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把握一个复合词，就不能放过
意义间的张力，即那些由某个“间性”而生的歧异的暗礁。既然看上去，与“同时代人”相比，“同时代”是更为简单的一个表达，那么不如干脆从“时代”说起，也许能够降低一些触礁的风险。
与其余表示时间的名词相比，“时代”的模糊与随意显而易见，在奔流的时间整体中，它自呈胶状，粘滞附着了所有具有“时代性”的事物。我倾向于将“时代”的模型描画为一个透明的容器，它透明的程度使得边界和轮廓无法自行显明，这是主要困难所在。而观其究竟，非得从其装载的内容物入手不可。“人的时代”或“时代的人”，是一对可逆的充要表达，于是，“同时代”与“同时代人”便可以合并讨论。
“同时代人”作为一个松散的集体，唯一的共性就是“同时代”，这是一种微妙的，兼有被动性及主动性的状态。“我”在并不知情的状况下，成为了“你”的同时代人，然而在这种不知情的背后时常有一种确信，如同在黑暗中感知方位的本能——强调人称在此处看来是必要的，因为所谓“同时代”很可能是一种投影般的联系。巴尔扎克是他自己的同时代人，因为他正像一架日晷，时刻注视着自己投落在大地上的影子。而时至今日，我们的知觉能力显然在退化。从种种迹象来推断，这与“时代”本身的变化不无关联，时代的新质地给身处其中的人带来磨损。人不再有条件，仅仅作为自己的同时代人而成立，即感知自身的时代性不再只是通过观照自身，或直接的沙龙式的人际交往就可以达成的。事实上，我们的时代性本身便包含着这种磨损，这种“直接的不可能性”。我们被迫伸出触角，被迫施行更多“及物的动作”，甚至被迫想象和虚构不可见的抵达，用于模仿已经消解的直接性和亲历性。
在当下——难以归入时代，文学日益退入边缘，但这种退让也许是不无裨益的，一种被潮流遗落下来的裸露的写作空前地被需要着。对于一名写作者，惟有写作能够充当一个“不及物的及物动作”，惟有写作能使人与幽灵化的时代产生临时的勾连。时代所面临的精神与肉身的分离状态，它与其自身不一致和不重合，使得“在时代之中”和“在时代之外”具有同等的真实性。写作，不为缺乏证言的时代提供证言，而是同时为这两种状态提供落脚之处，因为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始终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存在：在时代之外正是为了将时代看得确切，然而怎样才能再回到时代之中去验证这种确切呢？要处理这个问题——如果恰当的做法不是回避——就必须首先认同这是一个病理问题：时代性并未死亡，而是成为过于生机勃勃的幽灵。对于这种活跃的、积极的虚无现象，写作必须从形式、题材，甚至最基本的语素予以全面的应对。
“在人生的中途”，伟大的但丁经典化了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表达——甚至使它具有惟一性，罗兰·巴特又在他的课程讲义中屡次重提。我乐意借用这一表达开始对“写作的时代”或“时代的写作”做一番解释。这一“中途”对于写作者而言意味着一种无法察觉的运动：像一支飞行的箭对于自己的飞行并不了然。除去开端与结束，这“中途”是无意义的——或仅有未知的意义，不可削减的，近乎无限的衰变过程。写作，正将写作者投掷到这样的境地中去：一种无望的等待，起点被搁置，结局被悬置，惟有飞行本身，以及对飞行的忘却。写作者，在写作中忘却时代，并在忘却后使得时代自行显现，从而萃取一种非人为的本真。
对于同时代，某种程度的闪烁其辞是可被允许的，甚至是不失诚恳的。“时代”本身的绵连样态，使之永远处于将要成形和正在瓦解之中，一个写作者不可能削足适履，他不可能恰如其分地穿上他的时代，不舒适与不匹配才是正常的、正当的。写作，在连接处、缝隙中，在未成熟和已败落中发生。我将王炜的诗剧《罗曼·冯·恩琴》中的极昼与极夜，以及朱珐的《一个人的诗》中诗经原文与“今译”的互映，都视为对这类缝隙或临界的拟态。对于写作者而言，他的时代是永不完成且永不终结的——作为桥梁与阶梯的查拉图斯特拉是所有时代之人的同时代人——稳定、确凿和完整都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拖延了写作本身的抵达，却令它始终得以持续——这虚无的动力。有待与时代彼此认领的写作者，利用写作——惟一的动作，利用它那些不可见的进展，利用写作的无效性，与某些在暗处的对象保持某种秘密的同步。
被这种“同步”所牵引的写作，并不依赖某种生命力，而恰恰是凭借疲倦——生命力的贫乏——得以展开。这疲倦有时呈现为一种放弃的策略。在朱珐“主编”的《卡尔维诺与计划生育》一书中，原创性的自我期许和自我防御，以一种反向的作用力，一种放弃的表态得到了强化。正像现代批评家们以“作者已死”来释放作者。“小说乃是作者，译者和读者合谋公演的舞台，台上始终只有一出《华容道》”。然而，众目睽睽，作者的隐身术并无生效的可能，编者也好，译者也罢，仍旧是在“小说”许可的范围内的虚构。这部作品真正的惊人之处，在于一种空前的对于趣味的放任。在目录当中，“编者”以一种“风马牛”的荒诞组织手段将一干“无关宏旨”的次要材料芜杂地堆积一处，甚至在开篇之前就以一种无厘头喜剧式的巴洛克效果使读者为之错愕。它繁复的奇技淫巧并未试图体现故事、逻辑、玄思、诗意等等文学的“核心价值”，而是将某种程度上与文学合法性相关的严肃性暂时搁置一边，仅仅表现一种东拼西凑的非系统性，它使得可能的“文学批评”失去了驻足之处，或者说，它所要求的是一种智力游戏式的，见招拆招型的批评。然而《卡尔维诺与计划生育》自扉页“郭沫若大师”的题字“卡尔维诺为何恶毒诋毁我计划生育”开篇，也在另一层面喊出了一种直面现实的，痛切的声音：一个尚未成形便遭扼杀的孩子和一个不但对精神，亦要对肉体行使主权的荒谬体制。但一切终须被视为一场游戏，这就是疲倦的后现代，自我消遣并自我消解。
这是同时代写作的其中一种样态，以个人趣味消解自我的努力，伴随着文学精神的退场：写作并未得到更新，仅仅是还原为写作自身——一种最后的，不再能够继续消解的写作。但正像布朗肖如此介绍他的“最后的人”：当时根本尚未存在。同时代写作者所朝向的“最后”，一样始终并未来临。文学总是以重新归纳的手段来实现它的致命反扑。
然而“在中途”的同时代写作，还具有第二种面向：一种对于从源头生发的力量的回溯与接续。诗人王炜的文学评论集《近代作者》是当代中文写作对于“价值”的再梳理和再讨论。在对普希金、泰戈尔、纪伯伦等长期遭到“现代文学趣味”所排除的“旧日偶像”做出精微的解读之后，促人自省对于他们的所有不假思索的偏见是如何起源，又是如何成形的。一种灾难性的对待经典的态度，在当代的中文环境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同，此时从神龛中重新请出近代作者们，并非简单地拨乱反正，而是要具体分析一种与懒惰相关、与公共教育相关、与习性相关、与语种相关、与政治相关、与主流和精英生活方式相关，唯独与文学的核心价值无关的文学选择是怎样发生的，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在《未完成的大地事务——论拜伦》一文中，作者写道“但也极有可能，一个历史中的诗人不存在于过去，而是行走于未来某处”。这段话托呈出在文集《近代作者》的构思之中隐含的一个观念：具有时代性的写作者——这些被冠之以“近代”的写作者们——对于时代的回应，具有被视作时代的一部分而随时代被弃置封存的危险，一个写作者的自我拯救和自我打捞将在更远的未来发生。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基本的文学史的观念——文学战胜时间赢得特权，但是请注意，这是以一种近乎悖论的方式说出的：过去的（历史中的诗人）不存在于过去。所谓的“近代”并非指在时间上与当代接壤，而是一种正在与当代趋近的态势，这基于另外一个观念：表面呈线性的历史中，总有一些部分在暗处兀自循环。于是，“历史中的诗人”或“时代的写作者”的含义可能就是那些驾乘文学飞艇的人，那些从自己所处的时代中找到那些暗门，潜入，并等待在某个未定的将来时刻，以更高程度的强力和明晰再现于文学视野之中的人。除了提问“我们是谁的同时代人”，也许我们还应提问“我们将成为谁的近代作者”。
所有进入文学史的企图，和将自身经典化的努力，都将面临两种难堪的局面：其一是被“时代精神”不断批改，成为一种无特征的百搭物；其二便是被新的时代束之高阁。一个写作者，接受作品的一切命运，承认它的结局是未知和失控的，但对于作品的死亡与复生仍旧负有责任，这一责任也可以被视作其对于时代的责任的一个附加条款。一种基于写作的，寻访同时代人的工作总是像在盲人（对于“不可知”，对于“禁止”保持注目，承认并接纳某种盲目，这很可能是直面黑暗时的必然反应）之间进行着，因为写作者的投石问路（他的作品）总是回应了了，甚至得不到任何回应，但沉默却正是声音的无限，是无数在暗处被倾听的可能。写作者不需要廉价的时代承诺，他将自行发现、自行构建和自行创作语言的暗室，深入时代的夜晚，在那容纳所有“同时代阴影”的巢穴之中潜伏等待。最后，再度引用王炜的诗句充作结语：“别歧视，这夜的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