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道亲密和迫切的回声，来自于友谊，来自于爱，来自于对共通体及其命运的深度关切。在这本书的入口处，我们听见一个提纲挈领式的声音和一段作为出发点的背景音效，它们分别出自布朗肖的两位友人——乔治·巴塔耶和让-吕克·南希。巴塔耶是现代共通体思想的开启者，他在著作中零散地提出了共通体的要求，并留下诸多重要的思想片段。南希被巴塔耶的共通体思想所摇撼，对之展开了深刻而持久的探究和延展。布朗肖正是沿着他们的思路，将目光聚集于此，生成这本书。
书共分为两部分，其中在第一部分“否定的共通体”中，布朗肖对巴塔耶的共通体思想进行了回顾性研究，同时回应了南希在《无用的共通体》中的一些观点。而在第二部分“情人的共同体”中，杜拉斯的言说成为了主要的对象和情境。布朗肖通过对杜拉斯的小说《死亡的疾病》的延展性阅读，深入探究了伦理与爱或情人的共通体——这也是巴塔耶抛出的隙线。
何为共通体？为何是共通体？如何触及共通体的极限？这些问题构成了布朗肖这本《不可言明的共通体》的主要思路，也是勾连着巴塔耶、南希和布朗肖在这一问题上的核心链条。共通体：一个独特而意义非凡的字眼，一个并置了社会组织、政治团体、种族或血统以及书文、写作、情人等诸多领地的共在。现代“共通体”思想的发端，首先紧系着一种政治紧迫性。正是现代世界中共通体的“分裂、错位或动荡”（南希），诸如共产主义／共通体主义演变为一种灾异等，引发了思想家们的迫切发思。
巴塔耶关于共通体的论述比较隐晦，似乎也没有明确的界定，但留下了诸多言说的裂隙。早在20世纪20、30年代，他就开始思考个体如何形成一个整体，并在其社会学理论中探讨社会组织形式问题，诸如“反攻”、“无头者”、“社会学学院”等，但关于共通体的关键概念和思想片段主要是在其“无神学大全”三部曲（《内在体验》《有罪者》《论尼采》）的创作期间被抛出的。布朗肖在“否定的共同体”中展开了对巴塔耶这些思想片段的研究，并迅速地指向一个构成开端的问题：为何是共通体？在巴塔耶看来，“每一个存在的根基上，有着不充分的原则……”正是因为不完满和匮乏，个体存在需要粘合到他人身上，需要召唤他者，召唤一个共通体。布朗肖认为在共通体中，自我必须走向他者，我需要向着他人的在场（他在他的死中，让自身缺席了），并最终成为“死者的邻人”。正如南希在《无用的共通体》中所说的：“共通体就是向它的成员们呈现他们的必死真相（也可以说，没有什么由不死的存在构成的共同体。）”这种“他人之死”或“死亡的邻人”，则正是被认为奠定或揭示了共通体的东西。
为了深入展开对巴塔耶“共通体”思想的研究，布朗肖将其整体思想中的核心概念纳为讨论的重要思路，诸如无头者、献祭、至尊性、内在体验等。通过简洁精当的讨论和阐述，揭示出共通体经验的本真面貌或极致状态：缺席、离弃、不可言明。“为了奠定共通体，献祭瓦解了共通体，把共通体交给了时间这一分配者，时间不允许共通体或那些献身于共通体的人获得任何形式的在场，由此把他们遣回孤独，孤独根本没有保护他们，而是分散了他们或驱散了自身，不让他们重新找到自己或聚集起来。”（布朗肖）在共通体的内部，铭刻着缺席和离弃。对于布朗肖来说，这种缺场的存在，正是不可言明的。而共通体的这种缺席和不可言明，又在很大程度上与书写联系了起来。一种书文共通体，或文学、写作的共通体。在书文的共通体中，个人的边界被打破，分享和交流被铭写，形成一种共通。在这里，无作发生，甚至贯穿了书写，构成作品的非功效或缺席。
这与南希在《无用的共通体》中所揭示的颇为相近。在对巴塔耶共通体思想和实践的研究中，南希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即共通体是非功效（无用、无作）的。在南希看来，共通体在传统的理解中为视为同一化、实体化或主体化的了，因此在二战后随着共产主义的衰落，普遍产生了一种“失落的共通体”的观念。然而，事实上并不存在失落的共通体，包括雅典城邦、罗马共和国、基督教共通体、公社或兄弟会等在内的社会组织，并未能构成一个真正的共通体。这似乎是一种幻觉。“由于被网眼缠住了，于是我们为自己捏造了一个失落的共同体的幻影。”在南希看来，共通体不是可以实体化和具有统一性的组织，而是一种非功效的共通体，它在书文或写作的敞开中，呈现和延展开那独一性存在的彼此共在。
如果说在“否定的共通体”中布朗肖主要着力于对巴塔耶共通体思想的研究，那么在“情人的共通体”中，他则将这一思想的光芒导入到书文的阅读之中。或者说，对这一文本的阅读，使布朗肖又被召唤至这一思想的内部。这一文本，是杜拉斯的《死亡的疾病》。在杜拉斯的记述中，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处于一种消解之中，既亲近相处，又不可触及。情人的存在既在场又不在场，与一种死亡的命运，一种从未到场的离弃相互关联。它们所形成情人的共通体，爱仿佛是缺失的，但在这缺席中，它又在场着。正是如此，他们成为了巴塔耶意义上的真正的共通体：无共通性者的共通体。
在情人的共通体中，两个命运存在着差异，构形着一种颇为神秘的不对称。这唤出了列维纳斯关于自我与他者之不对称性的观点，引出一种伦理关系的“非相互性”。这也如同巴塔耶的“内在体验”所揭示的：共通体之为共通体，就是让一个把自己外露给它的人向他异性的无限性敞开，同时又决断出其严厉的限度。它提出一种“自身之外”或“外部”的经验。杜拉斯的记述就弥布着这样一种外部的黑夜。男人和女人的伦理关系就显露其中。“如果女人睡着了，她的被动性就成了一种迎接，一种供奉，一种屈服，然而，在她过度的疲劳当中，她独自一人真正地说话；他，从不被描述，从不被目睹，总是来来去去，总是在这个身体面前有所行动，他闷闷不乐地注视着这个身体，因为他看不见这个身体的全部，看不见其不可能的总体，其所有的方面，虽然她作为一个‘封闭的形式’，只是就她逃避了叠加而言：如此的叠加会把她变成一个能把握的整体，一个会整合无限并因此把无限还原为可集成之有限的总和……”他们离弃了自身，既相互在场又不在场。然而，只有在他异性或关系的缺无之中，个体才能朝向共通体敞开。这种自我离弃及其不可共有性，真正地奠定了这共通体。
共通体终究是缺席的、无作的、不言明自身的。布朗肖对巴塔耶共通体思想的清澈硬朗的回音，同时搅动着吕克•南希和阿甘本等人的思想共鸣，持续不断地响彻于共通体的风箱之中。它向我们敞开一个空间，通过激活并最终会归于巴塔耶的“无共通性者的共通体”，引领我们进入共通体的现代变奏及其极限形式中。我们被邀约进入共通体的内在经验。而最真实的共通体经验，在于书文或写作。在作品的聚集中，新的共通体或许正在到来。同时，正是在一种不可言明的共在或共通之中，我们的写作、艺术及未来将真正地绽出、敞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