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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纪梅:我的“同时代人”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5-10-22  

纪梅:我的“同时代人”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旧时代”都可以成为“同时代”。谈论“同时代”这一话语行为,已显示为将时间空间化进而将其重组、改写的叙事动机和伦理努力:成为“同时代人”,是对线性时间及其同一性的干扰、阻隔、打破、悬置,进而重新错位联接;成为“同时代人”,意味着与他者实现一种社群式的联合交往实践,是自我与他者进行跨时代、逾地域的“光合作用”和精神家族结盟,是通过辨认和回应他者而生成新的主体性,是新主体的成长和现实的增殖,是对“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可能成为什么”的自我询问和确证。
  我曾将自己在阅读中感受到与他者成为“同时代人”的时刻,定义为自己阅读和写作的真正开端和自我生长的地平线。那是2009年的冬季,在一连数十日的寒夜里,俄罗斯19世纪的风雪在三册泛黄的《往事与所想》中来回激荡涌动,以模糊而莫名的温暖和力量震撼着我贫乏的精神生活。通过赫尔岑的描述,奥加辽夫、恰达耶夫、别林斯基……这些人儿在曾经作为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以及无数人的“同时代人”之后(这是我后来才了解的),自这个冬季开始,成为了我的“同时代人”。
  我与一个黑暗但“群星灿烂的时代”的结缘,自此开始。也是自此,我才重温到心中消失已久的思想的热情、因害怕被同代人讥讽而羞于提及的那种少年热情的崇高美感。
  白银时代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评说俄罗斯的十九世纪“是一个思考和语言的世纪”。十九世纪对于俄罗斯来说,确实有着特殊的意义。经过漫长的无思想和集体无意识之后,俄罗斯人终于在极度缺乏自由民主气息、在极为沉重的气氛中开始尝试着用民族语言和思维进行自我表述——相对于博大但概念模糊的“俄罗斯人民”,这种语言和思维的自我表述,更中肯一点的说法或许应该是——源于几个最早觉醒的孩子:包括恰达耶夫在内的十二月党人、赫尔岑,以及他们的挚友奥加辽夫、格拉诺夫斯基、别林斯基和巴枯宁……还有赫尔岑的妻子纳塔莉亚。
  从这个冬天到来年寒冷的春天,我一直沉浸在赫尔岑的漫漫长卷《往事与随想》中,漫游在他所展现的纷繁往事和凝重的沉思世界。赫尔岑这部百余万字的回忆录,是文学叙述,是政论时评,是哲学思考,是整个十九世纪沉寂的俄罗斯和动荡的欧洲的历史再现,更是晚年的赫尔岑对这个行将消逝的生活世界的深情告别,以及留给后世的痛苦见证和一份思想遗嘱。
  赫尔岑的回忆从一个悲剧性的时刻开始——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沙皇尼古拉一世用五副绞刑架高调宣告了对自由进步思想的绝对胜利。这之后,俄国进入了长期的黑暗和停滞,正如赫尔岑所描述的:“社会的道德水平降低了,发展中断了,生活中一切进步的、强大的因素被铲除了。剩下的是一些惊慌失措、软弱无力、灰心丧气的人,他们头脑空虚,胆小怕事;”他们失去了“雍容华贵的豪迈诗意和任何自主的尊严感。这些人一心做官,爬上了高位,但并无雄才大略。”在这个社会的上层,盛行着放弃精神而换取权势的游戏,而底层民众的广阔世界,则是一片冷漠的沉默和死寂。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未来的俄罗斯仅仅存在于几个孩子之间,他们刚刚离开童年,还那么微不足道,不易觉察,因此可以在专制制度的铁蹄和土地之间的缝隙中盘桓发展,可是他们身上蕴藏着12月14日的传统……”对俄罗斯思想与俄罗斯文学来说,对俄罗斯知识界来说,“十二月”构筑了一个“原始教导场景”。赫尔岑和他的同道们深深地知道这一点:十二月,是一个隐秘的历史起点,而非历史的终结。
  或许可以将这些孩子们的思想与文学活动的萌发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起义,他们为自己发明了躲避迫害与对抗暴力的文学形式或宗教话语。“从表面来看,俄国的思想已停止流动,尼古拉用铁钳束缚了她的动脉,但是血液仍通过周围的各种孔道在渗透。……在这个屋顶和这个地基之间,一批孩子首先抬起了头,……这些孩子惊醒了俄国,俄国开始思考了……”(《往事与随想》)
  这些汲取并继承了十二月党人精神和理想的孩子们,虽然如赫尔岑描述的那样“软弱,微小,无依无靠,非但这样,而且受尽摧残,因此极易丧失生命,不留下一点痕迹”,但他们活了下来。并且从那时起,他们的整个一生,从大学课堂到客厅沙龙,从莫斯科到偏远外省再到西欧,在报刊中,在讲台上,在私人书信里,在流放地,在印刷所……他们的信念始终忠诚不渝,他们的活动从未中断。赫尔岑如此自信地描述道:“政府的压制提高了我们的声望,监狱和流放成了我们当之无愧的台座。”他们的一生,都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践行少年时代的崇高理念。
  赫尔岑以他兼及哲学思辨的文学叙事向我们展现了他们一代人的思想、生命与命运的逻辑:是什么迫使他们在思想的事业中不断发生转向,是什么使他们选择了接受或反对当时盛行的黑格尔主义,是什么让他们在民粹主义、斯拉夫主义与自由主义等各种思潮的风起云涌中保持着对时代方向的辨认?是什么让他们在黑暗与极权社会中开辟出思想的自由与文学的伟大想象力?是“十二月”的历史语境,是一个悲剧式的“原始教导场景”所标识的强有力的暗示。俄罗斯现代史所经历的最深刻的危机标识出他们思想的时刻,标识出他们思想的坐标与地平线。没有任何伟大的思想与文学的诞生不曾经历并穿越历史的危机时刻。
  俄裔哲学家、政治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曾如此评价这些人:“他们系出贵门,而不顾家世,追随比较自由、比较激进的思想与行动模式。……这类人挥洒一种特别的、兼含天真自发与身份地位的个人自由。他们的心灵望向远大壮阔的境界,思想上流露贵族教育善于培养的独特的一种优游情趣,喜爱新颖、进步、反叛、年轻、尚未尝试、即将问世事、向往一望无际的汪洋——先不问有无彼岸。……他们生活在新旧交界附近,一边是即将过去的丰美人生,一边是逗人而可能落空的未来——他们自己大力接生的危险新时代……”(《俄国思想家》)诚如伯林所见,赫尔岑和他的这些朋友们,其思想的萌发和对现实的反抗,不似别国多为惯常的社会地位低贱、因穷困难活而不得不“揭竿而起”—— 这些大多出身于显赫贵族的青年,他们的命运本可继承父辈衣钵,成为阀阅世家未来的继承人。然而他们却主动摒弃享乐和安逸,坚定不移地视专制、压迫为死敌,视传播公平、公正、自由的人道主义思想为终生使命——虽然他们的生活因此而被置于无休止的被捕、牢狱、监禁、流放的悲剧和痛苦之中,他们的生命也大多紧张而短促地掠过俄罗斯十九世纪的天空,但他们依然摒足了力量,在有生之年真诚而热烈地闪耀着光芒:他们写作、讨论,从容走上讲台,无论遭遇怎样的失败、挫折和打击,都竭力将道德与理想体现于自身的思想与生活实践之中,并且从而,为一个国家和民族,保持着和保存了神圣的自由思想的种子。
  涅克拉索夫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我们不懂/我们又怎么能懂……也有人热泪涔涔,却不是由于个人的不幸。”这多像是在说赫尔岑和他的朋友们——这些把失败与痛苦当作自身遗产的人儿,从青春年少一直到生命夭折或白发皓首,历经了种种恐怖和悲剧,他们会唏嘘长叹,他们常热泪涔涔,但却不是因为“个人的不幸”。只不过,“我们不懂/我们又怎么能懂……”——当世及后来的人们,是否能够懂得他们,又是否能够中肯地理解和评价他们的生活与理念呢?
  还在第一次流放期间,赫尔岑的表妹,即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的纳塔莉亚,在收到赫尔岑的画像后,忧伤地回信道:“看了你的信,看了画像,……我真想一步跨过100年,看到那时它们的命运怎样。那些我们视为神圣的事物,那些医治过我们的身心,作过我们的话题,并在离别时多少互相代替我们的东西,那一切我们曾用来防止人们的侵凌,防止命运的打击,防止我们自己的亵渎的工具,在我们死后,它们的命运将怎样呢?它们还会保存它们的力量,它们的灵魂吗?它们会唤醒、会振奋谁的心灵吗?会讲出我们的故事,我们的苦难,我们的爱吗?我们会获得哪怕一颗眼泪的酬谢吗?当我想到,你的画像最后会挂到不知谁的书房中,或者,一个孩子也许会玩弄它,打碎玻璃,磨损画面,我觉得多么伤心啊!”
  纳塔莉亚想不到,仅仅在二十多年后,赫尔岑和他的朋友们,甚至包括十二月党人,便被更年轻而激进的一代斥为过时了的“多余的人”。在晚年的流亡生涯中,面对妻子和昔日好友一个个逝去,面对陌生而敌对的年轻脸庞和他们汹涌震荡的激情,落寞和误解像伦敦浓厚的白雾一样深深地笼罩着赫尔岑:“他们能否理解,我们为什么不无所事事,追求各种享乐,喝酒及其他?为什么我们的手不从事伟大的劳动,为什么在兴奋的时刻不能忘记忧愁?”是啊,究竟是什么感召了这些人,谁用法术熏陶了他们?使他们不去关心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去关注个人和家族的利益,不去在意未来的生活保障,却将自己的整个生命和一切努力,全都贡献给没有个人利益的民族共同事业?
  在总结他们这代人的“历史使命”和文化“功绩”时,赫尔岑不无自嘲地说:“我们通过我们的失望,我们的痛苦,终于向真理低头和屈服,使后代不致再遭受同样的不幸。这样,人类通过我们而得以清醒,我们是他们的醒酒剂,是分娩前的阵痛,”——可是,他并不相信一种历史乐观主义,他甚至认为历史常常不过是一个疯子的自传,“如果分娩顺利,一切都会好转;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在这过程中孩子或母亲都可能死去,也许还可能两者都死……”倘若如此,赫尔岑和他的朋友们,又将置身于何处呢?
  面对依然存在的高山和峭壁,面对一个个友人的悄然离去,晚年的赫尔岑在回忆录中坦言,他想把那些“已消失在灰蒙蒙的雾中”的高贵灵魂,“从完全被遗忘的角落带到台前来——这也构成了他晚年写作与生活的动力之一:“我要争取使他们受到承认并获得公正的待遇。”
  阿伦特曾比喻说,“历史就像跑道,一些选手跑得如此之快,轻易就超出了公众的视线。”(《黑暗时代的人们》)卡夫卡如是,本雅明如是,赫尔岑和他的朋友们亦如是。这些在黑夜中过早地苏醒的人儿,为了摸索着寻找、开探一条出路,一路跌跌撞撞,碰在各种山石和峭壁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在浩瀚无际的人烟中,他们确实不过如人体的一根根毛细管,或面团中微不足道的那点酵母,然而正是这些人,惊醒了别人去从事完全不同的活动:让肌体血液循环顺畅,让冷寂的面团充分发酵。
  对赫尔岑一代来说,一次悲惨的社会改革与政治失败,缓慢地成就了一个强有力的文化与思想上的“原始教导场景”,赫尔岑和他们的友人们在这一历史场景中扩展着他们自身思想的能力,他们思考着那些先驱们不曾思考的维度,不仅是政治的、社会的,还有文学的、哲学的和宗教的。他们开辟出一条出人意料的时代,在政治上狭隘、守旧、专断的时代缝隙里开辟出一个思想与文学的“黄金时代”。
  珊瑚礁的形成要经历数万年,前面生长的部分每到春季便得死去。作为水螅体,它们死的时候不会想到自己为珊瑚礁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赫尔岑看来,他们这代人为“历史和大自然”所能做的,或许就像水螅体,“作为一个因素走进历史,走进未来,而并不能奢望自己的理想将在未来得到实现”。而他们真正在意的,或许也不是我们这些后人是否能够理解和如何评价他们——他们已经用整个生命历程践行了他们心中的理念。他们完成了自身的使命。只是,如何理解和评价他们,是否能够成为他们的“同时代人”,在我看来,却关系着我们自己的生活与生命质地:当他们的身影投映在历史的天空,作为后人,我们是否能讲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苦难和他们的爱?在他们苏醒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是否能真正地醒来呢?
  身处“20世纪黑暗的中心”的汉娜·阿伦特曾这样定义“黑暗时代”:公共领域消失、人类无法通过言语和行动展示自身生活的真实状况。但她同时指出:“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在其著作《黑暗时代的人们》中,她认为莱辛、雅斯贝尔斯、卢森堡、本雅明等人,分别是他们所处黑暗时代里的启明光源,虽然散发的不过是“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却能“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借用阿伦特的概念,赫尔岑和他的这些朋友们,就是一颗颗启明于十九世纪黑暗夜空中的微弱但恒久闪烁的星星。这些苏醒于黑夜的圣灵,他们的语言和文字,是一首滋润了十九世纪俄罗斯的长长的、动人的心灵诗章;他们的呼吸与神情,构筑了俄罗斯最为高贵与圣洁的精神风尚。
  而今,100年过去了。160年过去了。纳塔莉娅:此刻,我的目光正注视着你爱人的画像,感受着你们的气息,体味着你们在书页里的轻盈呼吸……赫尔岑:那保存在你和你的朋友们内心的力量,那蕴藏在你们身上平静而痛苦的高贵气息,在一百多年后依然唤醒并振奋着一个人的灵魂。彼时今日,她都试图成为你们的“同时代人”,叙述出你们的故事,你们的苦难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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