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子杰 译
“‘……那危险的增补……’”这一篇章的标题法文“原文”为“‘Ce dangereux supplément…’”，因此我们有理由把它翻译成“‘这危险的增补……’”。如果把法文“ce”翻成“那”（that），我们就好像把增补拒之于外。如果翻成“这”（this）的话，“这”依然陌生、依然没有归宿的“增补”就更有回家的感觉了：就在“这”里，就在“这”句子里面。而这篇文章的标题——“那危险的增补”非常理所当然地被置于引号里面：因为这一句在卢梭的作品里出现过。也就是说，德里达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其实取材自其他作者或其他文本，再一次，这个标题的形态预先警醒我们，增补“本身”令人奇怪和好奇之处：标题本身就是增补。我希望下文会把这一点说得更清楚。
再说吧，这个标题里有三颗看似鸡毛蒜皮小事的小黑点（…），在法文原文里这三点在标题的后面（“‘ce dangereux supplément…’”），而英文翻译却在前面也加上了三点(“‘…That Dangerous Supplement…’”)。译者加亚特里·查克拉瓦蒂·斯皮瓦克通过这后来加上的三颗小黑点（或可叫作省略号）就这样增补了法文原文。她有效地强调了相对低调的法文原文已经暗示出来的事实：那就是这篇她翻译过的文本只不过是一个更庞大的文本的一小部分。文本本身正在增补以前的东西，而文本本身也有它应该或可以增补的一些“后话”。斯皮瓦克的译本忠于原著，同时也侵犯了原著，这突出了一个事实：省略（号）本身的意义及可阅读性（readability）取决于上文下理，也取决于论述（discourse）或文本的边界问题。
“省略号”（或“三颗小黑点”）在其传统定义及其双重意义上有其暧昧性和不可决定性。词典告诉我们，省略号“在文法上可归类为一种句法的图像（figure of syntax），用以省漏字词，或仅作暗示；印刷上它是一种标记，以示省略”（《钱伯斯词典》）。而德里达在其他场合指出，省略（ellipsis）这个词牵涉一种所谓“省略性的本质（an elliptical essence）”（Ell 296）；这个本质的问题是：字词真的被“省漏”了吗？那些被“省漏”的是否仅仅是被“暗示”的？那些被“省漏”的东西又如何可能化身为一些“标记”呢？何为省略号？那“三颗小黑点”究竟是什么？在某些方面来说“‘……那危险的增补……’”是德里达最为享誉学界的名篇，它对这三颗小黑点的重要性及其作用作出了重要而深刻的思考。三颗小黑点（作为一个单数且又是复数的名词）总是意味着一种增补的逻辑（a logic of the supplement）。
增补，就是添加于事物之上的东西，用以丰富被增补者的内容，同时它也只不过是“额外”（extra）之物（拉丁文的“extra”解作“外部”）。增补既是一种“过剩（surplus），也是完好无缺的状态（plenitude）；它令完好无缺更充盈、更充足”，同时它又弥补了某种缺乏，就好像一直有一种空洞有待它填补：“它并非简单地被添加到某种正面性（positivity）的“在场”(presence)之上……结构上，空洞的标记（the mark of an emptiness）已把增补分配到特定的位置”（OG 144-5）。德里达要探讨的就是这两种增补的意指（signification）之间奇怪而必要的“同居状态”（cohabitation）（144）。在这两种情况下增补都被看作外部（exterior）及“额外”（extra）之物，不过在两种情况下，增补都必然意味着一种疯狂的逻辑：它既不是内部也不是外部，而且（或者）它同时在外又在内。它是其中一部分，但同时又不是任何一部分，它属于，也不属于任何东西。如德里达所言：“增补令人抓狂，因为它既不在场也不缺席”（154）。
通过《“……那危险的增补……”》一文中对卢梭的解读，德里达描述并同时改变了我们对“增补”一词的理解。“增补”这一概念听起来好熟悉：我们可能会想到夹附在报纸正刊里面或者词典正文以外的增刊或赠刊（supplement），又或者是信件内容下方的附言（postscript）。但德里达的一贯作风，就是精心细究地把这种非常熟识的感觉抹平消除，把“正常”的归于陌生（defamiliarize），把我们心里认为“最原本”的概念彻底而激进地改造或“变形”（deformation）。他在1980年的论文答辩中如此形容这种策略：
每次概念上的突破都是一次转化，这种转化意味着，字词和概念之间被世间认可、认证的对应关系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也发生于比喻（trope），以及人们为顾及自身利益而制定的所谓“不变的首要意义”（primary sense
）（亦即正规、字面上的或流行的用法）之间。（TTP 40-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策略——德里达在其他场合称之为“没有终点（finality）的奇怪策略”（O 7）——在无数情况下与其他概念一起运作，例如“文本”、“踪迹”、“书写”、“药”以及“处女膜”等。而这些“概念上的突破”，都会引入一种他所谓的“无边无际的推而广之（an unbounded generalization）”（TTP 40）。
增补是普遍而无处不在的，或更确切地说，它无处不在的同时，也无可觅寻，因为正如德里达强调，增补在某种意义上“什么都不是（nothing）”（OG 244）。正如他在《论文字学》一书的结尾说道：
增补的奇怪本质（essence
）就是，它不具备本质的特性（essentiality
）：它大有可能从未发生。此外，从字面意义来看，它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此时此刻它从不在场（present
）。如果它在的话，他就不会被叫作增补了……增补比“空空如也”（nothing
）更为空洞，但从它的影响所及来作出判断的话，它的作用是“永不落空”（much more than nothing
）。增补既非存在，也不缺席。没有任何本体论（ontology
）可以解释增补如何操作。（OG 314）
我们不能以本体论——以存在（being，古希腊语为ontos）作为重心的哲学——去思考何为增补；取而代之，正如德里达在较后期的著作《马克思的幽灵》（1993）里指出，我们应把增补当作一种魂在论（hauntology）（SM 10）。增补好比冤鬼缠身（haunt），它鬼气森森，产生效果后却又不留痕迹，并非在场，却又并非缺席。我们只要对增补所形成的效果作出描述，从而带出移山填海般的改变，这未尝不是一种对解构的理解。我们不可能脱离增补所产生的“作用”，特别是因为它“几乎不可以用理性去理解”（德里达这句话引自卢梭的《忏悔录》）（OG 149）。德里达进一步指出，“对经典逻辑（classical logic）来讲，增补要比简单的非理性（即理性的对立面）更令人不耐烦，更有偷袭的倾向”（OG 154）。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增补令人如此“抓狂”。
增补就像病毒，感染全世界。德里达扬言，“这个概念的剧毒在于”，我们不可能“制止它，教化它，驯服它”（OG 157）。“剧毒”（virulence）这个词来自拉丁语vīrus，解作“毒液”或“毒”。增补拥有非比寻常的毒性，这正是基于病毒的逻辑：病毒自我繁殖；病毒本身就是一种增补。德里达说：“病毒必将会是我工作的唯一目的”（C 91-2）。（解构有着病毒般扩散的特质，杜特曼［Düttmann 1996］的文章以艾滋病作例子提供了可信的阐述）如果用法文细读德里达和卢梭的“原文”，我们大概可以更容易察觉上述自我增补的病毒如何在其中奇怪地活动起来。在原文中，增补（supplément）或增补性（supplémentaire）与替代（suppléant）或替代性增补(suppléance）两词不时交替互换。同时，法语动词suppléer可解作“填补缺漏”，也可解作“提供必需的多余物品”：德里达就曾引用这个例子，去说明词典在本质上（他以Littré这本词典为例）“好比梦游者，它谨守着字词本身如此奇怪的逻辑”（参见FSW 212）。
在旧式英语里，“to supplement”（增补）在意思上等同于另一个动词“to supply”（供应）（德里达的关键思想之一：反思何谓“旧式”），但这种意思上的重叠在所谓“当今通用”的英语里，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to supply”可解作“填满、占据（作为替补）”（《钱伯斯词典》）；例如这一句：“请在空格处填上（supply）适当的字词……”(又见三颗小黑点)。而增补（supplement）与替代（substitute）之间的联系在英文“代课老师”——“supply teacher”（英式英语）与“substitute teacher”（美式英语）之间就更为明显了。以上例句与教育有关，并非偶然。德里达认为，对卢梭来说，“所有教育……都被描述或表现为一种替代性的制度（a system of substitution）”（OG 145）：所有形式的教育“本来”都是增补性或替代性的教育。不过在卢梭的作品里，教育贯彻始终地展现为“大自然”的替身及弥补。而“大自然”在卢梭看来，根本就“不会对大自然自身作出任何增补”（145）。在德里达看来这不可能，因为增补逻辑先于一切事物运作；引用他在《论文字学》里的观点：“很多人希望由增补返回源头，但我们必须承认，源头本身已经被增补过”（OG 304）。我们可以把德里达所有作品概括为一种替补及替代型的思想传授，一种增补式的教学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