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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保罗·维利里奥:地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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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6-07-30  

保罗·维利里奥:地堡

郑兴



  战争既是一个总结,也同时是一个博物馆……它自己的博物馆。战争既是前瞻性的,也同时是回溯性的;防御工事(Fortifications)不仅仅是为了保存武力,也是为了保存所有的战争技艺。
  在一种战争的艺术中——在其中,严格来说,军事工具从来就不是功能性(Functional)的,同时在其中,要作评价就必须从一系列的用法(Succession Of Usages)出发——我们遭遇了混合物(Hybrids)的问题,遭遇了越界(Transgression)的意义。客体,进程,主体,因一个大陆的浩瀚而设置防御的最多样的时机——与此四者相关联的在保密、相异与欺瞒上的要求,使得我们能够粗略估计武器和武器系统的再利用(Reuse),这已在距今久远的战争中被投入试验:十六世纪“乞丐战争”(Beggars War)中的水战法,荷兰人在1940年,在面对着针对他们领土的空中入侵时,再次实践了这种方法,并且,1944年隆美尔(Field Marshal Erwin Rommel)自己也采用了这种方法水淹诺曼底平原;在水位线,无数行的木桩被钉入沙子,这些不过是“骑兵障碍”的“新瓶装旧酒”;反坦克障碍,混凝土四面体或者“捷克刺猬”在战争的开端即被安装在东部前线,其后再度被用以对抗盟军登陆艇;第一个两栖坦克……每一个、每一次都是混合物。勒·阿弗尔(Le Havre)的、或者位于儒勒(Le Roule)(在瑟堡(Cherbourg))的老式地堡(forts),或者在圣马洛(Saint -Malo)的阿雷斯城(Aleth City)的地堡,布雷斯特(Brest)要塞地段的西班牙角(Spanish Point),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的老式防御工事,以上这些都被翻新并配备了现代装备。
  对武器自身来说,它真是一个群集了各种物种的动物园:马奇诺防线服役的战舰上的枪炮,被运装至混凝土地堡座石上的镀铁旋转炮台,各式各样,五花八门——从“一战”中的轨道上的火炮,到最非同寻常的复杂机器——能以压力将远程炮弹推进至超120公里外的米诺叶库斯(Mimoyecques)冲压加农炮……第一批陆军和空军的机器人,第一批导弹;但这些也绝非是大量的、不可少的战争附属品:1904年第一次由俄国人在亚瑟港高地(Port Arthur Heights)使用的投光机(Light Projector)——且在40年后在大西洋的悬崖上再度被投入使用,“一战”中的第一批雷达器件和声波探测器,红外线探测——电子战争的开端……
  但是,这样的对于器具的不加区分的处理方式,在营造(Construction)领域——第二个“西墙”(West Wall)防线的实施中,也能看到。最为多样化的人群被聚集,投入工作,就像第二个世纪的疆域边界的营造,也像第二十个世纪为了大型地面工程对被占领地区的民族的人员大肆征用。托德组织(The Todt Organization)整合了最为多样化的社会和民族人群,从德国技术人员开始——他们可以是民间的、军方的或者被驱逐出境者——包括入伍新兵和志愿者。平均算来,德国工人和外国人的比例是1:10。同样,在设置防线的过程中,来自欧洲的各个地方的人都被征用,甚至印度人也在吉伦特河(Gironde River)的入口处找到了去地堡的路。除了防御工事的尺寸之外,这其中还有几个原因。如果进攻是激进的少数人的所为,防守则只是群众被卷入其中后的一种现实。不管壁垒如何让人印象深刻,它们的价值来自于,必须持续地、总体性地有人操纵它们、占用它们——特别是对一个要占领一片大陆的超-结构(Hyper-Structure)来说,情况尤其如此。这是“第三帝国”的弱点之一,就像毛泽东在1942年写到的:“如果希特勒不得不求助于战略性防御,那么纳粹就快要灭亡了。第三帝国这样的国家,其军事生命和政治生命是建立在进攻的基础上的。进攻一结束,其存在也就终结了。”
  事实上,战略性防御只有在群众都积极地、无条件地参与的情况下,才能成为可能。就像那个中国的领袖再度说到的:“只有人民能够建立其这样的防御工事,也只有人民能够支撑这样的工事”。
  因此,弗里茨·托德(Fritz Todt)的动员不仅仅是为了建造上的要求,不仅仅是要建造几千公里的防卫线,更加是为了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必要性,更加要依靠被占领民族的人民的参与,在盟军进攻之下参与到防御性和保卫性的努力中。
  在1943年到1944年的那段时间,每个人都被建议,在后院里、在庭院里挖一个堑壕,以保护自己的家人。提前毁灭的合成照片被修改出来,好像巴黎已经被摧毁一样;总体战(Total War)的灾难被提前预想出来,从而在大西洋长城倒塌后,增加被占领民族的恐惧,使这样的恐惧超过被解放的希望。就像历史学家诺贝库特(N.G. Nobécourt)所指出的,“地堡有着重要的心理学价值,因为它尝试将占领者和被占领者都整合到被横扫的恐惧之中;地堡在没有统一性和身份认同的地方提供了统一性和身份认同”。这片围墙在公共情感和民族情感的建立中的社会政治学作用太过经常地被人遗忘。
  有了欧洲壁垒(Fortress Europe),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片大陆的地理布局(Geographical Configuration)将再度印证毛泽东的分析。闪电战,它曾经使得元首能够迅速占领整个欧洲海岸,它其后也会使得元首被迫采取防御性战略。欧洲大陆的菲尼斯泰尔省(Finistère)就是纳粹进攻的失败,盟军不需要去用大炮轰击,也不需要去安插一个士兵;失败就隐含于纳粹政权的内在逻辑之中。
  就在对战爆发之前,希特勒还在他的《第三帝国的扩张》这本书中宣称:“整个德国将会致力于内在力量的强有力的聚焦之中……她会明白,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庞大的陆军,因为我们的未来不是在水上,而是在欧洲大陆。”
  闪电战的胜利使德国开始展望自身在海洋领域的将来,或者说,使德国在西线采取战略性防御,因而使得希特勒的军事政策的驱动力停滞了,妨碍了欧洲的集中系统(Concentration System)的终结。这一点已经很明显:独裁者一直拒绝去参观大西洋壁垒,是意义重大的。欧洲海岸线上的地堡从一开始就是整个德国梦的墓碑。在1940年之后的、在登录英国的企图流产后,转而占领法国海岸线,是纳粹政权失败的征兆,也是纳粹政权突然转向东部战场的征兆。被命名为“巴巴罗萨”的计划不过就是从制海权虚空的致命弱点中的一种慌乱逃离,不过就是如受惊之马一般拒绝直视障碍和未知物的手段。
  希特勒宣称,“让这场战争中所有流血有其所值的唯一目标不是别的,正是在德国士兵的心中植入这样的信念——因为德国的总体化殖民,他们将获得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在西部前线,在开阔的海洋上,在流动性的平原上,没有殖民的可能性。
而且,这个元首关于边界的构想纯粹是历史性的,没有在地缘上考虑到大陆性的限制和变化。对他来说,人民的边境总是不完整的,对全球的划分是战争的阶段性结果,是一种从来都不确定的变化的结果——不但不确定,恰恰相反,它可以、而且必须在无视世界基本现实的情况下得到发展。
  根据纳粹的信条,足以令人吃惊的是,竟只有一类元素存在:岩石层(Lithosphere)、土地和鲜血。虽然有着空中的和海底的战争,有了第一种太空武器的进攻,大气层(Atmosphere)和水层(Hydrosphere)对希特勒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说,仍然是于己无关的。并且,这种受限于于土地的感觉直接被转化为关键空间(Vital)的情绪,“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情绪。
  “土地上的生命种类是不可胜数的,并且他们的自我保存的意志是无限的,就像他们对繁殖的渴望一样,但是这些关键进程于其中发生的空间,就其自身来说,是有限的。这就是可测量领域的表面,在此之上,数以十亿计的特定物种的关键战争正在展开,正是这种空间的限制,使得为生存而进行的战争得以必要”。正是这样的苦恼、这样的对于终结和限制的恐惧,纳粹的幽闭恐惧(Claustrophobia)支配了“二战”的方方面面。平流层导弹只是众多悖谬中的一个:希特勒从来没有要征服空中的信念,他也从来对征服海洋没有信念;这是德国战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德国空军从来没能赶上盟军的空中战略,尽管他们有着更为先进的飞机;德国海军尽管有着更高质量的战舰,却在战争早期遭遇了挫折。这些都是一种军事空间哲学的结果,一种困缚于土地和土地表层之军阀的哲学的结果,一种损害空中和海上努力而偏倚地面力量的武器生产政策的结果。
  德国的大陆统治的宿敌——既害怕又尊敬的宿敌,就是英国的海军力量。
  海狮行动(Sea Lion),一次对英伦三岛的登陆计划,是埃利希·雷德尔上将(Admiral Erich Raeder)所构想的行动,也是元首从未想过的行动,这个行动是对“海狮”——也即德国本土舰队的盲目致敬。这是一个害怕向前跨越海洋的人的幻想,这种幻想催生了最后的“西墙”(West Wall),催生了“大西洋壁垒”(Atlantic Wall),它伴随着危险的存在物,俯视着虚空,俯视着移动中的、恶性的扩张。在大海面前,希特勒再度发现了古代的恐惧:水,一处疯狂的所在,混乱的所在,怪物的所在,女人的所在,也是……的所在。
  在种防御性的行动,最意味深长的是,地面装备在逐步消失,预警系统、已经被称之为“隐形武器”的电子兵工厂则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在“二战”的进程中,经由探测系统和远程通讯的巨大发展,防守,从堑壕转向了情报。事实上,大部分声学侦查的手段都已经在“一战”中创造出来,但是,光学遥测、无线电话和雷达是在“二战”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空中攻击的可能性,通过防空防御以控制空中目标、以及通过轰炸机群以控制地面目标所带来的问题,人为操作、无人操作的新式发射物的惊人速度,这三者将再一次革新军事统一体(Military Continuum)。核武器的的到来是对“总体战争”(Total War)来说必不可少的战略贡献。
  对隐形武器系统来说(这个系统由架设在欧洲上的障碍物组成),必须用覆盖欧陆西线的电子网络的纵横交错去对其加以补充。“坎胡伯防线”(Kammhuber Line)通过预警部门——这个部门的操作中心在阿纳姆(Arnhem),且这个部门覆盖了从斯卡格拉克湾(Skagerak)到地中海的整个欧洲——将德国的战斗力量组织起来。从法里孙群岛(Frisian Islands)到到吉伦特河(Gironde River)的入口,那里有能够纵览英吉利海峡、北海和大西洋的雷达网络;那里还有经由轰炸机指挥部(Bomber Command)的GEE导航系统实现的对整个“欧洲壁垒”的双曲线空中覆盖,它使得“空中壁垒”的“战斗之翼”能够无论在白天还是夜间、无论在任何天气条件下,直抵目标。这个系统是在1941年初,在摧毁科隆的“千机计划”(Operation Millenuum)行动中第一次被启用。也正是这种物质的复杂性,在1942年,在已然电子化的战争中,通过OBOE导航系统的使用,将飞行员转化为机器人,这个系统使得炸弹投到这一建筑,就不会扔到那一建筑。最终,在1943年,H2S系统第一次给出了“雷达图像”,将目标的轮廓指示出来。对战斗机飞行员来说,这是目标的不可见性的终结。这些飞行员被保护起来,免受隐藏之物的危害。这也使目标被从周边环境中分离开来,而这种环境也是飞行员们在瞄准方面存在障碍的同一原因。这个装置推动了“蛾摩拉行动”(Operation Gomorrah)的实施,在这个行动的炮火风暴中,汉堡以及德累斯顿被摧毁,同样,这个行动也预示着广岛的原子弹爆炸。
  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对空武器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垂直火炮就像夜间飞行员一样,最终遍地存在。直到战争结束,整个“欧洲壁垒”都被德国的全景雷达系统网络所覆盖,其中的每一个子系统都能“点亮”300公里的范围,通过线缆,将天空的电子图像,传输给濒危的人口中心城市的巨大的防空炮列。火炮不但不再目盲,它现在还能预先看见。这样的一种整体的可见性穿透了每一个障碍,使得新型战争的空间趋于透明化(Transparent),同时,通过预测与前瞻的体系,时间被缩减了。
  新型的防御不仅仅成了针对对手的行动之预期,也成为“针对其预测之预期”。新型武器的速度已到了这种程度:即一个计算机器必须用于准备进攻,并且不停地修正控制元素(Control Elements),从而使“发射物-炮弹”(Projectile-Shells)和“发射物-飞机”(Projectile-Plane)合而为一:这样的装置被称为“预言者”(Predictor)。在战争之后,这样的追踪的自动化(Automation)带来了数据加工的极大发展,以及那些著名的“战略计算机器”(Strategic Calculator)——打乱了战争管理方式和战争政治学的“战略计算机器”。
  事实上,不仅仅是因为命名为“歌利亚”(Goliath)的小型遥控坦克的出现,或是因为绰号“流星-甘油”的VI型飞弹的出现,尤其是因为军事情报的机械化(Mechanization),因为反击的自动化:机器人时代开始了。
  这也是伟大的“指令歌剧(Command Opera)”的时代,在这个歌剧里,航空机群和海上舰队被从五十米深的地下(在伦敦或在柏林)掌控着,这里会有整个团队的女职员通过无线电传声去照应飞行员,去引导他们,在他们于100公里之外执行任务时安抚他们。权威通过最少量的中转而得以施加,而且,如果从那个德国独裁者他自己的角度出发,他会想象,它是一个战争统领,通过电话指挥着他的将军们。至高权威笼罩着执行人,而正是这样一种完整的传输系统,使得对于这一权威的总体性、直接性的掌控成为可能。
  在德国领土上,预警系统在军事心理学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当轰炸机中队一穿过海岸线,群众们就开始警觉了,而当这些飞机一开始变更其方位角,那么这些目标城市就立刻受到了警告。空间与时间收缩了;数十万的听者以同步节奏经历着这一危险。看起来,那个时候,给人们施加保护的是新闻,是收音机;当不再有更多空间留存,它正在拥有时间……反应时间。意外效应(surprise effect)已经成为一种真实的恐惧;最终,所有的意外是令人不安的、致命的。如果一个人想要被充分保护,那么这种效应首先必须被消除,这也证明了《我的奋斗》的作者的分析:“保护的意念(Idea Of Protection)萦绕着生命,填充着生命……”
  透明性(Transparency),遍在性(Ubiquity),总体(Total)和瞬时(Instantaneous)的知识——这些是生存的要素。对手间的相互渗透(Interpenetration)开始了:对一方来说,理想的情况是,取代另一方,取代对手,向他正在对抗的那些人发出指令。渗入,宣传的操纵,恐怖内阁(Ministry Of Fear),或者突入敌营去欺骗他们的布兰登堡(Brandenburg)大队和斯科尔泽内(Skorzeny)突击队:这些都同时开展。谍战(Espionage),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总体战(Total War)的需要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即每个阵营都想控制对方阵营——这是一种社会的“过曝”(Overexposure)的开端,紧跟着环境的“过曝”和地域的“过曝”之后。立刻知道每一件事的企望,将你敌人的身份告知于你,特别是当这种知识的运动(movement)需要的不仅仅是知识,不仅仅是一种关于你敌人行动(Actions)的洞见(Science),而更加是关于敌人计划(Projects)的先见(Prescience)。在计划开展的时候,将你自己置于战斗的所有维度,将你自己放在战斗的每一处所在——这样的要求,将角色颠倒过来。不必再进一步探索“二战”期间那些老式情报部门所经历的严重困难和危机了,不会有人还相信这些代理人了(agents),即便他们能带来非比寻常的信息。
  谍战的专家人士(Professionals)完全被另一种的、位于速度快得多的车道上的代理人超越了——被信息系统(Information System)的激增所超越,被大众谴责(Mass Denunciation)的重要发展所超越,换句话说,被业余人士(Amateurs)所超越。特殊代理人不再拥有在揭露上的、在通敌上的垄断;对无数的任务而言,知觉(Perception)与探测(Detection)的技术器官(Technological Organs)的发展,在这里、在那里、在每一个地方,都替代了他们的地位。这也就是“心理”(Psychological)战争,在与“电子”(Electronic)战争的竞争中,把数十万计的平民转换成各类嫌疑分子(伞兵、犹太人、越狱者……)的潜在指示信号(Potential Indicators)。情报与社会控制成了防御之精神的核心;无线电广播,立刻(Immediately),让你了解每一件事,因此,你也就免于遭受令人不安的意外(Surprises),但是,作为回报,你也不得不通过电话,把在你最切近的周遭(Immediate Surroundings)里发生的每一件反常之事都向当局发出警报。对极权主义政权下的公民来说,对欧洲要塞(Citadel Europe)来说,这就是平民战(Civilian Combat)的形式之一。


*本文出自保罗·维利里奥《地堡考古学》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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