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妞 译
我们从岸边开始，穿过许多桦木。树长得很开阔，地上铺着树叶做的毯子,顶层干燥，往下踩是潮湿的底部，穿过（尽管没看但我知道，我以前看过，我有过一段四处乱看的历史）一丝丝、一股股、一根根、一束束的腐叶土，它们像导火线一样躺在里面，分着叉，像某种奶酪里散布的水蓝色丝络。
暗褐色的树叶在我们面前掉落，背景里的桦树或站，或躺。桦树或只能活一段时间，死时仍然直立着。接着树顶腐烂，倒下，要么被别的树杈接住，悬挂着——寡妇制造者，伐木工这样叫它们——余下的树墩依然保持直立，坚硬的真菌从上面长出来，真菌的衬里像沾了露水的丝绒。这一小块树林，它长长的远景和沉默的树柱，总给我同一种感受：不是害怕，不是悲伤；温和得很。光线在这里四散，仿佛有一扇穹顶的天窗高高在上。
“该带个口袋过来。”母亲说，她在我后面。我们排成一纵队，父亲当然是第一个，不过没带他的斧头，乔安第二，这样他好为她解说。我走在下一个，母亲殿后。在这片树林里，必须靠近点才能听见别人说话。树，可能更多的是树叶，吸走了声音。
“我们可以再来。”我说。指的都是桦树皮，卷曲着躺在周围。它们该被收集起来，用在木炉子里生火。死的桦树，皮肤比树心活得久，和我们正好相反。其实，对于任何东西来说，都没有一个死亡的时刻；只有一种缓慢的枯萎，像一支蜡烛或冰柱。任何东西，都是最干燥的部分最后融化。
“应该用用你的脑子。”父亲说，不知怎么听见了母亲的话。他们有听见彼此说话的能力，就算有一段距离，就算隔了障碍物，就算他们已七十多岁了。父亲抬起头，没有改变他的声调，继续跺着脚向前走，跨过暗褐色的树叶，跨过地上零星出现的希腊神殿的残骸。我看着他的脚，还有乔安的脚，在前头。其实看的是地面：我在寻找马勃菌。我也没带口袋，但如果找到的话，可以脱下上衣做成个包袱。
“从来就没有过脑子。”母亲愉快地说，“一个绒线球而已。不过是脊椎顶上的一小粒纽扣，好让我的头不掉下来。”她跟在我后面沙沙地走。“他要往哪儿去？”她问。
我们正在寻找一块沼泽地。搞科普的乔安，正在写一篇以沼泽为题的文章，而父亲知道哪里有。那是一片壶沼泽：水进不去，出不来。乔安带着她的相机，用绣花的宽带子——像岳得尔歌手的背带——挂在脖子上。她带着望远镜，还有可以叠进口袋挂在腰上的防水夹克。她总是全副武装。
这次考察，她带了她的便携式单人皮划艇，把它组装好，坐进去像水蝇一样横扫水面。水蝇是豉豆虫过去的叫法，在暴风雨的日子，躲在海湾里原木后安稳的地方，又黑又亮像乔安好奇的眼睛。
昨天乔安进皮划艇时没踩好，翻了船，望远镜什么的全部进了水。好在相机没有。我们尽量把她弄干；望远镜马马虎虎还可以用。那时我便知道，为什么自己不像乔安一样全副武装：我怕失去。不该带皮划艇或望远镜或其他什么东西，除非做好让它们沉没的准备。
乔安很聪明，靠着自己的智慧一个人生活，准备好面临一切危险，连装备也顾不上。“不过是望远镜罢了。”她笑着说，一边吧唧吧唧地往岸上走。如果别的招不行，她知道带它去哪里进行专业的干燥。另外，她还有一双备用的登山靴。她是那种可以在火车上和陌生人交谈，而不受任何损失的女人。那些人最后都不是疯子，不像我挑的那些个，就算是，她也会在第一时间甩掉他们。“要么改，要么滚”是我从乔安那里学来的说法。
父亲在最前面停了下来，向下看，俯身拨弄着。乔安也俯下身，不过她没打开相机的镜头盖。父亲在枯叶中不耐烦地翻上翻下。
“他找到什么了？”母亲问，她撞到我身上。
“没什么。”父亲说，他听见了她。“不行。不晓得它们是怎么了。肯定是正在消失呢。”
父亲的脑子里有一张正在消失的物种清单：豹纹蛙，某几种野兰花，或许还有潜鸟。这些不过是这里周围的物种。世界其他部分的那张清单就更长了，并且在不断地加长之中。老虎，比方说，还有美洲鸣鹤。鲸鱼。红杉。野玉米。一天一种植物。我一辈子都和这张清单一起生活，它使我对宇宙的坚固性产生了怀疑。我紧紧地抓牢事物，拦住它们，让它们待在这儿。如果是我的望远镜掉进水里，一定会小题大做好一阵子。
可现在，此时此刻，我记不清正在消失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为何一开始我们要寻找它。
我们找它，因为故事并不完整。我想不起来倒不是因为让人害怕的衰老：那时我记得相当清楚。不过是那时，而现在是一年之后。在这期间，冬天——冬天总在其间，其间发生的事最后又总得知道，能跳过去多好——父亲突然中风了。
他正开着他的车，向北走。中风发生时，他正从分岔口拐向一条八车道的高速公路。中风导致他左半身瘫痪，他的左手拉过方向盘，车横穿了高速公路西向的整四个车道，滑进了另一侧的防护轨。母亲和他一起在车里。
“死亡的座位。”她说，“我们没被捣成糨糊真是个奇迹。”
“是啊。”我说。母亲不会开车。“你怎么办的？”
这一切都是在长途电话里说的，隔着大西洋，在中风发生的第二天。我在英国乡村的一个电话亭里，天下着毛毛雨。电话亭里还有一口袋土豆。不是我的。一定是有人把它们储藏在那儿。
母亲的声音听起来若隐若现，在她听来，我的一定也是这样。我已经问了，“为什么不一出事就给我打电话？”她也已经说了，“没有必要让你难过。”对于他们，我依然是个孩子，严肃的大人们的事情必须向我隐瞒。
“我不想从车里下来。”母亲说，“我不想离开他。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好在有个善良的年轻人停下来，问我们是不是有麻烦，然后开走了去打电话叫救护车。”
她吓坏了；她怎么能不？可她不想让我飞回来。所有事都在掌控之中，如果我飞回去反倒像事情失控了似的。父亲在医院里，病情也在控制之中。他们称父亲的中风是短暂性的。“他能再次开口说话。”母亲说，“他们说他有很大的几率，大多数都能恢复过来。”
“大多数什么？”我问。
“大多数他失去的东西。”母亲说。
不久之后我收到一封父亲的来信。在医院里写的，他们在给他做检查。做大脑扫描时，他听见一位医生对另一位说，“唉，反正那里面也没什么。”父亲有些欢喜地汇报着。他喜欢人们无心说的话。
我们越过了那排快死的桦树，向灌木丛更浓密的内陆走去。沼泽在那后面的什么地方，父亲说。
“他不记得了。”母亲低声对我说，“他迷路了。”
“我从不迷路。”父亲说，如今负责走在最前面，穿过树苗。我们走的不算一条路，树越围越拢，一棵和另一棵长得很像，它们有相像的传统，没有人类的标记。可迷路的人走起路来打转转，我们走的却是一条笔直的线。现在我记起正在消失的，我们要寻找的那样东西了。是斑叶兰，一种短株植物，底部有一丛树叶，茎部上方有一节节的花穗。我猜是兰花的一种。它以前在这里长得很茂盛，父亲说。是什么导致它消失了呢？他要一株这样的植物倒不是为了什么；如果找到一棵斑叶兰，他要做的不过是看看它。可它会使人安心，还有一些东西仍然和我们在一起。因此我将目光锁定在地面上。
我们找到了沼泽，差不多在它应该在的地方，照父亲的说法。可它变了；蔓延开了。几乎看不出它是个沼泽，除了脚下泥炭藓里慢慢渗出的水以外。一个沼泽应该有苔藓和莎草的边缘，走在上面时会摇摇晃晃，中间有一个深色的塘，泥汤一样褐色的水。它应该让人想起小湖这个词。这片沼泽已经吸干了它的水，掩盖得严严实实，上面长了树，如今香脂树已有六英尺高。我们徒劳地，寻找着猪笼草。
这片沼泽不适合摄影。它饱和了。乔安拍了几张照，用她的顶尖相机和无所不能的微距镜头。聚焦在地面上，在苔藓上；拍了一张注满水的脚印。她拍的时候，我们站在周围，拍打着蚊子。我们都知道这些不会是她最后用到的照片。不过她是一位不错的客人。
这儿没有斑叶兰。斑叶兰不长在沼泽里。
又到了夏天，我回到了家。大西洋躺在我身后，像一页锌，像时间翘曲。和往常一样，在这座房子里，我总比实际应该的要更累；或者不是累，是困。我读以前已读过的凶案系列小说，早早地上床，永远不知道醒来时会是哪一年。会不会是二十年以前，或二十年以后？是在我结婚之前，还是我的孩子——十岁了，正在朋友家玩——已长大离家？我睡觉房间的墙粉上有一块缺口，看上去像一只侧脸的猪脑袋。它一直在那儿，每次我回到这里都要寻找它，以稳固自己，抵挡那一时刻，越来越快从我身边飞逝过的时间。我的这些访问全都糊在一起。
不过这一次却不同。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停止了。父亲几乎完全从中风里恢复过来，吃五种药防止再次发作，左手捏一只羊毛球，却不再像以前那样注重自己的花园——父亲病了。我到家已经四天，整个期间他都病着。他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穿着晨衣，不吃甚至不喝。抿一两口水，其他什么也不进。
在厨房里，母亲低声与我商量。是药的原因？是某种病毒？他是不是又经历了一次中风，微小的，在没人注意的时候？他变得不怎么说话。他的声音出了些问题，必须很仔细地听，否则不会明白他在说什么。
一直以来处理各类事务的母亲，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告诉她父亲恐怕会脱水。我走进地下室，另一部电话在那儿，打电话给医生，线很难接通。我不想让父亲听见：他会很烦躁，会说自己什么问题也没有，他不会服从。
我回到楼上，给他量了体温，用的是当初我想怀孕时，检查自己排卵情况的体温计。他被动地张开嘴，让我替他量；似乎对结果并不关心。中风后有点侧偏的脸，显得紧缩了，向里塌陷。白眉毛底下的眼睛几乎看不见。体温太高了。
“你发烧了。”我告诉他。他似乎并不吃惊。我拿了一碗冰块给他，因为他说无法下咽。冰块是我从分娩课上学来的，或者可能是我丈夫的胃溃疡手术？所有的危机都是一种危机，都是即兴创作。手边有什么就是什么。
“他吃冰块了吗？”母亲在厨房里问。他没听见她，换在以前可不会这样。他没说没有。
后来，晚饭过后，当我正重读一本阿加莎· 克里斯蒂战时写的糟糕故事时，母亲走进我房间。
“他说要开车去北面。” 她告诉我，“ 说有一些树必须要砍掉。”
“是发烧的缘故。”我说，“他有幻觉了。”
“我希望如此。”母亲说，“他不能开车去那儿。”或许她担心的不是发烧，而是这种情况会永远持续下去。
我和她一起去他们的卧室，父亲正在收拾行李。他穿上衣服，短裤，和一件短袖白衬衫，还有鞋子和袜子。我无法想象他是如何把这些都穿上的，因为他几乎连站都站不起来。他在屋子中央，捧着叠好的睡衣，仿佛不知道该把它们怎么办。椅子上是一个打开的帆布背包，旁边有一包手电筒电池。
“你不能在晚上开车。”我说，“外面天都黑了。”
他把脑袋从一侧转向另一侧，像只乌龟一样，仿佛要听清楚我说话。他看上去很为难。
“我不知道你还在犹豫什么。”他对母亲说，“我们必须上那儿去。”现在他发着烧，声音有力了些。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不喜欢现在的处境，他想要换个地方。他想要出去，想要开车，离开所有这些疾病。
“你应该等到明天。”我说。
他放下睡衣，开始在口袋里翻找。
“车钥匙。”他问母亲。
“你给他一片阿司匹林了没有？”我问她。
“他咽不下去。”她说。她的脸很白；突然间她看上去也老了。
父亲在口袋里找到了什么东西。是一张叠起来的纸。他费力地打开它，凝视着。看上去是一张老的杂货单。“那个，斑叶兰又回来了。”他对我说。我明白，从发热的身体中，从那儿的某个地方，他试着散布出一些好消息。他知道事情出了点问题，可不过是循环的一部分而已。对于木鼠来说，这是一个糟糕的夏天，之前他告诉我。他不是说会有很多木鼠，而是几乎快没了。那形容是出自木鼠的角度。
“别担心。”我对母亲说，“他不会去的。”
就算最糟糕的情况发生，我想，我可以将我的车横在车道的出口。我记得自己六岁时，在我的扁桃体摘除之后。我听见士兵们行进。父亲很担心。
“我帮你把鞋脱了。”母亲说。父亲坐在床的边缘上，仿佛疲倦了，仿佛被打败了。母亲跪着。无声地，他伸出一只脚。
我们在往回走。父亲和母亲在树林里的某个地方，跋涉过灌木丛、小香脂树、榛木、驼鹿枫，可乔安和我（为什么？我们怎么会和他们分开？）沿着岸边走，按道理，如果在一座岛上，只需沿着岸走，早晚会回到起点。无论如何，这是一条捷径，我们大概是这样对彼此说的。
当时有片陡峭的湖岸，和一条浅湾，许多浮木聚集在那儿——老原木，又大又圆像一个拥抱的臂弯，两端被锯干净。这些原木是冬天还锯木的那段日子里留下的，人们穿过冰冻的湖面来到岛上，砍下树，用一队马把它们拽上冰面，形成原木筏，春天用它们漂到急流和作坊。用铁链锁起来的原木做成漂动的栅栏，将其他原木围在里面。这处湖湾里的原木都是曾经的逃兵。现在它们像晒太阳的鲸鱼，懒洋洋地躺在暖和的近湖岸的水里，渐渐向陆上漂移，水蝇躲在它们的后面避难。苔藓在上面生长，还有茅膏菜，它的圆树叶像升起的绿色小月亮，上面竖起月光一样黏黏的绒毛。
沿着这些浸透了的发芽的原木，乔安和我走着，抓住岸边的树枝保持平衡。如今他们用不同的方式砍树；用链锯，一周之内用推土机推出石子路，再用卡车将原木运出去。不过他们不动湖岸线的那一排，一眼看过去不至于难看；但是这儿的树林越来越像一层窗帘，像一块背后空空的幕布，或一座屠宰场。景色被挖空了。因为这样的砍伐，岛变得安全了些。
乔安踏上下一条原木，巧克力褐色，长着发白的地衣。它以慢动作旋转，将她扔进水里。于是，她的第二双登山靴，膝盖以下的裤子都湿了，好在相机没有。
“你谁也不能信任。”乔安笑着说。她趟过剩下的路，到湖岸斜着递升，可以吧唧吧唧地走上干地的地方。我挑了一条不同的原木，安全地穿越，继续向前走。尽管我们走了捷径，父亲和母亲却先到了。
早上，救护车来接父亲。他又神智清醒了，应该用这个词。它让我想到光辉的：光线又从他的身上发散出来，他不再晦涩难解。他甚至用模糊不清的沙哑嗓音，和救护车上年轻而可靠的护理人员开玩笑，他们替他拴上安全带。
“万一我动粗。”他说。
救护车并不意味着事情转向更坏。医生说要带他去急诊，因为普通病房没有空床。是夏天，高速公路的交通事故频发，难以置信的是，因为放假，医院关闭了一栋侧楼。但无论他是否有问题，至少他们会给他打点滴，以补充失去的水分。
“他要变成一粒葡萄干了。”母亲说。她清楚过去五天里，他无法吃也无法喝的所有东西。
我开着自己的车带母亲去医院，我们及时赶到，看见了父亲的救护车。他们把他卸下，依然用带滚轮的担架，他消失在弹簧门的后面，进入一个将我们排除在外的空间。
母亲和我坐在人造革的椅子里，等待着有人告诉我们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除了一两本过期的《苏格兰生活》之外，没什么可读的。我在看一张染羊毛的照片。一个警察进来，和护士说了几句，又走了出去。
母亲不看《苏格兰生活》。她紧张地直挺着，警戒着，她的脑袋像潜望镜一样旋转。“好像没什么撞烂了的人被送进来。”一会儿之后她说。
“现在是白天。”我说，“我想晚上来得多一点。”我看不出因为这种缺失，她是失望还是安慰。她盯着弹簧门看，仿佛父亲任何时候都会从里面跺着脚走出来，痊愈了，穿戴整齐，车钥匙在手里叮当作响，准备好离开。
“你觉得他在里面干什么？”她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