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睿 译
对于我们通常误称为“原始的”民族的思维方式（我认为应该称他们为“没有文字的”民族，因为这是他们与我们之间真正的分歧之处），曾经有两种不同的诠释途径。依我看，这两种诠释都是错误的。第一种看法认为：这种思维多少具有比较粗糙的性质，若要在当代人类学中寻找持这种立场的范例，人们就会不假思索地想到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作品。在此我必须要先声明：我对他怀着最崇高的敬意，并认为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类学家，我也绝无分毫诋毁他的贡献的意思。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不说，读马林诺夫斯基的感觉是：他所研究的民族的思维，以及总的来说，一切被当成人类学研究对象的没有文字的民族的思维，过去——或者说现在——完全是受生活的基本需求所决定的。准此以观，如果你认识到某一个民族，不管他们是哪一个民族，是被寻找口粮、满足性冲动等赤裸裸的生活所需所决定的，那么你就可以解释他们的社会制度、信仰、神话等等。这种在人类学界广为流传的观念，一般名之曰功能论。
另一种看法并不那么强烈地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一种较次等的思维，而是一种根本上完全相左的思维形式，列维-布留尔（Levy-Bruhl）的作品就体现了这种看法。他认为，“原始的”思维（我一向把“原始的”［primitive］这个词加上引号）与现代的思维之间的根本歧异，在于前者完全受情绪与神秘的表象所支配。一方是马林诺夫斯基所抱持的一种现实功利的概念，另一方则主张一种情绪性的或情感性的概念；而我所强调的是没有文字的民族的思维，事实上一方面是——或者说在许多场合中可能是——无关乎利害的（这是我与马林诺夫斯基的不同之处），另一方面，也是思辨性的（这点上我又与列维-布留尔的意见相左）。
举例来说，在《图腾制度》（Totemism）及《野性的思维》（The Savage Mind）两书中，我想要揭示的是：我们通常认为是完全臣服于免于饥饿的需求、仅能求得在非常恶劣的物质条件下苟延残喘的这些民族，其实完全有能力进行与利害无涉的思考；也就是说，他们的确为一种了解他们所身处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本质以及他们的社会的需求或欲望所鼓动。另一方面，为了达成上述目的，他们会以思辨的方法来推进，完全无异于一个哲学家，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近似于一个科学家所能够做而且会做的。
这就是我的基本假说。
现在我要击碎一种误解：说某种思维方式是无关乎切身利害的，而且是一种思辨性的思维方法，绝不表示它就等同于科学的思维。当然，一方面它终究与科学的思维不同，另一方面它终究逊于科学的思维。它的不同，在于它的目的是要以尽可能简便的手段来达致对整个宇宙的总括性的理解——不只是总括性的（general），更是一种整全的（total）理解。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必然意味着“如果你不了解一切，就不能解释任何东西”的思维方式，这与科学的思维是彻底相抵触的。科学是一步一步前进的，先尝试对极其有限的现象提出解释，再扩展到其他种类的现象等等，正如笛卡尔的名言：科学思维的鹄的，在于依照解决某个难题之必要，将整个难题切割成许多可能一一解决的小部分。
所以，野蛮的心智的这种“一举而穷宇宙万理”的野心，迥然不同于科学思维的程序。两者之间的最大差别，当然是在于这种野心没能成功。运用科学的思维，使我们能够成功地驾驭自然——这个事实已经足够明确，毋需赘言，而神话却无法给人更多物质性的力量以克服环境。不过，极其重要的一点是：神话给人一种“他有可能了解宇宙万物”以及“他的确了解宇宙万物”的幻觉。当然，这只是一种幻觉。
话虽如此，我们却应该注意到：身为科学的思维者的我们，只用到了我们的精神力量中非常有限的一部分。我们所运用到的部分，仅足以应付我们的行业、商务，或者于某一特定时刻身涉其间的特殊情境的需求而已。所以，倘若某人花了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浸淫于神话或亲属体系的运作方式之中，他就用到了他精神力量中与这些事物有关的部分。但是，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对完全相同的事物感兴趣，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使用了我们精神力量中的一定部分，以济生活之所需，或投注于兴趣之所向。
如今我们比较少运用到精神力量，但我们所运用到的精神力量的范围却比以前要大；而且这些精神力量的性质也与过去不同。举例来说，我们运用感官知觉的程度就减少了非常多。当我在写《神话学》（Mythologiques）（一种神话科学的导论［Introduction to a Science of Mythology］）的第一版时，我碰上了一个令我觉得极为神秘的问题：有某个部族似乎能够在大白天看见水星，我觉得这是绝对不可能且无法置信的。我拿了这个问题请教天文学家，他们告诉我：我们当然看不到，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我们知道水星在大白天时所发出的亮度，那么，某些人能够看得到，并不是绝对无法想象的事。后来，我查阅属于我们自己的文明的古代关于航海的条约，结果发现：古代的水手似乎完全可以在大白天看见星星，如果我们的双眼受过训练，也许我们还是可以做到。
我们关于植物或动物的知识也是一样，没有文字的民族对于动植物的环境和它们所有的来源都拥有神奇般精确的知识，我们则已失去了这一切。但是，我们并没有平白丢掉，换来的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能够驾驶汽车而没有随时被撞之虞，或者在晚上打开我们的电视或收音机。这些都意味着某种“原始”民族所没有的心智能力的训练，因为他们并不需要这些。我觉得，以他们所拥有的潜力，他们的确可以改变他们的心智的性质，可是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来说，这样的改变并无必要。你不可能一下子就把人类所有的精神力量都发展起来，你只能用其中的一小部分，而这个部分视文化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仅此而已。
尽管各个人类群落彼此之间有很多文化上的歧异，但是一切人类的心智都是一模一样的，也都具有同等的能力，这可能是人类学研究的诸多定论之一，我想也已经是世人所普遍接受的命题。
我不认为各民族的文化曾经系统性地或按部就班地努力将自己与其他的文化分同别异。事实是：在之前的数十万年间，地球上的人类数量一直不多；许多小群落在彼此隔绝中独自过活，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个别发展出本身的特色而变得各不相同。这绝不是有意造成的，纯粹是长时间的环境条件所造成的结果。
在这里，我希望你不要认为这样的情况本身是有害的，或者这些差异应该要被破除。事实上，差异是充满生机的，唯有通过差异，才能有所进步。当前真正威胁我们的，可能是我们可称之为过度交流（over-communication）的趋势——意即，站在世界的某一点上，却可以精确地知道全世界各地的现况的趋势。一个文化若要能活出真正的自我并创生出一些东西，这个文化和它的成员必须坚信自身的原创性，甚至在一定的程度上，相信自己优于其他的人类；只有在低度交流（under-communication）的条件下，它才能创造出一点东西。我们现在正受着一种可预见的情势的威胁：我们变得只是一群消费者，能够消费全世界任何地点、任何一个文化所生产出来的任何东西，而失去了一切的原创性。
如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将会有那么一天，整个地球表面上只有一种文化与一种文明。但我不相信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因为总是有相互矛盾的趋势在发挥作用——此方趋向同质化，而彼方则趋向新的分殊。一个文明愈趋向同质化，其自身内部的差异就变得愈清晰；在一个层面上所得到的，旋即便在另一个层面上失去。这是我个人私下的感受，我并没有清楚的依据能证明这种辩证的运作，但我真的看不出来人类有可能在没有内部分歧的状态下生活。
现在让我们来看来自加拿大西部的一则关于鱼试图驾驭或支配南风并终于成功的神话。这是一个早在人类出现在大地上以前，也就是说，在人类与动物还未真正分家以前就发生了的故事。当时，一切的生物都是半人半兽，并且都深为暴风所苦，因为暴风，特别是恶风，无时无刻不在刮着，使他们不能抓鱼或者到海边捡贝壳。于是，他们决定必须要与暴风对抗，迫使他们安分一点。于是，几个人似的动物和几个动物似的人组成了一个义勇队，鱼也是其中一员，并在逮获南风的过程中立下了大功。南风做了如下的保证：“此后不再一直吹个不停，只偶尔吹吹，或者集中在一段固定的时间吹。”之后，大伙才把他给放了。从此以后，只有在每年之中一段固定的时期，或者每两天之中的一天，才会刮起南风；人类可以在其他的时间完成他们的工作。
这个故事当然不曾发生过，但我们必须要做的，不是按下“这是彻底的胡说八道”，或者“这只是一个处于某种妄想状态中的心智所编造的幻觉”之类肤浅的评断来自我满足就够了，我们必须要认真地看待它，并且问自己：为什么挑上鱼？又为什么是南风？
当你非常细心、一字不漏地阅读神话材料时，你会发现鱼的行止系紧密地扣合于其特征，这个特征包括两方面：第一，它与所有的扁型鱼一样，都有着平滑的腹部和粗糙的背部。第二项特征是使鱼能在不得不与其他动物对抗时非常成功地脱逃的关键：从上面或下面来看，鱼的体型都非常巨大，但从侧面来看却只是薄薄的一片。它的敌手可能会认为：因为它是如此巨大，所以用弓箭射死一只鱼能够倏然转身或闪躲，只露出它的侧面——这一来当然就极难瞄准——随即逃逸无踪。所以，挑上鱼应是易如反掌的；然而，一旦用箭瞄准它的时候，鱼的理由是：不管从哪个观点来考虑，它都是一种只能给出（姑且用控制学［cybernetics］的词汇来讲）“是”或“否”这样简单明了的答案的动物，它能够表现两种截然不相连续的状态：一个肯定，一个否定。将鱼放在这个神话里面的作用，就好像是现在的电脑里的组件（尽管我当然也不想把譬喻扯得太远，但还是只能这么说），通过堆叠出一系列“是”或“否”这样简明的答案，它就能解决极困难的问题。
尽管从经验的观点来看，“一条鱼能够对抗风”显然是错误的、不可能的；但从逻辑的观点来看，我们却能够理解：为何从经验之中移借过来的意象可以这样运用。这就是神话思维的原创性，它实际上扮演了概念性思维的角色。一种动物如果具有我名之曰“二元切转器”（binary operator）的特性，从逻辑的观点来看，就可以跟一个二元性的问题有所关联。如果南风一年到头吹个不停，人类就没办法生活下去，但是如果它在每两天里只刮一天——一天“是”，一天“否”等等，那么，在人类的需求与自然界的普遍状态条件之间，就可能达到一种妥协。
因此，从逻辑的观点来看，在鱼这样的动物与这个神话所意图解决的问题之间，有着某种亲近性。从科学的观点来看，这个故事不是真的，但是，直到控制学与电脑已经在科学的世界里存在，并给予我们一种对于二元切转操作（binary operation）的理解之后，我们方能了解这则神话的寓意，然而，神话的思维却早已借由具体的事物，以极为不同的方式运用了这个意念。所以，在神话学与科学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决裂，只不过科学思维目前的进展状态，给了我们理解这则神话之寓意的能力，在我们熟悉二元切转操作的观念以前，对于这则神话，我们只能应之以一片茫然。
接下来要说的是：我不希望你们认为我正在把科学的解释与神话学的解释拉到同样的立足点上。我所想说的是：科学的解释之伟大与优越，不仅体现于科学在实践上与知识上的成就，还在于我们将会得到愈来愈多见证的这项事实：科学正在变得不仅能解释它自身的有效性，还能解释存在于神话思维中，具有一定程度的真确性的事物。重点在于：我们对于质的层面，正产生日益浓厚的兴趣，而在17到18世纪期间纯粹只有量的视野的科学，也已经开始将真实（reality）的质的层面整合进来，这无疑将帮助我们理解许多表现于神话思维中，而在过去常被我们斥为荒谬无稽的东西。同时，这个趋势将引导我们去相信：在生命与思维之间，其实并不像17世纪哲学的二元论所认为的那样，理所当然存在着一条绝对无法跨越的鸿沟。如果我们被引致这样的信念：“在我们心智中所发生的事，与基本的生命现象本身，并无实质性的或根本性的不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被引致“在其他所有生物（不只是动物，还包括植物）与人类之间，并没有不能克服的鸿沟”这样的体会的话，我们也许就会参悟到远超过我们所能臆想得到的更丰富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