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同 译
过去，我父亲写学术性著作。他总是羡慕我有小说家的自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脑子里想的东西直接就可以写到纸上去，不受各种预先搜寻资料然后再研究的限制，不须承担先熟悉该领域所有现有资料的义务，摆脱了比较资料出处、提供证据、核对引文和加脚注的桎梏：像鸟儿一样自由。您很想写“什穆埃尔爱齐拉”不是？您只消动笔写就是了。您想写“可是齐拉爱的是吉尔伯特”不是？您写就得了。您想加上“可是什穆埃尔是和吉尔伯特两情相悦”吗？谁能反驳您呢？谁又能走上前来，拿出相反的材料或者拿出您可能忽略掉的资料出处，对您表示异议呢？
而另一方面，我对父亲怀有某种羡慕之情。他每次坐下来写一篇学术论文，书桌上都摆得满当当，有打开的书本、单行本、参考资料、各种辞书，就像是给大炮准备好充足的炮弹一样。他从来不会像我一样坐下来，呆看着一张了无生趣的书桌中间的一页带着嘲讽的白纸，仿佛月球表面的一个火山口。只有我，空洞和绝望。去无中生有吧。顺便说一下，我说的还是那张书桌。我父亲去世以后，他的书桌传给了我。这张书桌年复一年都像是印度加尔各答的贫民窟一样“人”满为患，而今却像科索沃的小型飞机场一样空空荡荡。
实际上，谁没有过这样恐怖的经历呢？坐在一张白纸面前，它冲你咧着没有牙齿的嘴巴乐：开始吧，咱们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动我一根指头？
一张白纸实际上是一堵刷了白灰的墙，没有门，也没有窗户。开始讲一个故事就像是在餐馆和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调情。还记得契诃夫的小说《带狗的女人》里的古罗夫吗？古罗夫朝那只小狗一次又一次晃动手指头，示意它过来，直到那女人脸一红，说：“它不咬人。”于是古罗夫就请求她准允他给那条狗一根骨头。这就给古罗夫和契诃夫他们两个人一条可以遵循的思路；他们开始眉目传情，故事也就开始了。
其实，几乎每个故事的开头都是一根骨头，用这根骨头逗引女人的狗，而那条狗又使你接近那个女人。
想象一下，你决定写一个来自纳哈里亚的姑娘——我们就叫她玛蒂尔达吧——她发现她在希腊有一个不认识的表姐。假定那位表姐也叫玛蒂尔达。想一想啊，纳哈里亚的玛蒂尔达决定九月份去希腊，看望和她同名的表姐。那好啊，可是应该先写什么呢？一个晴朗的早晨，玛蒂尔达醒来？玛蒂尔达去了旅行社？玛蒂尔达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那一天她的手指夹在通风机里了，使她难以忘怀？或者是，玛蒂尔达在塞萨洛尼卡，在一个挤满了农民的旅馆里租了个房间，她在那里遇到一个养蜜蜂的人？或者，我们写这个故事应该这样开头：详细描写楼梯下面的储藏室里那厚厚的蜘蛛网？第一章写什么？玛蒂尔达凝视着那对曾祖母传下来的耳环？曾祖母的名字也叫玛蒂尔达。第一页写什么？第一段又该写什么？第一句应该透露出多少东西？“在我们人生旅程的中途，我迷失了方向/离开笔直的道路，醒来发现自己/孤身一人在黑暗的森林里。”？（但丁《地狱篇》）或许，但丁的《地狱篇》开头一节可以用作所有故事的标准的第一行：“在我们人生旅程的中途”，或多或少都是这么多故事实际开始的地方。
所以，您坐下来，问您自己应该先写什么；怎么样进行人生旅程中途的开场？坐着。在纸上乱画。把纸揉成一团。扔掉。在下一页上乱画：各种图形，花儿，三角，菱形，带一个小烟囱的房子，一只没长毛的猫。再揉成团。扔掉。到了这个时候，玛蒂尔达开始消失了。您又掀开一页。哎呀，这新的一页并不比前一页友好。还是老样子：没有狗——没有女人。
实际上，这种事儿是一直发生的，不光小说家会遇到，不管谁要写些什么东西，都会遇到这种事儿。齐拉受厂里委托要对吉尔伯特进行面试，他是一个应聘者，来一家制造厂应聘员工协理员职位。厂里希望齐拉把她对他的印象写一份书面报告。她写道：“面试于晚上六点在巴格达咖啡馆进行。”
她划掉了。这样写可不怎么对，因为面试晚上六点开始是不错，但却是在六点至六点四十五分之间进行的。再者说了，谁在乎是六点还是八点？是在巴格达还是在阿拉斯加？她又划掉了。咬着钢笔尖儿。思考。然后她写道：“面试刚一开始，吉尔伯特给我提供了一份……”又划掉，把“吉尔伯特”换上了“应聘者向我提供了一份简历，他坚持要我立刻就看，然后我们再开始谈。那份简历是密封着的。”
划掉。这又有什么区别呢？还有，“坚持”在这儿口气太重了，因为吉尔伯特当时实际上没有那么毅然决然。“请”？太弱了。事实上，他说话的口气比坚持轻，比请要重，要我先看他的简历。有没有一个介于“请”和“坚持”之间的词儿呢？或许是“要求”？不行，他并没有要求。他不是那么毅然决然。总而言之，“毅然决然”这个词儿可真是傻乎乎的。不管怎么说，这份简历是要附在我的报告上的，如果我要设法写这份报告的话，所以，谁在乎吉尔伯特是坚持、硬要、请我、求我还是引诱了我呢？（引诱了我？吉尔伯特？这冷不丁的，你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呢，齐拉？）哎，或许报告可以这样写：“应聘者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分外自信的人，尽管他好像是有点儿故意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不错，而实际上是很臭：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在故意“试图给人这样的印象。”臭逻辑，希伯来语也很臭。此外，“分外自信”——你以为你是谁呀？一个有资格证书的自信心评估师吗？
齐拉从头再写：“吉尔伯特，二十九岁，生于以色列国盖代拉市，离异，曾任警察局巡官五年……”不对。见鬼，你难道直说事实都不会了吗？他是从警五年，但他当警察局巡官只是过去的一年半的事呀。
干吗不从最带劲的地方写起呢？可是到底什么才是最带劲的呢？再说，天也晚了。齐拉答应过要在她下班前给玛蒂尔达打电话的。
又是很臭。“她下班”指的是玛蒂尔达下班还是齐拉下班，并没有说清楚。
够了。这报告齐拉今天是写不出来了。明天又是一天。这并不是世界末日嘛。
又一次划掉。“明天又是一天”简直太老套了。但从另一方面说，那又怎么啦？老套的东西有什么不好？干吗不老套呢？以三个意思相近的问题结尾：“那有怎么了？有什么不好？干吗不呢？”这样结尾不是很笨拙吗？
齐拉把草稿撕成碎片，给玛蒂尔达打电话（玛蒂尔达已经去希腊找另一个玛蒂尔达了）。
开头很难啊。
诚然，对付这一难题的策略是五花八门：有的作家从来不从头写起，而是从故事的中间选上几个容易的场面开始写，以便热热身。（问题是，即便从故事中间选上一个容易的场面，那也需要一句开头的话。）有的作家，比如加缪的小说《鼠疫》里的格朗，写一部书里的第一句话，写了一遍又一遍，写了一百遍，还是写不出来。可以推测，还有的作家就完全放弃，也许是万念俱灰，疲惫不堪了，索性想到哪儿就从哪儿开头，这究竟有什么区别呢，从什么地方开头都可以，写什么都无所谓，即便是开头平淡无奇或者有点可笑，都无所谓。比如说，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一篇名为《白夜》的小说开头就不怎么样：“这是一个可爱的夜晚，亲爱的读者，一个只有在您风华正茂之年才有的夜晚。如此的夜色清朗，群星闪耀，当您遥望夜空时，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样灿烂的天空下，难道还会有性情暴躁，喜怒无常的人。”
嗐，挺令人尴尬。即使那对“亲爱的读者”的献媚之词也无法弥补那多愁善感的陈词滥调带来的尴尬。而这不是旁人，毕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呀。天知道他写了一稿又一稿，究竟写了多少稿，重写，毁掉，咒骂，乱画，揉成团，扔进火里，扔抽水马桶里冲走，最后定下来这种“就这样了”。
或者，大概不是这样子。《白夜》毕竟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小说，以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物的观点写的，故事的副标题就是“一个伤感的爱情故事（选自一个做梦人的回忆）”。所以，这个很糟糕的开篇句也许是作者故意写的，事先谋划好要写这么糟糕的。
果如此，我们的问题就必须重新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又写，到底写了多少稿，才最后写出了这个糟糕的开篇句范例？对那满布星斗的天空，那“亲爱的读者”，那“一个只有在您风华正茂之年才有的夜晚”，进行了多少提炼和蒸馏？换句话说，安徒生童话里那皇帝的新装实际上是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冒牌货，为了揭露皇帝的愚蠢和众人的墨守成规？或者，那个大叫“他什么也没穿”的勇敢男孩也许也是一个傻瓜，尽管可能是一个不同种类的傻瓜？有没有这种可能：那一丝不挂的皇帝根本不是真的一丝不挂，而是身着华服？那个骗人的裁缝不是个骗子，而是一个令人称奇的大师，他的天才也许远远超出的众人和皇帝的理解力，远远超出了男孩的知识范围？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有那最敏锐的观察者才有可能注意到了皇帝那华丽的新装，而皇帝、大众，甚至那个大胆的解构主义男孩，都没有发现那新装之美。那孩子一定是搜索了所有的档案才揭露了皇帝是一丝不挂的，并不是因为这位皇帝比别的皇帝——或者别的人——穿得更少，而只是因为今天，一丝不挂的皇帝是本周的特卖廉价商品。
有人可能会将问题表述如下：用第一人称刻画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物，写出一篇多愁善感的文本，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个分界线？如果有的话，这条分界线在哪里？或者，是不是不再有所谓好的文本和不好的文本之分，而只有合理的、受欢迎的文本和别的文本，不无合理但不怎么受欢迎的文本了？
回到我们两难的命题来。一篇故事从哪里开始才算恰当？一篇故事的任何开头，都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合同。当然了，合同有各种各样，包括那些缺乏诚意的合同。有时候，开篇一段或是第一章所起的作用就像是作者和读者背着主人公签订的一份秘密和约。《唐吉诃德》和阿格农的《就在昨天》的开头就属这种情况。有具有欺骗性的合同，作者似乎是把所有的秘密都和盘托出，这样豪不生疑的读者就咬住钓饵，上钩了，想着他实际上已经应邀进入了那个黑暗的房间，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个“后台”并不真的就在幕后，而只是另一个场景；就在读者幻想他参与了一个阴谋，而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一个更加扑朔迷离的阴谋的受害者而已；那份看得见的合同只不过是一个障眼法，是一份更隐秘、更微妙、更刁钻的合同的外在形式而已。比如，克莱斯特的《米夏埃尔·科尔哈斯》、卡夫卡的《审判》和托马斯·曼的《被挑选者》，这些作品的开头就是这种情况。（《被挑选者》第一章的题目是“谁敲的钟？”，在这一章里，作者一本正经地告诉读者说，敲钟的并不是敲钟的人，而是“故事的精神”，然而，到了后来却发现，这“故事的精神”实际上并不是精神，而是一个名叫克莱门斯的爱尔兰人。）
有的开头颇似一个甜蜜的圈套：一开始就引诱您，要么是有声有色的闲谈，要么是毫无保留地供认，要么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冒险，然而您最后发现，您要得到的不是一条真鱼，而是一条酿馅鱼。比如说，在《白鲸》里有很多冒险经历，也有很多菜单上没有提到的熟食，甚至在开篇合同（“叫我伊什梅尔吧”）里都没有暗示到，但是却作为一个特别的奖励颁发给您——就好像是您买了一个冰激凌，却赢了一张周游世界的奖券。
还有富有哲理的合同，比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里那著名的开篇一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而实际上，托尔斯泰本人不管是在《安娜·卡列尼娜》里，还是其它作品里，都是和这种二分法相矛盾的。
我们有时候会碰到一份很严苛的开篇合同，几乎令人望而却步，从一开始就警告读者：此处票价非常昂贵。如果您觉得无力支付一笔令人不快的预付款，您最好干脆不要试图入内。不要指望有什么让步和折扣。比如说，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的开头就是这样。
然而，最后是，什么是开头呢？原则上任何故事是不是都会有一个恰当的开头？是不是毫无例外总是有一个潜在的、开头前的开头？更在序言前面的引言之前的东西？《创世纪》之前发生的事情？造成最初因的因素的原因，但这个因素的主旨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呢？爱德华·A. 赛义德对“起源”（一个被动的存在）和“开头”（他认为是一个主动的概念）进行了区别。例如，如果我们想写一个故事，开头一句是：“吉尔伯特出生于盖代拉。他出生的前一天，一场暴风雨把苦楝树连根拔起，并且毁掉了篱笆墙。”我们可能还得讲讲那棵苦楝树是怎么倒的，或许甚至要讲讲那棵树是怎么种下的，或者，我们还得回过头讲讲吉尔伯特的父母何时，从何地来到了盖代拉，有那么多的地方，他们为何单单来到了盖代拉。要讲讲为何在盖代拉定居，以及那刮倒的篱笆墙在什么地方。因为，如果是吉尔伯特·卡多什出生了，那就一定会有人不辞劳苦做了他的父亲；一定有人曾有所希望；或者是怕了，爱了，或者是没有爱。有人提出了要求，并得到了满足；有人很喜欢，或者只是装作喜欢。简而言之，如果这个故事要完全履行其理想的职责，那么就必须至少一路追溯过去，一直追溯到宇宙大爆炸这一宇宙的极度高潮期，可以推测，在这一刻，所有小的爆炸也开始了。顺便问一下，就在宇宙大爆炸之前，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什么呢？是不是盖代拉原来的化身？
在我们的开篇合同中，那个有暴风雨和苦楝树的故事里，应该有一种类似染色体的东西，这种染色体有一天会使吉尔伯特·卡多什结婚，再离婚，加入警队，然后退役，申请一份新的工作，而这正好使得他和齐拉邂逅，当他请——坚持；不，既没有请也没有坚持，而是介于请和坚持之间——他这么一做，齐拉已经迷上他了，最后发现，爱她的什穆埃尔也爱上了吉尔伯特。
或者，我们是不是不应该从吉尔伯特或齐拉开始，而应该从这位什穆埃尔开始？或者，甚至从什穆埃尔的曾祖母玛蒂尔达开始？而这位玛蒂尔达也是齐拉的朋友玛蒂尔达的曾祖母，而这位玛蒂尔达去希腊寻找和她重名但并不认识的表姐了。
本书是根据我在基布兹胡尔达中学、布伦纳地区中学、位于内盖夫的本-古里安大学、波士顿大学的教学讲义，以及1995—1996年期间在特拉维夫的埃雷茨·以色列博物馆开的一个系列讲座的讲稿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