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收音机对身体并不产生一种特殊的要求――它和人的身体保持某种松散的关系。这和电视机迥异。电视不仅损毁人的视力，而且，它还促使你长时间地窝在沙发上，使得身体变得慵懒。不仅如此，电视机和沙发有一种对偶关系，它们总是维持着一个特定距离并相向而对――事实上，电视机，沙发和身体在今天组成了居住空间内部的三位一体，在黄昏来临之际，这个三位一体的机制开始启动。看电视的时候，你得准备好，你要安静下来，并且要保持一个恰当的位置，恰当的空间和恰当的姿态（有时候要嗑瓜子，有时候要泡一杯茶）――电视机通常位居家庭空间的中心，一个巨大的黑盒子置入家中醒目的位置。看电视变成了一个日常的程序化仪式――这个仪式的中心是机器本身。在看电视的过程中，身体总是被动的，电视以强烈的物质性存在于家庭的固定中心，它需要身体去适应它，身体因此总是消极的，总是要跟它们形成一种固定的空间关系，总是要同它们组装在一起，总是不得不直面它们，身体总是被这种电视机器所束缚，也就是说，身体要适应和迎合机器：机器的位置固定了，身体的位置就固定了。
但是，收音机则完全不同，人们不仅不受收音机的方位控制，还可以同收音机保持一段灵活的距离；收音机并不要求人们保持不动，相反，人们可以不断地让收音机移动，让收音机配合和适应自己，收音机可以摆放在任何一个地方（有时候你甚至忘记了它置放在哪里），它可以放在你的口袋中，也可以别在你的腰身，可以直接放在你的耳边，也可以放在你的床头。它如此地轻巧，并如此地具有移动性，以至于常常被不经意地摔坏（事实上，很多收音机的最后命运就取决于偶然的一摔），这样，身体完全保持对收音机的独立。收音机并不能阻止人们去做饭或者去散步。甚至是，当人们在大范围内移动的时候，还可以携带着收音机，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操纵收音机的身体，而不是像电视机那样相反地操纵人们的身体。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收音机可以被当做一个附属物，一个玩物，它听命于你，它服从于你的身体，它没有空间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收音机和身体组成的是一个临时性的流动关系。
这样，相对于收音机而言，看电视像是一个专门工作，它要全力以赴地投入，身体依附于电视机，就类似于工人依附于机器。尽管看电视是一种休息方式，但在对机器的专注，对机器的被动臣服这一点上，它同工厂中的机器劳动相类似：眼睛被电视机所掌控，正如手被流水线上的机器所掌控：这不过是一种视觉劳动，尽管它看起来是娱乐行为。事实上，当代的诸多同机器相关的娱乐活动，都是以劳动的方式，以耗费身体的方式来进行的（它的典范是电脑游戏）。而听收音机不需要身体的全力以赴，不需要娱乐的仪式，不需要身体的劳动。也就是说，在这诸多机器娱乐之中，收音机将它的机器特征削减到最微弱的地步――无论是从形象上来说，还是从对身体的要求上来说。收音机是最健康的机器，它并不影响和改造身体，不生产任何的疾病。事实上，收音机与其说同身体发生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如说它更像是身体自由散漫的背景――这全然依赖于耳朵的功能，收音机只对耳朵负责，而耳朵如此地灵活，如此地狡诈和隐秘，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克服一定距离来捕捉住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也就是说，它可以克服眼睛，手，脚等其他器官对机器所作出的特殊要求。
收音机也使得耳朵从整个人的社会形象中解脱出来。耳朵，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狡猾的表演道具――在某种意义上，在所有的器官中，它或许是最具有表演性的器官之一：它没有表情，没有声音，没有动作，耳朵似乎没有感受性，它天生就像是聋的，天生就像是“聋子的耳朵”，它与其说是身体上的器官，不如说是身体上的一个静物。耳朵不表意（虽然有时候被看做是命运的征兆）。耳朵是否启动它的倾听功能，从耳朵本身几乎无法断定。要确定一个人是否倾听，观察眼睛比观察耳朵更加有效。正是这种表意性的匮乏，耳朵具有强大的掩饰能力：耳朵有时候故意不听，有时候故意偷听，有时候故意地装作在听，有时候“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地在听――你从耳朵的形态本身很难对这些进行区分。
正是这种伪装的耳朵，使得说话本身充满了喜剧性：人们对着充耳不闻的人还侃侃而谈（看看那些台上讲话的领导吧！），人们每天会生产出如此之多的无人消费的声音，会生产出如此之多的废话，世上或许没有比言谈更加令人痛心疾首的浪费了！不仅如此，还有大量的声音无法听懂，尽管耳朵全神贯注（竖起耳朵！），尽管它在努力地去捕捉声音，尽管耳朵占据着此刻的全部身体空间，但是，这种声音还是表现为声响，表现为一种纯粹的声音本身――声音并没有转化为明确的意义，或者说，声音并没有被耳朵转化为意义，它表现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废话，或者说，它要么表现为一种无意义的噪音，要么表现为一种充满意义的废话。还有一种声音也无法找到耳朵，它独特，迥异，奇诡，它编织了自己深渊般的意义，以至于任何耳朵都捕捉不住这种意义。
这样，在面对面的交往中，尽管一个声音在对着一对耳朵说，但是，它还是无法在耳朵这里栖息。声音，有时候找不到耳朵――这是人的声音的一个宿命性悲剧。但是，反过来，耳朵有时候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声音，这是耳朵的悲剧。耳朵总是被噪音和废话所充斥。充耳不闻，但并不意味着听不到声音――耳朵的悲剧在于，它总是能听到声音，总是能听到它不愿意听到的声音。耳朵无法自我关闭。这是它同眼睛不一样的地方：眼睛可以不看，但是，耳朵不能不听。可以闭上眼睛，可以将视线挪开，可以转动身体以转移观看的目标――不看是可能的；但是，不听则是不可能的――有时候耳朵整天被噪音所强制性地塞满。相对于眼睛来说，耳朵更加被动，如果不将声音转化为意义，就只能到处遭遇噪音。“这是因为耳朵始终是开放的，容易接受刺激，因而比目光更为被动吗？闭上眼睛或分散注意力比避免倾听更加自然。”就此而言，耳朵是最富于悲剧性的器官：日常的焦虑和烦躁更多地来自耳朵，而不是眼睛。
2
耳朵和声音的错位、落差、不协调，正是收音机的出发点之一。收音机，它的全部使命，就是要为耳朵寻找恰当的声音。不听的耳朵，没有意义；不被听的声音，也没有意义。而通常的情况是，耳朵和它乐意倾听的声音通常失之交臂。在这个意义上，收音机恰好解决了这个矛盾。它为耳朵寻觅声音。在收音机的播放中，声音和耳朵能够缝合在一起――在此，耳朵有权选择声音，它不是一个被动器官，它可以自如地应对这声音：对于听众而言，它既是这个声音的倾听者，在某种意义上，又是这个声音的控制者：它可以让这声音出现，让它消失，让它变强，变弱，让它不停地变换（从男声到女声，从说话到歌唱，从人声到乐音，还有从滋滋般的噪音到纯净的嗓音），直到贴切的声音驻扎在它的耳畔。
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出现了：这个声音来自机器，但是，吊诡的是，它仿佛也来自于你自己，仿佛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声音，人们仿佛自己能和这声音嬉戏，能抚弄这声音，能和这声音相互愉快地应答。这声音的确不是来自你的内部，但似乎又是来自你内部――这仿佛是听众自己创造的声音。确实，声音，通常来自人体的外部，是作为他者强行地闯入你的耳朵中，人们无法预测、无法干预，无法阻止这声音的外部闯入。但是，收音机的声音，你可以控制住它，就像你的舌头可以控制你的发音一样，你似乎拥有收音机的舌头。在这个意义上，你是这声音的起源。这是在倾听他者，但又仿佛是自己在倾听自己。倾听，这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声音游戏，但又是自己同自己之间所玩弄的声音游戏。耳朵第一次成为声音的主人，它独立于声音，并从声音那里获得了自由。
一旦是自己听自己，一旦声音不再由他者来引发，一旦不再是面对面的言说，那么，面对收音机，耳朵顿时驱赶了它固有的表演性：在一个机器面前，丝毫不用伪装去听。一种单纯的倾听出现了：不用迎合着去听，不用去表演式地夸张地倾听，不用不耐烦地去听，总之，不用对说话者针对性地去听，不用调动其他感官来辅助性地听，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闭着眼睛去听，人们可以完全甩开周遭的一切去听――事实上，人们常常躺着去听。这样，耳朵在这种倾听中保持了它的纯粹童贞。耳朵依照它本身的意志来接受声音，这是声音和耳朵自然地毫无瑕疵的对接――并没有什么外在中介在这二者之间施展巧计和权力。在这种倾听中，耳朵获得了巨大的自主性：在收音机的声音面前，耳朵恢复为一个纯粹的倾听器官。
一旦耳朵完全为声音而存在，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作为媒介的收音机消失了，机器本身消失了。这声音，好像来自于虚空，来自于沉默的空间，声音是这个沉默空间中的幽灵，它加剧了这个空间的沉默，使这个空间更加沉默，使这个沉默空间中的一切物体更加沉默，使得收音机更加沉默。一种奇妙的声音感受出现了：这声音，好像来自于机器；这声音，好像来自于一个说话者，这声音，好像迈着幽灵的旋转步伐来自于一个缥缈的非主体，来自沉默的虚空；收音机，在发出声音的同时也宣告了自己的死亡。声音让周围的一切都沉寂和死亡――这和电视机的声音效应完全相反：电视机总是固执地存在：我们会非常肯定地发现，是电视机在说话。眼睛盯着电视机，将画面包围起来的电视机的黑框架显示了机器本身的顽固存在：电视机以其强烈的视觉构造，醒目地存在在那里，声音是从那个发出光源并在闪烁的地点传递过来，而收音机则是摆放在那里――但是是随意地无规则地偶然地摆放，是作为一个日常物品摆放在那里，它并没有固定而强悍的姿态，它并不惹人注目，看上去非常平庸――好像它并没有能力如此地不知疲倦地喋喋不休，没有什么显赫的标记显示它在说话。事实上，收音机如此地没有感官性，如此地僵化，我们甚至要说，它如此地不性感，以至于将自己谦卑地隐没起来，隐没在一堆家居杂物之中――确实，人们在收音机身上找不到一种特殊的感官享受，它是一个隐藏起来的媒介，是一个收敛的说话机器――我们听到一个声音从房间的某个地方传来，我们有时候会无法断定，这到底是机器在说，还是人在说？
事实上，这与其说是人的声音，不如说是人和机器的一个组装声音。人声通过机器传递出来，但是，机器并非一个透明的渠道，并非声音的纯粹媒介。声音真的是借助机器而说给人听的吗？这声音难道不是为机器而存在？或许，这声音一开始是将收音机本身作为对象的，或者说，它首先是为机器而存在的。人声的发出，第一个倾听者是机器。声音的首要目标是机器。声音，一定要迎合机器本身。在另一个方面，这机器，如同声音的一个新的发音器官，如同舌头，嘴唇，鼻孔，喉咙这样的发音器官一样，声音是气流通过这些器官的组合碰撞而形成。机器，和这些身体上的器官一道，改变声音的音质，语法和意义。机器在影响声音。声音总是被机器这个新的额外发声器官所改变。因此，这是一种混合了机器的人声。正是由于人声的这种机器特质，使得这种声音更加庄重，更加硬朗，更加权威，更加充满了“真理”，这种声音具备一种机器般的铿锵节奏。在收音机完全服务于权力的特定时刻（文化大革命期间），收音机的声音（通常借助公开的广播形式），抹去了人声的偶然性和私人性，甚至抹去了人声的欲望和性别，它像机器按照一定的配件在自动编码和生成。这是一种机器－人声的组装。这种组装既不是人在单独地说话，也不是机器在说话，而是人和机器的合奏。也正是由此，在历史的这些特定时刻，播音员并不重要，因为他们的发音系统被同一个机器要素所改写而表现出相似的声音，这声音具有钢铁般的音质和调子。
由于这个声音配上了新的发音器官，它可以传播得更加遥远，它可以向不同地方的人同时发声。这个新的发声器官，使得声音具有无限的传递能力。声音从身体的局限性中解脱出来，可以穿越地点的阻碍，无限制地播撒。第一次，一种充满了意义的声音，在辽阔的大地上四处奔走，钻进了不同地方不同人群的耳朵中。因此，这种声音不得不是一种公共语言――它要获得普遍性，它要为自己制定标准发音，从而能够为最大多数的人所听懂。因此，它必须严格地清除狭隘的地方语言，使不同地方的人们能够分享这种普通语言。事实上，这种普通语言还有巨大的教育功能，它有一种示范性，能让持不同方言的人群对其进行模仿，进而能够借助这种语言交流。收音机以“国语”的形式统摄了持各种方言的人们，从而完成一个声音共同体的建构――这个声音共同体无疑是某种类型的政治共同体的一个必要前提。毫无疑问，收音机是第一次对方言的强力摧毁。
3
收音机创造了一种纯粹的声音交流，从而将所有交流的辅助器官清除了，正如它清除了所有的方言一样。这是一个完整的声音系统――也就是说，在收音机这里，单独凭借声音本身，意义就要完全和充分地得到表达。事实上，声音和意义有时候并不协调――在面对面的交流的时候，声音并不需要得到充分的表达，或者可以说，声音并不是唯一的表达意义的方式。意义有时候可以通过手势，通过身体姿态来表达。“手势是言语的附属物，但这种附属物不是人为的替补，它是对更为自然、更有表现力、更为直接的符号的重新定向……这种反省的、交互的、沉思的、无限的替补结构只能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当言语伴随缺席的更大威胁并且有损生命的活力时，空间语言、眼光和沉默有时会取代言语。在这种情况下，可见的手势语反而更加生动。”而在收音机这里，纯粹的声音编织成一个自主而饱满的意义系统，它是一个整全的文本――不能有遗漏，不能有空白，不能有歧义，不能有意义的绝境和深渊，也即是说，声音和意义必须完全匹配，这二者之间不能有任何的断裂和缺席。声音完全是为了传达意义而存在，意义也唯有凭借声音才能获得它的饱和性。为此，它还要求一种普遍语法。这种普遍语法只能是换喻性的，它要尽可能消除书写文字中的隐喻和象征，要消除一切曲折、隐晦和缠绕的修辞，它还要消除黑话、行话和脏话。一般而言，它既不高度的书面化，也不高度的口语化――书面语过于规范，它使得声音/意义系统变得矫情和造作；口语过于随意，它既损害了机器本身的严肃，也使得声音/意义系统容易产生漏洞。它介于书面语和口语之间。这是一种轻度的书面语，或者说，这是轻度的口语。就此，收音机中的声音既不能随心所欲地四处游荡，也不能逐字逐句进行哲学朗诵。相反，它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透明，简单而健康。
这是交流中的纯粹声音中心主义，声音和耳朵是这种交流中的唯一对子。尽管都是来自机器，但收音机的声音和电视的声音也迥异。在电视机那里，声音有时候是辅助性的，电视机直接通过画面来叙述，电视声音往往是对画面的解释和说明。面对电视机，人们需要调动各种器官。目光通常压倒了耳朵（人们常常抱怨电视中的解说破坏了电视画面本身）。而收音机是通盘叙述――电视的声音可以中断，可以出现临时性的沉默。收音机的声音则不能中断，它要不停地发声――它毫不间断，它丝毫不能沉默――所有的意义都埋伏在声音之中，意义的链条埋伏在声音的链条之中。收音机将声音的链条贯穿起来，人们甚至可以说，收音机存在本身就是声音的无限链条，声音的中断就是收音机的疾病。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音乐和收音机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收音机要大量地征用音乐――在无话可说的时候，在再也不需要人声的时候，在两个节目的过渡看上去非常冒失的时刻，音乐可以取代沉默或者尴尬；就此，音乐不仅是为了被倾听，音乐不仅将它固有的功能和价值充分地表达出来（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听音乐），而且，它还是为了填补人声的空白，为了挽救收音机的疾病――人们在收音机这里甚至会发现，有意义的声音似乎只有人声和乐音――似乎只有这两类声音才能被耳朵所吸纳。收音机就成为音乐和人声的不间断的变奏（还有信号不好的时候发出的“滋滋滋”杂音）。音乐如此地适应收音机，甚至会有一种专门的音乐电台。不过，在收音机里面听音乐完全不同于听唱片，后者总是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有一个程序，有一个结构。听唱片，就是对音乐的一遍遍的准确复习。而收音机中传出来的音乐是无法预料的，它会出现意外的新奇的声音。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声音，无论这声音是否动听，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收音机这里，声音必须在所有的时间轨道上迸发，声音/意义之流要吻合时间之流。而电视机是直接地“呈现”，它的画面叙事看上去更加“客观”和“真实”，因此，它的声音链条不那么严密：在电视中，体育转播的主持人并不需要滔滔不绝，他只需要点评。而收音机中的体育评论员，必须满负荷地叙事，必须拼命地抓住场面，必须具备一种总体性目光。这也就是为什么早期电台的体育评论员的语速非常快的原因――他要将看到的东西尽可能地“再现”出来，这就要求一种加速度的语言。
声音是收音机的存在方式。它注定是多样性的。那么，只要这种声音摆脱了权力的严厉束缚，它就会出现五花八门的表演。收音机是声音表演的舞台――在此，作为能指的声音获得了自主性。在收音机中，声音不单纯是一种表意的国语工具，而且，它还绞尽脑汁地创造了包括各种发音技术和音质的特殊的能指风格――声音的高低，速度，顿措，语调，语气以及音质本身，这所有的声音物质性，在收音机中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发声美学。会说话的人，而不是会演戏的人，声音好听的人，而不是面孔漂亮的人――也就是说，会发声的人，而不是会表演的人――曾经在收音机主宰的短暂时代成为明星。同时，因为这声音紧密地配合历史趣味，它的发声美学就记载了权力和社会的变迁，就此，声音在特定时代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它不仅塑造了国语，而且它的发声方式还再造了国民的发声方式：一旦置身于公共场合，无论是课堂还是舞台，无论是官员还是孩童，人们都在模仿收音机的语调来讲述。电台的语调变成了公共发声的典范，似乎唯有这种来自于机器的发声，才能宣讲真理。这来自机器的声音，它的美学就是它的政治学。人们已经发现了机器声音在中国这短短几十年中巨大的风格变化，以及这变化的政治内涵。在这短短几十年中，电台主持人的声音已经从无性别之分的政治性的声色俱厉演变到男女主持人之间的日常性的打情骂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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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公开发出哪一类物质性的声音，这些播音员却是隐秘的――或者说，是无形象的。或许，我们知道这透过机器的声音的发出者来自何方，或许，我们知道发声者的姓名，或许，我们知道他的若干身份和背景，或许，一切都相反，我们对偶然而来的声音一无所知，只是一种纯粹的声音本身飘进耳朵之中――不管怎么说，这机器声音的发送者总是神秘的。这神秘的形象，成为收音机的秘密，也使得收音机获得了内在深度，似乎那个说话者就埋伏在这个机器的深处，从而支撑了收音机的纵深性。人们试图透过这声音的管道深入到它的内在性中进而获取主持人的表象。这是所有听众的一个隐秘欲望。人们总是意图将声音和发声者对应起来――但不幸的是，这个发声者总是不在场。或者，我们恰当地说，这个真实形象就是没有形象，就是形象的虚空；我们试图看到的那个说话的嘴，就是一个巨大的虚空，就是一个永恒的沉默地带，就是收音机的小喇叭。这样，这是一种奇特的讲述和倾听关系：一个无法被看见的人向另一个看不见的人讲述，一个隐匿者向另一个隐匿者讲述。这似乎是盲人之间的讲述和倾听。收音机似乎变成了讲述者和倾听者之间不可翻越的高墙。
不仅如此，那些声音天天讲述，但从来不讲述自己；那些听众天天倾听，但所有的倾听言论都与己无关。他们构成彼此的黑暗，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话语也是他们自身的异己声音。这样，这个神秘的说话者，通过讲述的方式使得自己隐匿起来。似乎是，一个人的全部存在性就是他的声音，一个人的面孔就是他的声音，就是它的独一无二的舌头，人们能够如此地熟悉这声音，人们能够通过这声音和舌头（而不是面孔和形象）来辨识一个人。甚至会出现一种奇特的迷恋：迷恋一个人，不再是迷恋他的身体，而是迷恋他的声音。这个神秘的讲述者，因为他的声音，是另一个世界的听众的熟悉的陌生人。
既然传递这声音的双方都是对方的异己，那么，讲述者为什么讲述？倾听者为什么倾听？这讲述和这倾听难道就是一种纯粹的公共信息的传递和获取？讲述既没有受到一个具体的人的现实邀请，也非讲述者自身的说话冲动（讲述者喋喋不休，多么疲劳！），讲述是为了倾听吗？对于讲述者而言，这些听众也是匿名的，他对他们一无所知。他为什么要说给他们听，他确信有人听吗？而倾听是为了什么？为了占有世界的真相？为了获取有用和有意思的知识？为了慰藉内心的哀愁？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为了让一个声音来划破四周的静寂（尤其是收音机里面传出来的音乐）？对，但是，无论是对于讲述者和倾听者，它们的目标都是机器本身，它们自身也是在一个机器中发生关联。对于讲述者而言，它不仅是形象的虚空，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它是机器的一个必要部件，自从收音机被发明出来，讲述者连同他的声音变成机器的必要零件。他（她）确实是安装在收音机体内，是收音机正常运作的必需物，收音机将一个人安置在它的体内――这不是比喻意义上的安置，而是事实上的安置。而倾听者，是收音机的另外一个接受部件，是收音机体外的部件。讲述者，倾听者和收音机构成了一个听说的新装置――它们紧密地组装在一起，一旦缺乏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这个装置就会倒塌。因此，讲述和倾听，是一个机器的发明，是一个机器的内在要求和律令，是这个机器中不可分的部件和功能。它在一个历史时刻偶然来到了世上，开始了它的运作，使说和听进入到一个机器装置中，成为这个机器的一部分，并创造这个新的机器，同时也创造了一套前所未有的听说机制，一个陌生人之间的听说机制。这个听说机制，不是一种对话和交谈机制，它不要求反应，辩驳，对话和置疑，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纯粹的三位一体的倾听机器，是一个不争论的言谈机器。因此，首先是为机器而讲，是为机器而听；组装好了这个听说机器，我们可以如是说：这是为了听众而讲，是因为寂寞而听。听和讲是这个机器内在性的两面。它发明出来，就是发明了这样一种听和说的机制。它如同一个各种官能齐备的婴儿一样来到这世上，当然，它也会像一个老者那样离开这世上。有出生的时刻，也一定会有死亡的时刻。
只不过这个死亡时刻，没有想到会来得如此之快。别的机器取代了它，电视机和电脑这二者已经囊括了收音机的说听能力。这些后来的机器，将收音机的绝大部分能力覆盖了，收音机被部分地内化到这些机器中――机器的变化如此地快速，这使得收音机只能同别的机器再次组装才能存活。我们已经看到，收音机只能通过自己的特殊性，在电视机和电脑所不能涉足的地方发生新的组装，同另外的机器和另外的人群再次组装，它和汽车再次组装，使得汽车开始说话，使得收音机在奔跑中讲话，收音机似乎也只有在奔跑中，在户外，在城市的某个特殊角落（诸如单位的门房），在偏僻的荒野中讲话，它不仅生成一种新空间，而且，它还生成它的新听众：出租车司机，老年人，一切被电脑和电视，被现代事物所排斥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它生成这社会的剩余者：独身者，居无定所的人，无所事事的人，置身于黑暗角落的人，夜晚在床上辗转反侧的人。收音机的倾听者，正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沉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