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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让·波德里亚:培养灰尘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5-07-13  

让·波德里亚:培养灰尘

戴阿宝 译



  与我们有关的所有现实都成为一种实验。命运的缺席导致现代人只剩下无休止地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
  最近的两个例子:第一个《阁楼故事》(Loft Story),是活生生的现实的媒体幻觉;第二个凯瑟琳·米利特(Catherine Millet),是活生生的性的奇思梦想。
  阁楼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概念,一个人类动物园的浓缩版本,一个贫民窟(ghetto,犹太人聚居区,或隔离区),没有出口,天使殒命,作为一个自愿幽禁的实验室,它充斥了虚构的交际和适于电视改编的社会性。
  正是在一切都成为表演(像《老大哥》[Big Brother]、真实秀等)之时,我们才意识到已经无物可看。与一切客观存在相反,老生常谈的镜像、零度的镜像,持有他者消失的证据,甚至持有从根本上说人不具有社会性这一事实的证据。替代性的现成物品艺术——日常生活的换置,这是一种已经被所有的主导性模型所操控的生活。在可控的荧屏上,虚拟的庸常通过封闭的循环被制造出来。
  阁楼这一人工的微观世界,如同迪士尼一样,赋予真实世界、外在世界以幻觉,尽管事实上每一个世界都是另一世界的精确图像。整个美国就是迪士尼,我们无一例外地生活在这一阁楼里。没有必要进入虚拟的双重现实——我们已经在那里了。电视的世界仅是整个现实的全息图像的细节。回到我们的最日常的存在,我们已经身在一种现实实验的处境之中。那是魅力来自之处,是沉浸和不由自主的相互影响的来自之处。它是色情描写的窥淫癖吗?否。性无处不在,但它并不是人们想要的。人们真正渴求的是庸常这一奇观,它是真正的色情描写,真实的淫荡:赤裸、猥琐和陈腐。残酷戏剧的极端对立面。但是它可以是一种残酷的形式,至少是虚拟的残酷形式。当电视和媒体难以持续地给予世界(无法容忍的)事件以说明时,他们每一次都发现日常生活和存在的庸常成为了最致命的事件、最暴力的新闻、最佳的完美罪行的景观。而且确实如此。人们神魂颠倒,被无话可说、无事可做的冷漠、被他们存在的冷漠所强烈诱惑乃至引起恐慌。把完美的罪行或庸常作为命运的新面孔观看,这已经成为一项名副其实的奥林匹克运动或极限运动的最新形式。
  所有这一切都被这样的事实所强化,即公众被邀请参与裁决;公众已经变为老大哥。我们身处环型监狱之外,身处作为权力和控制来源的可见性之外。问题不再是使这些东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是在消除所有运作痕迹的同时,通过控制来鼓舞大众,以使他们自我透明化。因此,观众被卷入一种如影随形的庞大的否定性反移情之中,并且再次重演,这是这类奇观的引人眩晕之处。
  根本上说,所有这一切与未被剥夺的成为无物和被看作无物的权力和欲望相符合。有两条消除的途径:要么人们要求不被看(这是当下有关图像权力的问题),要么人们转向自身裸体的疯狂展示。人使自身赤裸被看,作为赤裸被看——最终的保护抵制存在的必然和自身的责任。
  不被观看和始终可见,这一同时存在且相互矛盾的要求由此涌现。每个人同时扮演这两个角色,没有伦理或立法能够解决这一难题——无条件看的权利和相等的无条件不被看的权利。最多的报道是人权,而被迫的可见性也是如此,过度暴露在报道的聚光灯下。
  正如福柯所说,自我表达是忏悔的最终形式。无密可保。交谈,交谈,无休止地交流。与此同时,这一表达是针对语言的暴力,因为它使语言失去了它的原初性。它成为一个纯粹的中介,一个可见的操弄者,失去了它的讽刺的或象征的维度,在那里,语言比起它所谈论的东西更加重要。
  这一淫荡和厚颜无耻的最糟糕的部分就是观众的强制性分享和理所当然的同谋关系,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敲诈的结果,那是这一运作的最明显的目的:它的受害者遭遇奴役,但是自愿遭遇奴役,受害者从不道德地被对待以及强迫的羞辱中获取快乐。整个社会分享它的基础性机制:排斥——相互排斥!一起被选择,被激情地消费。
  如果一切终止于可见性,如同能量理论中的热是存在的最低级形式一样,关键之点是要成功地使这一切失去所有的象征空间、这一极端地对生活不抱幻想的形式,成为注视、惊异和反常的欲望对象。“人类,在荷马时代是一个奥林匹斯众神注视的对象,现在则成为一个自我注视的对象。它的自我异化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即它能够把自身的毁灭体验为一种最高层次的审美愉悦。”(瓦尔特·本雅明)
  实验替代现实和想象。我们处处被灌输科学的和证明的法则,我们身处分析的程序中——在照相机的解剖刀下解剖——在所有语言和象征语境之外的关系的和社会的维度。凯瑟琳·米利特也是实验性的——另外一种“生动的性事”,在此,所有的性想象被一扫而光,留下的仅是无休无止地证明性功能形式中的规则,仅是不再与性有关的机制。
  双重误解(contresens):
  ——使性本身成为终极的参照。被压抑的或显而易见的,性最多只是一个假设,而作为假设,把它视为一种真实和参照是错误的。性假设可能仅是一种幻想,在任何情况下,正是通过压抑,性作为奇妙的吸引者具有了它的权利和灵韵——当显而易见之时,它甚至失去了这一潜在的性质。
  ——于是,进行这一行为和系统化的性“解放”是愚蠢和荒谬的:无人去“解放”一个假设。至于借助性来证明性,令人悲哀!似乎一切不是处于错置、迂回、转换、隐喻中——而是处于诱惑的春药中,处于消遣中;不是在性和欲望中,而是在性和欲望的游戏中。这使得任何“活着的”性程序不再可能,正如“活着的”死或“活着的”事件上新闻一样——它完全是难以置信的自然主义。制造虚假的一切进入真实世界,促使一切进入整合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这就是权力的本质。“权力的堕落在于把处于梦幻秩序中的一切统统归于现实……”
  雅克·汉利克(Jacques Henric)在他的有关图像和照片的概念中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否定它毫无用处,我们对于图像的好奇心总是与性有关——我们寻找的一切最终都是性的,尤其是女性的。它不仅是世界的起源(库尔贝),而且是所有图像的起源。让我们直奔主题,让我们为此物拍照。让我们毫无障碍地服从观察仪器的冲动!这就是“现实”(Realeotik)的原则。对于身体来说,它的相等物是凯瑟琳·米利特(Catherine Millet)持久的公开的交配行为,因为最终每一个人想要的就是无休止的身体的性利用,让我们径直走向这一方案的实施。
  不再有诱惑,不再有欲望,不再有快乐;一切都在那里无数次地重复、累积。量已经远远超过质。诱惑被预先排斥了。我们想要问她的唯一问题是,狂欢时一个男人在女人耳边说了一句悄悄话:“狂欢之后你要做什么?”但这一问题是无效的,因为对她来说,不存在“狂欢之后”。她实际上已在结束之外,所有的过程都具有指数化的速度,并且只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就像对待雅里(Jarry)的《超男》(Surmale)一样,一旦达到对爱进行批判的门槛,人们可以无限期地做下去;它是一个性机器的自主阶段。当性只是性程序时,它变为超限的和指数化的。然而,它无法达到耗尽性的目的,无法达到使用它的目的。这是明显不可能的。这一不可能性完全是诱惑复仇的遗留物或是它的不道德的性行为者的性本身的遗留物——那些人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欲望或快乐,无所顾忌,
  “想像一个妇女脱下衣服,”巴塔耶(Bataille)说。是的,但是所有的凯瑟琳·米利特们的本性都会去想,她们脱光,不再穿任何衣服,裸体,于是,达到裸体的真实,性的真实,或世界的真实。如果一个人脱去衣服,得以显现:不是显现裸体,像真实一样(当它的面纱被掀开时,谁能够相信真实一直保持着真实呢?),而是被转向外表部分的显现,诱惑——它的反面。
  如果认为身体只是一个等待被脱光的对象,认为性只是一种等待性行为且达到高潮的欲望,那么,这一现代的和不再诱人的观点是一种总体上的误解。尤其是当所有的文化面具、面纱和装饰物确切地说出了反面:它们说身体是一个隐喻,欲望和快乐的真实对象是符号和标志,把它与空无、自然和“真实”撕裂开来,与它的物理存在的完美现实撕裂开来。在所有地方,诱惑把事物与它们的真实(包括它们的性真实)撕裂开来。如果想要脱去它的衣服,它不是暴露自身的裸体,它不是揭开一直被藏匿之物的秘密的面纱,而是使身体呈现为确定的谜、确定的秘密,呈现为一个纯粹的对象,它的秘密将从未被揭开,也没有必要揭开。
  在这样一些条件里,花饰陶砖(Moucharabieh)窗户后面的阿富汗妇女,《Elle》封面上戴着面纱的妇女,相对于使人发狂的少女凯瑟琳·米利特,表现了一种令人惊讶的替代性选择。极度的神秘和极度的不合礼仪。更进一步,正是这一不合礼仪,这一极端的淫荡(就像《阁楼故事》的淫荡)还是面纱,最后的面纱,难以揭开的面纱,当我们考虑撕下所有的面纱时,它脱落了。我们愿意去触摸这一最糟糕的突发展示,完全的赤裸,绝对的真实、鲜活和肌肤的重见天日——我们从不可能。无事可做——淫荡之墙是难以逾越的。吊诡的是,这一未有效利用的寻找产生了游戏的基本规则,非常清晰:极端、神秘和诱惑的规则,随着面纱的不断破损,这一规则在捕捉中走向死亡。
  为什么不去作出与窥淫癖和集体荒谬相对立的假设:人们——我们所有人——在寻找中撞到这一淫荡之墙,探测在那里确实无物可看,我们将无法知道关键的界限,相反却从而证实了诱惑的终极权力。这是不顾一切的证明,但是实验总是不顾一切的。《阁楼的故事》宣称要验证人类是社会存在物——这还并不确定。凯瑟琳·米利特宣称要验证她是一个性的存在物——也是根本不确定的。在这些实验中,唯一被验证之物是实验条件本身,仅仅作为它们的界限。系统在它的奇异中获得最有效的解码,到处都是如此。残酷也到处都是一样。最后,用杜尚的话来说,一切都可以还原到“培养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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