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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本（Giorgio Agamben）那篇著名的大学课程研讨会文章《什么是当代人》（What Is the Contemporary，又译“何为同时代”）中，所谓的“成为当代人”或者“当代性”起码有两种含义：其一，凝视自身时代之黑暗，用阿甘本的话说，“当代人就是那些眼睛被自身时代的黑暗光波击中的人”；其二，在当代与不同时代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联系，从此种意义上说，成为当代人也就意味着成为所有时代的同时代人。在阿甘本这里，“成为当代人”既是一个指令，也是一个任务，通过对这一指令的领受以及对这一任务的执行，当代人完成自身时代性的书写。换言之，当代人的当代性，需要通过一系列工作才能完成，而并非本然就成立的。
一个和你在大街上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有可能就是你的同时代人，但在彼此之间的当代性尚未完成之时，你们之间不过是时代断裂碎片的小小刮擦而已。除非，就像波德莱尔在《致一位过路的女子》诗中曾经做过的那样，你，作为一个诗人，将这个过路人的形象，转化为一个于其眼中“孕育着风暴的天空 ”的“雕塑”的形象，然后，我们——任何一个现时人——就可以不断地与这样一个形象相会于永无穷尽的来世。按照本雅明的说法，正是在如此复活现时之历史索引般阴影的时刻，你我之间完成了“成为当代人”的任务。也就是说，那位波德莱尔诗中的过路女子，是现时所有人的同时代人。
成为当代人，有赖于我们被一个过去时代的过路女子之目光的复活。而这样的遭遇，或者说这样“电光一闪……复归黑暗”的时刻，在阿甘本看来，就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在《世纪》一诗中所宣称的那种不可能性：“为了将世纪从奴役中解放/为了世界重新开始/一个人必须用一根长笛/连接岁月支离破碎的膝。"一个诗人用长笛连接世纪的断裂的脊骨，阿甘本认为，这就是一个当代性的形象。
在《什么是当代人》这篇文章中，阿甘本虽然没有明言诗人这项职业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完成当代性这一任务，因为其中的诗人更多在于特指曼德尔施塔姆本人及其《世纪》一诗，但是他颇为启发性地指出了，诗人的形象就是当代性的形象。这一形象的揭示，道出了当代性至为本源的实质，这一实质即是阿甘本在文中引述的圣保罗的话：当代性就是弥赛亚时间，就是与弥赛亚共处一个时代。由此可以说，阿甘本始终是把当代性的形象作为一个弥赛亚的形象来考虑的，成为当代人，于是也就意味着发现、发明或成为诸多基于不可能完成性的具有弥赛亚指向的形象。如此弥赛亚指向的作用，在于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碎片之统一性的急迫需求”（引自阿甘本《诗节》一书的导论）中重新生成、重新记忆，进而重新保全。而诗歌，或者说诗性的工作，也就是在这个弥赛亚的急迫需求中出场的。
诗，是对不可完成之事物的保全。通过诗，不可完成之事物，以其“碎片之统一性的急迫需求”被保全在同时代之中。而作为当代人，或者说，成为当代人，即是藉由弥赛亚的形象或对弥赛亚形象的无限开启，将这一需求在当代的情境之中揭示出来。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需求呢？如果说，这一需求总是本源地在先的，总是被过去之时代保全在历史索引的阴影之中的，那么当代性又如何成为可能？难道每一个时代不都是通过宣称自身时代的堕落而确认当代性的吗？还是说，所有的当代性，甚至所有的当代人，不过是一种类似于进步幻象的东西而已？
在对这一需求的理解上，阿甘本显然将其法门归向了一种“基督再临”的时间模型：“标志着终结的基督再临是确定的和临近的，但不在一个确定的点上。”这就使得圣保罗所谓的“预象”（typos，又译预表）的能力——即圣经中某一时刻或某一片段对现时的预示——非常接近当代人对于同时代形象认领与揭示的能力。诗中的一切形象，均构成预象，如此预象在达成旧约对于新约中基督的预示，同时又要在旧约和新约之中达成对于基督再临的预示，而对于诗本身来说，或者对于阿甘本所谓的“诗节”来说，即是对于说出不可说之事物、完成不可完成之事物的揭示。这就是为什么，诗人的形象就是当代性的形象，因为当代人无以在自身时代内部说出当代性本身，而是要在外在性当中，乃至在时代的脱节和错认当中，说出当代性。诗，可以说，是对当代人之主体性的一种保全，因为诗从不说出它的当代性。
这或许即是当代人不合时宜的一个原因。他不得不——而非自觉承受或认领——完成现时时代对于过往时代的历史援引，与此同时，他不得不——与诗人的意识或无意识没有直接关联——在不可完成之统一性的言说中接迎当代性。由此回到阿甘本所谓成为当代人的勇气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勇气绝非对当代英雄、当代人文主义或当代诗人之超越性的延请，而是对完成不可完成之事物的提醒。从这种意义上说，成为当代人，并不是在当代经验内部施展的一项工作，而是基于本雅明所谓经验的贫乏，乃至经验的毁灭以及“预象”能力的零度而进行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和当代人的一切不能完成性密切相关。
德里达在《什么是诗》这篇短文中，将诗的不能完成性看作是“用心学习”（apprendre par coeur）的经历：“诗性……会是你渴望学习的东西，只是你渴望从他者那里，向他者，得益于他者……用心学习的东西。”德里达对于诗性的这一认识，无疑将阿甘本加之于神学的当代性工作转向了生活，进而也将“成为当代人”的自我认领以及自我觉知的视域转向了他者。用心，从他者那里，用发现他者的心，学习，记忆（“apprendre”一词，在法语中，既有学习的意思，也有记住的意思）。通过向他者学习，记住一些日常的习惯，哪怕终于还要打破这些习惯，但这就是迈向生活的过程，也是每一个时代被归认为自身惰性从而自我区隔的那一部分。但是，就像德里达所说，诗，或者说诗性，作为一种“重复自身之离散的签名”，可以把自己卷起来，但从不与自身相联，也从不自己移动：“它将自己暴露，任自己被快速冲向它的东西撕成碎片。”诗，在德里达这里，是碎片在先的，而那个统一性的急迫需求，不过是诗人自己既无以按捺亦无以安放的主体性言说而已。这也就决定了时代之堕落，不在于自我发现的无能，而在于他者发现的无能。发现他者，用德里达的话说，就是发现心灵的过程。
当代性的形象，在阿甘本所谓圣经或基督的预象和德里达所谓学习或记忆的心象之间，呈现的是当代人之于时代遗产的继承。我们在沉默和言说之间、在预示与延异之间，不可说地说，不可做地做，这毋宁说就是成为当代人的重要任务。这也就是当代性对于当代的意义，或者说，这即是成为当代人所意味的那种使命：“它让它自己被人所做，没有能动性，没有劳作，在最最庄严的悲痛中，对所有的创作，尤其是对创造而言，成为一个陌生人。”（引自德里达《什么是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