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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弗里茨·约·拉达茨:亨利希·海涅:他的噪音和他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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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6-08-10  

弗里茨·约·拉达茨:亨利希·海涅:他的噪音和他的回声

胡其鼎



  他(亨利希·海涅)要解开无法解的难题。他想要说家乡而家乡又不该是民族的;他想要把酷爱跳舞、以发式炫耀的玛蒂尔德称作一个“对象”而仍然爱她;他想要嘲讽他们大家,布伦塔诺、蒂克、施勒格尔、格雷斯、阿尼姆、艾兴多夫以及乌兰德(当然还有伯尔纳),却仍旧要继承他们的遗产。他不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他们却都属于他。他是万花筒,把数以千计的彩色碎玻璃各按喜好与需要拼成想要的图形;若有碎片割破他的手,他就用血滴当墨水写下他的最优异的诗。
  他也会把同样的碎玻璃片插在政治记者的蘸水笔杆里。1840年2月25日,海涅开始为《总汇报》写巴黎报道,总共八十二篇文章连带一首为路易·菲力普,为“在法兰西破土而生的最珍贵离奇的花朵之一”写的诗。这项新闻记者的工作经常中断,一再为文学写作计划,如《巴歇拉赫的拉比》、《阿塔·特罗尔》、关于伯尔纳的书、《德意志,一篇冬日童话》而被推迟,有时还遭埋怨,被称作“漩涡……太大了……让我无法自由地写诗”,故而一直延续到1848年;自1840年4月起,他用六角星的符号代替署名,那时候,六角星还不是犹太人标志,而是以两个相互渗透的三角形标志精神与感性的共生。可是,这些文章与直至今日依旧坚持重复的关于天才的新闻记者海涅的评价不符;作为新闻记者,伯尔纳无疑是更加重要的。海涅的天才在于,他并不避讳把日常生活中的抓痕裂缝融入他的文学。这些文章本身时而是暗自高兴的观察,时而是在闲聊中考虑巴黎的社会生活,也不回避例如有关王储的风流韵事的流言蜚语;它们很少是政治评断;不论事关拿破仑的遗骸运回巴黎,不论文章表达了对革命的惧怕而且写得十分透彻,都是如此。1840年4月30日的文章,是他访问圣马可旧郊区工人工作室以后写的,着力描绘充满戏剧性的画面,并有意提出警告:

  [我]在那里发现,在工人中间,在下等阶级中最有力量的那一部分人中间传播的是哪些读物。我在那里找到老罗伯斯庇尔的讲演、马拉的论战性小册的许多新版本。……像是散发着血腥味的著作;我在那里听人唱的歌曲,似乎是在地狱里谱写的,它们的副歌证明了最粗野的激动心情。……只有激情和火焰。这种种子结出的采实,共和国,或迟或早会在法兰西破土而出。我们必须让这样的担忧有它的空间,我们知道,在上述这种性质的共和国里,一种出于嫉妒的平等意识将居于统治地位,排斥一切优秀的个性,使之不可能存在,在危急的时候,制革工人和香肠商人就会成为公共政体的首脑。那些共和国必将由于他们的天性的主要弊病而毁灭。

  这是关于伯尔纳的《备忘录》的调子。这也是这几年里海涅的立场。这种立场在共和主义者的阵营里引起反感,在普鲁士的书报检査机关里也引起反感。尽管他厌恶“品行端正的粗鲁的木头人”,可是,“出于对民族主义者的憎恨,我几乎会去喜爱共产主义者”这句话却使他大受嫌疑。“共产主义”——海涅无论如何没有颂扬它,反倒疑虑重重地把它描写成为危险的和敌视艺术的未来幻景——成了有刺激性的题目,使海涅的几篇文章遭了殃。海涅在拒绝政治革命的同时对社会革命所作的预言对于普鲁士来说仍然是不可容忍的。1843年5月,编辑古斯塔夫·科尔布把受到指控的文章中的一篇退还给他:“文中不可能接受的是共产主义的基础。倘若这是您的信念,那么,您就不会更改它,尽管您以往不喜欢共和主义者,而共产主义比任何民族的共和主义走得更远。”
  古斯塔夫·科尔布,海涅1827年在慕尼黑时就认识,比海涅小一岁,斯图加特一个金饰匠家庭的儿子,1825年因秘密结社被判处四年半监禁,在霍恩阿斯佩格被监禁—年半后得到赦免,被科塔任用,起初当校对员,末了升为奥格斯堡《总汇报》主编 。福尔克马·汉森称他为“他那个时期最有影响的德意志记者”,一个标准的自由派,政府方面骂他是革命者,激进分子诋毁他是卑躬屈节之辈,他不得不左右抵挡。海涅同科尔布的书信辩论延续了多年,1844年11月,海涅还在说:“只不过,与从前乏味的被人模仿的雅各宾主义相比,现在的共产主义是一种远为值得敬重的和给人深刻印象的现象。”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海涅结识了卡尔·马克思。1843年10月,马克思抵达巴黎,12月20日,海涅同他初次晤面。这正是海涅从德意志返回后四天。四个星期的旅行——在汉堡,海涅住在伦教旧城旅馆,多次走访亲戚,次数最多的看来是拜访他的伯父所罗门——收获了美妙的果实:“一部最幽默的旅行叙事诗……公众将看到以我的真实形象出现的我。我的诗,这些新写的诗,是一个崭新的体裁,诗体旅行记,与熟悉的政治恶臭诗相比,将散发更高级的政治气息。”
  《德意志,一个冬日童话》的被称为“曲”的27节诗,属于从海涅的笔端流出的最杰出的诗;它们是使他的诗作显得出色的所有那些要素的完美混合——哀歌和嘲弄,伪造的日期和路线,对同时代人的故意冲撞和反对时代的战歌。—位大诗人,不到50岁,已经在跟严重的眼疾作斗争,相隔十二栽有余,才重见家乡。他的技艺的老到已经无人能够超越。他的悲哀也无人能企及。
  海涅无论如何不是“在悲哀的月份十一月”,而是在1843年10月21日18时左右搭乘去里尔方向的邮政马车离开巴黎。甚至不让他的母亲知道确切的旅行路线;他担心,即使不被捕,也会遇上压制措施。从布鲁塞尔他取刚开通的铁路线乘直达火车到科隆;在1843年,差不多有三百万旅客利用比利时的这条铁路。海涅是否确实在亚琛或者于抵达科隆后才过海关,至少存有疑问。根据火车时刻表,可停留的时间只有45分钟,海涅无论如何不可能游览亚琛或者卡罗卢斯·马格努斯(科隆古称)。海涅以久经考验的习用手法替自己策划现实,他同时又以反讽的态度疏远这种现实。“眼睛begunnen(本为begonnen,已开始)滴泪”,根据古德语的词的元音变换,反倒指没有哭泣。所以,从头几行诗起,长诗《德意志,一个冬日童话》就是一种对自身的滑稽模仿,同样是一篇富有艺术性地玩弄引文、暗示和使眼色的效果的童话。
  (……)海涅的这部长诗,是一种波形纹饰;意义、情调、抨击、忧郁错综复杂地犬牙交错,读者会在诙谐与愤怒、兴致勃勃与愤世嫉俗之间迷失路途。海涅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一个反犹主义者进行报复,此人只以“……”的形式出现,海涅研究揣测,这个省略号背后是汉堡评论家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武尔姆;不管怎么说,海涅注明此人是“最卑劣地,亦即从出身方面攻击我”的人。与此相反,对于法兰西的市民革命的推动作用正在消失, 他颇有怨言。
  (……)更深一层的厌恶:柏林神学教授恩斯特·威廉·亨斯滕贝格乃是新教徒复辟的同义词。更深一层的厌恶:德意志未来的污浊空气,“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海涅心中充满恐惧地回避德意志。童话凝结成噩梦。诗变成墓志铭。亨利希·海涅确切地知道,他成功地做到的是什么:“这是一部韵体诗,它以最大胆、最属于个人的方式说出了我们当代德意志的全部骚动情绪。它是政治性浪漫主义的,可望给予无聊乏味却文风浮夸的倾向诗以致命的打击。”甚至根据外表,似乎是另一个海涅在汉堡街上散步;他的一个同时代人深感惊异:“他可能变了,我过去想海涅是个时髦的人。他却不是。他没有圆凸的肚子,长裤下端也没有带子,没有硬高领,没有袖头,没有手套;他的脸红润,胡子刮得光光的,左侧局部瘫痪,尤其是左眼麻痹。只有嘴的两角挂着讽剌的、魔鬼的、愜意的微笑。”
  (……)该书在普鲁士遭禁。四个星期以后在法兰克福和巴伐利亚被禁,12月在符腾堡和汉诺威被禁。腓特烈·威廉四世下令,海涅跨过普鲁士边境即予逮捕。在这同一个月,海涅成为巴黎共挤会“特里诺索夫斯”分会会员。十四天前,另一个分会也需要他。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44年12月13日的《新道德世界》报上—篇关于“共产主义在日耳曼进展迅速”的文章中写道:“亨利希·海涅,所有在世的日耳曼诗人中最著名者,已经加入我们的队伍”。是这样的吗?
  亨利希·海涅和卡尔·马克思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和矛盾的。这种关系经常——出于伪造认识的兴趣——被描述成直线的,仿佛这位年长二十岁左右的著名诗人跟那位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流亡者保持着一种学生对老师的关系。这是假的。接触是友好的,但非常短暂。只保留下一封海涅致马克思的信,海涅以此信把刚印成的《德意志,一个冬日童话》交马克思供《前进报》发表,而该报也分九次连载完这部长诗,此前,该报已经发表过海涅的几首诗。此外,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家弗兰茨·梅林于1911年否定马克思对这部长诗有过任何影响,因为在所谓的影响中间,没有一点不是海涅早已具备的。根据数目不太多的可信的证词,马克思在巴黎的那段日子里,海涅喜欢去马克思的住处,甚至哄逗正在哭泣的马克思的女儿,至少也跟马克思热烈地争论过,不是关于马克思的理论,而是关于海涅自己的诗。
  (……)马克思必定对他这位敏感的客人非常有耐心而且充满幽默感,他必定也非常喜爱他;马克思曾说,诗人都是些特别的怪人,不该用寻常人的尺度,也不该用不寻常的人的尺度去衡量他们, 他的这番话被多次引用。马克思被驱逐出巴黎的时候,他非常想把海涅“装进行李带走”。
  事实上,1844年9月12日,普鲁士国王再次下令,《前进报》的合作者马克思、卢格和海涅,一旦踏上普鲁士领土即予拘捕,没收其证件;普鲁士公使亨利希·弗里德里希·封·阿尼姆在巴黎同大臣基佐交涉,要求“由于令人愤慨地诽谤国王陛下”而禁止该报。《前进报》,1844年1月1日出版,12月在法兰西被禁止,该报发行人伯内斯被判入狱,马克思被驱逐出境。海涅可以留下,因为他依据1814年10月的法律——该法律涉及1791至1801年间在迪塞尔多夫出身的所有的人——被视为从前的法兰西臣民,在法兰西享有不受限制的居留权。可他仍然担心会被逮捕。在1844年9月21日致马克思的那封信里,他抱怨道:

  ……我没有兴致让人追捕我,我的腿也没有戴铁环的本领,像魏特林那样戴着它。他给我看过戴铁环留下的伤痕。有人猜测我对《前进报》的参与要大于我可以自诩的程度,坦率地说,这份报纸在煽动和让人出丑这两面都显出了最高超的技巧。

  这听起来像是同伙间的友谊。这听起来不像是团结一致。尤其使海涅恼火的是,海因里希·伯尔恩施泰因一手搞的《冬日童话》的非法翻印本,他伪造了英文出版说明“纽约1845”,印刷说明是“保罗·雷努阿德印刷,加朗西埃街5号”,有这样的提示就足够了,因为《前进报》印刷所的地址是加朗西埃路5号。
  肯定有种种思想影响。不过,看来海涅对马克思施加的影响要比马克思对海涅施加的影响强得多。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例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可以找到无数间接的引文和直接的暗示,都是海涅的思想闪电,不论是有关宗教批评的,或者是关于革命在其头脑中肇始的那位哲学家的思想闪电。表明这种交织的紧密程度的,是《冬日童话》第1曲里那首“催”民众“入眠”的“断念歌”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马克思那段话的相似性,这段话是:“对宗教的批评以得出此教训而告终,即人于人而言乃最高本质,即这种绝对命令,彻底改变人在其中是一个被贬低的、被奴役的、被遗弃的、被鄙视的本质的所有环境……”
  这又差不多是逐字引用海涅1834年的《论德意志宗教和哲学的历史》。马克思是一个巨人般的利用者,一个生产纸张的纸张吞噬者,一个一辈子有意识地站在前人肩膀上的人。有海涅作为合作者,他显然感到自豪;他一再设法得到海涅的文稿,如1845年1月为《莱茵年鉴》;他也利用这种联系,向出版商卡姆佩推荐他自己的著作。1845年2月起,马克思居住在布鲁塞尔。海涅是否读过马克思赠送给他的《神圣家族》,他是否读过马克思的任何其他著作,都无法加以证实。可以证实的是,海涅不愿意被人纳入帐下。致马克思的信就测定相互间有足够的距离。
  还有一些轶闻,如画家基茨用炭笔给海涅画了一幅肖像后,海涅挖苦说:“没错,没错,这是我们的主的真实画像,他也是个犹太人。”也有黑色诙谐,一种像马用后腿站起来似的抗拒:“是啊,我快活,去除了自以为有的荣光,没有一个哲学家会再次说服我,相信我是一个神。我只是一个可怜的人,上半身不再是完全健康的,甚至是病得很重的。处在这种状态下,对我而言,真正的善举乃是,在天上有某个人,我可以一直不断地呜呜咽咽地向他念我的痛苦的连祷文,尤其在午夜以后,玛蒂尔德去休息的 时候,她经常非常需要休息。赞美神,在这样的时间里,我就不是独自一人,我可以如我所愿地多多祈祷与恳求,不必拘束,我可以在这位至高无上者面前把我的心全掏出来,把某些连我们自己的老婆都不告诉的事情悄悄地告诉他。”
  首先有一件事:背弃黑格尔,也就是背弃盖上“凡是存在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一印章的世界精神的思想。背弃把人神化以及让这个世界臣属于人的非分要求。背弃历史的可创造性。背弃革命。海涅的不可能好转的疾病导致他否认这个世界是可以改善的:“在某些时刻,当脊柱间的抽搐令人痛苦难熬地咕咚作响时,怀疑也抽搐着穿过我的全身:是否真如已故黑格尔教授二十五年前在柏林使我确信的那样,人确实是有两条腿的神……我不再是有神性的二足动物……我不再是以生为乐、身体健康的希磨人,可以居高临下地嘲笑意气消沉的拿撒勒人——我现在仅仅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犹太人,一副憔悴不堪的悲惨相,—个 不幸的人。”
  把海涅的疾病同“政治骚动”,直接联系起来,这诚然是夸张,似乎他向他的母亲诉说,“骚动”大大损害了他的健康,就是对他的疾病的“社会原因”提供了佐证;但是,可以毫不怀疑地说,1848年德意志和法兰西的事变和他正趋于恶化的疾病不幸同时发生,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精神面貌。海涅再也看不到尘世的众神了。
  (……)他的德意志朋友们所不知道的东西,瓦伦哈根肯定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也不知道,弗赖利格拉特不知道,拉萨尔也不知道,那就是《卢苔齐亚》法文版的《前言》。直到今天,仍然有人不情愿去注意它,尤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海涅研究来说,它是一份可疑的文本,可是,它却是最重要的文件中的一份,一篇悲剧性的“从深处”(“自深处”,天主教忏悔祷文起首句,也曾被王尔德用作书名——译注)。这是最后的重要的形诸文字的亨利希·海涅的生平草图。这是这位伟大海盗的大宪章,他再一次升起了他那撕碎了的黑帆,把抢来的月桂枝套在散乱的头发上,在他的法兰西烧酒的大海上破浪前进。这篇五页的文稿是一篇重要的独立宣言,一份失望的声明,在这里以激进的现代风格说话的,是一个同派别、意识形态、斗争目标没有任何联系的、以自身为依托的个人。海涅以结论明确的辩证法阐明他的历史地点,他对所赞同的未来的惧怕,他对任何一种有诱惑力的希望的预言的惧怕。他不想合乎逻辑,“但丁说,逻辑学家是魔鬼”,反倒承认他的“种种矛盾与轻率”;他既指出“暴露其最令人厌恶的弱点的、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鄙陋”,也指出“未来属于他们”的那些人(共产主义者)的灰暗的恐怖。 
  (……)海涅告别了未来。他又一次成为巴黎浪子瓦尔特·本雅明的先驱者。本雅明关于历史即灾难的既壮观又恐怖的设想,也是亨利希·海涅的设想。他接受并且部分赞同的政治方面的未来,同时又是他的恐惧。怀着这种恐惧他告别当前,怀着这种恐惧他建立过去,他的名声的既往。


*本文为Fritz J.Raddatz著《亨利希·海涅传》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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