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
——罗兰·巴特
诗人——同时代人——必须紧紧保持对自己时代的凝视。
——吉奥乔·阿甘本
一
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论开启国人心智始，重塑国民的思潮不断。梁启超之《少年中国说》寄希望于少年，《新青年》则成为了五四运动的一面旗帜。鲁迅直呼改造国民性，毛泽东则改造了知识分子，我们当如何思考？
我们必须创建新的文学批评。我们，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各种文明的评点，而是类似于立足诗人作为时代立法者的批评。这样的批评基于一种认识论，其认识可以针对一切文学形式；同时，它也是一种命名的方式，准确地体现方法论原则，不是只把文字与文字联系起来，而是把文字与它们在事物中的原型联系起来。
对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的确，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恰当的着力点。我们的批评是基于文学对这个时代基本价值的理解与判断。批评，是文化人知行合一的行动体现。对批评者而言，言论即行动；对诗人而言，诗是语言艺术，语言即现实。在这儿，我们理解的诗，是诗与思的相通。诗人敏于思，懂得语言的秘密。现实是一个秘密的隐喻，通过思而随物赋形。赋形对诗人而言是世界，是物质；对艺术创作形式而言是诗、散文、小说、戏剧、电影、绘画、科幻；是寓言、童话、神话、史诗等等。我们为什么在这儿不直接说诗人，而说文化人？因为诗人是一个文化人，一个文化人却不一定是诗人；文化人是诗人的一个基础，充实这个基础，诗人才会有思想。诗人的思想，随时代的变化而凸显。
批评是一个文化人最为基本的品质。没有批评就没有文明时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任何时代，文化的繁荣，都体现在批评的水准上；没有批评，文化人立不起来。作为诗人，语言的先行者，应当把批评视为最切实的工作，倾一心而贡献全力！
在我们这个时代，诗人所受到的冷漠无以复加，诗人完全远离了柏拉图的道德理想国。但人们在精神上对诗人的期待，从未停息。因此，我们可以说，谈论诗歌实质上也是在谈论思想转变，探讨我们的时代精神。我们知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诗歌潮流的兴起，是伴随着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革而出现的。所以，人们自然会把诗人的不存在视作诗人的时代缺席。这个现象出现于解放初期，出现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延续至新世纪十年，这个现象仍在蔓延。因此，对一批年轻的新世纪诗人进行访谈，无疑是具有社会学和思想史田野考察的现实意义：它首先为我们的学术思想研究采集到了第一手资料。
所谓青年不是指人的实际年龄，而是指我们这个民族，自五四运动以来的青年精神。这个青年精神近一百多年来，一直被强国复兴梦完全压制，不能成长。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文学艺术本身，都普遍失去了诗性。这个诗性是指人的存在，不是指诗歌创作的自我抒情。青年精神的伟大在于它能长出一对飞向未来的翅膀，在这个意义上，对青年诗人进行访谈，也是我们对诗人那飞翔的翅膀所能做出的一个历史见证。
这时，诗人的自我与诗的关系，不再是分离的，因为他们是基于存在的事实，也脱离了诗歌自身巨大的阴影。诗人的思想萌芽应该有属于他的自然阳光，而不是经过漫长的黑夜之后，最终被一个舞台聚光灯照耀。我们明白，那更多地意味着遮蔽。因为人类的思想不只是仅仅存在于典型的人物当中。
二
伴随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在互联网交流的加速度中，新世纪诗人之间的潜移默化和互相借用已经非常明显。这个社会出现了新的文化圈，有的承袭哲学园，有的承袭哈耶克，有的承袭阿伦特，有的承袭哈维尔，有的承袭卡夫卡，有的承袭曼德尔施塔姆，等等。他们处于各个时代不同文明气息的反差中，相互启发，获取智慧，吸收幸福的知识。事实上，这是同时代文学的构成方式。
北京青年诗会应运而生，青年诗人们团聚在一起，他们尽力去做一些有建设性的，有价值的诗性工作。他们处于这个大时代的时运当中，各奔前程，但诗性工作会为他们留下一份真实的生活与友谊。他们基于一个公民的公益心，一起做有功德的事情。每个人有自己的便利条件，事无大小，依具体条件做相当的事，惟饱满，求充实。份内之事，积少成多，自然创造奇迹。
尽管时代精神常常是体现在不同的个人身上，然而，这不同的个人，在这本书里就是指一个具体的数字：19。因为是对19位诗人的访谈。如果19是一个思想编号，它则意味着，在我们时代的精神空间里，同时发出了19种源于诗人灵魂的声音，齐声轰鸣。
诗人们散居在城市的不同角落，他们不来自任何一个文学流派，甚至也很少参加主流的文学活动。他们只是朋友，诗歌写作上的同行。他们中有的是学者，体制的隐形人，但无疑是杰出的诗人，宗教研究者。已经诞生的轻体诗卓然独立，而我们的时代还需要诞生一双慧眼。有的是大学教授，在等级森严的学术共同体之外，以钻研古典文学自喜，深得其中趣味，和诗的奥秘。有文学博士、青年才俊，吸取西方学理，周旋于词与物，领学术潮流，暗喻黑马，对百年中国，了然于胸；取民主，必先张扬民主文化。有文学天才，才华盖世，却单纯朴实，见识匪浅。有做编辑工作谋生，有自由职业者，带着一种地方性的文学成长，却保持了某种生命的赤诚，横跨了三代人，行走于文学江湖，历经文学术士、骗子、混混、万精油，和半吊子文人而思想独立。也有流浪汉、异议人士、维权者、宗教信徒，各自懂得词语和修辞，介于思想者和民间学人之间。这些，构成了每位诗人在自我言说时的言外之意。
访谈的工作方法是一个一个提问，回答时从一个方面，追及到问题的其他方面，最后让每一个问答都内容丰富。不能发展的话题附着于相关的内容，诗人是回到了个人的诗学发生与形成的过程。它不显示成败，而是鲜活地生长。一种基于个人诚实的思想存在，它必然归属于人类文明普遍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表现力。
我们知道，真正的倾听与对话，是来自于人与人之间最为美好的信任与无私。我们，当相信：在人类的星空中，不时会有群星灿烂，他们在黑暗的时代无比耀眼。尽管他们在世俗世界经历着普通人的生活，渴望友谊和爱情，为生计奔波，为家庭操劳，为个人前途忧心；希望社会充满公平、正义、和平、美好。有人很早离开了家，四处漂泊流浪，把他乡认作故乡，看护自己的精神：破土、发芽，迎风而长；有人正常求学，过着集体生活，惟恐落后于人，在体制的夹缝中保持着人性的鲜活，在知识的逻辑中结出新果；他们殊途而同归，英雄不问来路。在时代生活的十字路口，他们让古人复活，结合个人心智，与未来的人们相遇相知。
三
也许，我有必要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对这19位访谈诗人的诗歌创作进行一个整体性的描述：江汀的诗极具才华，他把自己置身于邻人的光照之中，诗歌的谴词造句包含了观念与事物，语义灵巧、清晰而又具有丰富的气息，意蕴深远。
张光昕的才能，主要表现在诗歌批评上，他对北京青年诗会“桥与门”这个主题活动所作出的概念性阐释，对新世纪诗歌写作无疑是具有启示性的。
李浩气势磅礴，他的诗歌拧着一股劲在冲刺，既面临社会底层生活的冗长，又在信仰上，有灵性生活带来的高洁而形成巨大的反差，因此，意志的力量对他来说不是一种扩张，而是不可或缺的自我召唤。
苏丰雷天性真挚、诚恳，天资朴拙，他的诗由最初对秩序的模仿，变为对秩序的伦理与道德进行追问与探寻，在他的写作中，会清晰地透示出一个现实与精神的空间。
昆鸟属于天才中孤绝的一类，有敏锐的直觉，但不滥用这种天赋，而是修心于醒世的寓言。
安琪的写作来自于现实生活对文学的全部想象，当无数的写作者在这种想象中归于平庸与沉寂，她却以本能的原始力量冲破了人为的文学想象，重新开始了语言的工作。
车邻跟众多来自农村的写作者一样，写作初始于文化的贫乏，被一种文学的反抗精神所引领，他不盲从于革命，而是追随一个人生存的命运，通过诗歌写作和翻译诗歌来建立自己在写作意义上的文化生活。
张杭有一个我们这个社会里稀薄的文学的家学，但他在文学上的个人天赋远远超过了家学所能给予他的滋养，直接进入到对世界与事物的想象与理解，其鲜明的形式感是他所要表现的全部内容，他有一个自我对话的心理空间，和为理论所操控的戏剧舞台。
赵晓辉是一个天性自由的古典文学学者，诗心不灭，乐于在古词新句中伸张某些情怀。
陈迟恩最早的写作是摹写生活中的人物，如乞丐、路人，以此获得对现实的关注和诗歌描述的准确性，后则转入个人内心的复杂和词语的多义，生活反而变得隐匿，以至于无力观察、审视和书写。
戴潍娜从数学逻辑入诗，领会到广义的科学精神，她的诗有绵长的呼吸，和对时代生活气息的敏感。
王辰龙区别于一般的经验写作，他意识到诗歌的语义系统，可以把生活抽象化，实践一种与生活相对称的抒情。
张慧君是实用社会里一个失群的写作现象，发生在她身上的灵遇，对她来说是对自我拯救的启示，也许是一个精神自足，也许是一个诗歌奇迹。
于贞志是无政府主义者，他有自己的文化乌托邦，他的诗歌写作是一种不坚持的结果，因此他拒绝言说。
王东东自称总体作者，他力求把哲学思想，社会历史安置于人在当下生活中的一个具体处境，同时，他还把人在社会中的行动，纳入到了诗人形象的建设当中，以追求一种诗性正义。
回地有着他对于生存根基上的辨难，和对于当代政治语境的不断辨认，疏离于国内诗歌潮流，他希望不断进入到诗与哲学、政治哲学的论辩中，发现并倾听个体与族群命运的黑暗处境和幽暗回声，他最终希望诗歌能与公共空间和公民社会的诉求，达成某种呼应，最近更趋向于作为行动的诗歌理念。
成婴视诗歌为确立信仰过程中的上师和密友，诗歌似乎又成为了她解惑过程中的剩余物。
阿西有一个外省写作的过程，最后欣喜于词与物，一个暂时安全的写作地带，但他还会走出来，去消化那些影响过他生命的事物。
周伟驰是一个有学养的诗人，如果时代要将他忽视，那么他自己就会成为一个时代。
当然，我们绝不能说这19位诗人就全部代表了新世纪的诗人写作，但他们的确是处在了诗歌写作，一些语言及观念必经的交接点上，无法绕行。与他们对话，我们自然会获得启示。同时，我这样的点评，也必然存在着对访谈诗人无可奈何的简化，因为每个诗人自身的丰富性更为重要。然独木不成林，每个写作者独特的地方，必将贡献于写作的森林。森林不会只有一个，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整个文学世界的生态。
四
那么，中国当代诗歌有统一的整体感吗？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继续滔滔不绝地谈论朦胧诗、第三代诗等等，我们的视野将何其狭隘！如果我们只津津乐道于口语、叙事、戏剧的形式主义，我们又将陷入何等的鸡零狗碎！所以，我们不必去对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进行盖棺定论，而应该去讨论各种现象之间相互涉及到的内在联系。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新诗交织于东西方传统：奥维德、贺拉斯、维吉尔，《荷马史诗》和《神曲》；杜甫、李白、陶渊明、寒山、《诗经》和《离骚》，等等。在我们这个时代，有饱学之士吗？但我们知道有废墟、荒芜，以及一次又一次的被掏空。一代人不是没有信仰，不是没有知识，而是处于可有可无的一种存在。
世界不是诗，但诗是世界。所有事物的形成过程也是一个解散的过程，来自土地，来自自然乡村的基础情感消失了，我们维持的是自尊，丧失的却是尊严。整体上，我们受控于无比强大的国家意志，被一个复兴和世俗化的社会理想所激励，深受启蒙时代和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对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解与分歧中谋求变通。
在这样的时代里，一个诗人意味着一方面接受悲观主义、恐惧和虚无；一方面接受压抑、怀疑、讽刺和嘲笑。也许，我们最大的绝望是来自于灾难性事件：饥荒、地震、爆炸。灾难性事件的清单在改变，一种基本的、恒定的信心却始终朝向未来。未来即意识到一个开放的空间，意识到空间在个人和人类面前的展现。尽管我们远离了沃尔特·惠特曼的大路之歌，绝望于思想被囚禁，而无从摆脱。
吉奥乔·阿甘本指出，那些试图思考同时代性的人只能通过使同时代性破裂为数种时间，通过把本质上的非同质性引进时间来对它进行思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胡适（1891—1962）、徐志摩（1897—1931），戴望舒（1905—1950），艾青（1910—1996）、穆旦（1918—1977）、昌耀（1936—2000）、张枣（1962—2010）、海子（1964—1989）、马雁（1979—2010）所破裂开来的时间，以及时间与时间之间的停顿。在每一个停顿之处，我们插入当下的线性时间，同时代人在不同时间之间的特殊关系，开始运作起来：
一、成为同时代人，首先以及最重要的，是勇气问题；
二、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
三、同时代人不仅是那些在感知当下黑暗的同时把握那注定无法抵达的光线的人，也是在划分和插入时间的同时，有能力改变时间并把它置入与其他时间的联系的人；
四、只有在最现代、最新近的时代中对古物的标记和签名有所感觉的人才是同时代人；
五、只有那些允许自己为世纪之光所致盲，并因此而得以瞥见光影、瞥见光芒隐秘的晦暗的人，才能够自称是同时代的人；
六、同时代人，确切地说，就是能够用笔蘸取当下的晦暗来进行写作的人。
成为，成为同时代人，这是我们在新世纪里，对吉奥乔·阿甘本的思想言论进行综合梳理而得出的一个时代命题。这种综述的意义在于诚实，它既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新诗百年的传统，也能够给新世纪诗人的未来带来不同凡响的创作启示！
五
因此，在北京，我们看见的桥与门，它们既是一个历史空间又是一个现代空间。北京挖空地下建造地铁；地面上，奇形怪状的建筑，努力在向人类社会展示这一时期的文明面貌。巨大的人流和拥挤的车辆，把大自然排挤在外，它的生机表现在各种欲望上。各种现实的荒诞，在叙述着日常生活的变形记。
1828年，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学。他认为，如果诗人每天都抓住现实生活，并经常以清新的心境来处理呈现在他眼前的事物，那么他总可以写出一部好作品，即使偶尔不成功，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整个世界都是诗人的题材，如何处理与表达，要求诗人应当去获取多方面的知识。因为，诗是通过完整的整体向世界说话，这个完整的整体不可能在自然中找到，必须是个人心智结出的果实。
中国未来的诗人，不得不面对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雨果、普希金，面对现代主义者波德莱尔、兰波、叶芝、里尔克、艾略特，面对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尼采的悲剧、德里达的友爱政治等等，加之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近代新诗百年，他们存在于人类文明的共同体，不同语言场域所形成的一个巨大的同时代文学。
未来诗人，当形成个人的诗学观念，即不仅仅是能够写出一首诗，还应当明白为什么写出了这首诗，以及怎样写出了这首诗？诗人必须处理事件，第一时间把当下发生的现实事件从时空里间离出来，使之具有文学主题的形式与内容，结合相关的社会文明形成一个伦理价值认知。诗人必须是一个行动者，践行自己的语言。任何停留在审美上的写作，都是一种观望，跟所观望之物隔着一段隐藏的距离，必须认识到这种隐藏所包含的虚假。写作者可以不靠近，但至少要唤起对方的注意，使自己得以离开偷窥者的处境。我们必须光明正大地观看事物，做万事万物的交流者，哪怕这种交流包含着危险与敌意，但我们必须具有这种勇气。其次才是爱，与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