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嘎 译
“我快乐”——这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德米特里·贝科夫在《帕斯捷尔纳克传》中提到了这一幕。这部被纳入“杰出人物传记”丛书[1]的著作一经问世，就引起轰动。高水准的作品，因它而喧哗理所当然。它的主要长处在于激发人们的思索。我愿意与大家交流自己的某些感受。
德米特里·贝科夫是一位知名诗人，他的文字我以前读过。最近一段时间，他在写一些相当怪异的散文，并且频繁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这样的出头露脸使人不禁怀疑他笔下的帕斯捷尔纳克是空洞无物、迎合大众口味的。但事实上，我错了——阅读的感受压根儿不轻松，作者决不是那种肤浅之徒。为了完成这部881页的厚重著作，根据标记的日期判断，贝科夫起码耗用了8个月的写作时间，而且据一档电视节目介绍，他把所有材料都放在了家中。毋庸置疑，这一鸿篇巨制的主人公——鲍里斯·列昂尼德维奇·帕斯捷尔纳克——值得作者将大好时光消耗在书桌前，正如他在俄罗斯历史衬托之下所呈现的人生起伏和作家的命运，值得人们进行严肃而不失时代感的探讨。
手头很久不曾有过“杰出人物传记”作品了，但某种传统的规训却保留在童年的阅读体验当中——人生犹如一道精准的直线，介于起始与终结这两点之间。
贝科夫的作品则以其特殊的构造昭示着这一规训——它具有长篇小说与艺术研究相结合的自由文体，作者在行文中任意插入“主，你的作为奇哉！”[2]之类的赞语，要么则设置一幕但丁式的场景：在“彼岸”世界安居的诗人纪齐安·塔毕泽[3]与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做好准备，迎接刚故去的同路人。作者还有意嵌入“异物”，比如将分别出自帕斯捷尔纳克与曼德尔施塔姆的长短相同的诗段串联为一首诗——目的在于描摹二者置身其中的那个时代的困境。效果贴切自然。
在贝科夫的作品中，从序言到尾声，日期都不连贯——贯穿始终的只有时间的断面。序言截取了1890年1月29日《莫斯科消息报》和1960年5月30日[4]《真理报》上刊登的几则报道。一打开书，读者会惊异于这两个时代的如此不同，如此生疏，甚至相互敌对，而作品的主人公居然就生活在它们的疆界之内。尾声则以“死后的生命”为标题，详尽列举了帕斯捷尔纳克去世之后著作出版的日期、亲友去世的日期、电影开拍及剧作上演的日期、博物馆揭幕的日期等等，与此同时，作者还依照我们这个“公共关系”时代的精神，以不无愉悦的心情介绍了帕斯捷尔纳克故居博物馆的开放时间表。主人公的生命，从这些被慧眼卓识所发现的时代界线当中倏忽而过。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生，在贝科夫看来？
这个人活着，不顾世道沧桑和它的可怕诱惑，不顾时常出现在周围的难以承受的重压——始终向往着节日与光明。他善于发现它们，更重要的是，他善于将它们带给身边的人——不仅通过诗歌和散文，而且还借助于自身在世界的存在。
没有田园诗。贝科夫充分展示着诗人的“苦难历程”，从青年时期的彷徨失措到当局构陷和他自身所预示的各各他[5]，接踵而来的是因肺癌猝然发作而过早降临的死亡。然而，当你在记述中听到帕斯捷尔纳克阅读自己翻译的剧作时发出的笑声，当你读到那位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对他的回忆——你就会明白，强加于他生命尽头的悲剧角色并非适合于他，也并非出自他的某一剧目。
我很想称贝科夫的书为总结性之作——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如此之多地汇集在这里：极其详尽的生平描述（详细探究帕斯捷尔纳克的生命“周期”，并通过严整的思想联为一体），对作品的大量解读、摘引和转述，对时代特征和力量分配格局的解析，映衬出帕斯捷尔纳克创作状况的同时代人和诗友们的群像。如此之多，甚至显得有些过量——我反倒希望有更多的“留白”。按照我的口味，在一本论及帕斯捷尔纳克的书中，甚至完全不必详细转述《斯佩克托尔斯基》[6]的内容，更不必说未完成且不成功的话剧《盲美人》了。涉及这部剧作的冗长拖沓的20页出现在最末尾，损害了书的结构。我还要说：在那些影响过帕斯捷尔纳克命运的人物中，就重要性而言，我看不值得以大篇幅来描写诸如奥丽加•弗莱登伯格等人的生活。不过，我重申：贝科夫这样做，正如读者所见，是希望把所有间隙都填满，并且试图创建某种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材料大全。不用说，材料确乎充足，而关键在于——材料的总结与归纳。
做一个名人——非但不荣耀，反而有可能失去美国人所谓的“privacy”。无论你接受与否——“伟人”传记的作者通常都乐于介入私人领域，描述主人公们的恋爱、背叛、离异、日常生活习惯和喜爱的饮食。这里重要的是掌握尺度与分寸。贝科夫的作品在这方面做得恰到好处。请注意书中温和的非论战性的基调：贝科夫没有令任何一位帕斯捷尔纳克学的研究者陷于难堪，他称叶甫盖尼·帕斯捷尔纳克[7]为“理想的儿子”，他满怀深情地引用娜塔莉娅·伊万诺娃的语句……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在营造某种“中规中矩”的阐释，从而排斥个性化的解读。其实解读俯拾皆是。不妨在此略做停留。
帕斯捷尔纳克到底是否受过洗礼？——从他精神探索的历程来看，这并不是一个空洞无聊的问题。贝科夫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当年未曾受洗，因为保姆不敢避开他父母偷偷为他洗礼，但带他去过教堂。成年的帕斯捷尔纳克熟稔教堂中的所有仪式，认同东正教传统，死后也是按照东正教的宗教礼仪安葬的。他之所以放弃犹太人身份，贝科夫认为是由于不愿卷入某些“帮派”。“他从不否定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他准备承受一切由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所带来的重负，他唯独拒绝接受它所应允的特权”。所谓特权，需要指出的是，意思就是泛泛而谈的“特殊使命”，也可能是某种“乡党关系”，存在于那些在钳制与压迫之下试图帮助自己人的犹太人中间。
道路的选择。众所周知，当初帕斯捷尔纳克很久未能确定自己的“职业”。他在音乐中，在哲学中寻找着人生之路，并且在这两个领域均有所成就：他的音乐作品吸引了斯克里亚宾[8]，哲学作品——则吸引了赫尔曼·柯亨[9]。贝科夫绕开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在《安全保护证》中提到的浅显解释，认为他徘徊不定的原因是不愿停留在太过轻易掌握的技能上；而诗歌则需要重新积聚和分配精力，需要对世界全新的定位和洞察。
补充一点：在1911这个分水岭式的年份，帕斯捷尔纳克染上严重的猩红热，病症持续了两个月之久。贝科夫没有忽略这件事情的意义。“他出院了——从1911年春天起，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涯。”总的来说，肉体上的煎熬、疼痛、疾病之类的话题，屡屡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写作中。作为诗人，贝科夫本人非常清楚，在生命运转中，疾病有如某个不得已的停靠站，有如下课铃声，有如对于永恒的提示，它能够造成特殊的精神状态，有助于创作的提升。
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贝科夫循序渐进地揭示了帕斯捷尔纳克对俄罗斯变革的态度转化过程——从将信将疑的“是”（大约到1935年），到回响在帕斯捷尔纳克长篇小说中毅然决然的“否”。说到这里，对马雅可夫斯基这面“镜子”的批判就显得别有意味。帕斯捷尔纳克强烈反对生命后期的马雅可夫斯基，按照贝科夫的解释，这是因为，前者认为年少于自己的后者是被“革命诗人”之路所诱惑的牺牲品，而他自己也差点招架不住了……的确耐人寻味。总之，所有与帕斯捷尔纳克生平创作相交叉的同时代诗人的命运（“镜中人物”），读来都格外有趣——贝科夫拥有适合于每个人的独特、鲜明和不可磨灭的语言魅力（例如，他以郑重的笔调探讨帕斯捷尔纳克何以未将恋情转向茨维塔耶娃，论及阿赫玛托娃，则直截了当地说：“阿赫玛托娃的世界——是晚年杰尔查文与成年茹科夫斯基的世界……”），由于观点的鲜活与叙述的充沛，你甚至会原谅作者某些“怪诞绝伦的思想”。
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帕斯捷尔纳克与斯大林。对此问题，贝科夫的见解是：“伟大的恶棍”与“伟大的诗人”相得益彰。这在我看来颇为吊诡。斯大林（戏称为“狂暴的维萨里昂诺维奇”）被作家英雄化了，他在其笔下，虽属“前基督时代”，仍不失为巨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他们是谁——这些把人的生命仅仅用于满足其非人欲望，用于攫取权力和能量的恶魔？是伟人，抑或小丑？我与纳乌姆·科尔扎文[10]谈论过这个话题，我的观点得到了他的认同。不管怎么说，哪里有卑微的灵魂，哪里有叛卖和欺诈，哪里盗匪横行，兽性猖獗，哪里就没有伟大……托尔斯泰似乎也曾说过，没有善良、单纯和真实，就没有伟大。
在恐怖与疯狂的三十年代，帕斯捷尔纳克不为时代诱惑所动。当局难以收买他，也难以吓倒他。他既没有出卖自己，也没有出卖朋友。这令人感到吃惊。贝科夫对这一奇迹做了局部的解答，将之归因于帕斯捷尔纳克当时“莫名其妙”的表现。他的思想显得散乱无序，包裹在一层模糊的语汇的外壳下，若隐若现，飘忽不定。“我整夜阅读着你的遗训——仿佛从昏厥中苏醒”这两句诗，竟然被一位文学“头领”误以为是对列宁思想感召力的赞美而传为笑谈……帕斯捷尔纳克的这种含混不清有时确实会导致截然相反的理解，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暴君死后立即写给法捷耶夫的信件，贝科夫引用了这封信。其实，只要认真、“立体”地阅读信的内容，加在作者身上的所有猜疑都会荡然无存，这里没有任何“劣迹”，有的只是对同志表示安慰，并未脱离反斯大林立场的帕斯捷尔纳克。
诗人就像东方的智者，像俄罗斯的癜僧，特立独行，不与进步“群落”中的作家兄弟们为伍——不曾在他人的枪决执行书上签过名，反而当众向被枪决者亲属问好，竭尽所能，帮助陷入困境中的人们……他从集中营解救出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和丈夫，为流放中的阿利•埃弗隆寄去钱款……一个动人心魄的事实：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用奥库扎瓦的话来说，是少数几个能够“清洗自己白羽”的人之一，它们在最凶险的情况下都没有被玷污。在斯大林的群魔狂欢之夜，当诗友们——马雅可夫斯基和茨维塔耶娃——先后自杀身亡，曼德尔施塔姆、扎勃罗茨基和纪齐安·塔毕泽因诗文相继入狱，阿赫玛托娃——同样因诗文招来奇耻大辱——帕斯捷尔纳克却幸免于难，甚至安然无恙。是什么让他的头脑与心灵免遭疯狂的戕害？是奇迹，是女性之爱，还有一部长篇小说的“预感”。在这部小说中，他将道出时代的真相。小说在为他赢得举世公认的同时，也将带来祖国所赐予的受难荆冠，直至引领他提前走向坟墓。而这一切，都将发生在所谓的“解冻”时期。捱过了“大恐怖”的劫难，却死于赫鲁晓夫的“温和”统治下。对此，贝科夫怎么说？不妨看一下贝科夫的“俄罗斯历史发展周期”纲要，按照作者的观点，它由四个循环的阶段构成：
“以极端方式摧毁原有制度，罪恶随之恣意横行却免于惩罚的变革时期；接踵而至的律令严酷的禁锢时期；一边维护‘体制’，一边释放泡沫的解冻时期；导致衰亡的停滞时期”。
贝科夫认为，对帕斯捷尔纳克而言，灾祸或许更具现实意义，起码它没有任何伪装；而在维护体制的同时又故作自由姿态的“解冻”，则无法蒙骗也无法吸引他。
关于爱情。贝科夫出色地描绘了帕斯捷尔纳克所交往的所有女人、他对她们的友谊、爱慕和爱情。尤其幸运的人是伊文斯卡雅。这本书消除了以往对她的一切责难。帕斯捷尔纳克同她一起生活的时期——是“风平浪静”的幸福时期。然而，这又是一种双重生活，其分量令他备感压抑，同样的重负，将帕斯捷尔纳克笔下“alter ego”（“自我修正”）的尤里·日瓦戈压得难以喘息。
我觉得，这种爱的冲突并不属于“暗地里私通”或“合法妻子”同“情人”水火不容的老套——在这里，就在这场爱情戏剧参与者身后不远处，已然呈现出那些导致失落、灾祸与毁灭的“原因与后果”。德米特里·贝科夫公正地写道，是伊文斯卡娅拯救了帕斯捷尔纳克。她承担了施加在诗人身上惨无人道的打击，甚至在临终前，在他拒绝她接近自己的时刻，她都不曾出卖、诋毁和背叛所爱之人。
关于友谊。众所周知，就在去世前不久（1959年），当诗人备受迫害之际，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给鲍里斯·利万诺夫写过一封不友好的信。我同意贝科夫的说法：帕斯捷尔纳克当时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他对列夫·托尔斯泰的效法，拒绝任何虚假的做戏和伪装。不过，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可能纯属内在的心理冲突。帕斯捷尔纳克爱自己的朋友。然而，一个人危机四伏的神经，瞬息间便有可能猝然崩溃，而他的发泄更多是落在朋友身上，而不是陌生人。“我更愿意把你们全都绞死”——面对黑暗的威逼，有谁不曾攥紧拳头，报以某种类似的回应呢？在那种情况下，你会不由自主地感觉到，你是一个人在战斗，而环顾四周，只有“文士和法利赛人”。在你临刑前，“万众云集，期待着好戏开场”。我们回想一下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对朋友们责怪的话语：“你们身上唯一生动和闪亮的地方就在于，你们和我在同一时代生活过，曾经认识我。”这句话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生命转折的尽头。在最后一杯“苦酒”的等待中，这是让自己保持站立，不屈服，不跌倒的一种自我评价。
关于格鲁吉亚和格鲁吉亚人。帕斯捷尔纳克一生中四次来到格鲁吉亚，最后一次——在去世前一年，这是当局因为害怕他在莫斯科会见英国首相而使出的招数。格鲁吉亚——永远是俄罗斯诗人们疗治心灵创伤的地方，在那里，帕斯捷尔纳克备受呵护，他找到了最忠实的朋友——纪齐安和尼娜·塔毕泽。从《帕斯捷尔纳克传》中我得知，在40天之内，帕斯捷尔纳克一共翻译了39首诗歌和巴拉塔什维利的一首长诗《格鲁吉亚的命运》。惊人的成绩！能与此媲美的只有那个胜利的1945年之夏。[11]
令我毫无保留并欣然接受的——是贝科夫对诗的分析。精彩绝伦！他所引用的诗歌同样精美。作者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杰作之一《圣诞之星》做了如此诠释：“还有另外一个缘故，使得他不愿认真计较所发生的一切——1947年2月，他写下了《圣诞之星》，而一个写下这种诗作的人，对任何事情都会泰然处之。”在对他人诗歌成就的评价中，这位技艺上的同道者客观公正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如果说其中不无妒意，那也是干净的妒意。《夜》一诗的分析也非常出色。这真的是一首神奇的诗，它能将我们的幻想带入“无限的空间”。当我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无意间从一本梦幻般的小书《火星苏醒》中读到了它。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但直到今天我还记得：
别睡，别睡，去工作吧，
不要停止劳碌。
别睡，去战胜瞌睡，
就像飞行员，像星星……
别睡，别睡，艺术家，
不要向睡梦屈服，
你是永恒的人质，
你是时间的俘虏。 在我的童年印象中，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情与帕斯捷尔纳克相关。
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一个不安的男声，发出这个声音的人说他不想被赶出自己的国家，祖国之外的生活对他来说不可想象。在贝科夫的书中，十分详尽地描述了帕斯捷尔纳克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所遭到的迫害，而广播讲话这个片断我却没有找到。难道，我是在做梦？我对自己这样解释：有一些事实，写进了书里——成为文字，也有一些，游离于文字之外——成为传奇。文字与传奇共存，彼此支撑，相互滋养。
在有关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中，德米特里·贝科夫的书将会占据应有的位置。一本智慧的、材料丰富的、具有现代感的书。此外还可以说——一本诗人写的书——充满新奇和深邃的隐喻。奥丽加•弗莱登伯格，古希腊文化专家，曾经从围困中的列宁格勒写信给“鲍里亚[12]”：“读你的作品，我复活了。”贝科夫则继续说道：“当古典艺术遇到基督，它便复活了——于是，人们称之为‘文艺复兴’”。
注释：
[1] 始创于1890年，一度中断，后经高尔基1933年倡议，重新恢复，延续至今，主要出版古今世界各国人物传记。
[2] 见《圣经·启示录》第十五章第10节。
[3] 纪齐安·塔毕泽（1895－1937）：格鲁吉亚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朋友。
[4] 分别是帕斯捷尔纳克的生辰和忌日。
[5] 圣经中耶稣被钉死之地。
[6] 帕斯捷尔纳克的一部长篇诗体小说。
[7] 帕斯捷尔纳克之子，生于1923年。
[8] 斯克里亚宾（1871－1915）：俄国著名作曲家和钢琴家。
[9] 赫尔曼·柯亨（1842－1918）：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创立者。
[10] 斯大林问题的研究者。
[11] 1945年夏天，二战结束之后，帕斯捷尔纳克翻译了大量格鲁吉亚诗歌作品。
[12] 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鲍里斯的爱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