及三合会头目晤，组织兴汉会。推孙逸仙为首领。此即哥老会联络近世革命党之始，其思想为大变化……三合会化为革命党，哥老会亦复为革命党，于是全国各省之诸会党，悉统一而为革命党焉。
可以说，没有“三山聚义”式各种地下帮会的暴力支持，从戊戌到辛亥短短的十三年时间，革命党不可能做到推翻清朝。我说“黑社会”，并非刻意将同盟会的构成说成是江湖暴力集团，而是说会党政治的管理方式曾与帮会结合，故必然具有了相当的黑色基因。另外一点，就是秦晖先生所探讨过的“祛魅”。即所谓“有资料表明孙中山曾经与日本人商谈过由日本资助他的革命，成功后以某种方式予以报答。这个设想如果真的成为了事实，那对孙中山的评价，乃至对他领导的革命的评价必然就要改写了……明末清初黄宗羲为了抗清曾有“日本乞师”之举，永历帝也曾授权西方传教士到罗马教廷去搬救兵来对付清军……当时清朝也同样想勾结荷兰人联手攻打中国驱荷复台的民族英雄郑成功，这难道就不“卖国”？其实所有无论哪一方的这些企图如果成为现实，这一方当然就该受谴责。问题是这些设想都没能实现，我们当然就不能以此谴责南明的抗清斗争或者清朝的反郑斗争是“卖国”。”（详见秦晖《辛亥革命与保路运动的若干分析》）。我赞同秦晖先生的判断，即“祛魅重在已成为事实的行为，而不重在动机”。在向日本求援以及应诺成功后有报偿这个问题上，孙文因并未兑现，故并不存在被虚拟化的政治道德问题。
不过，孙文利用地下帮会、黑道人物、鱼龙混杂的江湖地痞与草莽人士来达到目的，这一则却不是动机，而是既成事实的。
从1912年溥仪退位到1926年孙中山去世这段时间，也奠定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大趋势。因为“皇帝”作为一个象征已没有了。传承了约三千年的儒家道德体系与皇权制度的崩溃，使更多渴望求变的血流遍了中国。当初，因为有了如徐锡麟、秋瑾、林贯慈、汪兆铭、陈敬岳、史坚如、王汉、林觉民、吴梦霞、温生才等排满主义者，清朝被颠覆了。帝国下麻醉了百年的民众又重新开始崇拜敢于“牺牲”的英雄，但同时也造成了最大的社会问题：即暴力的普遍性、无道德底线与职业化。辛亥前夕，四川保路运动导致杀赵尔丰，甚至杀了如端方那种本来最倡导平等的满族贵族。待等民国成立后，从军阀到个人、从地方武装到山头土匪、从国民党到日本人，则无一不是用暴力解决社会矛盾。北洋政府有枪，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不可能“天下为公”。如铁良之类的满清官僚杀完了，就开始杀自己人了。1912年杀宋教仁，吴禄贞；1913年讨袁二次革命、杀应夔丞，1914年袁世凯毒死赵秉钧、杀何荣昌，1915年袁世凯称帝，有人在日本东京刺伤了同盟会叛徒蒋士立、并谋杀了郑汝成，1916年陈其美被刺、接着是1917年的张勋复辟、护法运动、中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对德、奥宣战，1918年杀程璧光、井勿幕，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更是大开杀戒，奉皖之战、中原大战、以及1921年共产党成立；一直到1925年廖仲恺被刺，再到1927年春天的血肉横飞：国共翻脸的四·一二政变、马日事变、南昌起义、秋收暴动、以及李大钊的被杀、康有为去世和王国维沉湖……在那一代中国人的心中，传统帝国的文化价值观和良知可谓完全覆灭沉沦了，只剩下了以暴易暴。这还只是些著名的事件。在民间，拥挤在各种黑暗势力或冲突之间，影响着中国的秘密政治非正常行为，更是多如牛毛了。而所有这些手段在如今看来，都可以说是拜传统地下“帮会文化”所赐的罢。
当年的蝴蝶，已渐渐变成了一群密密麻麻群居吊诡的蝙蝠。
我们如今总讲“革命传统”，在现实中，这个传统源头并非是儒家或《周易》里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而是最初从孙文日本时期在黑龙会里建立的地下反清传统。当然也包括了谭嗣同的“变法流血论”。戊戌变法前，谭嗣同就在天津加入了在理教，也就是信奉羊来如（羊祖）的理善会，这个民间教团本也是过去反清复明之无为教的一个分支，核心思想宣传三教合一（谭在《仁学》中结合西方的“以太论”变为五教合一）。而且谭与不少江湖地下人士的关系很密切（如哥老会之唐才常、镖师王正谊等），所以他的变法思想在康梁的信徒中必然是最激进、最具有造反精神的，因谭同时也是帮会的。而自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始终就不知“交流”为何物。整个二十世纪，就是中国最有理性的知识分子都很难懂得什么叫“我没有敌人”。一旦遇到矛盾，便都是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扩大化之后，甚至还被称为“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不同、或“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等。总之都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统治者视交流为招安，反抗者则视交流为叛变。万物共存的道理，在中国带有教团性质的近代政治学中似乎是完全被遮蔽的。
当初，谭嗣同把枪顶在袁世凯头上，他认为只要杀了慈禧，中国就有救。这就与孙文把枪顶在帝国的头上，认为只要推翻了清朝或帝制，中国就有救一样，都是一种单纯的，忽略了中国是有着数千年传统文化强大土壤的想法。帝制只是个表象，文明才是实质。文明是无法被推翻的。游牧民族数次让中国改朝换代，也没消灭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西方共和制也同样做不到。因为就算任何官本位或皇权被取缔了，但分散后的文明因子仍然会在民间（如地下帮会）中蔓延，并伺机再次进入下一轮的官本位肌体之中。就如后来的井冈山地区的帮会势力（袁文才、王佐）是构成早期红军的一部分，而日伪时期的抗联、游击队组织、或者再之后的地下党与解放区等概念，其原始文化涵义与抵抗方式也都是来源于此。而当地下有一天变成了地上时，如果这种文明因子里集权元素没有得到有效抑制，整个国家也就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帮会系统。
但无论如何，1898年蝴蝶已无可挽回地扇动了翅膀。雪球越滚越大。直到1911年的龙卷风起，再无停息，彻底带动了这一百年来那些无远弗届的灾难。正如一首西方民谣所形容的那样：“丢失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清朝可以灭亡，以“帮会文化”立足于中国大地上的思维定式却固若金汤，甚至更强大了。当初革命党能以木马计的方式推翻了清朝，而后进的若干次“革命”也可以用同样的木马计方式去推翻它。每一次也都以孙文或辛亥革命为源头，以提高自身的合法性与传承性。这个黑匣子打开后就再也没关上。但辛亥一代激进渴求的普世主义价值观之输入，却并没有有效地瓦解传统的权力思维惯性。于是自始自终，除了权力的交替之外，真正的“革命”（民主）其实从未发生。在这个惨烈的过程中，生灵涂炭的只有那些普通人。那首据考证是当年被梁启超篡改过的谭嗣同名句：“手掷欧刀向天笑，留待公罪后人论”*，算是道出了谜底。也就是说，谭自己也意识到：为求改制而行兵谏或革命，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种“公罪”，而非完全顺理成章的。然而这个公罪被辛亥革命的“单向度正义性”无限放大之后，我们自行残杀的历史，便才刚刚开始。
注1：谭嗣同《狱中题壁》之诗，据中央研究院院士黄彰健考证，此诗实经梁启超窜易。黄引唐恒《戊戌记事八十韵》，证明《绣像康梁演义》中林旭被难前所吟的第二首诗，应为谭嗣同原作。唐恒字照青，河北盐山人，与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为光绪十五年己丑会试同年。其时官刑部主事，当是派在秋审处任职，所以得参预此狱，且为主办司官之一。梁启超（或康有为）修正的目的，是为表示自己偷生本是谭嗣同生前的愿望。原诗全句为“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向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后来的版本则为“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看似豪放，其实并无实际内容，不符合谭嗣同故有的严谨思想。对此，台湾学者高阳也有相关论述。
注2：另，再补遗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四川大学古籍所客座教授和历史学家谢幼田先生关于此文的三条参考意见：
一、孙中山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很大，并不是一直主张革命到底者：他在辛亥以后并没有主张继续革命。广东等省份的北伐军云集南京，一概解散，遣返原籍；袁世凯死后所积累起来的武装力量，如在山东、江苏的共和军全部解散，其左右手等，都到北京去进行议会斗争，可又发生张勋复辟；之后是有武装的北洋军阀专权，可以说，没有武装反抗，就改变不了中国的政局。他被逼迫联络俄国。二、 因为近年对于专制与革命的讨厌，自由主义流行，他们简单把49革命等同于辛亥革命。其实差别极大。孙中山在武昌起义成功时在美国。这场实际上的民族革命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几乎没有触动，只是民族革命。我以为，以中国现在所流行的“革命”概念而论，可以说不算革命，因为孙中山没有清算满人，而是马上主张“五族共和”，更没有49式的天翻地覆社会震荡。成都在1907年起义失败以后，同盟会就集中重庆，成都的保路运动是立宪派领导的，杀赵尔丰的是尹昌衡，重庆没有杀官员。三、对于黑社会，只是利用，同盟会的知识分子没有多少人，而且许多在海外。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其宣言基本抄袭民国独立宣言，所有官员都是同盟会员，而不是黑社会。以成都重庆为例，成都的黑社会以保路有功自居，当局纵容，所以清政府倒台后满城都是这些有功者的赌博摊位，秩序极其混乱；而重庆成功后，立即发资遣散，几乎引起黑社会反抗暴动。秦晖比较成都和日本明治维新，说成都代价小于日本，意思是革命代价不一定大于改良，其实应当例举重庆，那是孙中山领导的。袁伟时们学的是哲学，似乎习惯于从观点出发，以论代史，编造历史，史学界不以为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