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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吉奥乔·阿甘本:创造与救赎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6-04-30  

吉奥乔·阿甘本:创造与救赎

lightwhite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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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prophet)在欧洲历史上早已消失了。如果犹太教没有先知的形象就无法得到真正的理解,如果预言书于每一种意义上都在《圣经》中占有一个中心位置,那么,早期的犹太教内部就运行着一种试图限制预言学(prophetism)之实践和时间框架的力量。所以,希伯来的传统倾向于把预言学限制在一个理想化的过去里,使之随同公元前587年第一圣殿(First Temple,所罗门圣殿)的毁灭而终结。就像拉比们教导的,“在最后的先知——哈该(Haggai)、撒迦利(Zechariah)、马拉基(Malachi)——死后,圣灵离开了以色列,尽管神圣的讯息通过圣音(bat kol,字义为‘女儿的声音’)继续传递给他们”,也就是通过口述传统及律法书(Torah)的评论与阐释而继续着。同样地,基督教也认识到了预言的重要功能,并根据预言的观念实际地建构了新旧圣约书之间的关系。但由于弥撒亚(Messiah)在人世出现并实现了承诺,先知就不再有任何存在的道理了,故而保罗(Paul)、彼特(Peter)及其同伴就把他们自己表现为使徒(apostle,即“被遣派的人”),而从不是先知。出于这个原因,在基督教的传统内,那些自称是先知的人就不得不被正统怀疑的目光所打量。由此,那些希望将自己和预言联系起来的人只能求助于对圣典(Scripture)的阐释,以某种新的方式对圣典进行解读,或恢复圣典失落了的原初意义。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解释学(hermeneutics)已然取代了预言学;人们只有在解释的形式中才能实践预言。
  在根本上,先知并没有从西方文化中集体消失。他们只是分散地继续工作,采取各种形式的伪装,甚至是在被恰当理解的解释学领域外部。所以,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就把尼采和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t)作为先知的两种相反的类型:前者指向未来,后者指向过去。类似地,1984年2月1日,福柯(M Foucault)在法兰西学院的报告中区分了古代世界里真理言说者(truth-teller)的四种形象:先知,圣人,专家,直言者(parrhesiast)。在随后的报告中,福柯试图追踪他们在现代哲学史中的后裔。但一般而言,情形依旧是,宣告先知的地位会让人感到即刻的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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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在伊斯兰教中,先知可能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不仅是《圣经》中一般的先知,甚至还有亚伯拉罕(Abraham)、摩西(Moses)和耶稣,都被伊斯兰教界定为先知。然而,即便在这样的传统中,穆罕默德(Muhammad),最卓越的先知,被认为是“预言的标志”,最终也把预言学的历史随同其著作一起合闭了(预言学只有通过《古兰经》的评注和解释来秘密地进行)。
  但重要的是,伊斯兰教的传统已经将先知的形象和作用与神的两种工作\行动之一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了。根据这种教义,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工作或实践(sunnah,圣行):创造的工作和救赎的工作(或命令的工作)。先知对应于后者;他们是末世救赎的中介。天使对应于前者;他们代表创造的工作(恶魔——在拒绝尊崇亚当之前就已经被委派给尘世王国的天使——可忽略不计)。沙赫雷斯塔尼(Shahrastani)写道:“神拥有两种工作或实践:一个和其创造有关,另一个和其命令有关……先知充当的是确证命令之工作的中介,而天使则是确证创造之工作的中介。由于命令要比创造高贵,命令的中介(先知)就要比创造的中介高贵。”
  在基督教神学中,两种工作统一于上帝,并被分配给三位一体(Trinity)里的两个不同形象:圣父与圣子,全能的造物主和救世主——上帝把力量倾注给他。然而在伊斯兰教的传统里,决定性的却是救赎的状态要先于创造的状态,看似在后的东西在实际上具有逻辑优先性。救赎并不是对被造物之堕落(Fall)的救济,而是为了让创造可以理解,使之富有意义。出于这个原因,先知的光辉就在伊斯兰教中被认为是一切存在中最首要的东西(正如在犹太教的传统中,弥撒亚的名字在世界被造之前就存在了,而在基督教里,圣子——他源自圣父——是和圣父同时同体的)。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个事实更能说明救赎工作之于创造工作的优先性了:救赎被表现为一种补偿的迫切要求,在这个被创造的世界中,还没有什么罪行能先于救赎而出现。《穆罕默德言行录》(haditb)说:“当神创造天使时,他们(天使们)就仰望天空,问道:‘主啊,你与谁同在?’神答道:‘我与非正义的受难者同在,直至他们的权利得到了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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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们已对神的两种工作的意义进行了考察,两者只在《古兰经》的一节韵诗中同时出现(“创造与救赎属于他(神)”[7:54])。根据某些解释,这段韵文探讨的是内在的矛盾,是作为造物主的神和作为救世主的神在一神论意义上的对立(或者,在天主教和马西翁教(Marcionism)的观念上,强调的是一个邪恶的造物主,世界的创造者与一个外在于世界的,发放赎罪与拯救的上帝之间的对立)。不管两种工作的起源如何,创造与救赎并不限于在伊斯兰教中建立起神性活动的两极——这毋庸置疑。如果上帝真地就是人类思考根本问题的所在,那么,创造与救赎同时也是人类活动的两极。
  更有趣的是将两种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关系:它们是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但无论如何都是密不可分的。那些有所行动和生产的人必须在同时保留和挽救其创造。但这还不够;我们必须知道如何保留其创造的东西。事实上,救赎的任务要先于创造的任务;好像创造和生产的唯一合法化就在于一种赎回被创造和生产之东西的能力。
  在人类的每一种存在里,真正独一的东西乃是两种工作的沉寂而不可渗透的纠缠,是预言之词语与创造之词语,天使之力量(因为这种力量,我们从不停止生产和向前观望)与先知之力量(不知疲倦的追寻,破坏并中止创造的进程,以这种方式完成和赎回创造)的极端封闭但又不连贯的进程。上述韵文和将两种工作连接在一起的时刻是一样独一无二的,根据韵文,创造先于救赎但实际上却在救赎之后;救赎在创造之后但实际上却要先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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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中,救赎的工作——尽管它在重要程度上要先于创造的工作——被托付给了一种被创造的存在者:先知或弥撒亚(在基督教中,这种想法被如下的事实所证明:圣子,尽管他和圣父同体,却是由圣父生成的,而不是由他创造的)。作为一个事实的问题,沙赫雷斯塔尼的前述引文还要继续:“这堪称一个奇迹:精神的存在者[天使],虽直接地源自命令(Command),却成了创造的中介;而肉体之躯,被创造的存在者[先知]倒成了命令的中介。”在这里,真正的奇迹是创造的救赎并没有托付给创造者(也未托付给天使,他们可是直接地源自创造的力量的),而是托付给被创造的存在者。这就意味着创造和救赎是相互外在于对方的,我们内部的创造原则并不能保留我们所创造的东西。然而,我们能够并且必须借以保留创造之作品的力量要止于创造,并源于创造。在行列和威严中前行的(天使)却源自位居其下的(先知)。
  这意味着,能够保留世界的并不是人类借以生产其作品的(无论是技术的作品还是艺术的作品,是战争的作品还是和平的作品)、精神的、天使的力量(这种力量,根据最终的分析,也是恶魔的力量),而是一种更为卑贱的、肉体的力量——只要人类还是被创造的存在者,他们就具有这样的力量。但这也意味着,两种力量相交于先知,相会于那个救赎工作的守护者——只要先知的存在得到关注,救赎的工作就属于创造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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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文化中,哲学和批评已然继承了先知的救赎工作(在之前的神圣领域里,它是由注释承担的);诗、技术和艺术则是天使的创造工作的继承者。然而,随着宗教传统的世俗化进程,这些训练已经逐渐丧失了它们曾如此密切地相互联系的所有记忆。因此,这种关系的标志似乎是一种复杂的、近乎精神分裂的特征。一旦诗人知道如何解释他的诗歌(就如但丁所言:“通过散文打开诗歌”),批评家也成了诗人。现在,批评家失去了创造工作的入口,只能通过肆无忌惮的诗歌批判来寻求复仇;诗人也不再清楚如何挽救其作品,却使他自己委身于天使的轻薄,以图贬抑这种无能。事实是,这两种工作——它们在表面上自主并相互独立——实则是同一个神圣力量的两张面孔,在一个独一的存在者内部交融——只要先知还未被遗忘。创造的工作实际上只是一道将自身从先知的救赎工作里分离出来的火光,而救赎的工作只是天使的创造工作的一块碎片,具有了自我意识。先知就是一个天使,在激励自己行动的冲动中,忽然觉察到了鲜活肉体的痛痒,一根异样危急的肉中之刺。这就是为什么古代的传记告诉我们,柏拉图曾是一位悲剧诗人,当他前往剧院准备上演三部曲时,他听从了苏格拉底的教导,烧掉了其全部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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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天赋(genius)与才能(talent)——起初是相互区别甚至对立的——在诗人的工作中得到了统一,创造的工作与救赎的工作,由于代表了一个独一之神的两种力量,也以某种方式秘密地联合在一起。然而,工作状态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才能与创造的结果,而是天赋与救赎留下的签名。这种签名是风格:实际上是从内部抵抗并摧毁创造的反作用力,是压制并启迪天使的复调旋律。反之亦然,在先知的工作中,风格是创造——被拯救的行动——留在救赎上的签名;在一种晦涩又近乎傲慢的态度里,创造抵制救赎,它试图保留彻底的黑夜,保留彻底的生物性,并以这种方式将其要旨赋予思想。
  一个批判的或哲学的工作,如果缺乏与创造的本质性联系,就不过是无意义的闲逛,好比一个缺乏内在的批判性危急的艺术或诗歌作品注定要被人遗忘。然而,被分割成两个不同主题的神圣实践(圣行),如今却绝望地寻求一个汇合点,一个同一性的入口,好让其失落了的统一能被重新发现。为此,它们交换了角色,但依旧是不可调解地分裂着的。当诗歌与哲学之间的分离问题第一次强烈地出现在我们的意识中时,荷尔德林(Holderlin)(在致诺伊弗[Neuffer]的信里)将哲学描述为“一个病院,在那里,不幸的诗人能够以荣耀为慰藉。”今天,哲学的病院已经关上了它的百叶窗。批评家摇身一变成“管理员”,毫不在意地取代了艺术家的位置,来模仿艺术家已经抛弃了的创造工作;而无用的工匠怀着巨大的热忱将自我献身于救赎的工作,而这种救赎中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拯救的了。在这些情形里,创造与救赎不再相互去除其固执的、热烈的斗争之签名。它们未加署名地相互分离,将对方置于一面镜子前,却无法从中辨认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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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性——以及人性——的实践被划分成两种工作,其意义何在?如果在最终的分析中,两种工作的状态虽然不同,但它们彼此的根基却来源于一个共同的地域或实体的话,那么,它们的统一是由什么构成的?或许,引领它们重新返回其共同根基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创造的力量方面思考救赎的工作——这种遗留的力量还未曾被天使所实践,因而能够背弃自身。正如潜能要先于行动并超越行动,救赎的工作也要先于并超越创造的工作。然而,救赎正是一种创造的潜能,它还未开始,只是发动自身,并“保留”自身。可语境里的“保留”是什么意思?毕竟,在创造中还没有什么东西最终不会消失:不仅每一个部分和每一个时刻都必须失去并被遗忘——对细微的姿态,对一闪而过的念头,对陈词滥调,对一切被记忆之仁慈和救赎之档案的巨大尺度所超越的东西的日常挥霍——还有艺术和独创的作品,长期而耐心的劳动之果实,迟早都要消失。
  正是在这种关于必失之物的无法追忆的、未成形的巨大混沌中,根据伊斯兰教的传统,恶魔(Iblis),那个只关注创造工作的天使,无止境地哭泣着。他哭泣是因为他不知道一个人失去的东西实际上属于上帝,当创造的一切工作都被遗忘时,当一切标记和词语都模糊得无法辨认时,惟有救赎的工作依旧不可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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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一种“被保留”的潜能?这种力量不只是转化为现实,从内部耗尽自身,而且就在这样的工作中保存自己,居留自己(它“被拯救”)。救赎的工作在这里是和创造的工作完全一致的:在救赎伴随着创造使创造进入存在(being)的同时,救赎也破坏和削减创造。在救赎与工作的火热斗争中,救赎悬置了一切的姿态和言语,颜色和声音,欲望和凝视,使它们显得无能为力。先知把天使造就的、生成的和爱抚着的东西,带回到了不成形的状态,并对之沉思。他(先知)的眼睛目睹着被保留的事物,只是因为这样的事物将消逝于末日。正如一个情人要突然在我们的记忆中闪现,他\她就不得不失去形体,变成图像;创造的工作如今也必须密切地吻合于非存在(nonbeing)的全部细节。
  那么,什么才是被保留的东西?不是被创造的存在者,因为它已失去,并且不得不失去。不是潜能,因为它无非是一种反创造(decreation)的工作,不具备一致性。如今,被造者和潜能进入了一个不再以任何方式相互区别的起点了。这意味着,人性行动和神性行动的最终形象就出现在创造和救赎的不可挽留的一致性当中。只有当先知无所救赎,天使无所创造的时候,这种一致性才能被实现。因而,不可挽留的正是这样的工作:其中,创造与救赎,行动与沉思,实效与无效都坚持相同的时刻,相同的存在(和相同的非存在),而不留任何残余。自此,其不可穿越的光辉就令人眩晕地离我们远去,像一颗永不返回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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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泣的天使把自己变成一个先知,而诗人为创造而作的挽歌成为了批判性的预言,也即哲学。但现在——当救赎的工作似乎在内部将自身聚集为难以忘却但又无法追忆的一切时——甚至这种工作也发生了改变。当然,它还存在着,因为和创造相对立的救赎工作是永恒的。然而,只要救赎比创造存在得更久,它的危急就不是在被保留中耗尽,而是在不可保留中丧失。诞生于一种悬而未定的创造,终结于一种了无对象的神秘救赎。
  这就是为什么,至高的知识总是在我们不需要的时候珊珊来迟。这种知识,比我们的工作更为长久,是我们生命最后的、也是最珍贵的果实,尽管它不再关注我们,就好像我们将要留于身后的一国之地势。在人类学会把自己最美好的斋日,永恒的安息日奉献给它之前,这种至高的知识还是一个私人问题,人们只能施以草率而秘密的关注。就这样,我们得到了一种奇怪的感受,关于对两种工作及其神秘区分的意义,对我们随后可言说之物的缺失的意义的最终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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