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有清一代文学和学术的产物，清代诗学有着属于自己时代的特色主题，其中之一就是对宋诗价值的论述和定位。从初期钱谦益提倡宋元诗以来，屡有诗坛领袖掀起宋诗风潮，但由于理论缺乏完整性和说服力，诗歌实践没有得到坚实有力的指导，故而多少暴露出疲敝的缺陷而失于自救。不过按照整个清代诗学的趋势来看，独尊唐诗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于是，对宋诗美学价值清晰完整的诠释，成为清代中期诗学家的重要任务。研究翁方纲的学者，无一不重视其宋诗学，①但或论述太泛，或只局限于翁方纲诗歌批点中的诗论片段，没有与其文学史观联系起来。翁方纲对唐宋诗地位的重新而完整的定义，是从宋诗学开始的，其源来自于对《宋诗钞》的批判。
一、对《宋诗钞》的批判
《宋诗钞》是清初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编选的一部宋诗选集。清初宗宋诗风的形成和浙东诗派的确立，与《宋诗钞》的刊刻和流行有很大关系。因为在清初，学宋诗者苦于宋集难求，缺少可资仿效的范本。据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的研究，除了《江西诗派总集》、《江湖集》等宋人选宋诗之外，清代以前的宋诗选本只有两种，一种是明李蓘（于田）所编的《宋艺圃集》。该书成于隆庆元年，22卷，收入237位诗人的诗作2000余首。另一种是曹学佺编选的《石仓历代诗选》，其中宋诗部分或单称《石仓宋诗选》，凡107卷。《宋诗钞》选编时间始于康熙二年夏，成于康熙十年秋。吴之振于是年冬携带数十部入都，分赠当时在京的著名诗人，更是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大动作（张仲谋105-09），当时甚至有“家家一部”之说。待到四库馆开，进行全国规模的征书，更多藏于内府的宋诗集披之于众，《宋诗钞》的文献价值就不那么重要了。于是《宋诗钞》本身的选编缺陷就显现出来。翁方纲的宋诗学，最初就是从对《宋诗钞》的反驳开始的。而这个批判的参考，就是文学史观念的存在与否。
（一）时代的类比
翁方纲看诗人诗作，并不是简单地从审美角度出发来评判作品的优劣，而是将研究对象置于文学史的视域中，结合时代的特色，对其价值作出客观的分析。他认为《宋诗钞》的评骘所缺乏的，正是文学史的观念。
首先，翁方纲认为，一个时代的诗歌选本，当有一个时代的诗史精神贯彻其中。以一个时代为名的选本，不能止步于挑选其时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更应体现一个时代的面貌。《宋诗钞》在宋初部分没有选入影响甚大的西崑体，对于展现一个时代风会的选本而言，极不可取。这就是文学史观的缺失。
对宋初之西崑体，后人向来是鄙薄的。刘攽《中山诗话》中有一段趣闻：“祥符、天禧中，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尚李义山，号西崑体。后进多窃义山语句。赐宴，优人有为义山者，衣服败敝，告人曰：‘我为诸馆职挦撦至此。’闻者欢笑”（287-88）。他们学晚唐李商隐，却仅得皮相，只知堆砌典故，为人不齿。翁方纲同意传统的说法，他在《石洲诗话》中说道：“《西崑酬唱》诸公，[……]其刻画玉溪，可谓极工”（80）。但他同时又看到了西崑体存在的客观价值：
宋初之“西崑”，犹唐初之“齐梁”、宋初之“馆阁”，犹唐初之“沈宋”也。开启大路，正要如此，然后笃生欧、苏诸公耳。但较唐初，则少陈射洪一辈人，此后来所以渐薄也。（81）
“开启大路”，正是西崑、馆阁等宋初诗的存在价值。文学的变革，并非与政治完全一致。文学的延续性，往往不会为改朝换代所隔断。新朝成立，馆阁体大兴，多作颂诗，这是自然；而即使是对前朝诗风的扬弃，也必须先入后出。齐梁、西崑就属于这一类。总得有人先进行尝试。诗人也是在不断的摸索和试探中，找出最适合当下的诗歌写作方式，为“大家”铺垫道路的。而即使所谓“大家”，对其之前的诗风也需有所去取。对于改革先锋如欧阳修，张綖《明嘉靖玩珠堂刊西崑酬唱集序》即谓：“恐其（按，指西崑体）流靡不返，故以优游坦夷之辞矫而变之，其功不可少，然亦未尝不有取于崑体也”（王仲犖 340）。如果没有西崑酬唱，后人就没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及失败教训。那么，他们就必须再从晚唐遗风重新摸索一次。这样，出现“大家”的几率就会少之又少，而元祐诗风的形成，更不知要到何时了。所以，对于西崑、馆阁存在于宋初诗坛的事实和意义，后人是应该尊重和理解的。包括宋庠、宋祁、王君玉等人，翁方纲认为“诗格皆不免杨、刘之遗”，“然实亦为欧、苏基地，未可以后有大匠，尽行抹却也”（《石洲诗话》82）。
大路开启以后，便是欧、苏诸公出场。正如唐代李杜等大家一样。但是，翁方纲这里也指出，宋代较之唐代，少了陈子昂一辈人。陈子昂是初唐诗文革新的中坚力量，元好问有“合著黄金铸子昂”的盛赞。浑古苍劲高远的气息就此奠定，这成就了盛唐诗乃至整个唐诗的性格。翁方纲认为，正是因为缺乏浑古的性格积淀，所以宋诗在后来会就“渐薄”。
唐诗的成就，后人有目共睹。那么，唐初的齐梁余习、馆阁沈宋体的存在，都对后来诗风的变革起着铺垫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翁方纲将宋初西崑、馆阁与唐初并提，又将宋之元祐与唐之开元类比：“宋初不离唐末余习，犹之唐初不离齐梁余习”。②他指出一个时代诗风的转变和形成，有着自己的规律，高峰时期不是腾空而出的。我们不能因为有大家在后，就抹杀了前人的探索之功。这样的类比，体现了翁方纲强烈的文学史观。他将西崑体置于整个宋诗中，又将宋诗置于整个诗史中进行研究。他并不是赞成西崑酬唱对李义山的刻画，只是承认他们的客观存在，及这种存在的意义。正如《石洲诗话》另一条中所言：
盖自杨、刘首倡，接踵玉溪。台阁钜公，先以温丽为主。其时布衣韦带之士，何能孤鸣复古？而独宛陵志在深远，力涤浮滥，故其功不可没，而其所积则未厚也。昔人所云：“去浮靡之习于崑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于诸大家未起之先。”斯为确评定论耳。（111）
翁方纲对《宋诗钞》文学史观念缺失的批驳，已经触及到了其立论的基础。那么，缺乏文学史观照的宋诗选本，其展现的，必然不是宋诗的真正风貌。
（二）对宋诗价值的揭示
吴之振在序言中说：“万历间李蓘选宋诗，取其远宋而近唐者。曹学佺亦云：‘选始莱公，以其近唐调也。’以此义选宋诗，其所谓唐终不可近也，而宋诗则已亡矣。”李、曹二人所选宋诗，以似唐诗者为选。吴氏深为不满，认为这样会引导后人产生宋诗求与唐诗相近而不得，故宋诗已亡的印象。那么，吴氏必是以不似唐诗之宋诗入选。翁方纲认为“此对嘉、隆诸公吞剥唐调者言之，殊为痛快”，但是《宋诗钞》是否得到宋诗真际呢？他在《石洲诗话》中集中阐释：
但一时自有一时神理，一家自有一家精液，吴选似专于“硬直”一路，而不知宋人之“精腴”，固亦不可执一而论也。且如入宋之初，杨文公辈虽主“西崑”，然亦自有神致。何可尽祧去之？而晏元献、宋元宪、宋景文、胡文恭、王君玉、文潞公，皆继往开来，肇起欧、王、苏、黄盛大之渐，必以不取浓丽，专尚天然为事，将明人之吞剥唐调以为复古者，转有辞矣。故知平心易气者难也。（82）
“一人自有一人神理”，这是翁方纲一贯的看法。吴钞过分专注宋诗“不似唐诗”的方面，直以“硬直”为宋诗特点，甚至是唯一特点。对此翁方纲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宋诗也是存在各种风格的。作为一个时代的诗歌选本必须做到还一家一时神理。吴钞专以“硬直”一路选宋诗，自然就不是宋诗精腴的体现。以一种风格概括宋诗，并没有达到重现文学史的目的，而以这样的成果作为对明人吞剥唐调陋习的纠正，转会落人把柄。
其实，客观来说，选诗者都有各自的标准。每个人的知识背景、审美偏好不同，对一个时代诗风的认识就会不一致。所谓“真际”，不过仍然是以个人的主观判断为基础的。后人对前人文学史的梳理，其实都脱不开“想象”，结果只能是无限接近文学史，而不可能完全还原。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诗歌选本，就应该努力表现一个时代诗歌状态的真际，而不是凭个人喜好随意删减。吴之振也是清楚这一点的，所以才批判明代两个宋诗选本。但在翁方纲看来，吴钞也并没有实现这个最基本的目标：
《宋诗钞》之选，意在别裁众说，独存真际。而实有过于偏枯处，转失古人之真。如论苏诗，以使事富缛为嫌。夫苏之妙处，固不在多使事，而使事亦即其妙处。奈何转欲汰之？而必如梅宛陵之枯淡、苏子美之松肤者，乃为真诗乎？且如开卷《凤翔八观》诗，尚欲加以芟削，何也？余所去取，亦多未当。苏为宋一代诗人冠冕，而所钞若此！则他更何论！（《石洲诗话》 110）
《宋诗钞》虽然声称是“别裁众说，独存真际”，这部选本确实与前人对宋诗的看法不一样。它试图以选诗的不同，达到重新定义宋诗美学原则的终极目标。但事实上却有些矫枉过正了。比如对苏轼诗的选择。
《宋诗钞》在苏轼题下小识中说：
子瞻诗，气象洪阔，铺叙宛转，子美之后，一人而已。然用事太多，不免失之丰缛，虽其学问所溢，要亦洗削之功未尽也。而世之訾宋诗者，独于子瞻不敢轻议，以其胸中有万卷书耳。不知子瞻所重，不在此也。加之梅溪之注，斗钉其间，则子瞻之精神，反为所掩。故读苏诗者，汰梅溪之注，并汰其过于丰缛者，然后有真苏诗也。（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 628）
翁方纲与吴之振等人看待苏诗的矛盾，在于对使事的看法不一。③吴钞认为，苏轼有学问，其诗虽然继杜甫而来，气象宏大，但是失于用事太多。用事太多，是洗削未尽的表现。即没有将学问很好地融入其中。在吴之振看来，欣赏一首诗，似乎是要独得精神，而载体的丰缛，会形成掩盖精神的阻力。方纲认为，“苏之妙处，固不在多使事，而使事亦即其妙处”。事实上，他就是看重苏轼的使事功夫，所言“固不在”此，不过是针对吴钞的迂回之词。他后来在《杜诗附记》中论杜诗“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时，与苏轼以“始知真放本精微”联系了起来，并以之为苏轼通集总序：
吾尝谓苏诗亦有一语可作通集总序者，曰“始知真放本精微”，真放者，即豪荡纵横之才力，即此上七字也（按，即杜诗“孰知二谢将能事”），精微即细肌密理之节制，即此下七字也（按，即杜诗“颇学阴何苦用心”）。（523-29）
在《石洲诗话》中，翁方纲是这样解释杜诗的：
“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言欲以大小谢之性灵，而兼学阴、何之苦诣也。“二谢”只作性灵一边人看，“阴何”只作苦心锻炼一边人看，似乎公之自命，乃欲兼而有之，亦初非真欲学阴、何，亦初非真自许为二谢也。正须善会。（51）
他认为，杜甫此处只是将“二谢将能事”作为性灵——即诗人之才力来看，而“阴何苦用心”是作为苦心锻炼——即后天学习作诗之法的努力来看，并非实指二谢、阴何。而杜甫将才力与努力作诗放于一处，“乃欲兼而有之”，并不偏废。
他在《杜诗附记》中对这首杜诗进行整体分析。首先针对仅恃“性灵”者作一番批判：
谁无性灵？皆自谓陶冶性灵，遂足以为诗乎？试问此中所恃以为陶冶者，存底物也？此“物”字，即君子“言有物”之“物”……所赖乎陶冶性灵者，夫岂谓仅恃我之能事以为陶冶乎？仅恃我之能事以为陶冶性灵，则必致专骋才力，而不衷诸节制之方，以杜公精诣尚不敢也。所以诗必自改定之，改定而拍节长吟之。有一隙未中窽，有一音未中节者，弗能安也。（523-29）
性灵之讲求，必须配之以节制之方，才能成就佳句杰构。即“二谢”之能事，必须与“阴何苦用心”合在一起。同样的，“阴何苦用心”也不能单独用作论诗语料。因为此“苦用心”是为“能事”的节制而作，而不是单指苦吟，“苦事非正赞之语，乃是旁敲之语”。这是翁方纲一直强调的。他反对如孟郊般苦吟，认为“孟东野诗则苦涩而无回味”（《石洲诗话》62），“寒削太甚，令人不欢。刻苦之至，归于惨慄，不知何苦而如此！”（《石洲诗话》96）。所以“苦用心”也要和“能事”合在一起。其实，他所不喜欢的，是孟郊的诗所透出来的刻苦痕迹，及由此形成的寒削诗风。虽然杜甫也说过“语不惊人死不休”之类的话，但“阴何用心特言苦者，在杜公必能确量其分际”，即杜公能把握节制才力作诗与专力于刻苦的作诗之间的差别，所以能将刻苦消纳于无痕，使诗达到整体浑成的状态。
“始知真放本精微”，出于苏轼《子由新修汝州龙兴寺吴画壁》，本是论画之语，意在描述吴道子的画功，能将“得天契”之势蕴于毫厘妙算的细密之处。翁方纲认为，“真放”当指胸所欲陈之事，“精微”，即细密之处。真放所倚，是诗人的才力，骋才会使得文章的气势直下，必须节制于“精微”之中。而这个精微就是结构意义上的肌理界缝，如此才能无限接近杜诗的精诣——虚实乘承，筍缝消纳。“真放本精微”是一种可学的，可以通过具体作诗手段达到的状态。诗人须将“真放”的才力节制于细密之中，做到细肌密理，以防止骋才造成的文势滑下。但要注意的是，“真放”是被“精微”所节制，而非掩盖，诗人同样应该重视在诗作中表现性情，而不是表现刻苦作诗的痕迹。
苏轼的《凤翔八观》是翁方纲在阐释“正面铺写”时的最佳典范之一，而《宋诗钞》竟然没有收入。使事，是苏轼学富五车的表现，他的“真放本精微”的原则，是对学问最好的处理方式。吴钞既没有表现苏轼诗的真面目，更没有认识到这个真面目的意义所在。对于有宋诗人一代冠冕的苏轼尚且如此，那么，吴钞对宋诗的把握，就很值得怀疑了。
在《宋诗钞》中，黄庭坚遭遇了同样的尴尬。一方面，《宋诗钞》将黄庭坚定位为“宋诗宗祖”：
宋初诗承唐余，至苏、梅、欧阳变以大雅。然各极其天才笔力，非必锻炼勤苦而成也。庭坚出而会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为宋诗家宗祖，江西诗派，皆师承之。史称自黔州以后，句法尤高，实天下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非规模唐调者，所能梦见也。惟本领为禅学，不免苏门习气，是用为病耳。（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 889）
既然如此，那么，《宋诗钞》中就应该体现黄庭坚作为宗祖的特色。而事实上：
论者不察，而于《宋诗钞》品之曰：“宋诗宗祖。”是殆必将全宋之诗境，与后村立言之旨，一一研勘也。观其所钞，则又不然，专以平直豪放者为宋诗，则山谷又何以为之宗祖？盖所钞全集，与其品山谷之言，初无照应，非知言之选也。（翁方纲，《石洲诗话》 120）
“宗祖”的概念，是个体相对整体而言，二者之间必须有相应的切合度，才能称之为“宗祖”。而吴钞是以平直豪放为宋诗的主要特色，这本身也是有误的。翁方纲认为：“宋之元祐诸贤，正如唐之开元、天宝诸贤，自有精腴，非徒雄阔也。即东坡妙处，亦不在于豪横”（《石洲诗话》112）。宋代精腴并不在于雄阔豪横。《宋诗钞》对宋诗主要特色的把握，与黄庭坚的本色并不一致，又何以称黄为宋诗宗祖呢？
翁方纲认为，苏轼是有宋诗人一代冠冕，而黄庭坚则是宋诗的绝对代表。“谈理至宋人而精，说部至宋人而富，诗则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而其总萃处，则黄文节为之提挈，非仅江西派以之为祖，实乃南渡以后，笔虚笔实，俱从此导引而出”（《石洲诗话》 119）。他奉山谷“以古人为诗，以质厚为本”一语为一生学问职志，在文中多处提到。作为四库馆纂修官，翁方纲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以家中所藏明人的黄庭坚诗歌合刊本为底本，校勘三集诗注上献于朝廷，立即被诏刊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翁方纲于树经堂刊刻《黄诗全集》，并撰《刻黄诗全集序》。又校《黄太史精华录》八卷。校批史容注《山谷外集》十七卷。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年）六月十二日，黄庭坚诗三集注本刻成，翁方纲集同学诸子于南昌使院谷园书屋黄山谷像前，荐笋脯赋诗。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年）六月十二日，黄庭坚生日，方纲焚香于山谷像前，并校《山谷诗集》。他对黄诗的认识，最有特点的是“逆笔”说，为上承杜甫“肌理”的最佳门径。④其中所谓“细密”、“刻抉入里”，就是翁方纲认同的杜诗精诣，却并不是“平直豪放”的思路。《宋诗钞》虽言黄庭坚乃宋诗宗祖，但由于不知黄诗，不知宋诗，故亦非知言之选。
翁方纲又指出，编辑一个时代的诗歌选本，必须对整个时代的诗境有所研勘；选择一个可以作为“宗祖”的诗人的诗歌，除了对“宗祖”影响下的状态作一考察外，还要对时人的看法有所掌握。因为这样的言论，不仅能证明“宗祖”地位的存在，也能反映其之所以成为“宗祖”的原因。对于黄庭坚，就是要对刘克庄的话进行考察：
国初诗人如潘阆、魏野，规规晚唐格调；杨、刘则又专为“崑体”；苏、梅二子，稍变以平澹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公，岿然为大家，学者宗焉。然各极其天才笔力之所至，非必缀鍊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后出，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蒐讨古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石洲诗话》 119-20）
刘后村强调了黄庭坚的地位，一是出现的时机，二是黄诗的特点。诗歌高峰的出现，正是经过了前人的酝酿，即对晚唐诗的袭取和扬弃，对昆体诗昙花一现的反思。苏舜钦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梅尧臣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虽然有心改革，而和者尚无多。欧阳修、苏轼继起，涤荡宋初陋习，成就宋诗风格，但是，二家又是以天才著称，学者无从下手。那么，既有大家风范，又可作后学者入手典范的，非黄庭坚莫属了。作为宋人，刘后村指出的黄诗特点，即师其古意，自成一家，不随手写诗，无一字无来处。这是可以称雄于唐诗高峰之外的另一个巅峰汇集点，江西后学将之蔓延有宋一代。由此，黄庭坚无愧为宋代诗家宗祖。翁方纲对于刘克庄的观点，是完全同意的。要确定一个诗人的地位，必须放在文学史中研究，既要准确剖析其诗歌特点，也要统观整个时代的诗学。因为，宗祖之炼成，是需要前仆后继者的。
从对《宋诗钞》中苏轼和黄庭坚诗选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出翁方纲揭示宋诗价值的苦心。清初开始延绵的宋诗风气，初始于对明代袭古风潮的清洗。但究竟选谁作为宋诗价值的代表，经历了几代人的思量和尝试。钱谦益主宋诗，关注的是陆游一路，由于师法策略与审美理想间的矛盾，其弟子冯氏兄弟将师法对象上溯到晚唐诗。后来王士禛越三唐而事两宋，始以黄庭坚为宗，诗作实践成就斐然，弊端也随之凸显。出于诗坛盟主的责任，他又选《唐贤三昧集》，返回唐诗。宋诗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观点，在理论上的阐述和圆通，最终由翁方纲完成，整个过程又与他批判《宋诗钞》同步。他将唐宋诗均作为整体来分析，并将诗人置于切实的文学史中，其理论眼光无疑是高明的。
当然其中也不免带有自身偏好，如对《宋诗钞》选杨万里的诗，翁方纲最为不屑：“若诚斋以轻儇佻巧之音，作剑拔弩张之态，阅至十首外辄令人厌不欲观。此真诗家之魔障，而吴钞钞之独多，自有肺肠，俾民卒狂。孟子所谓放淫息邪，少陵所谓别裁伪体，其指斯乎？”（《石洲诗话》 138）。指斥甚是严厉。但这并不是他仅凭个人喜好所发，而是建立在广泛阅读宋集的基础上。从其《苏斋读书记》中可窥得一斑：
杨诚斋《江湖集》带看，诚斋《荆溪集》带看，诚斋《西归集》带看，诚斋《南海集》带看，诚斋《朝天集》带看，诚斋《江西道院集》带看，诚斋《朝天续集》带看，诚斋《江东集》带看，诚斋《退休集》带看[……]（卷二）
他不但认真阅读所能得到的各种宋人别集，还整理宋元诗集、注本无数。他对于诗作或诗人评价的立足点，除了其本身独立的文学价值外，更看重其在文学史发展中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如果是文学发展的必要过渡，即使如西崑体这样被后人诟病的诗歌，我们都必须肯定它的存在意义。
翁方纲最后总结吴之振的选诗不当：“吴孟举之钞宋诗，于大苏则欲汰其富缛，于半山则病其议论，而以杨诚斋为太白，以陈后山、简斋为少陵，以林君复之属为韦、柳”（《石洲诗话》137）。若后人看待宋诗时，真如吴之振所选，就会衍生流弊：
后来颓波日甚，至如祝枝山、唐伯虎之放肆，陈白沙、庄定山之流易，以及袁公安、钟伯敬之佻薄，皆此一家之言浸淫灌注，而莫可复返，所谓率天下而祸仁义者。吴独何心，乃习焉不察哉？（《石洲诗话》 137）
因为吴之振只以硬直为宋诗的风格，又不考察宋人与前人词场祖述的关系，使得读者无法明了学古而化的道理，更没有体现宋诗深层的好处——即翁方纲指出的肌理，切实，及学问的恰当运用。才薄者会以为只要下笔，就能成诗。于是随之而产生的，就是翁方纲深所不喜的放肆、流易、佻薄的风格。这些都与“温柔敦厚”的诗教相悖。
二、对唐宋之辨的超越
唐宋之辨是清初在清算明代诗风时，就一直存在于诗坛的论争。明代诗人看不到宋诗的好处，认为宋诗学唐诗而不得；清诗人看到宋诗的好处，叶燮也用大篇幅承认了“变”的价值。清人对宋诗的价值已经渐渐明晰。那么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对宋诗与唐诗的关系进行定位。这些工作在乾嘉时代必须加以总结，诗学才能往前推进。翁方纲既然从理论上阐释了苏轼为有宋诗人一代冠冕，黄庭坚是宋诗宗祖的结论，就要着手处理宋诗在整个诗歌发展史上价值定位的问题，主要就是与唐诗的关系。这才是翁方纲宋诗学的终极意义。
我们仍然从翁方纲对吴之振《宋诗钞》的批评入手。
翁方纲分析吴钞会“舍其知人论世、阐幽表微之处，略不加省，而惟是早起晚坐、风花雪月、怀人对景之作，陈陈相因”（《石洲诗话》 122-23）的原因在于：吴之振“以铺写实境者为唐诗，吟咏性灵、掉弄虚机者为宋诗”。唐诗多是对兴象的体认和把握，宋诗却多是建立在兴象之外的一种理或情的书写，究竟孰为实？孰为虚？翁方纲对此进行重新总结：
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初唐之高者，如陈射洪、张曲江，皆开启盛唐者也。中、晚之高者，如韦苏州、柳柳州、韩文公、白香山、杜樊川，皆接武盛唐、变化盛唐者也。是有唐之作者，总归盛唐。而盛唐诸公，全在境象超诣，所以司空表圣《二十四品》，及严仪卿以禅喻诗之说，诚为后人读唐诗之准的。若夫宋诗，则迟更二三百年，天地之精英，风月之态度，山川之气象，物类之神致，俱已为唐贤占尽，即有能者，不过次第翻新，无中生有，而其精诣，则固别有在者。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如熙宁、元祐一切用人行政，往往有史传所不及载，而于诸公赠答议论之章，略见其概。至如茶马、盐法、河渠、市货，一一皆可推析。南渡而后，如武林之遗事，汴土之旧闻，故老名臣之言行、学术，师承之绪论、渊源，莫不借诗以资考据。而其言之是非得失，与其声之贞淫正变，亦从可互按焉。（《石洲诗话》 122-23）
其实，在翁方纲看来，吴之振等人并没有深入分析现象背后的成因。唐诗重在兴象，但都是点到为止，以诗人与景象的兴会为上。而宋诗则扩大了可以作为诗材的范围，而且一一求实，可作史传之参考，在处理客观事物时则入微入细，参透其中的深层意义。
这里他区分了唐宋诗的不同美学特质，肯定了宋诗相对于唐诗的变化。可是，宋诗与唐诗的艺术精神真的就是完全对立的么？如果以“实”为上，那么唐诗的地位是否就降低了呢？翁方纲的处理方式，是将“虚”也纳入了“实”的传统。如作于乾隆三十九年的《重刻吴莲洋诗集序》：
昔渔洋先生每谓开元、天宝诸作，全在兴象超诣，然如王右丞之作，则句句皆真实出之者也。即王少伯《斋心》一诗，空洞极矣，而按之具有实地，如画家极空濛烟雨之致，而无一笔不可寻其根源，此诗之所以为诗也。（《复初斋文集》 375）
这在张健的《清代诗学研究》中有详细的阐述。“淡远之作正须有实际耳，岂有但标举严仪卿之论，遂以为尽诗人能事者”。⑤在翁方纲那里，古淡与事境、淡远与实际，并不是矛盾的。在其声称续王渔洋《唐贤三昧集》所选的《七言诗三昧举隅》中，又通过实例，将诗歌三昧从冲淡寂寥，转移到“质实”、“铺排”之中。⑥一切风格特色的形成，皆从有“实际”开始。“实”是一个可以涵盖一切的概念，让人争论不休的唐宋诗在这一点上实现了同源。
我们还可以注意，翁方纲确立的苏轼、黄庭坚的诗学价值，都与同一个唐代诗人有关，那就是杜甫。杜甫在清代一直处于经典地位，一方面由于其赤诚不二的忠君爱国形象，一方面由于其诗作倾向与宋人，进而与清人暗合。清初叶燮《原诗》承认“变”的价值，承认了诗歌发展的规律，不再遵从“诗格代降”的训示，这些在叶燮说来都很有自信，也很有说服力。但是在面对杜甫的时候，他遭遇了尴尬。因为杜甫在他那里是一个不可动摇的被经典化的形象，是诗歌史上的制高点。而如果遵从诗歌发展的“变”的规律，诗歌发展的高峰就不会在杜甫这一点上停留。这个矛盾在叶燮那里没有得到最终解决，只能用“神化”之类来搪塞。而在面对传统诗学的判断：“正风”、“变风”之争，风与雅颂价值之争，穷而益工论断之争，“温柔敦厚”诗教的回热时，杜诗的经典地位与诗学意义就成了诗学中的一个理论结点。这在清代诗学中越发明晰。因此，具体将杜甫放在怎样的地位上，在诗学需求越来越具体化清晰化的清代中期，这个问题已经陈于案前，亟待解决。
翁方纲正是继承了这个诗学使命，一生都致力于钻研杜诗的精诣。指导他的，仍然是文学史的观念。
杜诗是上继六经的经典之作，这个地位得到清人一致的认同。不管是热衷评价宋人是否学得唐人点滴的人，还是承认宋人“求变”价值的人，都尊崇杜甫的地位。此处隐含着这样一个认同：承认杜甫对宋诗风气的开启之功。既然杜甫是整个诗歌史上的经典，当然也可以是唐诗的代表，从逻辑上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具体说到唐诗的代表，人们一般会使用“李杜”的合称，很少有人将杜甫——仅仅是杜甫，作为唐诗的绝对代表。这仍然是因为对杜甫开启宋诗风气的认同。里面含着这样一个诗学思考：宋诗异于唐诗，这是大家逐渐认同的观点。如果承认杜甫开启宋诗风气，那么，杜诗就与唐诗不同。在唐宋之辨中，杜诗就脱离了唐诗系统，更接近宋诗阵营。如果杜甫都不从属于他自己的时代，那么承继六经的地位如何得存？这在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是无法被接受的。翁方纲要做的，就是要处理这个微妙的关系。
首先，翁方纲从细处肯定杜诗的经典地位。面对前面提到的诸多诗学障碍，及诗歌批评日益具体化清晰化的要求，诗学家能做的，要么是削弱杜甫的经典地位，使其成为不完美的维纳斯，要么是对制约其地位的诗学理论进行改革或批判，翁方纲选择的是后者。他对“穷而益工”的批判，对辨体论杜的抛弃，对将杜诗划入雅颂的指责，对“温柔敦厚”诗教的重新解释，都成功地稳固了杜诗的经典地位。⑦
最重要的，翁方纲肯定了杜诗为唐诗的绝对代表。这个论断，影响其对整个唐宋诗的审美评价。与众不同的是，他对杜诗特点分析的入手点，不是常用的“沉郁顿挫”这个关键词，而是“铺陈终始”和“肌理”。
“铺陈终始”是翁方纲沿用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对杜诗的评价，并将这个品格置于“妙悟”之上：“诗家之难，转不难于妙悟，而实难于铺陈终始，排比声律”（《石洲诗话》39-40）。以此来对渔洋的神韵说进行整理。翁方纲以此为杜诗的最大特点，以“正面”为着眼点，讲究“切实”。后继者如苏轼，正是他的《石鼓歌》，让翁方纲又一次感叹“铺张实际，非易事也”（《石洲诗话》90）。
另一个杜诗的特点“肌理”，确是翁方纲创见。上海图书馆藏手稿本《石洲诗话》卷十，是翁方纲对王渔洋《然灯纪闻》的逐条批点。其中关于如何学习古人七律一则，阐释了肌理的内涵：“正惟此中细肌密理，深研其客实衔接乘承伸缩之所以然。在诸家虽亦有之，而无若杜之正变开合纵敛起伏，无处非规矩方圆之极则也。”⑧这《杜诗附记·自序》所言“虚实乘承，笋缝接纳”一致，也与《附记》中的批评实践相合。翁方纲认为人人皆有肌理，正如人人有格调和神韵一样，只不过肌理有粗细显隐之分。而杜诗的肌理是最好的：细密、明显，达到了开合纵横的极致。所以后来那些声称学习杜诗的人，都没有抓住应当从“肌理”入手这个关键，更不用说那些声称从刘长卿辈入手，进而学习杜甫的人了。而“肌理”运转的好处，被黄庭坚学得精髓，那就是“逆笔”之法：
长澜抒写中时时有节制焉，则无所用其逆矣。 事事言情，处处见提掇焉，则无所庸其逆矣。然而胸所欲陈，事所欲详，其不能自为检摄者，亦势也。定以山谷之书卷典故，非襞绩为工也，比兴寄托，非借境为饰也，要亦不外乎虚实乘承、阴阳翕辟之义而已矣。（《复初斋文集》443）
这就是将黄庭坚的用典使事、比兴寄托，解释成形成“虚实乘承、阴阳翕辟”的肌理细密状态的一种有效方式。也就是说，黄庭坚是拾得杜诗精诣的。而苏轼又有“真放本精微”的“节制”理念，也是一种肌理细密的表现。
翁方纲将苏轼、黄庭坚认定为宋诗审美理想的代表，又将苏、黄与唐诗代表杜甫联系起来，然后形成了新的文学史统系，即以杜甫为中心，以韩愈、苏轼、黄庭坚、元好问、虞集为代表，旨在以肌理细密、铺陈排比为胜的诗学审美。这样，唐宋诗就实现了同源，针锋相对的唐宋之辨的立论基础，由此瓦解。
结论
研究者在讨论翁方纲宋诗学时，认为其“从宋代以来还没有从理论上确立宋诗的美学原则，翁方纲对宋诗的审美特征进行了研究总结，确立了宋诗的美学原则。”“肯定宋诗，可以有两条途径，其一，是强调宋诗与传统的相同性，主张宋诗并没有违背传统，这种肯定形式并不改变传统诗学的价值系统。其二，是承认宋诗与唐诗传统的不同，然后为宋诗的独特性寻找理论依据，这样他们的诗学就必须要超出原有的价值系统。翁方纲的诗学属于后者，他站在宋诗立场上对宋诗给予了正面的理论说明”（张健 665）。
从上文的分析看，翁方纲是将杜诗特点中开启宋诗的部分“铺陈终始”——这些在元好问那里只是“碔砆”的特质——拿来作为整个唐代的核心，作为整个诗学史的核心。又用“肌理”的概念，从新的角度加固了杜诗的经典地位，并在宋诗中找到这一脉的传承者——苏轼和黄庭坚，作为宋诗的代表。于是，唐宋同源就实现了。翁方纲的宋诗学，并不是寻求“宋诗的独特性”，而是积极寻求宋诗的源头。至于所谓的由“为宋诗的独特性寻找理论依据”而导致“超出原有的价值系统”，指的是将诗学以情感为中心，转移到以学问为中心。其实这些都是翁方纲实现“铺陈终始”和“肌理细密”的方式而已。这样看来，事实上翁方纲规避了宋诗的“变”的价值，而是暗地里转换了传统所认同的唐诗的价值。其实，与其讨论翁方纲是否承认宋诗的价值，不如说他明确大胆地承认了杜甫诗“变”的价值——包括诗歌内容（正变）和诗歌作法，并且将之作为唐代诗歌乃至整个诗歌史的高峰和典范。这样就解决了延绵几百年唐宋之辨。而宋诗代表苏轼和黄庭坚，才是真正继承杜甫一路，可为清人学习的对象。这就为清中后期的宋诗风气扫清了理论的障碍。至于其诗歌实践的失败，招致“抄书匠”的讥讽，实在是才力所限。创作实践毕竟只能作为诗学价值的辅助参考。因为有这样一些人，其诗学主张的最佳代表永远是别人，被翁方纲讥讽的司空图、严羽如此，而他本人，也未能例外。
注释：
①如张健：“学人之诗与文人之诗理论的总结：翁方纲以宋诗为基点的诗学”，《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694-700；张然：《翁方纲诗论及其学术源流探析》（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吴中胜：“‘肌理说’与翁方纲的诗学精神”，《文学评论》4（2011）：181-88。
②翁方纲《七言律诗钞·凡例》编于乾隆四十六年冬十二月十二日，乾隆四十七年复初斋刊本作“唐末不离齐梁余习”，国家图书馆藏刊本朱笔改“唐末”为“唐初”。
③翁方纲一生对苏轼都很崇拜，自号苏斋，即因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得苏轼书《天际乌云帖》，以之为宝。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于厂肆购得宋椠《苏东坡诗施（元之）顾（禧）注》残本，三十一册，多次校对题跋。并于是年始，同人小集拜苏轼生日。他对待苏诗的认真，虽不如《杜诗附记》般花费半生精力，但“详考施、顾二家苏诗注本，始知海宁查氏所补者，或有所未尽[……]是以凡原注所有者，攟残拾坠，录之于箧久矣。歙县曹吉士从方纲订析苏诗疑义，日钞一二条，遂成此帙。而方纲之管见亦间附一二者，欲以益彰原注之美耳。”参见翁方纲：“苏诗补注序”，《复初斋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45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69。四十六年冬，积成八卷，付梓成书，以作为其对苏诗疑义辨析的完整报告。
④参见唐芸芸：“逆笔：翁方纲论黄庭坚学杜”，《云梦学刊》1（2011）：99-102。
⑤见翁方纲批点程可则：《海日堂诗集》卷三《送唐白生归桂林》批语，乾隆三十六年石洲草堂校刊本。
⑥详见唐芸芸：“翁方纲《七言诗三昧举隅》的诗学意义”，《社会科学战线》1（2011）：177-82。
⑦详见唐芸芸：“杜诗与翁方纲“肌理”说”，《中国文化研究》3（2012）：54-63。
⑧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十，上海图书馆藏手稿本。
引用作品：
刘攽：《中山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Liu, Ban.Poetry Commentaries of Zhongshan.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1.]
王仲犖注：《西崑酬唱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Wang, Zhongluo, annotated. Collected Annotations to Link Poems in the Xikun Styl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翁方纲：《杜诗附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7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Weng, Fanggang. An Appendix to Du Fu’s Poery. The Sequelto Complete Libraries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1704.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复初斋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5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Essays from Fuchu Study. The Sequel to Complete Libraries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1455.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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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zhou Poetry Commentarie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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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Jian. A Study of the Qing-Dynasty Poetics.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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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Zhongmou. The Qing-Dynasty Culture and the Zhejiang-School Poetry. Beijing: Oriental Press,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