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眉 译
为什么在过去盘桓，而不是迎向未来？在这个时代，数百年来第一次，人们转而凝视过去。因为我们精疲力尽，濒于绝望吗？我们正是如此；但这凝视有更好的理由。
数世纪以来，我们揣着进步观生活。时至今日，苦难几乎把这一观念从我们的感知中拔除了。因此，没有什么障眼术妨碍我们认识到这观念并非扎根于理性。人们曾相信它与对世界的科学见解相关，而科学和真正的哲学一样与它相悖。追随柏拉图，真正的哲学指明不完美不可能生出完美，次好也不可能导致最好。进步观，就是认为随着时间流逝，次好逐步地分娩出最好。科学证明了能量的增长只能来自外部能源；次等向高等能源的转化，只作为高等向次等至少等效的能源转化之交换物而产生。下降运动永远是上升运动的条件。类似的法则支配着精神之物。我们无法变得更好，除非身受比我们更好之物的影响。
比我们更好之物，不可能在未来中找到。未来空空荡荡，我们的想象将其填满。我们所想象的完美与我们旗鼓相当；它恰如我们一般不完美，不会优于我们一丝一毫。在当今可以找到完美，却与平庸和粗劣混杂了；而我们的鉴别力像我们自己一般不完善。过去为我们提供了已部分应验的鉴别力。因为正如时光中唯有永恒之物无懈可击，时光一味的流逝也在永恒和暂存物之间冲开了某种鸿沟。我们的眷恋和激情抵触着将永恒从幽暗中识出的能力，而比起当下，幽暗对过去而言稀薄了。对于时间上已死、不再滋养激情的过去尤其如此。
什么也比不上对死亡国度的虔诚。谁也不会抱着复苏奥克语[1]之乡的希望。很可惜，它已被摧毁一空了。这种虔诚怎么也威胁不了法国的统一，尽管有些人表达过这方面的忧虑。即使大家承认，真相对国家有害之时可以将其掩盖（这点至少是可疑的），在这里也无此必要。这消逝的、值得垂泪的故地并不是法国。而我们在此所发现的灵感与欧洲的地区划分无涉。那灵感和我们人类的命运相关。
欧洲之外，一些几千年的传统为我们提供了用不尽的精神宝藏。但与这宝藏接触，应该不是将我们卷入把它原样吸收的尝试之中（除了对那些有此特殊志向的人），而是唤我们追寻与自己契合的精神性之源泉；古希腊的精神使命正是欧洲的使命，在十二世纪，它在我们所处的这块土地上开花结果了。
古罗马入侵时期之前的古老国度都有各自的使命，各自的并非断然排他、而是主要倾向于超自然真理之一面的启示。对于以色列，启示是神的独一性，萦萦绕绕以致成了顽念。美索不达米亚这方面的状况再也无从知晓。对于波斯，则是善恶之间的对立与搏斗。对印度，得自神秘的交融，神与达到完美之境时的灵魂的合一。对于中国，神本来的运作，行动之圆满是神圣的无为，存在之圆满是神圣的缺席。至于埃及，则是对他人的仁慈，以迄今无法逾越的纯粹表达出的仁慈；尤其是正义的一生之后得救的灵魂所获的永福，灵魂因融入一个神而得救，这神灵体味过生存与蒙难，被暴烈的死磨灭，最终成了冥界灵魂的法官和救赎者。希腊受埃及的启发，但也专有一种启示：即人类之苦难、神之超验性、神与人类之无限距离的启示。
古希腊为这种距离所困扰，倾力于造桥。它的一切文明由之而生。它的秘密祭礼的宗教，哲学，灿烂的艺术，自身所创的科学以及科学所有的分支，这一切，都是神与人之间的桥梁。除了第一座，我们继承了所有的桥。在上面我们将建筑垒得高耸。如今我们却以为造桥是为了筑巢。我们不知道它们为了人的通行而存在；已浑然不晓过桥之后会发现另一端。
最优秀的希腊人头脑里萦回着神与人之间中介的理念，中介起作用于神准备寻找人的下降运动。正是这种理念在他们对和谐、比例的概念中得以表达，而这概念处在他们整个思想、艺术、科学及生命观的中心。当罗马挥舞起双刃剑，希腊人才开始履行造桥的使命。
罗马将希腊土地上精神生活的遗迹斩草除根了，情形如同所有被征服、沦为罗马外省的国度。仅一个除外。与其他国度相反，以色列的启示本质上是集体的，正是因此粗鄙了许多，但也更加牢固；只有它能抵御古罗马恐怖的压制。受这一外壳保护，劫后余生的一点希腊精神在地中海东岸酝酿。由此，三个沙漠般的世纪之后，从芸芸众生的焦渴之中，倾泻出一眼纯净至极的泉水。中介之理念振起羽翼丰满的现实，完美的桥出现了，神圣的智慧，如柏拉图所愿，变得历历在目。就这样，古希腊的使命在变成基督教使命中臻于完善。
这种承袭，因而也是基督教真正的任务，遭遇旷日持久的阻力才得以显现。起初将其阻挠的是以色列环境和末世将至的信仰（况且为了传播信息，这信仰必不可少）。接着更是被罗马帝国官方宗教的地位遏制。野兽受洗了，但也污染了洗礼。蛮族幸而来消灭了野兽，以遥远的传统输入了朝气蓬勃的新鲜血液。十世纪末重现安全与稳定，来自拜占庭和东方的影响自由流动。这时出现了罗曼文明。唯有这一时代的教堂，雕塑，格列高利单旋律圣歌，以及一些从十、十一世纪流传下来的壁画，在崇高和纯粹方面几乎可以与希腊艺术媲美。这是真正的文艺复兴。希腊精神在作为其真理的基督教形式下重生了。
数世纪之后发生了另一次文艺复兴，这次是假象，而如今我们冠之以复兴之名。它具有使两种精神的统一呼之欲出的平衡点。但它旋即催生出人文主义，旨在把希腊留给我们的桥当作永久居所接受下来。人们相信可以通过对基督教的背离来迎向希腊精神，然而两者在同一地方。从此欧洲生活的精神领域一味缩减，几乎泯入虚无。今天，在灾难的噬咬下，我们被演化倒足了胃口，而我们当前的处境就是这演化的极致了。我们辱骂着想扔掉文艺复兴、十八世纪和大革命所设计的人文主义。但由此，我们远离了提升之路，抛弃了我们所拥有的人类超自然使命那最后一幕暗淡而含糊的图景。
我们的困境扎根于假的文艺复兴。真假之间，发生了什么？
林林总总的罪行与谬误。决定性的罪行大概就是毁灭了我们生活的大地上的奥克语地区。我们知道从几方面看那地方都是罗曼文明的中心。它灭亡的一刻也是罗曼文明走到尽头之时。
那时，与印度、波斯、埃及、希腊，可能还有其他上千年的传统之间还存在着生机勃勃的纽带。在当代，我们又煞费苦心地尝试在这些传统中有所发现。十三世纪切断了这纽带。曾经存在着向外界一切精神源流敞开的大门。不管十字军东征怎么可悲，至少确实伴随着作战双方互相影响中的交流，甚至在交流中阿拉伯人比基督徒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因此十字军东征比起现代殖民战争要高级太多了。从十三世纪起，欧洲开始自我封闭，很快，只为摧毁才跨出自己的地盘。还有，曾存在着今天所称的“我们的文明”之物的萌芽。随后这些萌芽一直埋藏到文艺复兴。这一切，过去，外界，将来，曾被基督教超自然的光线包裹着。超自然之物不与俗事相混，不曾将其压垮，也没有竭力剪灭之。它让俗事原封不动，以此方式保持自己的纯粹。它是其开端与终点。
在奥克语之乡毁灭了以后，哥特式的中世纪出现了，这是一次贯彻极权精神的尝试。在这种情形下俗事无法立足。这种比例的失衡既不美也不准确；正是从这点上极权精神是堕落的。这并不是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就是罗曼文明，已遭谋杀而夭折了。想起谋杀中挥舞凶器的竟是教会，真令人无比悲痛。但引起悲痛之事往往千真万确。可能，十三世纪初基督教民族曾面临一次选择。而他们选错了。他们选了恶。这恶结了果，而我们置身于恶果。懊悔便是向错误的选择之前的那一刻折回。
奥克灵感的本质等同于希腊灵感的本质。它由对力量的认识形成。这种认识只属于超自然的勇气。超自然的勇气涵括了我们称之为勇气的一切，并且，还包括无比珍贵的东西。但是懦夫将超自然的勇气当作灵魂的弱点。认识力量，就是在承认力量在尘世几乎绝对至高无上的同时，带着厌恶与轻蔑将其拒绝。这种轻蔑，正是怜悯的另一面，即怜悯暴露在力量的击打下的所有人。
这种对力量的拒绝圆满于爱的观念之中。奥克语地区的骑士爱情正是古希腊的爱，尽管女人所扮演的如此迥异的角色掩盖了两者的相同。然而并非对女人的轻视促使希腊人尊崇男人之间的爱，今天这种爱已变得卑下了。他们同样尊崇女人之间的爱，如我们在柏拉图的《会饮篇》和萨福的例子中所见。他们如此尊崇的，与不可能之爱没有区别。因而，这也与贞洁无异。因为风俗方面太随心所欲，几乎没有什么阻碍男女之间的性纵乐，羞耻感却制止一切有良好倾向的心灵去思量一种被希腊人自己称为反常的纵乐。当基督教和日耳曼部落所带入的道德上突出的纯洁在男女之间设下古希腊所没有的障碍，他们成了彼此柏拉图之爱的对象。神圣的夫妻关系取代了性别身份。真正的行吟诗人对私通的兴致不会多于萨福和苏格拉底对罪恶的兴致；他们需要不可能之爱。今天我们只能借助骑士爱情的方式想象柏拉图之爱，但这是同一种爱。
《会饮篇》中绝妙的几行表达出了这种爱的精髓：“主要的是，爱神既不会待人神不公，也不会承受人神的不公。因为无论他遭受什么，都不会受暴力之苦，因为暴力无法触及爱神。当他行动，也不会用暴力行动；因为每个人心甘情愿地完全服从于爱神。双方的情投意合才是正义的，王室城邦的法律如是说[2]。”
与力量的接触中屈服的一切都是可鄙的，不管那是什么样的接触。击打或是被击打，都是同一个污点。钢刀的冷在刀柄和刃尖同样致命。暴露在力量的影响下的一切都可能堕落。世间万物暴露在力量的影响下，概莫能外，除非是爱的事物。这与自然的爱无关，比如费德尔和阿尔诺耳弗的受奴役、自投罗网的爱。这是超自然之爱，它在其真理之中直趋上帝，又垂直降落，与上帝对造物怀有的爱融合，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指向神明。
骑士爱情以某个人为对象；但它不是一种贪欲。它只是一种朝向被爱者、恳请其认同的期待。行吟诗人用来称呼这种认同的“仁慈”（Merci）一词十分接近“圣宠”的概念。这样的爱丰盈之时就是穿过被爱者的对上帝的爱。在这个地区，就像在希腊，人之爱架起了人和上帝之间的桥。
同样的灵感闪耀于罗曼艺术。建筑艺术尽管从罗马借鉴了形式，却毫不关心权力和威力，它在乎的只是平衡；而在哥特式尖顶的冲刺和尖形拱穹的高度之中存在着某种力量和骄傲的污点。罗曼教堂如天平一般悬在它的平衡点周围，这平衡点只坐落于空无，灵敏而无物能标出其位置。正需要这样来环绕作为天平的十字架，而十字架上基督的肉身是宇宙的平衡力量。那些雕刻的存在从来不是人物，从来不像有所表现；他们不晓得有人把自己打量。他们保持身姿，以一种只受情感和建筑比例支配的方式。他们的笨拙属于一种赤裸。格列高利圣歌缓缓上升，在人们相信它就要安于确凿之时，上升运动被粉碎了，压低了；上升运动不断地服从于下降运动。圣宠是所有这类艺术的源泉。
在一些无缺憾的成功作品中，奥克语诗歌所拥有的纯粹与希腊诗歌相似。希腊诗歌以一种纯粹来表达痛苦，于是在纯然的苦涩深处，极致的安详照耀着。行吟诗人的一些诗句以那么纯净的方式表达喜悦，以至于穿过喜悦，尖锐的痛苦露出端倪，那有限的造物难以慰藉的痛苦。
当我看见，云雀鼓动翅膀
逆着光流露喜悦，
那样浑然忘我，任凭
钻心的甜意将它摔落……
这个地区被毁掉之时，英国诗歌延续了同样的调子，而欧洲现代语言中没有哪一种比得上它包含的愉悦。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信徒说，和谐或比例是对立作为对立面的结合。在强行使对立面靠近之处没有和谐；将它们混杂之处也没有；应该找出它们的结合点。永远不要强扭自身的灵魂；永远不要寻求慰藉或折磨；凝视激起情感的事物，无论它是什么，直到人们抵达那隐秘之点，那里苦与乐因为一以贯之的纯粹，成了同一物；这正是诗歌之善。
在这个地区，公众生活也源于同样的精神。（它爱自由。[3]）它同样爱服从。这两个对立面的结合，正是在社会中实现毕达哥拉斯所说的和谐。但是只可能在纯粹的事物之间存在和谐。
公众生活中的纯粹，就是尽可能深入地消除所有的力量之物，即集体性质的一切，源自柏拉图所称的社会猛兽中的一切。社会猛兽仅有力量。它作为民众将其运用或者交给一些人或一个人行使。但是像这样的法律没有力量；它只是撰写的文本，是自由唯一的堡垒。与这种苏格拉底为之殉道的希腊理想相符的公民精神是纯粹至极的。无论是谁，都只被视作一个人，这样的人也彻底缺乏力量。如果他在这种身份下被人服从，那么服从是纯粹至极的。这便是从属关系中个人忠诚的意义所在；这忠诚绝不会伤及自尊。而当人们执行某个以行使集体权力者身份出现的人的命令，不管有无掺杂爱意，他们都失去了尊严。伟大的诗人泰奥菲尔·德·维奥（Théophile de Viau），从几方面看都是奥克语传统真正的继承者，仍按这一传统来理解对一个国王或主人的效忠。但是当黎塞留（Richelieu）在推行统一中扼杀了法国国土上所有不属巴黎之物，这种精神烟消云散了。路易十四所强加给臣民的顺服配不上服从的美名。
在十三世纪初的图卢兹，社会生活很可能污染了，一如既往，处处皆然。但是，至少仅仅从公民精神和服从中酝酿的灵感依然纯净。在如愿以偿将这灵感攻倒的人们之中，灵感本身也污浊了。
我们无法知晓是否本该存在罗曼科学。在这种情况下，罗曼科学对我们的科学可能会具有像格列高利圣歌对瓦格纳一样的意义。希腊人之中诞生了我们所称的自己的科学，在他们看来，科学源自神启，用于将灵魂引向对神的凝视。科学偏离了这样的用途，不是因为科学精神、精确及严密性的过度，而是因为不足。科学是在我们身心范围之内对世间出现的一切规律的探索。只在这一范围，因为不管望远镜、显微镜、最眩目的数学符号，还是无论怎样的程序都不会令我们脱离其中。因此科学除了“道”[4]的行动，或者，如希腊人所言，“安排者”爱神的活动之外没有别的目的。只有科学，只有在它最纯粹的严密性中，才能给予上帝的概念以确切的内容，而除此它在知识领域再无能为力。如同艺术，科学以美为目的。罗曼之美本来也可以在科学中熠熠生辉。
奥克语地区对纯粹的需求在清洁教派（cathare）中找到了极端的表达，这也是它不幸的根源。既然看起来清洁派教徒奉行精神自由直至步入无教义之境（这不是没有弊端），那么毫无疑问在他们之外，基督教教义应该由教会以不受侵蚀的严谨保管，来呈现它钻石般的完整。但只要多一丁点儿信心，就不该相信为此对所有人而言，必须把他们一网打尽。
他们憎恶力量达到了践行非暴力主义的程度，达到了信奉一种教理的程度，这种教理认为属于力量之领域的一切，即肉体和社会中的一切都从恶中起源。这走向了极端，却不比福音书更极端。因为福音书中的两句话是可能步入的最极端。一句涉及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阉人。另一句则是魔鬼把天下的万国指给耶稣时对他所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5]
自文艺复兴到当代，那个时代的精神重现又成长，但缺了超自然之物；被剥夺了滋养的光线，它就像没有叶绿素的植物那样成长。今天，那种迷惑，正是《薄伽梵歌》所称的“对立引起的迷惑”，促使我们寻求人文主义的反面。一些人在对力量、集体、社会猛兽的崇拜中寻求；另一些人则回溯到哥特式的中世纪。第一种途径是可能的，甚至轻而易举，但是属于恶；另一种也不合愿望，况且完全是海市蜃楼，因为我们无力扭转这一结果：我们在几乎仅仅由世俗价值观形成的社会环境中被培养长大。得救之道可能是走向对立面合一的纯粹之处。
十八世纪若读过柏拉图，就不会把仅限于自然的知识和才能称为启蒙。洞穴的图景一目了然：从自然条件上看人拥有一团黑暗，如果不向天那边的一处降落的光线转身，他就在黑暗中出生、度日、死亡。人文主义将真、美、自由、平等视为无价之宝，这一点并没有错，但错在相信没有圣宠也能自行获取。
摧毁罗曼文明的运动后来引发了作为对抗的人文主义。身处这第二次运动的尾声，我们要把这单调的、每次令我们更加深陷的摆动继续下去吗？我们不会向着平衡点转移视线吗？追溯历史之流，在抵达十二世纪之前我们不会与那平衡点相遇。
我们无需自问怎样把渺远时代的灵感运用在当前的生存条件下。如果我们以专注和爱凝视那一时代的美，依此尺度它的灵感会降落于我们，并逐渐将至少一部分营造我们呼吸之空气的卑劣变成不可能。
译自Simone Weil：Oeuvres，Gallimard，pp. 673-680。可参照：网上原文。本文最初发表在《南方杂志》（Cahiers du Sud）1943年2月的《奥克精髓》（Le Génie d'oc）特刊，署名Émile Novis。
注释：
[1] 奥克语地区，又称奥克西坦语区（Occitanie），历史上以奥克语为主要语言。这个文化区域大致包括了法国南部、西班牙的阿兰谷以及意大利一小部分。奥克语为中世纪的行吟诗人所用。
[2] 原文如此。《会饮篇》剑桥版（The Symposium，Cambridge，2008）翻译为“the laws, the city’s king”（城邦之王——法律）。
[3] 在《奥克精髓》上发表时漏掉了这一句。看来有必要加上。——原编者注
[4] “Le Verbe”，指基督，即成了肉身的“道”。
[5] 此处用和合本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