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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陈迟恩:成为同时代人的三个维度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5-10-24  

陈迟恩:成为同时代人的三个维度





  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文章“What is the Contemporary?”(《何为同时代?》)中的Contemporary,另一个中译本译作“当代人”(见lightwhite译《什么是当代人》)。译法的差别反映出Contemporary一词丰富的内涵:同时指向时间与人,意味着该词指向的是人与时间的一种关系、一种状态,正如阿甘本所说并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可以说,在汉语语境下,Contemporary一词的译法:“同时代”体现出一种历时性,“当代”体现出一种共时性,二者形成互文关系,相互交织;而该词所具有的“人”的内涵,又揭示出人在contemporary中的位置。考虑到此次诗会的主题,以下行文主要使用“同时代(人)”的译法,参以“当代(人)”的译法。
  何为“同时代”?阿甘本借用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界定:“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即生活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却又与时代相背离。“同时代人”显然指的是不合时宜的人、背离时代的人。但阿甘本并未局限于此,他从一开始就试图拓展“同时代人”的内涵,因而提出“我们与谁以及与什么属于同一个时代?”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他想将其刻写在催生这篇文章的研讨会的门槛上。在阿甘本那里,“我们”——准同时代人——要去发现自己的同类,他们“可能距我们已有数个世纪之远,也可能更为近代,甚至与我们非常切近……我们可以使自己成为这些文本的同代人”。阿甘本建议我们与“这些文本(及其作者)”成为“同(时)代人”,无疑给出了成为同时代人的一条路径,即与文本及其作者发生关系。
  从阿甘本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提出三个维度——时代、同代人、传统——去去理解“同时代人”,以及如何成为同时代人。



  阿甘本指出:“诗人——同时代人——必须紧紧保持对自己时代的凝视。”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阿甘本将诗人与同时代人视为一个群体,或者说将诗人视为同时代人的主体?如果成立,那么毫无疑问他赋予诗人(而非其他文体写作者)非常高的荣誉与非常重的责任。这种“必须紧紧保持的对自己时代的凝视”,恰切地表明了诗人与时代的关系,是“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的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指出了成为同时代人的一个巨大考验,即能否对自身所处时代有清醒的认识。诗人经受住了这个考验,诗歌也成为所有文体中最能承担起凝视时代、清醒认识时代重任的一种。
  诗人依附于时代,并深嵌其间,无论这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无论是智慧的时代还是愚蠢的时代。诗人清楚地知道,“他不可改变地属于这个时代,他不能逃离自己的时代”(阿甘本语),因此他正视自己的时代,他知道这个时代为自己提供了最便利的书写条件;他体察自己的时代,也许悲观,也许不认可,但他知道一切并非绝境。
  这并非建议诗人与时代媾和。相反地,诗人应当也必须与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中国诗歌史里发生在诗人身上的悲剧,尤其可以反证这一点。自屈原自沉汨罗江以降,曹植、嵇康、王维、李白、韩愈、苏轼等诗人,深陷时代之中,在动荡的时局、政治的旋涡及权力的斗争之中不愿摆脱或摆脱不得,成为政治的受害者或牺牲品。在他们那里,诗人的身份是次要的,“士”才是他们最重要的身份,他们主动或被动地要进入时代的最核心处。然而“国家不幸诗家幸”“诗到沧桑便是工”,时代给予他们的磨砺,使得他们一旦不再张扬“士”的身份,专心为诗后,创造出诗歌的新局面: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后寄情田园而有“田园诗派”,杜甫弃官入川之后诗艺精进至沉郁顿挫而被称为“诗圣”,苏轼一生屡屡遭贬竟至黄州惠州儋州而超越同时代诗人;如此等等。他们堪称同时代人的注脚,正是因为作为诗人,他们没有回避自己的时代,也没有鄙视自己的时代。
诗人与时代的距离不能太近以至于亲密无间,当然也不能太远。可在我们的时代,不少诗人与时代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以至于不愿正视时代、对时代满怀失望、对时代无法理解自己的写作自怨自艾,以至于自杀。诗人的这种自杀,我称之为“殉诗”。
  当前时代的诗歌,似乎只有两条路径来换取大众的关注:一是诗人的自杀,一是诗人的悲惨经历,都是出售诗人的境遇作为话题。但相较而言,后者可以说是距离同时代人更近的诗人,他们在不幸中去创作,去书写时代及时代中的自我,有着非常大的勇气。而前者中的“殉诗”之举,则反映出他们对时代的极端化且畸形的认知(也是对自身认知的偏差),认为这个时代不再属于诗与诗人,认为这个时代对诗与诗人的无知越来越深,认为诗人的荣光在大众的媚俗中一去不返,认为自己写诗无法被社会与时代认同,认为自己是被时代遗忘的孤独而高贵的精灵,等等等等。“殉诗”之举看似勇敢实则懦弱,令人惋惜,更令人产生新的误解。诗未亡,何以殉!
  也许我们已经进入荷尔德林所说的“贫困时代”,那么诗人何为?诗人如何给自己定位?诗人完全可以选择不被时代认可,甚至可以“可以鄙视他的时代”,但不是选择逃避时代。避无可避!一旦诗人与时代之间形成难平的沟壑,唯有导致当前时代自己的悲剧而一无所用。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二)杜甫对格律诗的创新遭到了同代人的讥笑,心中有所忿然,借前贤王杨卢骆自比,自信诗作如“江河万古流”,却无形中提出诗人如何正确看待同代人创作的问题。所谓同代人,狭言之指同一个年代的人,广言之指同一个朝代/时期的人。由此回看上文的“殉诗”现象,是否可以说那些“殉诗”的诗人忘记了自己的同代人,或者不愿意与同代人进行交流?
  一个致力于成为同代人的诗人面对同代人的创作时,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交流。伴随着互联网扩张成长起来的八零一代诗人,借助论坛、文学网站、博客等媒介,最先开始与同代人进行远远超出地域限制的密切交流。随之而来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评价同代诗人的创作?就同一年代的诗人而言,密切的交流带来了相互之间的熟悉,既包括诗歌创作的熟悉,也包括人际关系的熟悉。这种熟悉,在带来丰富而有效的诗歌史料之外,更重要的是带来一种诗歌批评形式的回归,将诗与诗人再次联系起来,进而扩展到对整个时代或一个时代的批评,突破了新批评以来对文本的过度关注。这样以来,中国的现代诗就被至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之下。
  以陈家坪批评王辰龙长诗《工人村与影子》的文章《一首中国的诗》为例,开篇就对“直接谈论一首诗就已经足够,不必去关注一个诗人”的说法提出质疑,指出:“一个诗人首先是一个人,这个人指的是一个整体的人,他由个人成长、家庭环境、社会生活和时代命运所共同构成。”因为作为一个当代的诗人,作为一个同时代人,“当代生活的碎片化需要个体写作者去整合公共资源,以形成其作品可供参照的价值共同体。”尽管自T.S.艾略特开始就认为“将兴趣由诗人身上转移到诗上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企图:因为这样一来,批评真正的诗,不论好坏,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公正的评价”,可对诗人的关注仍是分析一首诗的必需程序,它使得一首诗具有更为丰富的解读可能,这远远超出“公正的”范畴。
  对同一年代诗人的评价,还有一个方面,即对那些写作尚未成熟的诗歌学徒,是以激励为主还是以批评为宜?也许这个问题不难回答,那么下个问题呢,即年轻的诗人如何评价年长的诗人或曰前一/前几年代的诗人?又如杜甫《戏为六绝句》借维护王杨卢骆而为自己辩护,这已经不是一个“文人相轻”的问题,更是如何看待对诗体的改造的问题,譬如近几年出现的“梨花体”“羊羔体”“忠秧体”乃至“口水诗”。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时代,严肃的诗体改造很容易被简化为一个个标签化的词语,以至于形成二元对立的解读;同时,“异军突起”的各色诗观,先立出一个标签化的概念,而后注入看似丰富的内涵,借互联网、新媒体为自己造势,企图一分当代诗学之羹。如何看待?如何评价?也许老杜的建议仍旧新鲜:“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持一种包容的态度,持一种“别裁伪体、转益多师”的态度,但前提是自己对诗歌写作有明确的方向。
  同时,由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特殊国情,对同代人的评价还包括如何看待中共掌权后的诗歌发展与诗人创作。其源头可上溯至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实质上是对新文化运动以来文艺文学思潮的反动,其影响在中共掌权后日益加重。在诗歌界,近体诗创作一度回潮、出现了“新民歌运动”、政治抒情诗日趋一统天下,歌颂逐渐取代了对现实的关注。许多新诗发展的重要诗人,如冯至、卞之琳、艾青、穆旦等,或转入翻译,或转向研究,或相应号召,现代诗的创作出现了重大的危机。中国当代诗人,如欲成为同时代人,如欲自己的创作走上正途,不得不审视中共全面掌权后现代诗发展的这段消寂时期。当然也包括朦胧诗。因为朦胧诗虽被视为对此前三十年诗歌的反叛,却仍有一脉相承的内容,即受到政策而非政治的深刻影响。更为致命的是,朦胧诗的功绩被过分夸大,朦胧诗的创作已成为制约现代诗发展的最大障碍与桎梏。



  无论当代诗人多么不情愿,多么想极力否认,都无法改变“十七年诗歌”乃至朦胧诗已然成为中国新诗发展传统的一部分,哪怕是反动的传统。它们时刻警醒今天的诗人勿蹈覆辙,即个人的创作切勿贴近那时常变化的“政策”的影响(顾彬曾指出:十七年文学是在政策而非政治影响下的创作)。
  关于传统,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或建议:“任何一个二十五岁以上还想继续做诗人的人,历史感对于他,简直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艾略特给出这个论断或建议的上下文尤为重要:
  传统是一种更有广泛意义的东西。传统是继承不了的,如果你需要传统,就得花上巨大的劳动才能得到。首先,它牵涉到历史感,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任何一个二十五岁以上还想继续做诗人的人,历史感对于他,简直是不可或缺的;历史感还牵涉到不仅要意识到过去之已成为过去,而且要意识到过去依然存在;这种历史感迫使一个人在写作时,不仅要想到自己的时代,还要想到自荷马以来的整个欧洲文学,以及包括于其中的他本国的整个文学是同时并存的、而又构成同时并存的秩序。正是这种历史感才使得一个作家成为传统主义者,他感觉到远古,也感觉到现在,而且感觉到远古与现在是同时存在的。同时,正是这种历史感使得一个作家能够最敏锐地意识到他在时间中的地位,意识到他自己的同时代。(曹庸译)
  在这段文字里,艾略特从历史角度明确界定了传统:“不仅要想到自己的时代,还要想到自荷马以来的整个欧洲文学,以及包括于其中的他本国的整个文学是同时并存的、而又构成同时并存的秩序。”这不再是单纯的写作,而是通过写作去继承自荷马以来整个欧洲文学的伟大传统。更重要的是,艾略特也从该角度谈到一个作家如何成为同时代人,即“感觉到远古,也感觉到现在,而且感觉到远古与现在是同时存在的”历史感,正是它“使得一个作家能够最敏锐地意识到他在时间中的地位,意识到他自己的同时代”(卞之琳译为:“这种历史感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这里的“同时代”与“当代”的译法之别,恰恰对应了对阿甘本“What is the Contemporary?”的不同译法)。这再次说明了一个致力于成为同时代人的诗人与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
  从没有一个时代面临的传统有如今日之丰富。得益于互联网的发展及互联网时代分享理念的形成,当代汉语诗人所面临的伟大传统,除了艾略特所说的“自荷马以来的整个欧洲文学”,还包括自《诗经》《楚辞》以来的整个汉语文学,也包括自艾略特同时代以来的整个世界文学。今天的诗人不仅继续沐浴着中国自己的诗歌传统之光,翻译使得汉语诗人能够享受到世界各国的诗歌传统之甘霖,越来越多的诗人能够阅读原文去直接感受诗歌在自己母语中的力量。由于中国新诗发展的先天性不足,汉语诗歌有一种自卑的姿态(并非贬义),更愿意去译介其他各国的优秀诗篇,远比其他文化译介汉语诗篇来得更丰富、更有包容性。包容是汉语诗人成长最关键的因素,是汉语诗人与传统之间最重要的契合点。可以说,今日的汉语诗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是世界文明传统的继承人与传道者。当代汉语诗人正在试图吸收这几个伟大传统,如果吸收得当,中国的诗歌会再次让世界瞩目。
  这些伟大的传统中,最重要的就是经典文本。诗人不但吸收经典文本,经典文本的传播更有赖于诗人的参与。所谓的经典有三种:一是共识的经典,其地位及所产生的巨大价值巨大影响恒久存在;一是时代的经典,是某个时期意识形态或政策影响的产物,只有史料的价值;一是个人的经典,基于私人化阅读经验,有助于形成同时代人中个体的创作个性。
  艾略特说:“不能把过去当作乱七八糟的一团,也不能完全靠私自崇拜的一两个作家来训练自己,也不能完全靠特别喜欢的某一时期来训练自己。第一条路是走不通的,第二条是年轻人的一种重要经验,第三条是愉快而可取的一种弥补。”因此,成为同时代人也许可以如是对待上述三种经典。共识的经典是诗人创作的巨大生命源泉,不仅对诗歌创作而言,对如何成为一个诗人、如何成为一个凝视时代的诗人,至少如何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而言,尤其是重要的人文素养所在。它是形成诗人共有品质的基础,也为诗人不同面貌的形成准备了开阔的空间。时代的经典是成为同时代人所要警惕和避免的,它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太密切,如影随形的密切。由于成为同时代人意味着“紧紧保持对时代的凝视”,因此很容易陷进去,成为时代的机械书写者或应激书写者,如十七年诗歌、文革期间诗歌、地震诗等等,放弃了在时代之黑暗中的凝视,选择了闭上眼睛贴上去。个人的经典尤其体现了诗人的兴趣之所在,是诗人需要极力葆有的一种经典,然而需要防止对个人之经典的绝对化倾向。
  经典令人焦虑,传统也令人焦虑。但我们处在传统中,是传统的一部分,有让自己成为经典的渴求。正如阿甘本解读曼德尔施塔姆《世纪》时所说:诗人——同时代人——“用自己的血来弥合碎裂的世纪之脊骨”,“是那阻止时代自我创作之物,又是那必须缝合此裂缝或伤口的血”。这“血”不是别的,是“单一个体的劳作”,是诗人的创作。诗人的创作不仅是对过去的传统的回应,也是将自己置于传统之中,传承—传道。因此,处在传统之中的诗人正是那不可或缺的同时代人,他与伟大传统的每一个时代、每一位诗人、每一部经典同时代,更与自己所处的时代同时代,他也将自己的“同时代”虚位以待,等待后来者。



  也许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诗人的处境都不那么令人欣然,写诗都是不合时宜的事,也许诗歌真的已经进入“贫困时代”,处在社会的边缘,同时也处在所有文体的边缘。但这正是诗人的优势所在,以一种边缘的姿态重新审视诗歌写作,“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萨义德语)。诗人可以让自己成为边缘人,当代汉语诗人身处“将诗人作异类看”的时代尤其如此,但坚信自己真正地属于时代。也许阿甘本给出了答案:“那些真正的当代的人,那些真正地属于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合时代要求也不适应时代的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不合时宜的。但恰恰是因为这种条件,恰恰是通过这种断裂和时代错误,他们能够比其他人更好地感知和理解自身的时代。”
  诗人——同时代人——不因时代逃避自己而逃避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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