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冰艳 译
法兰西史上的两个怪才、两位智者，他们总是因为不同的原因为世人所诋毁。1967年，他们相遇于正值“红色年代”的巴黎。当时，一个是高中教师，另一个刚完成麻省理工学院（MIT）一年的学业归来。现如今，一个蜚声海外，成为国外最受欢迎的法国思想家，另一个则将名声留在了国内，成为六角国境内享有威望的杰出知识分子。
两位对法语语言及其独特的辩证法都表现出了无条件的热爱。然而，自2000年关系破裂以来，他们无论在人生轨迹还是思想方面都再无交集。那次关系的破裂缘起阿兰·巴迪欧（AlainBadiou）在《自由报》（Libération）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大肆讽刺了本尼·莱维（Benny Levy，1945-2003）“从摩西主义到毛主义，再从毛主义到摩西主义”的思想路线转变——正如大家所知，或者如他自己所称的那样。而文章讽刺的对象，正是米尔纳昔日的战友与伙伴。在此之前，两位从未就分歧发生过如此正面的冲突。
阿兰·巴迪欧于1937年出生于拉巴特，让-克洛德·米尔纳于1941年出生于巴黎。读者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对话进行得并不顺畅，似乎极有可能随时终止。因此，我们事先与双方达成共识：首先，一定要将整个对话完成；其次，要做到对话内容不流于表面，确保对话主题既涉及我们时代的问题，也提及两位的思想体系；然后，要借此次机会进行辩论，并对各自的假设进行阐释；最后，要向读者呈现出使双方对立的争论点，并不忘就他们谈论的对象进行讨论。
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事先达成协议。我们决定在2012年1月到6月期间分别进行四次对话。前三次是坐在沙发和靠椅上进行的，而最后一次是围坐在桌子旁边进行的。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一方面是为了改变对话的模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放置材料——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更加便捷地调整对话录。不知道是桌子的缘故，还是所涉及话题的性质，让-克洛德·米尔纳嘲讽式地调侃道，他害怕被这种设置所吞噬，就像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被黑格尔所吞噬那样。事实上，最后一次对话算得上最轻松的一次，它更像是一次交谈，双方态度都变得温和了许多。
对话的准备工作是在一次午餐中完成的，我们大致列出了两位思想家的主要分歧点，其中包括无限（l’infini）、普世（l’universel）和犹太人名称（le nom juif）等，然后讨论迅速转向对国际重大新闻的回顾。
对话原本计划在一个大使馆的图书馆进行，后来我们选择了位于巴黎圣母院旁边的一家餐馆。阿兰·巴迪欧和让-克洛德·米尔纳在前不久刚重归于好。当天，他们就德国和欧洲问题、美国校园和法国政治生活问题交换了意见，但对中东问题却只字未提。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一些具体分析方面，他们之间的对话又恢复了。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加以合理引导，适时缓和气氛，以避免对话陷入僵局。
每次对话大约持续三个小时，都按照事先安排的那样顺利完成了。不过，我们在重读对话录时遇到了巨大的考验，因为两位思想家都会在不改变对话整体节奏的基础上，重读、修改自己的部分，以使自己的一些表达变得更加精确。
在将对话转换成文字的过程中，我们有意将每个人的论据加以精炼，观点加以浓缩。不过，最终的行文结构仍然会尊重对话的基调，保留大段的论述与断续而又敏捷的答辩交替出现的结构，以向读者呈现对话中体现出的聆听的质量、惊讶的感情和说服的欲望。
如果说不存在主体的内部对立和外部对立，即不存在既主观又客观的交锋（violence），便不是真正的思考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如果不提及双方的假设和方法论，就不是真正的对话。我们不仅要将双方对立起来，还要试着让他们去说服对方；如果无法说服对方，我们也不能够满足于简单的论证，而是要进一步解释各自论据成立的基础。我认为这就是阿兰·巴迪欧和让-克洛德·米尔纳在此次对话中做得最成功的地方。他们在对话中进行着慷慨激昂的论战，有时甚至表现得冷酷无情。当他们遇到那些最令人头疼的话题时，比如对待巴以问题的态度，他们恨不得在言谈中加上类似书信后面的附言（p.s.），以进行补充说明。他们在普世的地位、犹太人名称、数学、无限等方面同样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但同时也在很多其他方面部分或全部地达成了共识，比如革命遗产、马克思作品、国际法、阿拉伯国家暴动、法国历史地位、左派议会的角色、“常规”候选人、（五月十五日）愤怒者运动、尼古拉·萨科齐的遗产等。
可以说，他们知道彼此间存在着分歧，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其他问题上达成共识。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我们不能贪图方便，为了更加便捷地将两个不同的人生轨迹搬上舞台，便给予读者错觉，设法让读者相信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真诚的谅解（不幸的是，关于这种错觉的暗示在其他地方随处可见）。众所周知，法国思想史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的思想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高于其他思想，或者对国外思想无动于衷，而是因为它是由法国特有的“对立原则”（principe de division）滋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说笛卡尔——这位法兰西的骑士并不比帕斯卡尔更具法国人特征；同样地，在表达上，卢梭也并不比伏尔泰更不具法国人特征。正是他们的存在使得佩吉（Péguy）和其他所有试图找到一个范式来定义法兰西精神的人们伤透脑筋，最终失望不已。事实上，正如尼采所极力论证的那样：法兰西精神并不具备鲜明统一的特征。
从这种荒谬的本质主义出发，我们无法得出任何结论。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将法兰西思想史从文体（style）和思想两方面进行区分的合理方式。例如萨特，他既是一个无情的空论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分析家；他既是一位法国传统伦理学家中的散文家，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入世的知识分子。相应地，阿兰·巴迪欧是一位全面的哲学家，他是清晰句式（la phrase claire）的推崇者和才华横溢的演说家；他既是散文家，也是自己“介入态度”的忠实拥护者。他的父亲曾是一名抵抗运动成员。在他年幼时，父亲经常指着挂在办公室的地图为儿子分析联军的进展。法国解放之后，他的父亲成为了图卢兹（Toulouse）市市长。父亲是阿兰·巴迪欧成长过程中的第一位指引人。萨特和阿尔都塞都可称作他的启蒙老师，而启蒙时代的哲学家——那些民众的鼓动者，则是他不竭的灵感源泉。在所有影响阿兰·巴迪欧的人物中，我们还应该加上柏拉图和拉康的名字，正是得益于他们，阿兰·巴迪欧才形成了自己的真理观和主体的概念。可以说，阿兰·巴迪欧的所有作品都得益于这些多样性的传统思想。
如果不对这段历史进行回顾，我们将无法理解阿兰·巴迪欧的作品，以及他的形而上哲学和最近参与的公共辩论。现如今，阿兰·巴迪欧之所以成为炙手可热的全球性思想家，成为无论在阿根廷，还是在比利时，无论在希腊，还是加利福利亚都被广泛论及的世界性哲学家，是因为他在传承前人思想遗产的同时，能够做到与之保持距离。要知道，塞纳河畔与泰晤士岸边对这一思想遗产的认知方式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用英语表达已成为必然趋势的今天，当我们将贝克特竭力用法文写就的诗篇翻译成英文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思想遗产在这里或那里所起到的作用是如何地不符合作者的真实情况。
尽管让-克洛德·米尔纳与阿兰·巴迪欧有着许多的不同之处，但是与阿兰·巴迪欧相同的是，战争的烙印在让-克洛德·米尔纳的学习生涯中也起着决定性作用。他的父亲是一个立陶宛籍犹太人，曾经是蒙帕纳斯（Montparnasse）的常客。他热爱生活，极少提及过往，对自己的时间安排总是保持沉默。在法国被占领时期，他在被一个女邻居告发之后出逃，最终被迫从事强制劳动服役。然而，直到15岁,让-克洛德·米尔纳才意外发现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因为他的父亲一直认为，“犹太人”这一名称除了对于那些仇视犹太人者外，对于其他人没有任何意义。他的姑姑曾经在华沙的犹太人区销声匿迹。他父母的一个近亲曾被押送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直到1946年才被释放。
这段历史给学生时代的米尔纳留下了阴影，同时也对他的思想形成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但是，这一切还不至于妨碍年轻的米尔纳正常地生活下去。他独自品尝着父亲的沉寂，醉心于通俗小说，从罗莎蒙·莱曼（RosamondLehmann）的作品中寻求自我。
但是，我们不能就这样完全地信赖这些个人轶事。将我们的对话变成简单的个人履历或秉性的对照似乎并不明智。除非我们承认传记要素（biographème）或原始史（protohistoire）能够囊括整个生命曲线，比如温度和器官的沉默（le silence des organes）；或者我们承认偶然性就是一切，最初的选择不值一提；又或者社会的决定因素是绝对的，拉康口中“人类不可知的决定”是精神分析学家所说的突发奇想。尽管对于让-克洛德·米尔纳和阿兰·巴迪欧而言，确实存在着基于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解释框架，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夸大其作用。正如萨特和加缪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不能简单地总结为，一个卷发的巴黎小资产阶级与一个在阿尔及利亚蒙多维和小伙伴们踢着足球的穷小子之间的对立；相应地，同样身为“五月风暴”运动的追随者，巴迪欧与米尔纳之间动荡的友谊也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一位荣耀的父亲与另一位古怪的父亲之间的异乎寻常的较量（更不用提及他们的母亲，这只会进一步证实我们的论述）。
一个人的生活能够贬低或者抬高一件作品的想法无疑是属于好争讼思维，而不属于启发性思维。这种想法恬不知耻地将死亡的观点强加给生命，认为这两位尚在人世的思想家作品未竟，对他们盖棺定论还为时尚早，从而使得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变得晦涩难懂。让-克洛德·米尔纳似乎深谙这一道理。他曾在《今日之傲慢》（L’Arrogance du present,2009）一书中坦言自己已经履行了“不忠实的义务”。他选择拥护结构语言学而放弃哲学，同时又对拉康和阿尔都塞表现出坦率的欣赏（这一点与阿兰·巴迪欧不谋而和）。这一选择至今仍然影响深远。它标志着一个全新的方向，正是这个方向使得让-克洛德·米尔纳能够以独特的方式进入法语语言，承担这一语言的沉默，传承法国大革命的词汇，最终不至沦为“现时的奴隶”（domestique du présent）。对于他而言，现时（présent）只不过是毫无约束的社会的传声筒，或者说盲目的进步主义的症兆。在这样的社会里，弱势群体只有做到安分守己，不过分阻碍这个社会对权力、征服和隐形统治的追求，才能得到应有的关注。
无论如何，这一最初的选择指明了这个以探讨法语语言命运为主题的对话视角。对于让-克洛德·米尔纳而言，法语是一门“死去的语言”，正如阿兰·巴迪欧认为，法国的历史“消失殆尽”。如果说我们的两个对话者能够在某个领域达成共识、相互认可、不谋而合，那么这个领域就是“法国”——这一点并不是偶然。在这个国度，历史将会像——允许我们滑稽地模仿福柯——“大海尽头用沙子做成的脸庞”那样被无情地抹去。当历史在这片从此不再有脸庞的沙滩上悄然退却的时候，另一个分离出来的名称——“法国人”便应运而生了。这个名称意味着：“所有个人和集体都有义务使自己尽可能地与之相似，从而赢得国家积极肯定的注意”（阿兰·巴迪欧）；又或者，在这片失去“法国”名字的沙滩上，签署保持沉默的秘密条款：这是对“五月风暴精神”的报复，对其作为“复辟最佳同盟”的反击（让-克洛德·米尔纳）。
这就是此次对话通过回顾法国近期历史所得出的最终结论。无论是涉及左派、右派（让-克洛德·米尔纳认为两派并不是根据“价值”进行定义区分的），还是涉及尼古拉·萨科齐的遗产，抑或是涉及只有在显贵间相互和解的条件下才能够正常运转的法国国家机器的特性，又或是涉及左派知识分子所宣称的死亡，所有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系列人为的对立，在交流的猛击下，将立马被敲得粉碎。在这里，被无情摒弃的已不仅仅是“现代思想”与“反现代思想”之间的对立。
在相继以不同的方式离开革命这一“死亡的星球”之后，巴迪欧与米尔纳共同发现：革命从此变成了传统。革命的消亡意味着其使命的终结，但显然并不是这一消亡的终结。因此，当我们阅读这篇对话录时，我们可以在保持现代性的同时不对传统嗤之以鼻，就像米歇尔·克雷布（Michel Crépu）评价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时所说的那样。有了传承的义务为将来作保障，我们便不再需要为了体现过去与将来的存在，而将两者对立起来。古典主义者从此不再是那些一心反对革命与进步，在既虚妄又令人生厌的民间传说中不断地重复着过去的人们，而是那些试图重塑过去，还原过去成功与失败的命运，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创新机会的思想者。这里的机会具体指的是什么——古典主义者正是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对话以回顾一个由来已久的论战作为开篇，整个交流过程虽然困难重重，但是读者将毫不惊讶地发现，我们在结论部分找到了一个贯穿始终的动机。
让-克洛德·米尔纳与阿兰·巴迪欧是以不同的方式离开革命这一星球的，前者对世界政治观的摒弃与后者对世界政治观的追求的途径也大相径庭。因此，对话首先带领我们走进革命时代，或者安托尼·维戴（AntoineVitez）所说的共产主义时代，引领我们进行一次“双声阅读”。这种阅读形式使我们能够对无论是反极权法（approche antitotaliraire）还是序列法（approche séquentielle）提出的问题进行转移或者提出质疑。序列法认为：一个革命阶段结束后，紧接着总会出现一个“过渡期”，在此期间，历史的解放观点将会再次形成。
从这一点出发，对话引出了一个古老的争论，这个争论于1992年让-克洛德·米尔纳发行《笔录》（Constat, 1992）之际达到高潮，而这本书也标志着作者生命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争论主要涉及政治名称（le nom politique）的晦涩性和无限的地位问题。这里所说的“无限”似乎是建立在革命热情和法国大革命所允诺的进步的基础之上的。米尔纳对极端行为的抛弃（在他眼里，这些行为从此将彼此分离），对反抗的远离和对思想的摒弃，将他引上了一条充满纷争的道路，在路上争吵声从未停止过。自此，这位书写《物的政治》（LaPolitique des choses）的怀疑主义者与充满学说激情的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冲突频繁。
这个古老的争论并未被人遗忘。2008年居尔·德罗（GuyLardreau）去世后，让-克洛德·米尔纳与阿兰·巴迪欧重归于好。三年后，阿兰·巴迪欧便有了进行此次辩论的想法。那么，要如何重新开始呢？既然这个问题已经向那个当时还一心想要“改变世界”的哲学家提出了，现在应该以何种方式重新提出呢？一个会说，要做到清晰明了、谨慎小心；另一个则会说，要敢于提出假设。面对这样的抉择，非得要卢卡修斯的爱慕者向柏拉图遗产的拥护者发起挑战才能得出结论。事实上，让-克洛德·米尔纳的孟什维克主义论据不正是对《世界的逻辑》（Logiques des mondes）的作者所拥护的布尔什维克观点提出的一大挑战吗？同样地，后者的“共产主义假设”也见证了对“新哲学”叛徒们的致命一击。阿兰·巴迪欧所指责让-克洛德·米尔纳的，并不是他摈弃了思想，而是他披上了反哲学的外衣，更确切地说，是披上了狡猾的实用主义的外衣。这一实用主义使他既能够以历史大屠杀的名义，坚决摒弃暴力，又能够凭借其犀利的洞察力，指出对话者在方向上的英勇偏离。最后，他们还讨论了犹太人名称的问题，及由此引出的关于普世地位的问题。在一段缓和的气氛后，双方又重新发起了真正意义上的论战。
重新发起争论并进一步明确争论的焦点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必须要找到一条贯穿始终的争论主线。而为了建立这条主线，我们又必须探索这两位“战争的孩子”的思想武装体系（le dispositif de pensée，这里的“武装体系”dispositif一词不仅仅指设备或盔甲）。要知道，当两个古典主义者狭路相逢、畅聊未来的时候，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同性恋婚姻这一事件本身，而在于对话者以何种方式进入这一主题。当让-克洛德·米尔纳说道：“我没有确定的本体论”时，阿兰·巴迪欧回答说他可以将“确定的本体论”与“发散的本体论”进行局部融合，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世界向我们呈现出的是多样性的姿态。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不能低估了交流的作用。正是通过交流，他们之间最大的分歧便随着论战的进行慢慢浮出水面；正是通过交流，为了使双方从同一起点出发，我们在对话之初得以达成共识，假设“二十世纪已经发生”这一命题成立。当然，这一假设又只有通过它的结果和在引发、滋生冲突的思想冒险中才能体现其价值。古典的政治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非常高兴地发现，两者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只不过阐释的方式各有不同。让-克洛德·米尔纳认为政治的核心在于可能的处死（lamise à mort）和躯体的生存（la survie），而阿兰·巴迪欧则认为政治的核心是“平等与自由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和对大屠杀可理解性的可能性回归。
让-克洛德·米尔纳与阿兰·巴迪欧对于“恐怖的二十世纪”及其后续的观点可谓南辕北辙。由让-马里·斯特劳布（Jean-Marie Straub）和达尼埃尔·蕙勒特（DanièleHuillet）于1965年联合发行的第二部电影名叫《恨难解》（Nonréconciliés），德语名为“Nicht versöhnt”。这个名字刚好可以用来形容我们这两位在上世纪大踏步前进的智者。它恰如其分地诠释了两位思想家不希望廉价出售个人经历的意愿。似乎这个世纪的暴力依旧浇灌着他们此刻的思想。两人似乎都认为：有义务向公众表明他们绝不向屈辱的现实妥协的决心；而且有必要思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否还有明天。他们似乎还认为：至少存在两种方式来质疑他们对历史的出走——让-克洛德·米尔纳是决定性的，而阿兰·巴迪欧则是暂时的；同时，维持两个相邻但又相互抗衡的传承观念之间的差距似乎是可能的。
两个怪才，我可以这样说，他们的所有观点相互分离，而我们却将他们聚在了一起。两位无法调和的真性情人物，他们丝毫没有失去辩论的精神，而是越战越勇，带着这份充沛的思想源泉去探索这个被普遍认为“终将灭亡”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