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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王学泰:说不尽的聂绀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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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6-08-11  

王学泰:说不尽的聂绀弩




  上初中时我就知道了聂绀弩,那是因为读了他的杂文《兔先生的发言》。文章很好玩,一开始就说:“森林中间的大宴会,东道是狮先生,来宾有象先生,熊先生,虎先生,豹先生,狼先生,狐先生,鹿先生,野猪先生,野猫先生……所有森林里的大亨乃至小百姓都一齐请到了,更是一齐都出席了,谁敢不出席呢?用新闻语说,就是‘济济一堂,极一时之盛’。而叨陪末座的是我们的兔先生。”“我们的兔先生”本来是狮先生、虎先生等盘中餐、腹中食,可是还要在大宴会上为这些大亨唱赞歌,得到的只是没有成为大亨肚子里的填充物、破例地死在自家的床上。引起我对丛林法则憎恨和为弱者而悲哀。这就是少年时代对聂绀弩的印象,后来一听到聂绀弩,总把他与兔先生莫名其妙地联系在一起。

从新体诗到旧体诗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聂绀弩家又是客人踵门,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白发盈颠,骨瘦如柴,面部塌陷,目光板滞,弓着背、辗转于床笫的老人。谁能想到他曾经有过的风流倜傥与卓越辉煌?
  绀弩少年时开始写诗,小学毕业就发表作品,被视为少年才俊;成年即投入革命,是黄埔二期的学生,毕业后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曾与蒋经国、邓小平等政坛上许多风云人物同学;三十年代加入中共和左联,一直在文化战线上英勇奋斗;一九四七年被中共派到香港,后担任《文汇报》主编;一九四九年应邀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一九五一年奉调回国。如果说中共是“打天下坐天下”的话(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说法),那么聂绀弩也是出了一份力量的,当然,主要在文化战线。他对这个自己参与造就的国家有着旁观者难以理解的热忱。为此,他写下长诗(新诗)《山呼——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而歌》,像胡风在建国时写的《时间开始了》一样。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改朝换代,每朝的开端都不缺少颂歌。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周颂”和“大雅”中的一些篇章就是歌颂周如何以赫赫武功取代腐朽的殷商的。然而聂绀弩等左翼知识分子对于新政权的歌颂与历朝历代颂歌绝然不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所面临的不是治乱兴亡、相互交替中的新王朝的兴起,而是开辟了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光明时代。他们觉得自己所参与的也是数千年未有之奇功伟业。历史上兴盛衰亡都碌碌不足道了,甚至连时间都不能算,用恩格斯的话说,那些只是历史的序幕。真正的历史、真正的时间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开始。
  绀弩在《山呼》中深情地说:

多少年辰以前,
先知就告诉我们:
将有一个日出。
饥饿么,日出了就好了,
寒冷么,日出了就好了,
痛苦么,日出了就好了,
恐惧么,日出了就好了!

  然而,这样好的日子在历史上不曾有过:

我们的先人,
连那预言日出的先知,
谁也没有看见过日出,
谁也说不出日出的确期。
多少次鸡叫,
月落,
东方发亮,
我们都以为是时候了;
然而都失望了!
不过是个神话吧?
不过是个幻想吧?
不过是寓言或谎语吧?
它不会来,
我们全看不见,
我们几乎绝望了!
谁知
就是今天,
就是现在,
却真的日出了!
我们真看见太阳了!
真是真的么?

看见了太阳,
才更觉得以前的暗黑,
才更悔恨过去的日子都白过了。
不但我们,
我们的祖先,
自从用两只脚走路以来,
千万年,
千万代,
都在长夜里苦了一辈子!
不能把过去拉回来,
不能叫祖先活转来从今天过起,
我要为这永远的遗憾痛哭!

  从此,在这块土地上永远是春天:

“来了,
从今天开始,
那历史的春天,
人民的春天,
生活的春天,
感情的春天,
思想的春天。”

“春天,
会和我们水乳交融,
会和我们投合无间,
会和我们永远同在!
今天是开始的日子。”

“瞎子眼亮了,
聋子会听了,
哑吧说话了,
瘫子走路了,
傻子聪明了,
枯骨长肉了,
死人复活了,
鸡鸭能飞了,
牛羊能跑了,
猪变成野猪了,
猫变成老虎了,
我们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


  虽然此诗从行文到逻辑稍有欠缺,但可以感受到诗人的激情。他深爱着这个时代,因为他也是这个时代的缔造者。正像母亲爱自己的孩子。他参与创造这个时代,而时代却辜负了他。近几十年,有个流行语叫“革命吞噬着自己的儿子”,我却以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革命在虐杀自己的母亲。
  绀弩出身接近社会底层,还是个“帮匪不帮官”风气浓重的湖北人,又喜好交游,带有江湖气是很自然的。绀弩的朋友很多,甚至也有国民党高官如康泽、谷正纲、邓文仪等。朋友多本来是开放社会中的人脉资源,绀弩在解放前的三四十年中,生活极不稳定,许多时候就是靠朋友解危济难。可是到了极其严密的行政组织化社会,朋友就成了个人生存发展的包袱,多一个朋友就多一个被怀疑的对象,至少也会被组织认为个人经历复杂,难以信任,一有运动,就是首当其冲的要被清理的人物。
  绀弩一九五一年才从香港调回,起初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忠诚老实运动”,他都没有赶上。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和随之而来的“肃清反革命”是一九四九年后第一次大规模整肃知识分子。刚刚回来不久的聂绀弩被触及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何况三〇年代,他加入“左翼作家联盟”还是胡风介绍的!此时胡风已经成了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当时文艺界领导的思考逻辑就是:当年与胡风那么亲密的聂绀弩怎么能够置身胡风事件之外呢?此时文坛上的重要领导,几乎都是与鲁迅对立的人物(所谓“四条汉子”云云),而胡风和绀弩又是追随鲁迅,在他们看来都是属于鲁党的人物,何况他比胡风历史更复杂,与大特务康泽关系很密切呢!康泽在解放战争中被解放军俘虏后,绀弩在香港发表了一篇《记康泽》,按照解放初写反动人物的标准,这是一篇美化战争罪犯的文章。因此,把绀弩揪出来,隔离审查,在当时实属必然,没一点偶然性。

重释《反省时作》

   “隔离审查”在五〇年代初还是个新鲜事(尽管在延安整风也有过,但有那个经历的在党内也是极少数),这对于刚从香港回来的绀弩是极大的刺激,与他当时的思想形成极大的反差,于是写下了《反省时作》六首,记录了运动全过程,也抒发了难以名状的悲情。本来是搞新文艺的,而且又是写过一些新体诗的,绀弩为什么突然用旧体诗抒怀呢?这里先应更正一种说法:“聂绀弩写旧诗,本属游戏。一九五九年他在北大荒劳动时,上级指示每个人都要作诗,说是中国要出多少李白、杜甫。聂绀弩遵命而作,一首七言古体长诗交上去,领导宣布他作了三十二首——以四句为一首,这首古风,有三十二个四句。一场荒诞的游戏成就了一个伟大的诗人。”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这组诗就是证据。至少在一九五五年他就开始用旧体诗来描写他的现实心境了。再往早一点说,绀弩从三〇年代就开始用旧体写讽刺诗了。不过这些确是游戏之作,真正表达自己心志的还是新诗。
  为什么到了五十年代绀弩不用惯用的新体,而开始认真地严肃地写起旧诗呢?我以为,首先,是它要表达的内容决定的。绀弩追随中共数十年,此时入党也有二十多年了,用他诗中的话说就是“千百万年归正果”。绀弩之所以用“正果”这个词,他觉得加入中共不仅是自己个人的正确的政治选择,而且也代表了数千年来进步人类的向往,他正是抱着这个信念生活与工作的。但现实却是信而见疑,忠而获谤,而且冤沉大海,是非莫辩,无由分说。这种情感是传统诗歌中常见的题材。从屈原开始,这个题材就成为诗歌的主旋律。钟嵘还对历史上的各类人种种不被信任的遭遇作了一个总结,并说“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这是读过传统诗歌作品的人们都能感受到的,但新体诗很少有这方面的题材,更缺少可资借鉴的作品。这是其一。
  其二,旧体诗是文言的,而且惯于用典,可以给作者与读者造成理解障碍,或说间离效应,因此,大多旧体诗缺少白话新体诗的直感性。绀弩还有其他一些写旧体诗的朋友,写旧诗不是为发表,而是为了一排愤懑,最多也是只给周围小圈子里的朋友阅读,因此,它是不避曲折隐晦的。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个人情感全部一体化的社会里,这类表达是犯忌的,表达者是充满恐惧写作的。他要表达的东西不仅社会不允许,而且自己的理性也不允许。例如这样的诗句:“多情故作无情样,没齿难忘切齿声。”如果翻译成白话:“斗争会上,我内心激荡,却装成一段呆木头;但我直到死也不会忘记你们对我的切齿批判。”这样述说恐怕作者自己看了也会害怕,而且直白没劲,但化作“没齿难忘”云云不仅和缓典雅,而且还滋生出许多文字趣味,会引起更多的联想。所以,许多作者写旧体诗和用文言写作,既是有意软化自己的激情,也是“反侦查”的一种手段。
  当然,使用旧体诗表达的前提是能够熟练地掌握这种诗体。绀弩经历过旧式教育(自幼上的是私塾和半私塾式的小学),受过对对子、联句等基础训练,因此出手不凡,合于格律的句子往往张口即来。《反省时作》是现存聂诗中较早的作品,无论从气韵神采、谋篇立意、遣词造句均属上乘,可见绀弩早就有写作旧体诗的能力。下面是《反省时作》的原文:


        

十姨爱嫁伍髭须,
千古荒唐万卷书。
庭户机声罗汉豆,
海天月色美人鱼。
敲诗白日从君永,
止酒桃花笑我迂。
一石未含精卫老,此生误尽闭门车。
(运动之起,幻像迷离)        


        

只道生虚五十载,
谁知咎犯百千桩。
伸长八尺灵官殿,
大喝一声白虎堂。
天若有头砍当怕,
地虽无底揭也慌。
何人万缕青丝发,
不为昭关一夜霜。
(发动群众、打态度)        


        

昨日相逢酒一卮,
今朝舌骋万雄师。
地无裂缝天无路,
你是何人我是谁。
千百万年归正果,
三十六路伐西岐。
夕阳款款来非暮,
及见花前雨后枝。
(斗争会上众生相)        


        

末座叨陪百之五,
会场祗候再而三。
先生遗行宁无有,
少日闲情已不堪。
勇奋辈侪千臂膊,
热煎衰朽寸心肝。
隔窗忽见檐前月,
徙倚匡床暗自贪。
(定性定案)        


        

朝朝雨雨又风风,
梦断巫山十二峰。
望美人兮长颈鹿,
思君子也细腰蜂。
盘盘棋打鸳鸯劫,
出出戏装宇宙疯。
四顾茫茫馀一我,
不知南北与西东。
(定案后的回想)        


        

多情故作无情样,
没齿难忘切齿声。
落日大旗何莽荡,
小园枯树太凄清。
经风止水蛾眉皱,
隔牖疏星鬼眼瞪。
铁尽九州成错后,
始知无用是书生。
(反省)
        

  《反省时作》六首是好诗,也是宝贵的社会史料。经历了三十馀年锐意发展经济,不搞“阶级斗争”(甚至是不谈阶级斗争)了,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已经不知道当年的阶级斗争是什么样子了。这组诗为我们提供了五十年代初文化机关“阶级斗争”的范本。记住,那时的文化机关的人们还是多多少少保留一些文明习惯和“小资产阶级”知识人的温情的。这些随着政治运动频繁,不断被扫荡,等到了文革,只剩下赤裸裸的“无产阶级革命激情”了。
  分析这六首诗对我来说是个有趣的工作,因为,我曾对一九四九年后的政治运动做过些许研究,六、七年前,还写过一篇长篇随笔——《说运动》,曾在山东出版的《社会学家茶座》上连载,二〇〇九年收在我的随笔集——《采菊东篱下》中。该文对每次政治运动中不同阶段特征和运动中的群众心态都有所剖析,这些恰能在绀弩《反省时作》中得到印证。那时我还没有读过这组诗,否则我会引以为证的。
  这组诗的顺序也与我分析的运动次序很相近。一首是写“运动初起幻像迷离”,二首是“发动群众、打态度”,三首写“斗争会上,个个奋勇争先,刺刀见红”,四首写“定性与定案”,五首写“定案之后的心态”,六首写“最后的反省”。
  每次政治运动都是一场戏,全体参加者都是演员,不管剧情如何荒诞,每个人都要进入角色,激情出演。
  第一首诗中各类人物就都出场了。读者设想当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次揭批胡风会上,会议的领导者——设想或是王任叔(书记)、或是冯雪峰(社长),突然面色如水,一拍桌子,对聂绀弩喝道:“你的特务问题为什么还不交代?”本来心怀惴惴的绀弩担心的是他与胡风的交往,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与“特务”联系起来(四五十年代“特务”在社会话语中是个万恶不赦的角色),而且作为顶头上司的冯雪峰还说他,如果态度不好,极有可能“被逮捕,坐班房”。这像一盆冷水从头浇落,弄得绀弩六神无主,四顾茫然。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忠诚向党数十年,却出了如此滑天下之大稽的问题。这简直不异于说春秋时代的伍子胥娶了唐代杜甫(“拾遗”唐代官名,杜甫曾做左拾遗)作老婆。真是“荒唐书”万卷,不知要从哪一章说起了。因为不好说,所以中间四句完全用意象描写、氛围烘托替代事实的叙述,以再现斗争会上扑朔迷离、诡谲荒诞的气氛。主持者不仅制造荒唐,而且还在罗织“事实”。诗人用了一个具象描写“罗织(一千多年前中国酷吏来俊臣就著有《罗织经》)罪行”时的恐怖气氛,例如主持者喝问:你与康泽是什么关系?与谷正纲是什么关系?与张道藩是什么关系?……这仿佛是一架织布机,其声嘎嘎,似罗汉豆(北京称之为“铁蚕豆”)般地颗颗滚落。织机织出了“罪行”一片,使我悚然心惊。当然主持者当中往往还有个演红脸角色的,他会用关心的口吻说些温柔的“政策攻心”的话。比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等等给光明、指出路的话语,描绘出碧海蓝天,月色美人的种种情景,令诗人迷惘(当时这一套还很新鲜,大多数人还不懂)。“敲诗白日从君永”,写大会的参加者像写诗炼句一样,推来敲去,与我纠缠不休。我只是希望摆脱困境,斗争会早早结束,恢复工作,与会群众却讽刺我要借此逃之夭夭,这就是“止酒桃花笑我迂”。“一石”句感慨自己想像精卫鸟一样工作,填平大海(当时绀弩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他有一大套整理和出版中国古典名著的计划), 但一事还未做,先被清理出来,看来我仍是不谙世事的闭门造车之人。绀弩对这种突然袭击十分反感,他觉得自己是心怀坦荡,对党是赤诚的,但过去几十年处在危险的地下斗争状态,绀弩又是东西南北四处颠沛,许多事情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见《聂绀弩全集》第十卷的检查交代)。明明是弥天冤案,但又急不得、恼不得、怨不得,只能用李义山式惝恍迷离的文字把自己痛苦传达一二。
  前诗还只是这部“荒唐书”的序幕,真正的斗争会是刺刀见红的,是要把阶级敌人打得灵魂出窍、四体筛糠的。因此诗人感慨,我也活五十多年了,苦难、战争、生死也经历了不少了,但从不知道自己原来是个罪行累累、擢发难数的“特务”!(绀弩检查说“也可枪毙十个聂绀弩而有馀,实际上我比特务更坏”)这种认识才是斗争会所要达到的效果,可惜这种认识还是摇摆不定的,所以革命群众就要给他端正态度,死不承认,就要招来“严打”。中间四句写斗争会,极有气势。“灵官殿”是道教护法神所在,殿宇高大宽深,鬼神所聚;“白虎堂”是古代军机重地,高俅在此陷害林冲。这些都是令人悚惧、恐怖的地方,用以比喻斗争会。“伸长八尺灵官殿,大喝一声白虎堂”,这也是主持者刻意制造的斗争会的氛围,目的就是给被斗者以精神上的压力,让他感到有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的恐怖。搞运动是法外执法,但往往比司法机关搞得更残酷、更非人性。司法机关还有法律和纪律的限制,而政治运动的对敌斗争是群众运动,虽然也有一定政策规范,但群众为了表现自己,没问题争当先进,有问题更要戴罪立功,只要把矛头对准上面要揪的人,大方向就没有错,其他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自然是逼供信风行,古人云“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所以,“天若有头砍当怕,地虽无底揭也慌”。连高天厚地也都胆战心惊,何况区区五尺肉身!因此一夜之间,像伍子胥过昭关,须发皆白,也在意中。
  第三首进一步写斗争会上的众生相。昨天我们还在一起推杯换盏,今天会上你揭发和批斗我,舌吐莲花,辩才无碍,把我批得体无完肤,弄得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知躲到哪里才安全。可是细想起来,你是谁,我又是谁?难道谁是谁我们心里还不清楚吗?经历了多少磨难我才加入了革命队伍,觉得自己好不容易才修成正果啊!不料却招来了多路的讨伐,好似三十六路诸侯伐文王一样。真是世事难料啊!最末两句是自我安慰,不管怎么样,总算在活了一把年纪的时候,让我见识了风前雨后的花枝的不同颜色。其实,见识了、知道了桃李春风与荆棘满庭的不同,又有什么用呢?
  政治运动的后期是要给被清理出的阶级敌人、准阶级敌人和人民犯错误的定性定案的。肃反也不例外,第四首写的就是这个程序。最后聂绀弩没有被抓起来坐班房,甚至没开除党籍,只是留党察看。其实上头(文艺界领导)也知道聂绀弩就是一个“不问政治的糊涂蛋”,一无所长的“吊儿郎当”的文人,没把他整得太过分(到文革中就不行了)。这个结果一宣布,绀弩松了一口气,其“吊儿郎当的文人”本性又显示出来了。正像苏轼因诗文入狱、好容易挣扎着从监狱出来、被贬黄州,马上手就痒痒,写下“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这些带刺的诗句一样,绀弩也如此。危难、痛苦、煎熬一过,他的诗句马上就流露出嬉戏幽默:“末座叨陪百之五,会场祗候再而三”。这个“末座”、“祗候”不像诗人写得那样轻松、顽皮,如果我们看了当时的真情实景,那是令人落泪的。当时的政策是将阶级敌人的人数设定为百分之五,但真正被抓入监狱或戴上帽子监督改造的只能占全部人口的千分之一、二、三,也就是说具体处理的不到全部阶级敌人的十分之一。绀弩庆幸自己仅仅是接近了百分之五,没被划入百分之五,更没有进入千分之一、二、三。或者说即使属于“百之五”,也是叨陪末座,尚属边缘;但这个“叨陪末座”也是经历多少屈辱和做了多少检查争取来的。他用了“祗候”一词,即恭而候之之意。这种通过矮化自己产生的幽默,让人感到辛酸,尤其是注重骨气的文人。这使我想起文革中的批斗会,不被批斗的阶级敌人(五类分子)也要早早到达会场,在会场之外排队肃立恭候,待革命群众入场完毕后,他们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民兵用步枪押着,低头入场。虽然五十年代的肃反还没达到这个份儿上,但歧视也是存在的。如果批斗会上主持者发现问题,要调整对敌“战略”时,往往会令被批斗者出去候着,此时主持会的人会向群众面授机宜,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比如应该集中精力先拿下“敌人”的某个问题等,商量好之后,再把在外面鹄立等候的叫进会场接着批斗。这也是很受侮辱的。不过绀弩很善于自解,说这类的“祗候”,自己只经过两三次。“先生遗行”二句是说服自己,也是自解。他说,我对这个结论还算满意,楚襄王曾问宋玉:“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连才子宋玉也有不检点的行为,受到民众的批评,何况我在青少年时确实对恋爱生活不太严肃呢?(定案材料中有一条是“一贯玩弄女性”,绀弩不同意,曾多次为自己辩解)没被逮捕,也没被开除党籍,绀弩一块石头落了地。但想到斗争会群情激奋,与会者的奋臂讨伐,自己的狼狈不堪、心肝五脏如被油煎的情景,还是心有馀悸的。过了关的绀弩稍稍舒了一口气,倚在大床上,静静地欣赏一下檐前的久已不见的月亮了。
  第五首写定案之后再反思运动高潮的情境。那时的形势如同巫山十二峰的风光“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变化莫测,令人如堕五里雾中。那些难兄难弟怎么样了、是不是也像老哥我一样被搞得狼狈不堪了?有权有势的高朋贵友哪里去了,到危难的时候怎么不拉兄弟一把呢?诗人把自己的关注和期待,化为比喻奇特、极富幽默感的诗句——“望美人兮长颈鹿,思君子也细腰蜂”。从这种自我解嘲诗句来看,当是在检查交代也基本通过、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否则这样写真是没心没肺了。此时他还能以“欣赏”的心态评论批斗会的主持者和与会的群众。主持者真是棋坛高手,他下棋,布局严谨,招招都是鸳鸯劫(即双劫,可以在两处吃子),两头通吃,整得我顾这儿顾不了那儿;参加会的革命群众一个个都是天生的好演员,装神像神,装鬼像鬼,演《宇宙锋》就是那个要上天入地的疯女人(梅兰芳饰),个个都是梅兰芳啊!有这样棋手统帅和戏子士兵,我怎么会有好结果呢?只能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罢!
  最后一首是正面的总结,以矫上面两首诗中的“突梯滑稽,委屈顺俗”之词。“多情”两句意为:上两首诗说笑话、讲幽默,仿佛在述说别人事情,非常洒脱,大家别太认真。在大家眼中我好像是看穿人世百态、攘臂游戏人间,像我们的老祖宗庄子一样。其实真的不是,我的痛苦也许只有一人知道,人们看到的都是装的。大家演戏,我也演戏。我到死恐怕也不会忘记那些在斗争会发出切齿之声的朋友——我对他们有过什么伤害呢,他们如此恨我?“落日”二句写“战斗”结束了,此时是“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消灭了“敌人”,战场上一派平安壮观景象。可是谁懂得,那个“敌人”曾同诸位一样、其实也就是你们中的一份子?现在他被孤立了,像小园中一棵枯树(晚年毛泽东读庾信的《枯树赋》以寄慨)孑立凄凉,生意尽矣。女同胞们见了我好像看到不可接触的“贱民”一样,面部布局突变,如风掠止水,自叹晦气;而男同胞们眼光如流星闪烁,不时地窥伺一下这个“异类”,看他有没有越轨行动,以及时向上级汇报。想我一生,辗转四方,向往光明,追逐真理,现在看起来真是搜尽九州废铁,铸成这个大“错”啊。这时才觉得黄仲则的“百无一用是书生”真是说得好啊。读了半辈子书,连自己都顾不了,还能于国于民有用?
       这组诗集中表现了诗人的极度悲情。本来他对自己评价是“浮生若梦,玩世不恭,吊儿郎当”,他说许多人不认识我,可是一见面,就会用此三条评价我,因为我长的就是这个样子,这似乎是先天注定的。然而,他觉得自己大方向是对的、是跟党走的。二十年来一直写文章骂国民党,二十年来一直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受过国民党的迫害,上过他们的黑名单。从来没有骂过共产党,在关键时候与党保持一致。他觉得新中国的建立自己即使没有功劳,但总归还是有点苦劳罢。因此,“肃反”要把他整成特务,他不能理解、特别痛苦。当然最后没有定为特务,他才有“先生遗行”、“少日闲情”等游戏典故出现,本性难移啊。
  《反省时作》虽是聂绀弩较早的旧体诗,但与聂诗的总体风格还是很一致的,恐怕也曾经过晚年的修改润色。聂诗总的说来是学宋,注重描绘刻画、不避刻露(《北荒草》中最为明显)。然而写这组诗时还是有许多难言之隐的,许多事情不能直接写进去,于是就借鉴唐代李商隐“托霜月以喻成,假花蝶而谜设”,大量运用象征与隐喻的手法,以制造惝恍迷离的意境,让读者设身处地去体味、去揣摩。这组诗要反复读,才能有所感悟。

绀弩诗的霸气

  什么叫“霸气”?这只是我读聂诗的感受,一时很难说清楚。这里用一个例子说明。听说苹果5代就要上市了。据说人家苹果机并不搞市场调查,不考虑用户的需要,就是“硬势”推出,而且只要一推出,顾客就会抢着买。苹果不让市场造就我,而是我要改造市场、征服受众。我觉得这就是苹果手机的“霸气”:它有深厚的实力,有充分自信、相信自己审美符合人性。
  聂诗也是这样,不取媚读者,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例如诗歌这种体裁不是什么都能写的。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批评北宋梅尧臣时说:

  他要矫正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习气,就每每一本正经的用些笨重干燥不很像诗的词句来写琐碎丑恶不大入诗的事物,例如聚餐后害霍乱、上茅房看见粪蛆、喝了茶肚子里打咕噜之类。可以说是从坑里跳出来,不小心又恰恰掉在井里去了。

  总之,钱先生认为不美的事情是不能入诗的。聂绀弩就一反此规律,写了许多看来不美的事物。其中最有名的是《清厕同枚子》之一:

君自舀来仆自挑,
燕昭台畔雨潇潇。
高低深浅两双手,
香臭稠稀一把瓢。
白雪阳春同掩鼻,
苍蝇盛夏共弯腰。
澄清天下吾曹事,
污秽成坑肯便饶?

  这是写掏大粪,按说比梅尧臣所写更是等而下之,为什么选择这样的题材而读者不觉得恶心?关键在于立意,诗的重点不在于“清厕”,而在“澄清天下吾曹事”,并借此描绘对这“一双天下士”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从而再现了诗人倔强、不屈服的个性。那时有个悖论,口头上说“劳动最光荣”,而且干脏活、苦活、危险活的劳动者也屡屡被赞扬,清洁工、掏粪工还受到歌颂,然而奇怪的是,干部或知识分子一犯错误就以劳动为惩罚,甚至罚他们干力所不胜的脏活、苦活、危险活,以示羞辱。历次政治运动中,四类分子包括被清理出来的人员,扫大街,刷厕所都带有羞辱性质。绀弩以明快坦荡的诗句来回答了这种羞辱。
  诗一开篇就描写二老掏粪的分工,一掏一挑,仿佛《空城计》中二老军,既凄凉、又滑稽。接着用“燕昭台”典,使读者想起燕昭王好贤任能,建黄金台,招揽天下才士,这是反讽;而“高低”两句写劳动的场面与艰辛,虽然“类似自嘲,实存隐痛”,但表面上看来仍是不动声色的。“白雪阳春”的掩鼻,盛夏苍蝇的丛聚,这也是世事之常,为诗人所不屑。上六句平平写来,最后逼出“澄清天下吾曹事,污秽成坑便肯饶”。“澄清天下”与“污秽”联系在一起,激发读者联想。“污秽”不只是大粪罢,它包括不包括那些令美丑不辨、善恶倒置、“黄钟毁弃,瓦缶雷鸣”的世风呢?掏大粪没有羞辱了诗人,而是羞辱了那一个时代。在羞辱面前,大大方方,光明磊落,没有丝毫见不得人的羞愧,这是人格的力量,因而诗也才有震撼力量。
  聂诗在创作手法上不按常法、自我作古之处也不少。他在句法上特别喜欢用口语、俗语和在谋篇布局上不避讳流行语、白话。例如他的《钟三四清归》中写道:

陌上霏微六出花,
先生归缓四清夸。
忙中腹烂诗千首,
战后人俘鬼一车。
青眼高歌望吾子,
红心大干管他妈。
民间文学将何说,
斩将封神又子牙。

  从整篇来说造语典雅,连雪花都用“六出花”替代;写“四清”的“战绩”是“俘鬼一车”,用《周易》典;特别是“青眼高歌望吾子”用杜甫《短歌行赠王郎司直》原句,表达对于朋友立功立言的期待。然而下句风云突变,以“红心大干管他妈”来承接。真是事出读者意外。过去诗论家强调全篇的统一性,不能“与通篇不类,正如贤人高士中,著一伧父”(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认为这样会破坏全篇的风格。而聂翁不管这一套,他就这样写,大家读了还交口称赞。特别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更能理解这种用语的妙处。从一九五七年后,极左的加剧,文明日益退化,说粗话、脏话几乎成为工人阶级化、贫下中农化的革命标志,到文革期间“砸烂狗头”、“滚他妈的”已经作为正面语汇上了国家公开发行的报纸。“四清”是文革的前奏,诗中提到的“鬼”已经是指文革中广泛使用的“牛鬼蛇神”了。而且“红心”一句与“青眼”句不仅句子对仗,而且字字皆对,仿佛天生一对,地造一双,没有那么再合适的了。
  聂诗的霸气还表现在震慑力上,这些作品往往意境宏阔,富于气势,造语掷地有声。他写给冯雪峰、胡风的大部分作品都属于这类,如《胡风八十》:

不解垂纶渭水边,
头亡身在老刑天。
无端狂笑无端哭,
三十万言三十年。
便住华居医啥病,
但招明月伴无眠。
奇诗何止三千首,
定不随君至九泉。

  胡风在监狱关押之时就已经得了精神病,歌哭无端,后来释放平反才好了一些。绀弩用被割去了头颅仍然执干戚而舞的刑天来比喻他,一个“老”字比陶渊明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更威猛、更有表现力,表现出“虽九死而未悔”的倔强执傲。一个思想活跃的文人,仅仅因为有些文艺理论与当权者略有区别、而且是通过上书中央的形式来表达的,换来的却几乎是一生的苦难,“三十万言三十年”。有这样的遭遇,没有“无端狂笑无端哭”才不正常。现在总算给了好一点的房子居住,可是除了在居室中可以看到伴你无眠的月亮之外又有什么意义呢!旧体诗为了增加唱叹韵味往往爱用设问、疑问、自问自答等形式使得全诗摇曳生姿,聂翁不搞这些,诗句涉及判断的句子,几乎都是全称判断,话说得斩截,不拖泥带水,像“奇诗”两句更是不容怀疑。
  他有一些写到自己的诗,也很见其性格和诗格,如《某事既竟投夏公》:

手提肝胆验阴晴,
坐到三更又四更。
天狗吞吐惟日月,
鲲鱼去住总沧溟。
谁知两语三言事,
竟是千秋万岁名。
失马塞翁今得马,
不谈马齿更人情。

   “某事既竟”是指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夏衍是他的领导,也是共患过难的老朋友。此前没摘帽子之时,身份有别,要划清界限,此时可以披肝沥胆、推心置腹地谈一谈了。于是,压抑许多年的情感如同冲破堤坝的洪水滚滚涌出。第一句就语出惊人。不是说要肝胆相照吗?我就开膛破肚把自己肝胆拿出来检验一下阴晴风雨,为此,思量了一夜我才作出这样的决定!“天狗”两句表明自己光明磊落,志在江海,当然不会计较前嫌。“千秋万岁名”过去解释多是说,诗人感慨只因两三句话就被打成右派,留下永世恶名(其实此时绀弩不一定认为右派就是恶名)。我认为“谁知”二句写世事荒诞,聂翁觉得此事太过荒诞,不幸竟让拔得头筹;但也因其荒诞,历史会永远铭记,这对我是幸还是不幸呢?现在摘了右派帽子,正像塞翁失马,马又回来,只是人老了,马齿徒增,不说也罢,就此打住。这首诗抒发的是一股怨气,本来“诗可以怨”,儒家的诗论都是允许的,又因为他与夏衍有患难朋友这层关系,所以更显得肆无忌惮。夏衍如果是个小人肯定会抓住这个把柄的。
  聂诗中这种具有冲击力、霸气的作品诗句俯拾皆是,如广为人知的名句:“天寒岁暮归何处,涌血成诗喷土墙”;“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手提肝胆轮囷血,互对宵窗望到明”等等,这里不一一罗列。
  聂诗中特别具有“霸气”的诗篇多写于从北大荒归来的一九六〇年和一九七六年,从山西释放归来的七〇年代末到八〇年代初,逝世前诗风有些衰飒。这可能与他释放、平反之后,原有的一股昂扬的心气逐渐成为过去有关,再加上社会与家庭中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特别是与聂翁本人密切相关的胡风冤案迟迟不能彻底平反也使得他思想日渐消沉,齐生死、等贵贱甚至视悲欢、苦乐如一体的庄子思想逐渐占了上风。换句话说,聂翁晚年看破了,除了还在意自己的诗作(他自信是能传世的)外,一切也都“花开花落两由之”了。
  在这种思想状况下,其作品从气势上看低落了许多:“偶共班房资本论,重嬉竹马白头翁。吾身处处能寻乐,微觉乐忧每互通”(《自寿新增一章》),甚至写了散文《怀念监狱》,这些确实能反映他当时的心境。
  前两年人们探求是谁把聂翁送进监狱的,有人以为聂翁至去世也不知道谁出卖了他。后来档案现世,证明他全都知道;又有人用聂老心胸开阔,谅解揭发人的处境,来解释他照旧与揭发者、出卖者往来的现实。我觉得事情远不是这样简单。早年的绀弩是恩怨分明的人物,颇有鲁迅风范:“二十岁人天不怕!新闻记者笔饶谁?”可是到了晚年,瘦得如“一段没有生命的木头”的绀弩,连监狱都觉得未尝不是个好去处,庄子的“散木”情结(“散宜生”之笔名就与此相近)日益占上风,“彼之无町畦,亦与之无町畦”。到了这种境界,他还会计较谁是犹大吗?直到临终之际,一生匆匆在眼前掠过时,他才觉得“我很苦,想吃一个蜜橘”。老伴周颖喂他吃了一个蜜橘,他把一个蜜橘全吃了,连核儿都没吐,他进入“蜜橘”境界,连说“很甜”“很甜”地逝去。从此,“诗卷长留天地间”,了却了一生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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