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德·斯塔埃尔曾经热衷于做这件事情：夜间他开着自己的汽车，在公路上高速逆向行驶。或者用毕希纳的话来说，他在和死亡调情。另一位画家培根说，德·斯塔埃尔是在玩俄罗斯轮盘的游戏。像尤利西斯，德·斯塔埃尔把自己绑在桅杆上，听凭“可能性”这位天使在他的头上唱歌。
我的朋友钟放，夜间在三环路上行车。我坐在副驾驶座上，想起德·斯塔埃尔的这个故事。钟放，这个年轻的诗歌写作者，向我滔滔不绝地宣示自己的生活态度。他说，他已经看清自己可悲的命运，明白等待着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的。生活对他来说是无望的，他援引一些经典诗人（比如波德莱尔）的观点，并作为自己的信条。当然，他还随口背诵波德莱尔的某一首诗。言谈间，他忘记了在应该转折的一个路口拐弯。于是我提醒他在下一个路口掉头，我们绕了一些道、再继续行驶。
钟放还喜欢普鲁斯特。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时，共同话题便是这位法国作家。我说起《驳圣伯夫》里的一个细节：普鲁斯特从费加罗报上看到风暴的新闻，急切地心生去到海边的念头。他觉得心有戚戚，并且说自己正在读的是七卷本的《追忆似水年华》。他说自己和普鲁斯特一样，喜欢在睡前喝一杯热巧克力。
钟放生于一九八九年的北京。他出生几个月后，历史发生了断裂。对于钟放和他的同龄人来说，这种断裂像一颗星星的光芒，迟至二十多年后，才抵达他们的眼睛。（我们可以科普一下，这颗星星叫做“北落师门b”。） 他们像是大病初愈，刚刚从昏睡中醒来。曼德尔施塔姆说，那是“一场劳作后躺在书房沙发上做的沉沉的梦”。
我和钟放曾结伴去访问甜水园的一个书店。在那里，他向我指点这片街区，说这是他小时候住过的地方。但现在，因为改造和拆迁，儿时的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他的姥爷家也曾在那里，很久以前，街对面有一个小土坡，钟放和伙伴们在那儿玩耍。这些全部都消失了；他的姥爷也在几年前去世了。
但痕迹也许还留在他的诗里。在谈及一块旧表时，钟放说，“据说当年这表一百二十块钱／而姥爷一个月工资只有八十元”。而每一个细微的物件，都是一张生活的入场券。也如木心的诗，“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钟放曾对我简单地说过他的家族史，他们几代人一直都生活在这个城市里。他们的众多眼睛观察过这个城市；色素在北京的躯体上沉淀，如本雅明的柏林，和曼德尔施塔姆的彼得堡。
而我们这一代的写作者，将会如何辨认自己呢？或者说，如果要描述钟放，说出他是谁，我们该想到哪些细节呢？虽然我们难以避免是无法被确定的某种事物。——但这样的一位钟放，二十五岁，一位狂热的诗歌爱好者，出版过两本自印诗集。在朋友们之间，我们即使无法准确地描述，也能清晰地在脑海里浮现出他的形象：那就是他。辛波斯卡曾这样自述：“阅读雅斯贝斯和妇女杂志。／不知道螺丝是做什么用的，却打算建一座桥。”
钟放想要建造一座桥。他幻想自己编辑的诗歌民刊进入诗歌史。他向我津津乐道八十年代刊物的状况。他的书架上摆满了各个书店买来的诗选。他与散落在北京城里一些角落里的年轻诗人们来往，其中的大多数非常优秀。然而，直到现在，在他心智的某个方面，钟放仍然还是个孩子。他的窗台上摆着动漫模型。他发起脾气来像个自闭的少年，当然这种时刻很少。他喜欢心血来潮，老是丢三落四。他像普鲁斯特一样依赖于女性和年长者的照顾。
这一代人“从劳作的梦中走出来”；那劳作是前辈们的生活。前辈的锁比现在的好看，而我们到了二十五岁却仍然是孩子。他们刚刚认识到身后的一片空虚，像蒙塔莱在一个清晨的感受，“带着醉汉的惊骇”。他们将把自己的生命铺展开，并且延伸到出生以前的经验之流里。上帝将气息吹进他们的鼻孔。
但在出生前的空无中，我们依然存在着，以卢克莱修所言的原子的形式。古代人觉得，这个世界的本质永不增多，永不减少。前辈的生活成为集体潜意识。我们会认出自己，作为一个古老的梦。我们最终会接受历史的规训，融入无形的观念。但现在，钟放认出自己的方式是这样的：“午夜就这样到来，钟／放下一张凶残的脸／我无法给你身体，胳膊，大腿”。
金斯堡曾惊叹于他们时代里美国青年的生活。我不知道两千万人口的北京，每天会发生多少奇异的故事。我只看见钟放和他圈子里的朋友们，一面写诗，一面各自做着不同的事情。在夜间开车的时候，钟放不光谈论诗歌，同时也吐露自己对人生的失望，希望自己的生命有一次剧烈的终结。
钟放最喜欢的朋友是昆鸟，一位出色的诗人。在从事出版工作的时候，昆鸟策划过一套外国诗歌译丛，其中有一本佩索阿诗选，在出版后遇到了一些麻烦。钟放相继跑到几家书店，买走了书架上所有的佩索阿诗选，然后分发给身边的朋友，他以这种方式这样来表达自己对昆鸟和佩索阿的双重喜爱。于是钟放能够随时大声背诵出这段《烟草店》中的诗句：
“我在梦中的所思所为，比拿破仑所做的还要多。
我对我假想的胸脯注入的人性，比基督注入的还要多。
我秘密地发明的哲学，就连康德也从未著述过。
可我是，或许将永远是，小阁楼里的人…… ”（韦白 译） 听着这些词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思想并非是对波德莱尔或佩索阿的模仿，而实是我们的本性。或者说，曾经组成了波德莱尔和佩索阿的原子，现在又聚合在了钟放和朋友们的身上。
又一次，在聊天中，他再度向我宣扬关于黑暗和死亡的信条。但是我认为，诗歌以及它的痛苦不应成为我们生活的标签。你无法带着二分法去生活，生活并不是只有黑白两种颜色，我们无法永远锁闭在阁楼之中。即便是佩索阿的这首诗，它仍然是带着一丝反讽意味的。
然而，在言谈中，我逐渐发现自己很难说服他。因为钟放是诚实的，他只是说出了他所看见的东西。对我来说，波德莱尔式的“忧郁”是精神性的，我或多或少地虚构过自己的痛苦；但对于钟放，忧郁是物质性的、可以触摸的，像自己身上的一个器官。我仍然想起钟放生于一九八九年（他的师长黄福海，在钟放诗集《稻草人的故事》的代序中说“那年，北京特别寒冷”），二十多年一直生活在北京这座巨大的城市里。他所能拥有的传统生活经验，可能微乎其微。他和他的同伴们直接撞上了死亡、黑暗、颓废这些概念，它们像麦当劳里可以买到的汉堡。你无法阻止画家德·斯塔埃尔的自杀。
中国的秩序在摇晃，在三十年里，生活的形式已经改变了很多次。祖辈和父辈的经验看起来已经贬值了，我们晚间的反省只刚刚够下一个白昼所用。我们的生存背景是浑浊的，像特兰斯特罗默所说，“彼得堡和毁灭处于同一纬度”。而钟放复述出来的是，“我形单影只／闯不进公共黑暗”。
北京的胡同里仍然有着宁静的生活，孩子们仍然日复一日在那儿追逐、嬉戏。我们这一代人并没有长大，却又像阿米亥所说，“一个老去的童年，／那就是我的成熟。”钟放并不是一只波德莱尔式的信天翁，然而，在公共黑暗中，很有可能，历史将向他派发一份小小的豁免权；他的诗歌文本终究是一份真实的档案。
米沃什说，“在我的同龄人中，有许多人使我肃然起敬……不管你生活在什么地方，只要你是在用波兰语写作，你就跟一部集体作品发生了关联。”这也正是钟放和他朋友们的处境；我们大家都是盲人，一同触摸着中国这只巨型的大象。钟放的忧郁是一种公共忧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