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桑 译
一个人无法取消曾经做过的事情，这是不可逆性的困境，对这种困境的可能的救赎是宽恕（forgiving）的能力。至于不可预见性，未来的混沌的不确定性，对它们的拯救包含在作出承诺并信守承诺（promise）的能力之中。这两种能力依赖于复数性（plurality），依赖于别人的存在和行动，因为没有人可以宽恕自己，没有人可以遵守对自己做出的承诺。
——汉娜·阿伦特
莎士比亚在《理查二世》和《亨利四世》中表现的英国是这样一个社会，其中的财富即社会权力来源于对土地的占有，而不是来源于资本的积累。唯一需要金钱的人是君主，他必须装备军队，保卫国家不受外敌入侵。如果他是一个荒淫无度的君主，像理查二世，他就会把金钱花费于维持奢侈而庞大的宫廷。从经济上而言，这样的国家是自足的，其出产的东西只为了使用，而不是获得利益。在英国，形成共同体的关系既是一种天生的家庭血缘关系，又是君主与封臣之间通过个人誓约而形成的封建关系。这两种关系都是个体之间的义务，又是终其一生的义务。但是，这样一种共同体关系并不能满足英国作为职能社会的需求。如果英国作为一个社会有效地发挥职能，以个人忠诚为基础的共同体必须转变为属于非个人正义的共同之爱维系在一起的共同体，这种非个人的正义就是对任何人一视同仁的君主的法律。我们知道，在爱德华三世的时代，这种类型的共同体业已存在，所以家庭类型的共同体被视为退化。再早几个世纪，比如韦塞克斯和麦西亚之间的战争会被认为像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一样是合法的，而现在潘西和波林勃洛克之间的冲突却视为内战，是不合法的，因为这是兄弟之间的冲突。因此，可以将英国比喻为一个身体，将它说成一个患病的国家，因为，异邦人和应是兄弟的人之间界限分明，犹如属于自己身体的细胞和属于别人身体的细胞之间毫不相干。战争本身非但没有受到谴责，甚至被认为是正常的、令人愉悦的事务，犹如耕作，至少对于上等人而言就是如此。而和平本身受人蔑视，它与懒散和恶习相关。
如今，全英格兰的青年情绪炽烈，
将绸缎衣服藏在衣柜里。
如今，制造兵刃的人出尽风头，荣誉之思
独自统领着每一个人的心胸。
如今，他们卖掉牧场，买了马匹。
《亨利四世》中福斯塔夫打劫的仅有的商人是“大鱼大肉的无赖和肥胖的蠢货”，他们被表现为身体上可鄙的懦夫。
在《威尼斯商人》和《奥赛罗》中，莎士比亚描述了一个十分不同的社会。威尼斯本身并不生产什么，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制成品。它的存在依赖于可以由国与国之间的通商产生的经济利润，
……城市的利益
有赖于各国的通商。
就是说，依赖于在一地便宜买进，在另一地高价卖出，财富来源于货币资本的累积。金钱不再是单纯实用的交换媒介，而是变成了一种社会权力形式，人们可以获得也会失去。这样一个商业社会是国与国之间的和世界性的；它并不区分兄弟和异邦人，这不同于以血缘或宗教为基础的社会——从社会视角来看，顾客是兄弟，贸易竞争者则是他人。但是，威尼斯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社会；在那里还栖居着由不同的爱维系的各种社群——比如，非犹太人和犹太人——他们并不相互视如兄弟，然而必须容忍各自的存在，因为它们设定的社会职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种相互容忍也由威尼斯政府颁布的法律强行实施。
财富的来源，从土地所有权转移到货币资本，这一性质变化剧烈地改变了社会的时间观念。土地创造的财富因年而异——收成有好有坏——不过，从长远来看，平均产量是可以估算的。只要不被入侵者掠夺和被国家没收，土地是永远由家庭占有的。结果，在占有土地的社会中，时间观念是循环的——人们认为未来是过去的重复。而在商业社会，人们设想时间非线性地前进，未来总是新奇的、不可预测的。（在占有土地的社会，不可预测的事件是一种上帝行为，即，一个事件的不可预测不是“自然”的。）商人不断地承担风险——如果幸运，他就可以获利，如果背运，他将失去一切。于是，在商业社会，社会权力来源于金钱，权力分配不断变动，这使得对过去的崇敬衰弱了；人的遥远先祖迅速地不再具有社会重要性。持续一生的忠诚誓约由受制于签约的契约所替代，契约在将来某个日期之前履行一定的承诺，此后，他们彼此之间的义务便终止。
《威尼斯商人》的故事情节发生在两个地点：威尼斯和贝尔蒙特（Belmont），两地的特征差异悬殊，以至于要让这部戏剧既不混淆这一差异又保持统一变得十分困难。一旦贝尔蒙特的精神占主导，安东尼奥（Antonio）和夏洛克（Shylock）就会显得毫无关系，换成威尼斯亦然。在《亨利四世》中，莎士比亚让天生属于“喜歌剧”世界的福斯塔夫闯入了一个政治历史的现实世界，他的存在显得很不协调，因此，有意或无意地产生了一种对军人荣誉的价值和体现于蒙茅斯的亨利身上的世俗正义的质疑效果。在《威尼斯商人》中，他设置了一种同样的对比——受到质疑的是被称为“世外桃源”（the Great Golden Place）的贝尔蒙特，这个尘世的天堂。观看《亨利四世》时，比起对哈尔的必须站在他一边的伦理判断，对福斯塔夫的美学共鸣是一种更深刻的洞察。而观看《威尼斯商人》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对于贝尔蒙特很自然地感受到的魅力是十分可疑的。由此，我认为《威尼斯商人》必须归入莎士比亚“不愉快的剧作”之列。
撇开安东尼奥和夏洛克，《威尼斯商人》就变成了一出像《仲夏夜之梦》这样的浪漫童话故事。童话世界不是清晰的、不存在问题的世界，里面没有外在表现和内在真实之间的矛盾，一个稳定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生成中的世界。人物会进行临时伪装——难看的动物其实是被施了咒语的白马王子，丑陋的老巫婆把自己变成可爱的小女孩诱惑主人公——但这是面具，而不是矛盾：王子“其实”很英俊，巫婆“其实”很丑陋。一个童话故事的人物有时会发生变化，不过，如果发生了变化，则是突变；在一个时刻，他或她是这样一种人，在另一个时刻，他就转变为另外一种人。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要么天生是好人，要么天生是坏人；一个坏人在偶然情况下也会忏悔，但是一个好人却从不变坏。问一个童话人物为何做出如此行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的天性只允许他以一种方式行动。在这个世界里，好运在根本上是道德上的善的标志，坏运则是道德上的恶的标志。好人美丽、富足、说话时措辞得体，坏人丑陋、贫穷、说话粗鲁。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区别两种选择，策略选择和私人选择。策略选择取决于一个未来目标，选择者已对这个未来目标一清二楚。我希望赶上一趟火车，火车十分钟后就要开走。我可以坐地铁，也可以乘出租车。现在是高峰期，我必须决定选哪一种交通方式，以便更快地到达火车站。我的选择可能会出现差错，但是无论我或是旁观者都可以毫无困难地理解我做出的选择。但是我不时地做出选择，并不根据对未来结果的估量，因为我无法说出结果会是什么，而是根据自己直接的信念，无论出现什么结果，此刻我必须这样做。无论我如何透彻地了解自己，我从来不能全然领会自己为何做出一个决定，而对于别人，这永远是神秘的。这类私人选择在西方文学中的传统象征就是恋爱现象。但是在童话世界中，似乎是人物的私人选择之事，其实是讲故事人的策略选择，因为在童话故事里，未来是注定的。我们看着鲍西娅（Portia）的求婚者选择盒子，但我们早就知道，摩洛哥亲王和阿拉贡亲王不会选到正确的那只，而巴萨尼奥不会选到错误的盒子，我们知道这一点，不仅因为我们了解他们的品行，而且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一个序列中的序数位置，而童话世界就是由神奇的数字所掌控的。恋人在童话世界里是极其普通的，然而，爱在其中显现为一种构成模式的原则而不是我们在历史世界中所经验的性爱激情。童话不能容忍任何类型的极端情绪，因为，任何极端情绪具有悲剧的可能性，童话甚至排除了悲剧的可能性。人们可以想象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严肃激情具有一个美好的而不是悲剧的结局，但是无法想象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出现于奥布朗（Oberon）的森林或阿登（Arden）森林。
童话可以接纳恶意的巫术，犹如接纳善意的巫术；我们不断遇到食人魔、巫婆、妖怪，他们会暂时取胜，不过最终总是被好人击败，被驱逐，留下一个阿卡狄亚（Arcadia），充满纯洁而天真的愉悦，此后，好人幸福地居住在里面。但是童话中的邪恶人物的恶行是一个既定前提；就是说，他们的受害人从来都与恶行无关，从不伤害恶人。按照定义，魔鬼行恶无需理由，在中世纪的奇迹剧中他被表现为童话里的妖怪，从来不会胜利，而且注定要被欺骗，受害人得以逃脱。
最近的历史已使大多数单纯而无知的观众彻底不可能忽视犹太人的历史现实，不可能将他们想象成童话里大鼻子、红头发的妖怪。毫无疑问，伊丽莎白时代的观众依然可以这样做，他们很少有人见过犹太人，假如莎士比亚这样希望，他可能会将夏洛克表现得像马耳他的犹太人一样十恶不赦。十八世纪起选择演犹太人的明星演员出于一种反对反犹主义的道德责任感，不再如此表演，只是因为他们的戏剧本能告诉他们，严肃地而不是诙谐地扮演这样的角色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威尼斯商人》和易卜生或萧伯纳的戏剧一样是一出“问题”剧。高利贷是否道德是一个十六世纪的问题，人们据此区分神学家和世俗权威。尽管大多数中世纪神学家谴责高利贷，然而从一开始，对《圣经》的正确阐释就存在一种歧见，《申命记》23:19-20这样写道：
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
而《利未记》25:35-37既禁止向犹太同胞放贷取利，也禁止向居住于他们中间的受他们庇护的陌生人放贷取利。
一些基督教神学家如此阐释这个问题，由于基督徒已经取代犹太人成为上帝的选民，他们已有权向非基督徒放贷取利。
谁是你的兄弟？他分享了你的天性，共同继承了恩惠，他是每一个首先沐于信仰之中、其次才受制于罗马法的人。那么，谁是陌生人？上帝选民的敌人。你可以正当地想要伤害他，从他那里放贷获取重利，可以合法地对他们使用武器。对他强行放贷取利是合法的。何处有战争的权利，何处就有放高利贷的权利。（圣安波罗修）
几个世纪以后，在锡耶纳的圣伯纳丁的一段论述中，这种神圣性在逻辑上变得可疑，从而将圣安波罗修的讨论推向更深入的地方。
出于对真正的上帝和宇宙主宰的崇敬，人被赋予尘世的财物。因此，一旦有人对上帝的崇敬消失，对他就像对上帝的敌人，放贷取利就是合法的，因为，这样做不是为了获得利润，而是为了信仰；这样做的动机是兄弟之爱，即，上帝的敌人由此变弱，并回归于祂；更是因为他们占有的财物并不属于他们，他们是真正信仰的叛徒；它们需要转移给基督徒。
自《福音书》以来，多数的律令要求我们将所有人甚至敌人当作兄弟对待，认定《申命记》中所确立的权限已不再有效，无论何种情形下，都不允许发放高利贷。因此，圣托马斯·阿奎那无疑受到亚里士多德对高利贷的谴责，他也说：
犹太人禁止向同胞即其他犹太人放高利贷。据此，我们知道，向任何人放高利贷取利全然是恶的，因为我们必须将每一个人当作邻人和兄弟对待，尤其是在我们被召至的真理状态之中。然而，他们被允许向外邦人放贷取利，并非由于这是合法的，而是避免由于他们易于产生的贪婪而导致更大的恶。根据《以赛亚书》56、57，崇敬上帝的外邦人应该向犹太人放贷取利。
在犹太人这边，塔木德学者有一些有趣的阐释。拉西认为犹太债务人禁止向犹太同胞支付利息，但是可以向非犹太人支付利息。迈蒙尼德焦虑于如何阻止犹太人因与非犹太人交往而被诱惑去偶像崇拜，因此认为犹太人可以向非犹太人借高利贷，但不应该向他放贷，因为债务人通常急于摆脱债权人，而债权人必须让债务人近在咫尺。
假如莎士比亚希望从一种最令人不快的角度表现高利贷者夏洛克，他可以把他设置在一个中世纪农业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人们经由不幸而成为债务人，比如歉收、难以支付医药费的疾病，但是他将他设置在一个商业社会，金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十分不同。
当安东尼奥说：
我从未借钱给别人，或向人借钱，
索取，或支付利息。
他并非在说，假如他与另一个商人合作，给他们的冒险资助一千达克特（ducat），他们的冒险是否会给他利润，他只要将一千达克特要回来就可以。他是商人，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金钱是不育的，并不能增值，在他自己的身上并不适用，尽管他还对夏洛克提出这个观点。
天主教和新教神学家都已经认识到了金钱角色的这一变化。例如，加尔文（Calvin）得出结论，《申命记》里的禁令已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政治处境。
摩西的律法是政治的，并不强迫我们超越公正和人类理性所指示的东西。政治群体存在着差异。上帝将犹太人安置于其中的处境以及很多情况允许他们在自己人内部便利地贸易而无需高利贷。我们的群体完全不一样。因此，我并未感觉到对我们而言高利贷是禁止的，除非高利贷反对公正和仁爱。
西方基督教国家从罗马法继承而来的对不能履行债务的债务人在法律上十分严厉，不联系这种态度，这些国家对高利贷的谴责无法理解。一英镑肉的故事有一个历史现实的基础，根据十二铜表法，不能履行债务的债务人可以被千刀万剐。在许多中世纪契约中，借款人在不能履行债务时同意支付贷款总额的双倍，作为罚金，负债监禁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那时将贷款的利息视为不道德的，这是可能的，因为不能履行债务的债务人被视为罪犯，即，一个人类行为规范的例外，于是借款被认为通常是不会承担风险的。十六世纪神学家恐惧于社会革命和重浸派及其他激进乌托邦主义者的学说，从而促使他们修正关于高利贷的传统神学并认为它是一种必要的社会之恶而不是道德上的罪。普遍的兄弟情谊成为谴责高利贷的传统基础，从这一前提出发，这些乌托邦主义者得出结论，私人财产并不符合基督教，基督徒应该共同分享财产，所以，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联系要被取消。于是，路德（Luther）起初曾谴责天主教神学家对高利贷之罪的宽松态度，1524年这样向萨克森选帝侯弗里德里克（Prince Frederick of Saxony）进言：
利息的收取在各地迫切需要得到管理，但是彻底地取消却并不合适，因为我们可以使它变得公正。然而我并非建议阁下支持人们拒绝支付利息或阻止人们支付，这并不是由一位选帝侯在其法律中加诸人民之上的负担，而是所有人共同承担的灾难。我们必须忍受利息的存在，因此，让债务人诚实地支付利息，不要让他们宽恕自己并为此自行寻求补救之道，但要对他们一视同仁，就像爱所要求我们做的。
夏洛克是一个生活在基督徒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的犹太人，就像奥赛罗是一个生活在白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的黑人。但是，与奥赛罗不一样，夏洛克固执地拒绝基督教共同体，就像后者拒绝他一样。夏洛克和安东尼奥一致地拒绝承认共同的兄弟情谊。
我会和你一起做买卖，谈天，散步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我不会与你一起进餐，饮酒，也不会和你一起做祷告。（夏洛克）
我恨不得
再次唾骂你，踢开你。
如果你借我这笔钱，不要将它
当作借给朋友……
而是借给你的敌人，
如果他违约，你尽管撕下脸皮
严格按照契约处罚。（安东尼奥）
另外，不像奥赛罗的军中职务在社会上是很光荣的，夏洛克是一个职业高利贷者，就像妓女，他有社会功能，然而却是被共同体驱逐的人。但是，在戏剧中，他表现得并不专业；他拒绝向安东尼奥索取利息，坚持使他们作为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成为一种一切社会都认为合法的关系。一些批评家已经指出，审判那一场与中世纪的《彼勒案》具有相似性，在后者中，魔鬼声称对人的灵魂拥有合法权利，而上主保护了人类使其免于魔鬼的起诉。罗马关于救赎的教义假定债务人不应受到怜悯——基督会代替人类还债，但是必须通过十字架上的死亡。魔鬼被打败了，不是因为他无权要求惩罚，而是因为他并不知道已经有人遭受了惩罚。但是夏洛克和彼勒之间的差异就像他们的相似性一样重要。神秘剧中的喜剧魔鬼可以诉诸于逻辑，诉诸于法律条文，但他不能诉诸于心灵或想象力，而莎士比亚允许夏洛克诉诸于两者。在他第三幕第一场的“难道犹太人没眼睛……”这段话中，他可以诉诸于人类的兄弟情谊，而在审判那一场中，他可以争辩，狡猾地诉诸于商人阶层对剧烈社会革命的恐惧：
你买来这么多奴隶，
把他们当作驴子、马和骡子，
你使唤他们，让他们做卑贱的工作。
这指出那些鼓吹仁慈和兄弟情谊将它们视为普遍义务的人，在实践中却限制它们，意欲将特定阶级的人作为物来对待。
另外，彼勒是邪恶的，而且毫无理由，仅仅热衷于恶行本身，而夏洛克被表现为一个生活于特殊历史时期中的特殊社会的特殊个体。高利贷就像卖淫会使人堕落，但是那些借高利贷的人就像逛妓院的人，对这一堕落需要共同承担责任，在享受其服务又对其表示轻蔑时，他们的愧疚也在增加。
当然，为了强调这一点，在审判那一场，莎士比亚引入了一个《笨蛋》或一英镑肉故事的其他版本所没有的因素。鲍西娅利用夏洛克对契约的法律条文的顽固坚持让他进入了圈套，她提出了另一条法律，据此，任何谋害威尼斯公民生命的外邦人，要没收其财物，其生命任由总督处置。甚至在舞台表演的冲击中，观众也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一个像夏洛克一样感兴趣于法律的微妙的人，肯定早已注意到了这一条法律，即使他万一忽视了，总督肯定也会马上让他注意到它。对我而言，莎士比亚是想为了效果而引入一种极其难以置信的东西，然而他并不能对其作出保证：在最后时刻，夏洛克已通过自己的行为摧毁了我们早先可能对他产生的同情，这提醒我们，如果不考虑夏洛克的个性，他的地位是底下的。甚至在法律中，犹太人也不被视为兄弟。
如果恶人夏洛克不能进入贝尔蒙特的童话世界，高贵的安东尼奥也不能，尽管他的朋友巴萨尼奥可以进入。在童话世界里，象征最终的安宁与和睦的是婚姻，所以，假如故事有关于两个同性朋友的历险，无论是两个男人或女人，故事的结局必须是两份婚姻。如果莎士比亚希望这样做，他可以仿效《笨蛋》这个故事，在后者中，是安萨尔多（Ansaldo），而不是葛莱西安诺（Gratiano），娶了门当户对的妮丽莎（Nerissa）。作为替代，他将安东尼奥描述为一个忧郁的人，无法去爱一个女人。他使友谊关系变得不平等，从而故意回避完美朋友的经典法则。当萨拉尼奥（Salanio）向巴萨尼奥说到安东尼奥的感情
我想，他只为自己而爱世界
我们相信这一点，但我们不能说巴萨尼奥的情感同样是排外的。巴萨尼奥富有生气、高雅、喜欢享乐，与葛莱西安诺和洛伦佐（Lorenzo）属于同一个世界；安东尼奥则相反。当他说：
我把这世界只看作一个世界，葛莱西安诺，
一个舞台，每个人必须扮演一个角色，
我扮演的是一个悲哀的角色。
葛莱西安诺也许会指责他装腔作势，但是我们相信他，就像我们听到他对巴萨尼奥说了下面的话，这似乎并不仅仅是在表达一种自我牺牲的高贵精神：
我是羊群中染病的阉羊，
最应该去死；最弱小的果子
最早落地，让我结束一生吧。
众所周知，爱与理解繁衍爱与理解。
人们越是深深地相互理解，
他们就越懂得爱，爱也就
越多，就像镜子，一面
折射着另一面。
——《炼狱篇》第十五歌
于是，面对商业经济的兴起，金钱繁衍着金钱，作为爱的隐喻，高利贷这种不光彩的行为对诗人来说成为一个有趣的悖论，成为了最高贵的人类行为。于是，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将高利贷用作进入婚姻的爱，可以生儿育女。
赔本的高利贷者，你为何花费了
这么一笔巨款，还不能生存？
你只与自己做交易，
你在欺骗甜蜜的自我。
（《十四行诗》第四首）
这种利润（use）并不是被禁止的高利贷（usury），
它使那些乐意举债付息的人愉悦，
你为自己生出另一个自己，
或者十倍的愉悦，一个生出十个。
（第六首）
也许，下面这几行与安东尼奥的关系更为密切：
既然她拣选了你，让你服务于女人的愉悦，
那么让我占有你的爱，将你的爱的利润（use）变成她们的财富。
（第三十三首）
没有理由假设莎士比亚读过但丁，但是他必定熟悉但丁在《地狱篇》第九歌中提到过的高利贷与鸡奸的关联。
人应该得到粮食，趋于富足。因为高利贷者走另一条路，他蔑视自然本身和自然的追随者，将希望寄予别处……于是，最小的一圈盖上了索多玛和卡奥尔的印记。
因此，高利贷者夏洛克拥有一个敌手，这个人的情感生活专注于同性伙伴，尽管他的行为可能是纯洁的，这绝非偶然。
不管怎样，巴萨尼奥的感情很不强烈，这使得安东尼奥成为过度情感的范例，而神学家们一直谴责它是一种偶像崇拜形式，颠倒了造物和造物主。在十六世纪，担保（suretyship）就像高利贷（usury）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精于世故的人以世俗的理由谴责为令一人做担保。
谨防为你最好的朋友所做的长期担保；他偿还了另一个人的债务，找到了自己的堕落：他不向邻人或友人借钱，而是向陌生人借钱。（伯利勋爵）
别人为他人做担保，不要为他的过错而伤害自己，或者为他的犯罪而鞭打自己：因为，担保，就像杀人者或巫师……已使无数人行乞，或死去，祝福你们自己吧。（沃尔特·雷利爵士）
而路德这样的教士则以神学上的理由谴责它。
一个人一刻不停地怀疑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更怀疑为自己作担保的人。因此，成为担保人其行为并不像基督徒，也无法得到应得的东西，因为他所保证和承诺的东西并不属于他自己，不在他能力范围之内，而只在上帝的手中。……这些担保人的行为就像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是他们自己的，处于他们希望拥有的掌控能力之内；然而这仅仅是不信仰的结果……如果不再有这正在漫延的担保，许多人将会变得节制，满足于安宁的生活，然而如今他们日夜渴求上层地位，依赖于借贷和长期的担保。
这段话的最后一个句子十分适用于巴萨尼奥。在《笨蛋》中，贝尔蒙特的女勋爵是一个巫婆，贾内托（Gianetto）进入财政困难是因为他是魔法的牺牲品，这是一种从不被人视为牺牲品的过错的命运。然而巴萨尼奥在追求鲍西娅之前就经常向安东尼奥借钱，他负债累累，并非由于魔法或不可预见的不幸，而是由于自己的奢靡：
你不是不知道，安东尼奥，
为了显示出一份微薄的收入
并不能长久维持的奢华排场，
我如此无度地挥霍了我的资产。
我们感到安东尼奥接连不断的慷慨解囊鼓励了巴萨尼奥的挥霍习性。巴萨尼奥是一个对待金钱的态度犹如小孩的人；当他需要金钱时，它总会魔法般以某种方式出现。尽管巴萨尼奥留意到了夏洛克的恶意，然而他并未真正努力阻止安东尼奥签署契约，因为，由于他好友的钱袋总是向他敞开，他无法相信破产会真的出现在生活中。
夏洛克是一个守财奴，而安东尼奥对自己的金钱慷慨大方；然而，作为商人，安东尼奥同样也是一个贪婪的社会的一员。他与的黎波里、西印度群岛、墨西哥、印度进行贸易，当萨拉尼奥设身处地地想象安东尼奥，他描述了一次可能的海难：
礁岩
将满船的香料倾撒在波涛里，
为汹涌的潮水穿上我的丝绸。
看得出来，威尼斯商人经营的商品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对它们的消费不受身体需求所支配，而由心理价值比如社会声誉所支配，于是，不可能存在“公正的价格”。在考虑自己的花销时，安东尼奥和夏洛克一样是一个在经济上节制冷静的商人。他们两人都拒绝这个世界充满肉欲的音乐。
锁上我们的门，你听到鼓声
和歪着脖子吹笛子的人吹出邪恶的声音，
不要趴在窗口推窗张望，
不要让那些放荡的声音钻进
我清静的屋子
夏洛克对假面跳舞者的态度可以从下一场安东尼奥的话语中找到回声：
咦，葛莱西安诺。其他人都哪里去了？
已经九点了：朋友们都在等着你们。
今晚的假面舞会取消了——风向已变。
他们两人都无法享受贝尔蒙特所代表的无忧无虑的欢乐。在这出戏剧作品中，舞台导演在最后一幕遇到了与安东尼奥相关的棘手问题。反面角色夏洛克已被击败，不会再扰乱阿卡狄亚。然而如今，巴萨尼奥要成婚了，这出戏的真正主人公安东尼奥不再具有戏剧功能。根据阿登（Arden）版，阿兰·麦金农（Alan McKinnon）1905年在加里克（Garrick）剧院上演这出戏时，他让安东尼奥和巴萨尼奥在落幕时主宰了舞台，但我不能想象鲍西娅，她肯定没有一个妻子需要的维多利亚门垫，只能任由新郎让她独自进屋。假如安东尼奥不消失，这对成婚的夫妇就必须进入明亮的屋子，留下安东尼奥独自站在黑暗的舞台上，置身伊甸园之外，并非由于别人的抉择，而是由于其天性，他被从伊甸园中排除出去。
缺少了威尼斯的场景，贝尔蒙特将是一个与现实时空毫无关系的世外桃源，因此，在那里，金钱与性爱并没有自身的现实，而是处于优雅状态中的共同体的象征符号。但是贝尔蒙特与威尼斯是有关联的，尽管它们之间彼此并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借由贝尔蒙特和威尼斯的时间的差异以一种引人入胜的方式显示出来。尽管无人明确地告诉我们，夏洛克的贷款的偿还时间是多久，但我们知道多于一个月。然而巴萨尼奥立即前往贝尔蒙特，一到那里就即刻参加了选择盒子的测验，并成功地通过了，然后安东尼奥的信才抵达，告知他夏洛克将要把他告上法庭，并要求得到一镑肉。其实，贝尔蒙特就像一个被施了魔法的宫殿，时间在那里是静止的。然而由于我们会注意到威尼斯的存在，这是一个现实的城市，时间在这里是现实的，贝尔蒙特就变成了一个现实的城市，需要根据我们用以判断另一类城市的相同标准对它进行判断。由于夏洛克和安东尼奥，鲍西娅继承的财富变成了只有在这个世界中才能被制造出来的现实的金钱，就像一切通过辛苦、焦虑、对苦难的忍耐和遭受所产生的财富。我们可以崇拜鲍西娅，因为看到她离开自己的尘世的天堂去这个世界中做善事（人们偶尔注意到，她是以伪装的方式出现在这个世界里的），我们知道在她将财富视为一种道德责任，然而，贝尔蒙特的其他居民，巴萨尼奥、葛莱西安诺、洛伦佐和杰西卡全都英俊、迷人，作为一个有闲阶层的轻浮成员而出场，他们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寄生于其他劳动者包括高利贷者之上。当我们发现，杰西卡一个晚上花了父亲的资产中的八十个达克特，用母亲的戒指买了一只猴子，我们不能将这种行为视为对夏洛克贪婪之罪的喜剧性惩罚；她的行为更像是相反的挥霍之罪的一个实例。我们头脑中浮现着安东尼奥展示的自我牺牲之爱，当我们享受着洛伦佐和杰西卡的爱的二重奏所呈现出的言语中的幸福，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注意到他们回忆起的一对对恋人，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埃涅阿斯和狄多，伊阿宋和美狄亚，没有一对是自我牺牲和忠诚的典范。想到那只铅盒上的铭文是这样的：“谁选择我，就必须承担风险交出他拥有的一切，”我们看到两个剧中人物这样做了。夏洛克，尽管并非出于自愿，为了打败他仇恨的敌人而冒险倾其所有，而安东尼奥签署了契约，尽管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为了守护他所爱的朋友的幸福而冒险倾其所有。然而恰恰是这两个人不能进入贝尔蒙特。贝尔蒙特倾向于认为男人和女人天生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而夏洛克和安东尼奥提醒我们，这是一种幻象：在现实世界，不存在彻底没有正当理由的仇恨，不存在彻底天真的爱。
作为一个社会，威尼斯比《亨利四世》中的英格兰更有效、更成功。它的居民更富裕、生活更安全、举止更得体。从政治角度而言，我们会说，商业社会比封建社会更先进，封建社会比部落社会更先进。但是每向前一步都携带着危险与邪恶，因为，社会组织越先进，它对成员所施加的道德要求就越严厉，他因无法达到这些要求而招致的罪的程度就越深重。一个拥有原始的自给自足经济的社会，其成员会将出身于这个社会外部的人视为他人，而不是拥有美好良知的兄弟，因为他们可以只与自己人打交道。但是，首先是金钱，其次是机器，已经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如果不考虑我们的文化传统和宗教或政治信念，我们所有人都是相互依赖的。这要求我们，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内心将世界上的其他人类视为兄弟。我们却被诱惑做相反的事，不是回到部落式的忠诚——这是不可能的——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甚至不是将世界上的其他人视为敌人，而是将他视为一个没有面容的数字代码。
他们将硬币看得比理事会更为重要。
凯伊，君王的总管，擅长经济学，说道：
“不错；那些历经岁月、长途跋涉的人
口说一种方言来到伦敦和鄂木斯克。
如今，交通得以疏导，财产得以控制，
溪流上架了桥梁，山脊
被开掘了隧道；黄金越过边境敏捷地起舞。
穷人可以选择要买的东西，富人们可以选择出租，
如今，事件流传得更为顺畅，
胜于勋爵的剑和修女的祷告。
金钱是交易的媒介。
塔利埃辛的表情变得黯然；当他触到了龙，
他的手颤抖；他说：“我们有个不错的想法。
爵士，倘若你作诗，你会怀疑符号。
我害怕被释放的小龙。
财富一旦从天而降，就死气沉沉；言辞
一旦逃离于诗，就赶去强奸灵魂；
感觉一旦从理智那里溜走，就期待暴君；
一伙运输者抚平了他们运输的货物。
我们已教会我们的影像变得自由；你们开心吗？
将解燃眉之急的异端带入洛格瑞斯，我们开心吗？”
大主教向勋爵们回答，
他的言辞在宁静空气的斜坡上攀援：
“力量也许会借助象征，愚蠢创造财富，
贪婪对上帝颐指气使，上帝为了人类的愉悦
随机地隐匿自己，彻底地隐匿自己：这一切持续着——
灵魂发现的永恒居所
总是他人的；我们必须丧失自身的目标；
我们必须一直住在恋人的寓所，
我朋友的庇护所给他，他的给我。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方式，在那个他人的时日里；
借由邪恶的财富，使你们成为朋友，
自我的财富就是交换而来的自我的健康。
赫拉克利特说过什么？——什么是城市的呼吸？——
让每个人的生命死去，让每个人的死亡生存。
金钱是交易的媒介。”
（查尔斯·威廉姆斯，《穿越洛格瑞斯的塔利埃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