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
——杜甫
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
——T.S.艾略特
只有在最现代、最新近（的时代）中对古物的标记和签名有所感觉的人才是同时代的。
——吉奥乔·阿甘本
这是在解释时倍觉困难的现象，或者说，有一个现象必须依赖于与之相关的深刻的解释才能得到呈现：我以为自己跟当下居住在杭州的诗人陈律是同时代人。但这个说法又显得挺自然的，不觉得有什么怪异。我和他私下里关系也不错，对于审美也有一些共识，我们相逢于一个可以名为“同”的胡同里。然而，我在承认与陈律属于同时代的诗人同时，也明显察觉到跟另一些健在的同龄人并不是这样的关系。其中的缘由，值得我仔细厘清。
首先，“同时代人”这个连词就令人生疑，它作为一个意义的单元/单数/胆识，显然不同于“同龄人”，也可以说，我心目中的这样一个词不同于同一时期另一位诗人的理解。我们设法为并入这一相同之处设定诸多条件。初看是一个时间概念，但久久咀嚼，却又变成一个空间范畴：在这里，两个人同处一室。而且这个寓所肯定是可以跨越时间限制的，并且也可以是海市蜃楼或意念生成的纯粹空间，比如我完全可以设想我跟杜甫正在这里亲密交谈，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激动时刻：在一间密室里，只有我和杜甫，并且我们在推心置腹地交谈。这个场面令我一下子想到了“同时代人”的意蕴之一：它构成了一次召唤，由我单方面向任何时空里的人杰发出召唤，请他出现在一个匿名的空间里，然后彼此交谈起来。简言之，如果从两个人的惺惺相惜的角度（限定为两个人的“同时”）出发，“同时代人”的说法其实包括知音这一层意思。
但我在感情上暂时不能接受这种状况：陈律和杜甫在同一个秘密空间推心置腹地交谈。我不能这样去构想，而是，必须把自己推出去，必须令自我置身于跟他们中的一位两两相处的空间。自我性必须存在这个问题的表面，我才能考虑我跟陈律以及我跟杜甫这两组人际关系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能产生怎样的脂肪。当我为我跟陈律在一起构成了同时代人的一个关键例证寻找支持时，我能意识到这些支撑材料肯定不同于我跟杜甫在一起所构成的“同时代”感况。不妨说，“同时代人”作为说法/命名，有着不确定的、因人而异的指示。
从措辞结构上看，如果我说我跟我的一位邻居不属于同时代人，这并没有错，“同时代人”这个叫法宽宏大度，有雅量接受这样一个错觉。“同时代人”这个略显文雅的表述方法已经瞧不起它的一个俗名：现在都活着的一些人。“同时代人”被作为人的一个分类标志拎出来时，同时发生了什么事件呢？假设在一个文学圈的小型聚会上，我特别声明我跟诗人陈律是“同时代人”，这个声明究竟在为什么而博弈呢？而且，我显然不情愿陷入一个连锁反应的推论之中，比如陈律认为他跟另一位诗人恰好也是“同时代人”，故而，我跟这个人也必定是“同时代人”。我也尽力避免聚会主持人偷懒的做法，他把当天出席聚会的人统称为“同时代人”。即便他这样说了，我的逆反心理也会兴起，抗拒着自己被卷入了一次前途未卜的集体命名活动之中。我更乐于一对一地认可“同时代人”的称谓及其深意，而暂时不深究一对多的情况下“同时代人”还包括怎样的涵义。在此，我猜想，吉奥乔·阿甘本之所以谈及“同时代人”所面对的“勇气”问题，正是一对多的语境下的表述。
我也注意到吉奥乔·阿甘本这篇论及同时代人的散文，有的译者把“同时代”译作“当代”。译法上的差异并不比两位诗人对“同时代”这个说法的理解上的分歧更为复杂。当我们在阿甘本的启发下（或戏称为译法的启发下）再度思考一个别致的命名时，我们不禁想当然地认为阿甘本正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我们以之为荣。但不可知的情况是，我们中的一人对阿甘本的认知程度如何，能否真正唤起人杰来到他的密室中？并且，又当如何设想阿甘本将心比心，把我们或我们中的一人当成同时代人呢？除非我们在他那既定的散文之余添加一点佐料，否则，很难在一个公共场合引起他的注意。
我们现在谈论“同时代人”，更为内在的真相是，我们在谈论如何谈论这个话题才合适。承接着包括阿甘本在内的人杰对这个名词的定义，我们在当代还能说出什么来，这样一个术语的意义是否已经被榨干。我们这些人——一次虚构的文学聚会上的一些诗人或艺术家——要么找到了进入这个尚在运转的时代的合乎时宜的办法，要么我们打算孤注一掷地成为不合乎时宜的人。而这两个选项恰好是正宗的“同时代人”的双解。有的朋友挺适合也适应“同时代人”在面临社会事务中的局面，他意识到这个说法裹挟的责任、担当和勇气的问题。他悄然在这个名词之前加上一个要求行动起来的动词：成为。成为一个称谓，或成就一个称谓。
这个动词的加进，使局面略感失控。它造成了两个可能性：其一，“同时代人”不是不言自明的既定存在，而是必须人人去争取的荣誉，豪迈一点的说法是，人人要利用好这样一个机会，减除自己人际关系上的不必要的冗余；其二，行动高于或迫切于命名，换言之，吉奥乔·阿甘本解决的问题是“何为同时代人”，而如今的后起之秀要去解决的是“成为同时代人”，一字之差，足以让我们这些后来者成为人杰的族裔，并向人杰表明我们理解了他们对前一问题的解决方案，继而，我们现在还有了行动纲领。
成为——这个词确实构成了不小的眩晕和噪音。好像我们中有谁说“不”就对不住集体意识。当务之急我们要权衡的是，“成为”的利弊大小问题。正如阿甘本谈及成为同时代人的首要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勇气”，我们在援用时也要多一个心眼；我的意思是，敢于成为同时代人（选边站、亮明态度）并不一定比迟疑的骑墙派更占上风，或更有时代精神，我所担心的是对“勇气”的误解或想当然的注解，而把它变成了一个精致的“时尚”。
确实，在我们个人的文人习气中，勇气（或时髦的叫法“政治敏感性”）的缺乏是寻常可见的，不管是古代诗人还是当代诗人，有硬骨头且恰到好处地做到了知行合一的人并不多见。我们很难想象一位富有勇气的诗人殚精竭虑要参与所处时代的政治进程时却一直不被纳入主流而边缘化他的内心承受了多大的压力，这种勇气与压力最终统统倾注到了诗篇之中——就好像这将是他此生唯一的大作为——并被历代诗人引为知己，成为永恒的同时代人。从一个诗人聚会的立场上看“成为同时代人”的呼吁，我觉得这仅仅是对诗人的作为，尤其是诗的作法，提出了一个折中——尽管看上去击中了要害，抓住了怯懦的或盲目的诗人的软肋——的方案。
不过，“勇气”也有其分类法，比如有勇于行动，也有勇于沉思。有的诗人天生是行动的巨人，行千里路，写千行诗，有的诗人安分守己，不管闲事，躲进小楼成一统，以诗为志业。所以说，独钓寒江雪不逊于匹夫之勇，言必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只是勇气之一类。我们大可不必只顾提升“勇气”的等级，而忽视隐忍称王的一端。就诗的进步（进补）来说，摄入过多的勇气，不见得就四平八稳，万事大吉，臻入化境，无可挑剔。我们要勇于怀疑“勇气”的绝对性作用。
一旦我们中的激进诗人言辞恳切于“成为”的价值所在，我们就不禁又回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二分法所造成的文学分野中。但我体谅他倡导的行动中所包含的自觉意味：当代诗人必须做出选择，而不是任由命运之神甩出骰子。从当下的人文处境来说，重述“成为”这一主张的意义显得较为迫切，诗人诉诸笔端或键盘的人生价值赖以实现的传统方式禁不起临窗/屏一眺带来的视觉冲击，也可说，仅仅是写出一首诗还不够。仅仅是诗还不够，仅仅是写还不够——这正是我们中的一些诗人呼吁“成为同时代人”的立意所在。因为不够、够不上、缺乏，所以要快速成为。要的是一个姿态，随后再考虑加入“同时代人”这个协会的条件。而且，就我的理解来说，他们所倡导的“成为同时代人”显然不只是一位诗人与另一位诗人的惺惺相惜，即不是我前面说到的“知音”意蕴。这里所说的“同时”之慨更迫切的含义在于一位诗人与人群（人民）的关系。要求我们不应脱离人群，而是果敢而迅速地成为他们的一份子，为他们利益攸关的问题寻找答复和解决办法。于是，“成为同时代人”现在有了另一个意蕴：诗要敢于处理好同政治/既得利益相关的事项。
这样，诗介入现实或对现实之恶的纠正又是借“同时代人”这个好听的说法来老调重弹。一位诗人要分清楚他在写作前后所饰演的社会角色会有一些困难，而在一前一后的两个角色之间，他短暂地饰演“诗人”这个角色。当他从社会和人群中脱离出来，进入诗人状态，归入单一的个体状态，这需要多大的勇气（有人说在当代坚持成为一位诗人十分不易）！之后，在写出一首诗之后，他免不了要面临进入两个视野/体系/管道的排他性选择难题之中：要么，他不再卸除诗人的负担/光环，继续在诗的广袤世界穿梭，在诗的光辉中辨别出他此生作为一个人的光亮；要么，他丢下诗的约束/荣耀，重返非人的窘况，就像是置身于诗的诸多素材之中，既以已写成的诗为凭条，大声呐喊，陈述主张，又为写好另一首诗自觉搜集材料，把这个人间的他者的悲欢离合最终变成诗的养分。
我深知，一位自觉探索诗艺的诗人在“成为同时代人”这个呼吁下有两种心境：一个是归属文学的呼喊，与历代人杰产生一对一的交流之渴望，以重塑自我，锐意进取，而不觉得这个世界太没人情味；一个是归属公民的主体意识，力求做人的尊严普遍有效，扶弱救孤，始终在火热生活的现场，洞察黑暗，播撒光明。不管怎样，就诗人的宿命而言，他的使命就在于探究诗的宿命，通过一首接一首诗来完成对间或是勇气间或是爱间或是智慧的认知。如果说“成为”之呼吁还意味着“成为一种人”或“成就一件事”的困难重重，那无非是在复述“要改变你的语言，就得改变你的生活”这一告诫。“成为”之困难，不仅体现在对称谓的理解众口难调上，还表现在一位诗人已极少有可能再成为别的什么人这一残酷的现实上。理智的做法是，我们只需将“诗人”这个称谓稍稍压缩一下，就可以留出一些空间给“同时代人”，但后者纵使能耐通天，也必定融为“诗人”之万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