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帆 译
2006年，墨西哥东部边境一个人口两百万的凶暴之地——内萨的市长决心把手下的警察变成“更好的市民”。他给他们开出一个阅读清单，上面包括了《堂吉诃德》，胡安·鲁尔福精美的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奥克塔维奥·帕斯论墨西哥文化的文集《孤独的迷宫》，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以及卡洛斯·富恩特斯、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阿加莎·克里斯蒂还有爱伦·坡的作品。
内萨的警察局长，豪尔赫·阿马达相信读小说能在至少以下三个方面充实他的警员：
首先，能让他们掌握更大的词汇量……然后，警员们通过代入故事能获取经验。“一个警察必须了解世界，而书籍能间接丰富他们的经验。”最后，阿马达声称，还有道德上的裨益。“冒着你自己性命的危险去拯救他人的生命财产需要很深的信念。文学能增强这种很深的信念，因为读者在其中能发现很多类似情况的人生榜样。我们希望接触文学能让我们的警员更为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他们宣誓捍卫的价值当中。”
这听上去真是老派得有趣。今日，人们狂热地崇拜真实性，断言没有谁比警察更懂世界——更加入世的了，成千上万的电影和电视剧都在遵循着这个教条。而认为警察可以坐在摇椅上，埋首于小说，一样、甚至能更加真切地了解现实，这种想法属于离经叛道，似是而非。
我们不必是墨西哥警察局长那样的道德老古板，也能看出他把阅读小说分成了三个方面：语言、世界和我们衍伸到他者身上的同情。乔治·艾略特在她谈德国现实主义的文章里这样说：“不论是画家，诗人还是小说家，艺术家给予我们的最大好处是延展了我们的同情……艺术是离生活最近的东西，我们能用以增加阅历，接触自己生活圈子以外的那些人。”
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虚构和戏剧的叙事就引发了两个重大而反复的讨论：一个问题的核心是模仿和真实（小说应该再现什么？），另一个问题则是关于同情，以及小说如何运用同情。慢慢地这两种反复出现的问题合二为一了，我们发现，大约自塞缪尔·约翰逊以降，基本共识是，对于人物的同情性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小说真实的模拟：去真实地观察一个世界以及其中的虚拟人物，或能拓展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同情的能力。并非巧合：小说在19世纪中期兴起，同步于关于同情的哲学讨论，特别是诸如亚当·斯密和沙夫茨伯里勋爵（Lord Shaftesbury）那类思想家关心的问题。斯密在《道德情操论》（1759）里面提出的东西，今日已是公理：“我们对他人悲惨的感同身受”源于“拿自身优越的位置和受苦受难者做交换”——把我们的脚穿进别人的鞋子里。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写过这个。皮埃尔被法国人投入大牢以前，总是把他人看作面目模糊的群体，而不是棱角分明的个体，并且感到自己没有多少自由意志。在他险死还生以后（他以为他要被处决了），众人在他眼中鲜活起来——他在自己眼中也鲜活起来：“每个人最理所当然的独特性，过去曾经使皮埃尔兴奋而烦恼，现在却变成了一种基石，由此，他同情、关心，其他的人。”
伊恩·麦克尤恩的《赎罪》，直接写出了不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带来的危险。年轻的女主人公布里奥妮，在小说的第一部分里就做不到这点，她错误地说服自己，罗比·特纳是一个强奸犯。然而设身处地也是麦克尤恩作为一个小说家在同样这一节里出色完成的任务：仔细地一个一个进入人物的视角。布里奥妮的母亲，艾米丽·塔利斯，患有偏头痛，躺在床上焦虑地想着她的孩子们，但是读者不可能不注意到，她其实是一个很坏的耽于幻想的同情者，因为她的焦虑和愤怒取代了她的同情。回忆她的女儿西西莉亚在剑桥的时候，她想到了自己相对而言缺乏教育，接下去很快，然而是下意识地，变成怨恨：
当西西莉亚六月份带着她的期末成绩单回家——这多令一个女孩沮丧！——她没有工作，也没有技能，还得找一个老公，面对母亲生涯，她那些穿蓝袜子的老师——那些人有着可笑的昵称和“令人敬畏”的地位——何曾告诉她该怎么做？那些自命不凡的女人因为最平淡最胆小的怪癖在本地获得了不朽的名气——遛一只猫前面走一个狗，坐在一个男人的自行车上，在街上被人看到拿着一个三明治。等到下一代，这些愚蠢而无知的女人早就死了，可坐在高桌子边上的人还是敬畏她们，压低了声音谈起她们。
用亚当·斯密的说法，艾米丽不太能和她的女儿“换位”；用一个小说家或演员的话来说，她不能“变成”西西莉亚。但是当然麦克尤恩本人很能“变成”艾米丽·塔利斯，运用自由间接体，以完美的不动声色进入她复杂的妒忌。
这章后面一点的地方，艾米丽坐在灯边，她看见飞蛾被吸引过来，想起以前“某个什么科学的教授”告诉她：
不是光，而是对于一种更深的黑暗的视觉印象，吸引它们过去。虽然它们很可能被吞掉，它们还是只能服从本能，去找最黑暗的地方，离光较远的地方——在这个情况下，这只是一个幻觉。这在她听来是个谬论，或者不过是某套自圆其说的说辞。有谁能揣测得了昆虫眼里的世界呢？
艾米丽会这么想。
麦克尤恩在此有意援引了哲学中一则有关意识的悖论，最广为人知的表述可见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的论文《当一只蝙蝠是啥感觉？》。内格尔总结说，一个人不可能和一只蝙蝠换位，这种想象中的转换就人类而言是不可能的：“最多（这也不算很多）我只能想象到这个地步：它告诉我对于我来说做蝙蝠的感受。但是这不是问题，我想知道的是对于蝙蝠来说做一只蝙蝠是啥感觉。”而J.M.库切向来站在小说家这边，他在同名小说中让女主角伊丽莎白·凯斯泰罗直接回应内格尔。凯斯泰罗说，想象当一只蝙蝠何种感觉不过是一个优秀小说家的份内事。我可以想象当一具尸体是何感觉，凯斯泰罗说，为啥我不能想象当一只蝙蝠？（再提一下托尔斯泰，在他的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结尾处有一个很震撼的瞬间，他想象一个人头被砍掉是什么感觉，即便头身分离意识还能再坚持一两秒钟。他的想象为现代神经科学所证实，意识确实可以在切掉的头里继续存在一两分钟。）
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为道德哲学的缺陷感到苦恼。他发现从康德开始，大部分道德哲学的讨论都不含左右两难的自我。他认为，哲学倾向于把冲突视为观念的冲突，有一种简单的解法，而不是难解的欲望的冲突。他在《道德运气》当中用了一个例子，一个人答应了他的父亲，在他父亲死后，会用他的遗产来支持一项选好的慈善事业。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位儿子发现没有足够的钱能在兑现他对父亲的承诺的同时，又能照顾好自己的孩子。威廉姆斯写，有一类道德哲学家认为有一种方法能够解决冲突，即儿子显然很有理由推定，在继承遗产时有一个默认条款，即只有在满足更紧迫的需求，比如包括照顾好孩子的时候，他才应该捐钱做慈善。这种解决方法，是令冲突的一方无效。
威廉姆斯认为康德习惯于处理这种义务的冲突，而威廉姆斯更有兴趣的是那种他所谓的“悲剧性两难”，陷于其中的人面对两种相互冲突的道德要求，两面都同样紧迫。阿伽门农要么背叛他的军队，要么牺牲他的女儿，任一选择都会带给他无尽的悔恨和羞耻。对威廉姆斯而言，道德哲学需要考虑情感生活的实际质地，而不是将自我，用康德主义的术语来，视为连贯的、有原则的、普世的。非也，威廉姆斯说，人是不连贯的，他们随机应变修改原则，他们由多种因素决定——基因，教育，社会，等等。
威廉姆斯常常回到希腊悲剧和史诗之中寻找例子，在这些伟大的故事中，我们看见自我如何在他所谓的“一个人的冲突”中挣扎。奇怪的是，他好像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提小说，也许因为在小说中悲剧性的冲突往往不是以如此赤裸裸、如此悲剧性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总是经过了柔化。然而这种较为缓和的冲突并不因其缓和而丧失趣味和深度：想一下——仅就一类挣扎而言——小说在婚姻冲突这个问题上，给予了我们何等卓越的经验之谈，无论这种冲突涉及到两个人（配偶之间），还是只有一个人（一个孤独的个体，在无爱或错误的婚姻中受苦）。想一下《到灯塔去》，它之所以如此动人，部分原因在于它讲述的不是一段光彩照人的成功婚姻，也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失败婚姻，而是一段有缺陷的婚姻，每天都在上演各种挣扎和小小妥协。这里，拉姆齐夫妇走在花园里谈论他们的儿子：
他们停下脚步。他希望安德鲁听劝更用功一些。若不这么做他就绝无可能拿到奖学金。“啊，奖学金！”她说。拉姆齐先生认为她这么说一件严肃的事，比如奖学金，很蠢。如果安德鲁拿到奖学金的话，他将非常骄傲，他说。如果他没拿到奖学金，她也一样会为他骄傲，她回答。他们在这上面永远说不拢，但没关系。她喜欢他迷信奖学金，而他喜欢她不论安德鲁干什么都一样骄傲。
这幅画面之微妙，在于双方都不同意，但却都希望对方保持原状。
当然，小说不提供哲学解答（如契诃夫所言，小说只需要问对问题）。作为替代，小说确实做到了威廉姆斯希望道德哲学做的东西——它将我们复杂的道德纤毫毕现地勾勒出来。当皮埃尔在《战争与和平》中开始转变对自己和他人的看法，他意识到唯一能够正确认识他人的方法，就是用他们每一个人的眼光去看世界：“在皮埃尔和沃伦斯基，和公主，和医生，和所有他现在遇到的人们的关系中，有了一个新的特质，让他到处收获友善。这就是他已懂得，用词语改变一个人的信念是不可能的，而他也认识到，每一个人都可能去思考，去感受，用自己的眼光看待世界……在一个人的言行之间，在一个人和另一人之间，那些相异的，有时甚至完全相反的东西令他感到高兴，令他脸上露出一个被逗乐了而又温和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