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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约翰·杜威:哲学有未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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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5-10-25  

约翰·杜威:哲学有未来吗?

汪洪章





  尽管不同理论体系的哲学在许多问题上都有矛盾冲突,但所有体派的哲学在一个问题上观点却惊人的相似:它们都认为哲学探索的内容无所不包,并认为这是哲学区别于其他思想领域的主要特征。不同体派的哲学,其间的分歧并非由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什么不同;但是,构成无所不包的哲学探索内容的到底是什么?对这一问题,各派的看法往往互异。我们只需举一个寻常的例子就可说明这一点。认为精神或思想是包罗万象的各派哲学与主张物质是包罗万象的各派哲学,两者观点截然相反。对所谓包罗万象意见虽然一致,但这并没有给深入的哲学研究提供一个可靠的起点。
  人们也许会说,关注包罗万象的东西毕竟是哲学话题的一大标志。但我们强调上述事实并不是要怀疑这一点,只是想让人们注意到,人们寻找包罗万象东西的方向有误,因此有必要另辟蹊径,试着调整一下寻找包罗万象的东西之方向。这里所谓“另辟蹊径”当然是个模糊的说法,只有找到与之形成对照的具体路径才行。幸运的是,传统的探索方向不难识别。以往被认为是包罗万象的东西往往有这样的名称,如存在、实在、宇宙、自然,等等,都很笼统。人们认为这些名称所指称的东西与一切局部、不完整的东西相比,有着固有的差别。因此,所谓“另辟蹊径”的意思也就不难理解。明确的哲学研究应该针对人类事务内部的广泛、综合性的问题,凡是与人类关怀、人类事务毫无关系的问题,均不在此列。
  相对于种种历史上存在的哲学体系来说,这种方向上的变化并不像初看上去的那样显得格格不入。因为细细考究起来就可发现,就其实际效果而不是就其表象而言,历史上存在过的这些体系所要达到的目的总还算与人类有关;事实上,为达到其选定的目的,这些体系所采取的方法可说是太具有人情味了。总之,本文潜在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存在、实在、宇宙整体等等词汇只不过是幌子而已,实际要言说的东西仍与人类有关。不过,我不打算正面地去论证这个立场和观点,我只将这一立场和观点置于传统的立场和观点的反面,以便两相对照。这样我们就可发现,传统的立场和观点与我们目前采取的立场和观点相比,未必就能少几分武断性。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哲学史的所有论著都必须承认自己所研究的东西包含有与人类相关的内容,因为所研究的材料都是根据历史时期和国别来加以分类的,而不同的哲学理论体系都必须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国家。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必须考虑到如下这一事实:哲学问题及争论的焦点均与时空环境及条件有关,只有坦白地承认这一点,才能填平目前哲学和科学之间所存在的鸿沟。如要“另辟蹊径”,没有别的办法,那些永远不变也无法改变的东西只好随他去了,只好研究真正科学的东西,因为科学研究的东西总能在时空里找得到、摸得着。
  众所周知,并非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有哲学。但是,这一事实背后所蕴含着的东西却并非尽人皆知。要知道,只有具备特定的文化条件时,哲学才会出现。既定秩序内部面临解体的危险时,社会上出现普遍的不安情绪,这是哲学产生的首要文化条件。哲学产生的另一必备条件是:既定秩序内部形成的价值体系能得到社会普遍效忠,而且必须是经过人们的理智思考而表示的效忠,不是从众心理条件下的随大流。简言之,哲学繁荣时,要么是人类事务中充满了焦虑紧张的心理,要么就是想建立一种庞大综合的思想体系,以便将历代产生的极为复杂多样的思想成果阑入其中。



  以上所论,绝非自说自话。相反,我们要用心创立的哲学,必须要关系到人类事务中目前遇到的危机。这场危机所涉及的范围极广,真可说是全球性的。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们只有一个世界”,此言不虚,说的正是目前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更有甚者,目前这场危机不仅范围广泛,而且程度深刻。家庭生活、性别间的关系、工业、商业、国内外政治等等领域中存在的混乱情况如此广泛深刻,别说目前的寥寥数语,就是写上数百页乃至著书数本也难以细述。因此我只能请有兴趣的同道自己去用心观察一下无处不在的难料的世事和纷争。只要去用心观察,那么就不难发现,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局势充满了混乱及不安定因素,令人沮丧并感到不安全,到处充满了明争暗斗现象。
  在此,我仅想谈谈混乱现象的一个方面,以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距今不足一代人的时候,人们还普遍认为民主政府若那样稳当、迅速地发展下去,那么它在全球取得完全、迅速的胜利,将是指日可待的事。可今天,反民主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致各种不同的政治集团拒绝人们自由集会、自由发表言论、自由从事新闻、自由选择宗教和政党的权利,这些政治集团还恬不知耻地声称:拒不给人们这些权利,恰好表明民主原则已发展到了最高峰。更有甚者,这些政治集团在有着悠久的民主历史背景的国家竟然也有忠实的追随者。这种紧张的态势在其他一些形势走向中也有所表现。这些形势走向一方面可促进“联合国”的形成,另一方面又带来一些问题,曲解了类似联合国这样的国际合作组织之性质,甚至压根就想阻挠这样组织的成立。
  总之,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人类可资利用的财富、手段之数量增加如此之快,而对运用这些财富、手段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人类却也缺乏共识,越来越没有把握。这是大家有目共睹,随处可见的现象。随处可见的紧张局势、不确定因素和纷争,在具体的哲学议题中也表现了出来。不过,要想全面地描述相关情形却比较困难,需要别的一些条件。因此,由于可以利用的时间有限,我只能请读者诸君注意,种种事实表明,当今的哲学已没法应付目前人类所面临的混乱困境。我们目前所掌握的哲学在产生之初,当时的各种制度习俗尚能给人类生活提供一些指导。可是这些制度习俗现已失效,因而无法继续提供指导。然而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相比,我们现在多么迫切地需要这种指导啊!传统制度习俗崩溃得如此之快,如此出乎人类意料之外,使人类来不及想出新的方式、方法,以重新整合、协调人类之间的关系。从消极方面看,人类当前所处的形势给当下的哲学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曾经使过去的种种哲学显得特别人道、特别有用的那些特征,眼下恰恰使这些哲学失去了原有的效应,因为人类的生存处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不过,从积极的方面去看,这种形势也给能与时俱进的哲学之发展提供一个绝佳的机会。
  过去遗留下来的哲学理论体系与当下人类处境之间的关系相对疏远,这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从事哲学这一职业的人,往往一味地专心研究历史上的哲学理论体系。古今悬隔最为显著的例子莫过于此。从学术研究角度看,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是令人敬佩的。但是,从事这样研究的人往往忽略这样一个问题:哲学究竟该研究什么?他们的研究目的也不是去发现过去的哲学理论体系对回答这一问题究竟有什么启示意义。因此,他们的研究结果仅与历史有关,与哲学无关。另有一种哲学趋势颇为活跃,在其选定的较为狭窄的研究领域甚至表现得不乏自信,锋头十足,认为所谓哲学别无旁骛,就是探求、研究形式,而且将形式只看作是形式,企图发现无所不包的抽象的形式,这些形式抽象得与任何事关人类等方面的具体话题毫无关系。这种研究倾向尽管或者正是由于仅仅致力于专门技巧的获得,结果所得到的形式只能用来生产更多空洞的形式。我认为,这种回避当下人类处境的做法,表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以往的哲学理论体系与目前人类状况毫无关系;此外,由于失败主义心理作祟,人们已没有勇气去创建一种恰当的、有意义的哲学。
  第三,现在又有一种颇为活跃、不乏进取精神的哲学运动。据称,这一运动不像前述两种研究动向那样超然物外,远离人类目前境况,相反,它密切关注人类处境。其研究意图和实际效果都为特定的学术机构服务,委身于特定社会机构的权威,而置学术探索的权威于不顾。这一哲学运动又可分为两个支派:一派较为晚出,与极端左派距离遥远;另一支派出现较早,与极端右派保持很远距离。尽管这两个支派之间有很大区别,但两者都不折不扣地应了一句古话:物极必反。较早出现的一派乞灵于超自然的精神权威;而较晚出现的一派则以人类经济事务为基础,严格信奉唯物论。物极必反。当这两种哲学走向极端后,就有了一个共同特征,两者都会被人用来拥护特定机构组织要规范人类生活行为的主张,两者都要求拥有绝对的决定性的权威,以便赋予自己所代表的机构组织以权力乃至义务,让其不惜用压迫以至镇压的手段,向全人类强制推行某种生活方式。教会等机构组织以专制主义为手段,公开号召人们回归中世纪,想让中世纪的宗教氛围死灰复燃,要人们重新信奉中世纪盛行的教条。由于中世纪时期科学尚不昌明,工业尚未发达,民主尚未出现,因此,它与目前人类的普遍生存状况是格格不入的。这一点不证自明。事实上,这一哲学运动的官方代表人物明目张胆地宣称,几乎一切现代新生事物都是异端,罪孽深重,都偏离了由超自然力量定下的真理。极左分子崇尚的教条主义哲学声称:真正称得上现代和科学的东西均已大功告成,达到了顶峰。实际上,极左分子信奉的教条,与其实际做法相互抵牾,恰恰不利于他们公开宣称和主张的东西。从其思想信条来看,这一派哲学中包含有专制主义成分,这就使它怀念被科学昌明的当代所抛弃的一切东西,尽管它没有明确提出要重返中世纪,但它确实想回到牛顿天文学和物理学尚处萌芽期的环境中去。这种思想的逆转或曰返祖现象,是极左分子公开承认,甚至是公然叫嚣的。这表现在他们对科学信条的公然诋毁中。奉行某一党派路线的人,在解释其教条时,往往闪烁其词,但当科学学说如物理学中的时空相对论及现代遗传学理论,与其所宣扬的教条发生冲突时,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诋毁科学学说。相对论和现代遗传学理论的出现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宇宙论时代。以前人们以为大自然是不变的、永恒的,但现在人们明白了,大自然原来是不断演化的结果。左派所信奉宣扬的信条,其哲学基础来自被科学时代所废弃的哲学体系。这一点在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尽管左派也声称自己很看重历史过程,但它发现自己不得不将历史变化过程限定在固定的范围之内。它武断地以为自己的经济、政治理论体系代表着人类历史变化过程的顶峰。这无异于声称,历史到了二十世纪中期已将它的全部意义显现了出来,等于说历史已给人类上完了最后一堂课。否认历史还会有新的预见不到的事件发生,这种做法的后果即使不是悲剧性的,至少也显得很滑稽可笑。除非人类自我毁灭,人类迄今为止生存在这地球上的时间与将绵延不断的未来相比,是很短暂的。认识不到这一点,只能说是缺乏想象的表现,而缺乏想象恰恰是教条主义立场的结果。左派的整个理论体系犹如铁板一块,他们以为整体、整一就一定是结构性的、静态的。近来科学已清楚地表明,所谓整体、整一其实是多种事物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这里,两种形式的极端又不期而遇。教会等机构组织和富于极权色彩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均以为历史的特征是朝向一个终极目标而运动的。两者仅在何为终极目标这个问题上观点不一。特定的经济、政治机构在现代历史上的出现,其地位犹如基督教在古代历史上的出现。



  我们目前讨论哲学的现状,不是为了讨论而讨论。这里的讨论仅仅是迈出的第一步,目的主要是为了建立一种与当下人类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和困境休戚相关的哲学。意识到自身责任的哲学,其首要任务就是探求、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导致旧秩序大面积动荡的原因究竟有哪些?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如下: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实验室里产生的那些步骤、方法和物质材料大量回流,进入到日常生活,导致人类日常事务、职业及利益均受到深刻而积极的影响,从而引发了过去几个世纪中发生的巨变。佐证上述观点的详细证据将表明:短短三个世纪之前,自然科学刚步入目前的发展轨道,变化就产生了;而且,当科学由研究天体的天文学转向研究与人类生活行为关系更为密切的东西时,变化来得更加广泛而深入;新的科学研究的进展在旧的“科学”以为有不变法则存在的领域引入了变革。可以说,使人类生活发生剧变的那些活动及物质材料,均来自离日常生活较远的天文台和实验室。科学所从事的脑力工作离人们平常固定的职业及其所关心的问题较远,但恰恰是这种疏离使原本仅以知识为目的的科学研究成果成功地带来了巨变。若无外部影响,习惯势力仍将起作用;但新资源的发明,新的目标和目的的发现,其影响情形则不同。
  原本来自知识追求的东西向生活回流,影响所及,导致社会局促不安、恐慌乃至纷争状态的出现。这项事实证明,到目前为止,其所产生的后果是正反两个方面的,或者说是模棱两可的。科学进入日常生活,产生的结果是利大于弊,致善作用大于致恶作用。当然,话也可以反过来说。然而,能否找到一个特例,可以用来说明善占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导致了恶,或者说恶占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带来了善?关于这个问题,目前人们确实感到极大的困惑。目前值得注意的是,较长一段时间以来,所出现的科学向日常生活回流的现象,一直是乐观主义产生的根源。科学的到来被欢呼为理性启蒙时代到来前的黎明,科学所得出的结论受到人们的欢迎,被认为开启了人类繁荣昌盛、相互理解的历史新纪元,这一新纪元最终将在世界各个民族之中带来普遍和平。
  人们不加区别、盲目礼赞科学的时期现已过去,随之而来的又是同样不加区别、盲目诋毁科学的声音,悲观情绪蔓延。现在,指出科学进入日常生活所产生的有害结果,几乎成了某些人的家常便饭。他们著书立说,不断攻击科学,说科学是目前祸害人类的元凶。他们最常引用的例子莫过于炸弹及其毁灭性效果,因为这些东西确实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出现的。
  源于纯粹为了求知而不是为了实际运用所开展的活动,产生的东西一旦进入日常生活,就会带来正反两个方面的后果。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谈这一点,目的是要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时下最为吸睛,影响也最为广泛深入的话题上。这个话题与人类的生存境况有着很大的关系,目前几乎成为任何一种哲学研究必谈的话题。即使谈论哲学的未来方向,也绕不过它,而必须以其为出发点。然而,这一转变实际上是想重新回到苏格拉底早就提出过的哲学观点,即如何寻找智慧以指导生活。这一转变标志着回到早期哲学家的观点,把哲学看作是一项道德事业,而道德的东西与无处不在的人间事务是相通的。当然,这一回归,其路径与苏格拉底及其后的哲学家们的探索路径也有所区别。寻找智慧以帮助人类涉过重重险滩,战胜令人恐怖的暴风骤雨,这一追求则是共同的,但追求的方式方法有别。说起来,新科学的出现其实也只有短短几百年的时间,仿佛科学研究和探索在人类面前呈现出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世界是可以被人类战胜似的,其秩序是由相互联系的变化过程组成,而不是由早前科学研究者从古代宇宙论哲学那里继承来的恒定不变的东西所组成。而这种观点不过是距今几十年前才有的事。新科学产生之初,仍有若干屏障将自然与人分隔开来,如今,人的解放彻底摧毁了这些屏障,从而使人类可以利用物理学和生理学来更好地生活。
  人类从文化发展早期继承来的东西,使人以为科学完全是独立自在的东西。但根据当今科学研究的实践,以往的看法必须修正,必须将科学看作是人类关怀和人类事务的一种表现形式,从其起源和结果来看,科学与人类所关注的所有其他东西及所从事的其他事业,关系都非常密切。必须将科学看作是一个汇聚点,人类其他活动,如艺术、政治、法律、经济乃至体育、娱乐等,都在这里汇合。要采取必要的前进步骤,必须另外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变革那些前科学时代形成的心理学、哲学教条。比如,长期以来,“科学”被看作是人固有的一种特殊精神天赋,并通常被名之曰“理性”,这一观念就是亟待更新的典型例子,因为这种由来已久的观念,仅仅能部分地证明下列的推论:科学是一种奇特的自在自为的存在,它不是大量本质上趋同的人类活动的体现,本质上趋同的人类活动,其所处理的东西包含有传统哲学所谓的“外部”材料。
  之前我曾说过,哲学方向上的改变就是回归早期的观点,认为哲学的任务本质上说来是有关道德的,这里的所谓道德是就其最广泛的人类意义而言的。然而,人们发现,针对人类当下处境而发表的哲学言论,尽管满篇道德说教,可就是缺乏道德。让“精神的”东西屈就“物质的”东西,这让人普遍感到遗憾。人们强烈呼吁改变以往的信条和行为方式,因为正是传统的信条和行为方式,导致精神的追求屈就于物质利益。但是,当人们用心考察时就会发现,所谓“精神的”东西,其实包含有前科学时代的神学教条和神学机构;而中世纪以来世俗化过程中出现的所有东西,又不分青红皂白被扯到了一起,美其名曰“物质的”。无论是抱怨还是劝诫,都是道德主义的说教,本身未必道德,因为抱怨也好,劝诫也好,都没有指明到底该用什么手段来解决令人感到遗憾、备受人们指责的问题。说得更加明白一些,有些人建议使用的手段,严格地说来都是“脑子里”想出来的;这些手段、方法,由于与实际(“外部”)存在的环境状况距离太远,因而显得空洞、无力。真的要运用起来的话,这些手段、方法只怕要沦为帮腔,跟着以往落伍的机构大力宣扬过时的东西。
  到目前为止,人类以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的都是物理学的东西,从近年情况来看,还有生理学的东西。结果,针对人事行为而开展的科学活动,其成果停留在技术层面,有关人的道德含义较为缺乏。要是用“技术的”一词来替代“物质的”一词,用“人文的”一词来替代“精神的”一词,那么,我们对缘起于科学的东西回归日常生活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效果,就能有一个颇为准确的描述。谈到哲学在未来方向上的必要改革,首先一点是,必须毫无保留地承认,目前的混乱不堪、失去平衡的状态是由于人们对科学仍然一知半解所造成的。现有的哲学已经无法解决相关问题,因为它是新旧折中的结果,两者实际上是南辕北辙。这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不确定性,导致纷争四起。
  有关哲学的起源、目的及其特殊任务,人们目前所持的若干观念亟需更新,而且更新不能孤立地进行。因为观念更新做得再好,它也只是重建制度习俗这项大事业的一个方面,而制度习俗却会无限期地存在下去。在必须进行的重建工作中,哲学至多仅占一个部分。只有各行各业善良的人们通力合作,人类状况才能发生确确实实的改变,光靠哲学是不行的。不过,哲学在重建事业中有其自身地位,可以做出自己应有的思想方面的贡献。人们常说人类现存状况给哲学提出了问题,人类该干什么也由人类的现状决定。斥责这种说法为浪漫和异想天开的人随处可见。但是,与失败主义相比,上述说法所体现的态度和做法实际上是非常清醒而审慎的。失败主义不是将哲学工作限定在人为的真空里,就是以为人类历史已经登峰造极。但头脑清醒的人都可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人类所处的历史阶段相对说来还很不成熟,因此如前所说,我们的科学还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广泛而深刻的人类自身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因此,人类面临的未来前景十分广阔,与之相比,以往的人类历史显得还很短暂,犹如人在婴儿期里度过的一小段时光。从当下人类的迫切需要来看哲学,从科学进一步发展后人类可利用的资源来看哲学,这是衡量我们是否头脑清醒,是否具有审慎智慧的标尺。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的哲学家曾经做出过重大贡献,是他们创造条件,清除障碍,从而使物理科学和生理学得到了长足的进展。我们目前面临的,既有极大的挑战,也有绝佳的机遇。假如伽利略及其后继者们在天有灵能够看到当下并存的机遇和挑战,他们也许会说:“为了人类的福祉,你们目前要做的事情,颇像当年我们为改善人类生活的物理及生理条件而做出的努力。当初,对我们来说,发现人类生存的实际状况究竟为何,是我们的直接任务,也决定了我们研究目的。你们现在拥有我们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些成果,继续前人未竟的事业,不断改善人类生存状况,使人类能活得更加自由、公正而不乏尊严。我们当初完成的,仅仅涉及这项伟大事业中较为简单的、技术性的部分。我辈同仁曾历经艰辛,有的甚至牺牲过生命,但薪尽火传,从我们手中接过火炬的你们,在不乏智慧的同时当有耐心和勇气,你们所该从事的事业也必将像火炬一样,传给你们的后人,照亮未来的真正属于人的世界。”

译自John Dewey: The Later Works, 1925-1953, Volume 16: 1949-1952, ed. Jo Ann Boydston,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358-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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