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和、李旸 译
“我曾赞美过那古时高贵、质朴而聪慧的人（苏格拉底），我心也曾像那与其对话的年轻人（阿尔喀比亚德）一样剧烈地跳动，他的思想曾是我青春的热诚，充盈我的灵魂以至溢出。我曾热望与他交谈，胜过我对所有曾经交谈过的人的渴望；在那样的人的社会里，他们已了解了一切并且知晓如何谈论每一个可能的主题，我曾多少次，多少次地热望他的无知并去倾听他……”
——克尔凯郭尔，《基督教训导文》，1849
一
克尔凯郭尔想象中的苏格拉底是高贵而质朴、真挚而富于思想，且卓有见地的谈话专家，他对智慧的深切热忱充盈青年们的心灵，而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在有教养的人中却自认无知，这些很明显是依照柏拉图《会饮》而来的，其中阿尔喀比亚德在谈及心醉神迷的狂喜时，当着苏格拉底的面赞美了他的个人品行。 在被柏拉图的证词给予巨大力量和丰富性之后，克尔凯郭尔，实则包括古今每一位服膺于其魔咒的思想家，都必然将苏格拉底看成一个优异的象征。但苏格拉底依然是一个永久的迷，因为他没有写任何东西，但通过他那惊人的谈话，他创制了新的道德，推动了哲学的进展。他用其个性的力量和日常生活方式，使诽谤他的和为他辩护的人都神魂颠倒，因为他宣称有一无人曾经听闻过的神明与他同在。苏格拉底也是自相冲突的，因为他认为他对其道德诉求的践履，是受德尔菲之神阿波罗授权的神圣的神所启示的任务。他人格的复杂性和独有的“关照灵魂”和为雅典人谋福利的天职；他和普通公民和亲密伙伴们，时而暧昧时而勉强的关系；以及他被带上法庭并被控为毒害青年和不信神；凡此种种揭示了一个要求净化其同胞的人，这些激起了克尔凯郭尔的反思。
苏格拉底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是将生活献给思想和道德精进的楷模；他乐于精心推敲苏格拉底对于西方文化的历史重要性，因为克尔凯郭尔也乐于完善人性的道德状况，并引入他自己的深刻反思来透视生活的迷境。他对苏格拉底的考察实则是想让这种古代哲人有一个活泼泼的出场，也即重获苏格拉底对雅典人的道德任务所具有的基本力量和迫切性。他在自己头脑中继续与苏格拉底谈论活着应该如何行事，谈论可以改进人之道德品性的知识的本性，以及关乎灵魂和城邦的健康与疾患的因素。他在苏格拉底对话中发现了一种与现代困境相贴切的活生生的语言。
我的论文并不是按照年代，或经由对他对苏格拉底形象的历史的和哲学的合理性的判定，来处理克尔凯郭尔对苏格拉底的看法。 我主要的目的是，理解克尔凯郭尔对苏格拉底据有个人特色的和理智的描摹的本质，以及了解这位丹麦哲学家对基督的信仰是如何影响其对苏格拉底的评判的。一旦这些目标被展示出来，我们便可以探究克尔凯郭尔为何认为，苏格拉底所搞的哲学和与他人交往的方式，仍然是最高、最真的道德和社会秩序的模型。要想充分地了解克尔凯郭尔的主张，就必须要点明他对苏格拉底的讽刺的看法，这种讽刺即他先宣称对智慧与德性的无知，而后通过间接追问的方法来分有道德的原则。然后我们讨论克尔凯郭尔对苏格拉底的诸多想象，作为一名教师他发挥其学生们的困惑和无知，而得出卓越的结果，以便让他们确信其道德的独立性。作为哲学家，他展示了追求真理包含着这样一个悖论，即速朽的、有限的心灵如何能得到绝对的、不朽的知识，这让人迷惑不解。作为思想家他预示了克尔凯郭尔自己的存在哲学，因为苏格拉底大概相信，只有基于“自我知识”的确定性才是拥有真理的最终检验。我的论文结束时简单地谈到了克尔凯郭尔在对话中区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方法。
二
克尔凯郭尔说“我在很小的时候便与他（苏格拉底）有种莫名其妙的联系……”，而且他自己的哲学才华深深地受到苏格拉底这一榜样的激励：“在我之前唯一我与之相似的是苏格拉底。我的任务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情感上深深的崇敬和理智上的尊崇有力地结合在一起，这自然使克尔凯郭尔将苏格拉底视为“唯一一位我尊奉为师的人”。这一断言包含了重大的意义，它给出了克尔凯郭尔可能会择以自我认同的，西方思想家中极为壮观、且动人而有趣的哲学家阵容。那么是什么样的理智和性格特质，使得克尔凯郭尔将这位费解的讽刺哲人列入思想家中的最高层次的呢？
克尔凯郭尔在苏格拉底身上观察出如下特征：美德的质朴、道德的激情、史诗般的英雄主义和誓志真诚思索的殉道者，以及人们可能形成的、能过的最好的生活方式的罕见的伦理典范。苏格拉底是“淳朴而智慧的人……他最了解该如何谈论爱即对美和善的爱。”而对于克尔凯郭尔，哲人苏格拉底总是带着来自心底的激情和率真，去谈论那些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伦理问题，清醒地去把握自我的知识，通过内在的反省达到其存在边界，他很少允许自己被那些毫无价值的琐事、无谓的激情和短暂的愉悦所动摇，进而放弃他关照灵魂的使命。苏格拉底对道德与勇气、政治智慧与正义、虔敬与爱的意义诉求，被一种强大的意志激活，去革新人性的道德生活；他认为成为一个全善的人是一项难得的成就，而那攫住了苏格拉底的，他所求索的，正是去做人类的典范。
苏格拉底是一个真正的史诗般的象征，因为除了基督以外，“他是唯一一个可以被说成是揭示了存在的人”。如果克尔凯郭尔将苏格拉底视为类似于下落的陨石一样的“狂徒”（enthusiast），那么可能苏格拉底的生命便设定了一个强有力的、异常清楚的要求，即人们在达到对他们的真正价值的洞见后，他们应该承认有一些不健康的、自我毁灭性的疾病。克尔凯郭尔笔下的苏格拉底的确拥有一种极具争议的风貌，因为他挑衅的追问对雅典人打破沙锅问到底，发现他们对于最终的重要性一无所知，并且他们不能对其生活给出正义的说明。我们可以设想，苏格拉底将他们的心灵从不经检验的一团凌乱中解脱出来，他的言行经常与大众的价值和意见相左，以此作为追问尖锐问题的前奏，同时给向其他人揭示他们道德困惑的确切本性及其对概念一致性的缺乏。如果克尔凯郭尔所说是对的，“英雄和英雄的事物……在一切时代在本质上都是不受大众欢迎的”，那么苏格拉底可能将自己的生命当作人类自身进展的牺牲，他或许早已意识到自己对重建道德的努力可能导致他的死亡。克尔凯郭尔宣称，那的确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悖论，即理性或“思想对于一个人会有如此伟大的力量，他走向死亡是为了思想……”，也就是，为了寻求理性的生活而去死。
克尔凯郭尔对苏格拉底的崇敬，显然不同于一些现代人的那种浪漫的理想化，他们贬低自己的生活和时代，回过头去把过去假想为更完美的更智慧的时代，他们伫视以往的黄金时代，想寻找代表和谐、统一而完满的世界的人类典范。克尔凯郭尔没有坠入这种乡愁式的幻想，而是将对这位古代哲人的深切敬意，转化为在行动上与其保持一致的动力。他认为苏格拉底对雅典人的道德使命为现时代问题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典范：“哦，在我们时代纷乱的争斗中，应当又一直这样的牛虻……他可以直接反对现代人匆忙赶往的方向……”。如果古代雅典在克尔凯郭尔眼中的苏格拉底看来，是一个没有道德的帝国，充满了这样的市民，即他们关心过分的快乐和物质上的占有，临于其道德品性之上，且又缺乏思考和对智慧的激情的话，那么克尔凯郭尔则将他自己的时代看作堕落、迷茫、匆促而愚蠢的时代。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心灵狭隘的时代，同质化的人对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这一世界性财富抱有盲目的乐观主义态度，而对于大打折扣的安逸的基督教的精神拯救，已然失去了它对其信徒提出严肃的道德要求的力量，从而抛弃了其原初宣称的，在对基督的想望中生活的目标。
尽管从苏格拉底的雅典人，到克尔凯郭尔的现代欧洲人有长达两千多年的过程，但在这位丹麦哲人看来，与文化、政治、宗和科学上的变化相比，伦理领域几乎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而苏格拉底帮助人们追求美德和智慧的斗争，在现时代同在古代世界一样非常需要。克尔凯郭尔写道“众所周知而又都感迷惑的是，世界现在需要一个苏格拉底”，因为他从那位古代导师那里了解到这样的任务；“使人们觉醒进而不再浪费和挥霍他们的生命”。如果这世界“陷于充满谎言的诡辩的基督教义，那么就比智者横行的希腊还要坏得多”，克尔凯郭尔将自己视为近似于基督徒中的苏格拉底，他关注灵魂并且和智者们——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如教育家、宗教家、政治家或哲学家——斗争，那些人错误地宣称，在其领地上引入了真正的美德和智性。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正需要一个像其精神祖先苏格拉底一样的“牛虻”去叮咬人们，以便让他们了解到他们的怠惰、伪善、过度的物质主义和被错误引导的价值的消极后果，揭示出他们对于如何追求最好的可能生活的无知，从而帮助他们追问关键性的问题，并对“显而易见”的事物产生困惑。
克尔凯郭尔拒绝称自己为基督徒，因为对于这一信仰究竟表示什么他并没有适当的知识，苏格拉底以同样的原因，否认自己是“美德”的老师，因为他缺乏对这一概念之本质的理解。 如果说苏格拉底的对无知的经验使得他研究智慧，不假定任何事情，不断地对与其谈话的人所给出的道德术语的定义给出概念性的反驳，那么克尔凯郭尔便时发出一声呼吁，以展示给那些自认为是正统基督徒的人，他们被不兼容的冲动、行为和观念所撕裂。他将苏格拉底清晰地理解为一位有正确哲学品行的典范。
克尔凯郭尔对苏格拉底的认同还有另外一面，也即哲学的实践内在地导致个人的不适甚而危险，有时因为被误解而当场树了敌，并且由于拒绝那些会减少真实地言说能力的尘世欢愉和折衷而殉难，或许情况就是这样，当克尔凯郭尔宣称那些服务于寻求真理之原由的哲人们，不可避免地与支持现有的秩序和未经检验的价值的强大的同时代人们发生冲突。有些人乐意拥有这样的珍爱的诸价值和诸信条，这些都是经由因为他们宣称无知而对其问题给出不确定答案的思想者检验的，同时这一情况使哲人们进入了最大的险境：“现在确切地说今天曾发生在苏格拉底身上的事同样应在我身上。他被蔑视为代表罪恶；因为，在那时代的眼中，无知是罪恶——然而苏格拉底的确是导师”。克尔凯郭尔之苏格拉底的实践哲学包括激励，冷酷的批评以及对道德病症的诊断——常常使人们缺乏安全感，甚而极端厌恶——我们可以思索苏格拉底懂得哲学探讨的支柱极需高准确性，因为它包含了人们应当如何正确地生活，和如何可能在短暂即逝的生存中发现智慧的至高重大的问题。难道有功绩的哲人必须冒着牺牲个人舒适甚而其生理生命的危险，从而唤起人们根本的价值判定？
三
这位丹麦哲人是一个有着深厚宗教感情，忠诚的非正统基督徒，如果我们在理解克尔凯郭尔与苏格拉底关系时抛开这一事实，那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可以衷心地称苏格拉底是我的导师，虽然我曾只相信并且现在也只相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克尔凯郭尔对苏格拉底的爱是有条件的，那是一个在史诗般的伟大事物和真正高贵品质出现时会感到的爱；然而他对基督的爱则是无条件的和最为重要的，因为“一旦当我反思我皈依这件事时，他（苏格拉底）便是简单智慧的人，一位与我全然无关紧要的人，一个不重要的人，一个无”。基督在历史中的现身对于克尔凯郭尔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和一个对希腊和罗马世界的决定性的突破；在神—人之死与复活的宇宙戏剧中，通往永恒的路被揭示出来，因为他（神—人）象征着人类可以在更高更完美的王国中达成永久的统一体与和平。
克尔凯郭尔通过求助于基督教神学范畴，来改造某些苏格拉底尖锐的批评和教导。苏格拉底认为一个人的错误行为只是由于无知，因为无知是真理的缺乏——一种不知道的状态——或是由于拥有不完全的、错误地接纳的知识，结果是他总是选择好的东西，只要其本性被全然知晓。没有固有的去作恶的诱因，只有无知是其原由，做了恶的人会有一种潜在的意识。克尔凯郭尔眼中的苏格拉底认为只有智慧能消除植根于人类生命的破坏性、否定性的无知，因为智慧引领人们去寻求那有益于他们自己和他人的事。
据克尔凯郭尔说，苏格拉底提出了某种“智性的绝对命令（intellectual categorical imperative）”，当他宣称德性是知识时，这一立场将这位导师和作为整体的希腊精神表现得“太幸福，太天真，太完美了”，以至于不能有“勇气去坚持一个人故意做错事，拥有正确的知识而去做坏事”。苏格拉底对道德错误和无知之罪所划的等式是基本问题，而导师“缺少从依然知道某事到做它的转变所需要的辩证的决断”。人类有某种心理，即，将失败解释成基于我们真正知道什么最好而做出的行为，而如果无知不是做恶事的真正原由，那么恶只可能来自“欲望、无礼的欲望”。克尔凯郭尔说这样就看出了苏格拉底的假设“罪……不实存”，因为“是罪的（being in sin）”是指当知道做恶事时主动地欲求恶并摒弃善。“知道善”和“欲求恶”之间的分裂，在克尔凯郭尔那里通过原罪而得以解释。原罪即由于原初亚当运用自由意志公然反抗神圣的命令，从而导致人性从上帝的统一中跌落出来。亚当对其创造者的反抗使得他和无数代后人置入一个自身分裂的处境，在其中知识并不总是对正确的行为进行指导，因为激情、诱惑和自利影响意志并引导它做恶，甚至反对理性的更好的判断。苏格拉底没有能懂得罪和恶在本体论上的真实的范畴，它们描述了人类的本性，而结果是他“没能树立正确的理想，无论是罪的概念，还是要求神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的拯救’”。
克尔凯郭尔将其描述为“在他——简单智慧的人和祂——我所信仰者之间进行对比既不智慧也毫无深远意义……”，因为苏格拉底对至善的本性获取绝对洞见的英勇努力，太过于以人类为中心了，在层次上远低于基督的作为，基督不可思议地显身于一历史时间中的神圣瞬间，来中止管理人类和宇宙的真实的普遍律法，并给那些绝望、困顿和迷惘的灵魂揭示基本真理。对克尔凯郭尔来说苏格拉底基本的错误在于将人类抬举得太高：“在苏格拉底式的观点中，每个个体都是他自己的中心，而且整个世界的中心也在于他，因为自身知识是对神的知识”。我们料想在克尔凯郭尔之苏格拉底看来，人们认为自己可以不朽，也就是像上帝一样了，如果人们在对话推理的引导下进行研究和追问，便可能经历到绝对的真理，从而重新改过他们的实践行为。这样说来苏格拉底树立的并不是什么新的真理，而仅仅是帮助灵魂安顿他们自身，使其在自身中回忆起普遍的且已然实存的诸真理。如果回忆是通向永恒存在的诸真理之知识的唯一途径，那么基督的显身对克尔凯郭尔而言便会毫无意义，因为神—人不能提供关于最高事物的本体论上的新智慧，人们已经在他们自身中获得了所有的重要知识。在克尔凯郭尔判断中，正是基督通过神圣的启示和难以言传的恩宠；在我们处在世俗苦恼的境地和生而有罪的困顿时安慰我们，并且给出了洞见引领我们从有限和死亡中赎罪，但唯一的条件是我们要认定我们根本上依赖并信仰祂。对信仰者而言，获取可靠知识的条件是对神—人作为信仰力量的强大效力的神秘体验。 如果一个人“被重生后便对任何人都没有了任何亏欠，但对其神圣的拯救者却亏欠一切”，而苏格拉底的观点是人们可以一同研究并进入他们自身，去发现最终的本体论的真理，这是一个无宗教信仰之人的自大。
克尔凯郭尔作为一个虔诚的人，会期望将他对钉上十字架的神的爱，抬高到他非常崇敬并且认同的苏格拉底之上；去选择在更高更完美世界永恒生活的诺言，那种世界是超越了苏格拉底式的、趋向于改进人类范围的伦理生活的世界；并且他断定通过对话推理而获得智慧的深层信念本身是个悖论——至少在那些可选之物看起来是相互冲突的时候是这样的。然而他那在基督教关于人类本性和神格（上帝）的观点的启发下，改正了一些苏格拉底式的教导方方面面的希望，却必须秉持一种推理精神，因为“在基督教信仰之外，苏格拉底卓然独立——高尚、朴素、智慧”。苏格拉底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是迄今为止最高的人性化身。依笔者看，他将苏格拉底想成了一个与教条主义斗争的典范，而教条主义是向人类认知范围内的事物之理性运用的妥协；也想成一个将伦理行为与很好地检验过的理念和理想目标相协调的例子；想成一个帮助人们觉察到自己身处一个困顿、冲突和暧昧的世界里，苏格拉底便是人们在人类事务上获得智慧的困苦斗争中的向导。而且克尔凯郭尔似乎认为苏格拉底为完善人的道德状况而做出的悲剧性殉难是一种牺牲，它预示着基督本人更大的牺牲。
如果基督是一位法官和拯救者，他从一超越领域显身，并使本不可见的真理亦得现形而又理所当然，那么苏格拉底对克尔凯郭尔而言便是各种教师的永恒原型，因为“在人与人之间，苏格拉底式的关系是最高和最真实的”。依笔者推测，在纯人类的知识领域中，“有限”和“条件性”享有无上的统治权，苏格拉底实践哲学的方式包含了对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的最深的赞赏，在这种相处方式里，人们在改进他们的道德品行和追求真理的普遍行为中相互交流，这样便有了对师生关系之正确本性的完美设想。
四
克尔凯郭尔之苏格拉底是为讽刺哲人，在帮助那些他追问答案并进而探索由生存提出的永久的伦理问题中，他发现了其最高的乐趣，而对“苏格拉底来说，讽刺在世上有其开端”。苏格拉底的讽刺观点是“对古希腊风格的绝对争辩”，这位哲人将其用成一有力的东西意味着去掌握“承载知识大厦的柱石并将一切都倾入无知的空中”。如果苏格拉底通过其批评将一切都撕裂开来，他可能与其对话者优先选取的伦理倾向保持一种保留疑义的距离，从而公开向其实存状态进行挑战。在笔者看来，他以讽刺性的贬低作为武器，来帮助人们看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处于严重的概念矛盾之中，而且或许讽刺的揭露会成为他们为其心理上的道德病症寻求医治之路的首选方式。而克尔凯郭尔之苏格拉底的论述大体上是否定性的，他确信一个新的积极的原理作为可能性已经出现。
苏格拉底通过讽刺而献身教导的行为，对于克尔凯郭尔意味着苏格拉底对其同时代雅典人的世界，确切地说，是整个的希腊生活世界感到遥远和奇异。用克尔凯郭尔的话说就是“确然的事实已变得不再真实”，他推测道苏格拉底有种异常强烈的内在放逐感，因为他没有全然专心于并且将自己认同于那些构成其同伴公民们的“一般感受”的信念、价值和实践。也许苏格拉底选择了作为一个在通俗意义上典范的品德优异的公民，他总是遵守传统和法律、市民的宗教，然而在普通面具之后他则是一个“讽刺观察家”，他盘旋于“对所有实际生活决断的讽刺性的满意之上”，从完整而批判的眼光俯察整个的人类实在，同时避免在其思索和追问中的偏向性。克尔凯郭尔的潜台词是苏格拉底不可能是有偏袒之人；他对其内在放逐的体验表明他不能容纳于世俗制度和人们，或是可能限制他探究善之本的教条，而且苏格拉底拒绝让他的思想去追随大众，无论那会多么安乐。
克尔凯郭尔将苏格拉底视为耽溺于悖论和神秘的讽刺性个体。我们可以想象，苏格拉底就像老普罗泰乌斯（Proteus）一样令人困惑，因为他能够想出自己很多同样确信的形象，或许他外在的举止总是比与其眼神相遇暗示得更多，结果是他容易被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假如“外在和内在并不形成一和谐的统一体”，那么苏格拉底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便总是在心目中保持着冷淡，他从其神秘的内在自我实体的观点来观察，他自己的外在表现对其他人的影响。这位成功的讽刺家“将自身禁闭于自身内……对人们关上了他的门，并且戏谑那些站在门外的，以便秘密地交谈……”。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苏格拉底那丰富而深奥的内在生活意味着他已学会了自我统治的高难技艺；他感到自己居于家园中，而且他不会指望其他人来告诉他他是谁以及应该去追求怎样的价值。尽管人们时常看见苏格拉底与出身底层的雅典民众公开进行谈话，但是他仍表现出某种高贵的精神性。这种高贵的品性体现在他的卓然独立和辨认事物之永久而重要特征的能力之中——作为一位智性的贵族——而且那确是件罕有的事件：随着这位哲人“不断上升，并以一种讽刺性的鸟瞰视角来观照他之下的……所有事物，他渐看得更高远，更清晰”。然而苏格拉底否认他站在某种纯净的秘密思想的高山顶峰；因为为了拥有真实的影响和“伦理的重大意义，他不想被当作远离他人之外的天才那样受到崇敬……”。难道苏格拉底没有深深地意识到，想要充当雅典人的牛虻——劝诫他们要关注其道德品行的正确形式而不是关注其物质财富的聚敛——的先决条件，就在于保持概念上的清晰吗？
对克尔凯郭尔来说，由于讽刺基于双重的、表面看来相悖的意识活动，因此苏格拉底便立刻被判定为既戏谑又严肃，既深刻又肤浅，既明白又含糊，既真实又异想天开。苏格拉底深谙在对话中运用悖论、矛盾及诡辩的艺术，他的谈话包含着很多层次的意思，而且他从未直接表达过他的观点和价值取向，这是由于讽刺的本质即是对某事物悬而不论，或“仅仅只是难以捉摸地暗示它”。克尔凯郭尔总是认为这位讽刺家令人费解而深不可测，因为其对话基于语言的隐微与显白这两重层面的蓄意分离之上。假如克尔凯郭尔心中的苏格拉底“是……喜剧和悲剧的结合体”，而且假如“其严肃是藏于戏谑中”，那么他可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傻子，喋喋不休地胡说八道，对严肃的事情抱持怀疑，而在下一秒钟却又颠倒过来，对于一些十分简单、已有答案的问题表现出严重的求知欲。
但苏格拉底对于克尔凯郭尔而言实际上是“希腊最严肃的人”，因为“他所处理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我们可以设想其对话中的所有戏谑都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雅典人的灵魂之所以岌岌可危的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关于善的生活之本性的智慧。而苏格拉底的讽刺使他避免了与其对话者之信条和价值取向的直接冲突，以防将他们赶跑，但他仍然违背了他的最好意图，成为“希腊最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要求人们无限关注自身的道德观念和行为的诚实性。
克尔凯郭尔批评苏格拉底“使用的谈话方式初听起来就像是疯子的话”，但又接着说“正如实存是不可靠的，苏格拉底的谈话亦复如是”，也许有人会推想，那种通过讽刺来肯定和否定自身的对话，可以表现意义的危机或意义的单纯空乏，但偶尔它也可能有惊人的影响，因为它倾覆了语言惯常的运用方式，使人们得以在新的光亮中看到道德的措辞，从而改变人们作为行动者的自我认知。然而，克尔凯郭尔心中的苏格拉底并不期冀被每一个谈话者所理解，因为由于其对话的悖论性的、多层面的本质，听者必须要“准备好”去感知他的意指何在。
或许克尔凯郭尔心中的苏格拉底通过讽刺性的对话所寻到的自由，使他得以频繁地运用语言来开启新的开端，总是拒绝让他的语言将自己束缚于观念和道德情感之中，它们能被还原为过分简单的、容易被同化的格言。如果苏格拉底式对话的倾听者将会锐化其思考能力，并放弃自己所钟爱的假象——因为依笔者看，值得拥有的真理必须是努力才能获得的，这意味着要超越惯常的、简易的知识形式——的话，那么这含混言辞的创作或许是必要的。讽刺性对话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不光“切断了阻碍沉思的束缚”，而且还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解放行为”。克尔凯郭尔暗示，获得洞见的方式比起洞见本身的内容来说，即便不是更重要也是同等重要，而苏格拉底用讽刺来帮助他人获得一种哲学惊异的感觉，这种惊异为人们对于那些隐秘真理的热切寻求做好了准备。
克尔凯郭尔心中的苏格拉底对于讽刺的钟爱内在地与其无知姿态相关联：强烈的无知感有助于人们看到他们常常受困于一种虚荣心，这种虚荣心已经将一切伦理意见提高到不容置疑的智慧的地位，因而无法通过哲学反思来检验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的真正价值。而且克尔凯郭尔认为，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人并没有察觉到，他们的道德信念来源于根深蒂固的伦理传统，或来源于时代的“普通常识”，这些源头为过上“善的生活”提供了自明的和半意识的引导；而且他们也没有察觉到，“德行”这个词常常与关于如何获取社会地位、政治权力及物质财富——即那些与如何成为有德性的人关系甚微或毫不相关的利益——的知识技能相联系。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苏格拉底拒绝让传统和“普通常识”或诗人和智者为其理解道德之本性扮演示范的角色。如果我们同意克尔凯郭尔的观点“无知是对于健康的恢复”，那么“不知”的状态就会有助于去除那些未经检验的、也许还是不健康的、源自心灵的诸价值和信仰，而这是成为重新开启追寻诸如智慧、德行、虔诚、正义和勇敢等词汇之真义的旅程的关键一步。在所有的伦理问题中，苏格拉底的目标是学习如何区分知识与意见；唯有知识使人们得以识别善与恶之间的真正不同，最大可能地使人的生命圆满，并且正确地形成他们的道德品行。
“如果‘苏格拉底式的无知’不是表达了他对从学者的热爱以及他身上带有的平等观，那么它还能代表什么呢？”，克尔凯郭尔暗示，在这样一个虚荣的权威教师们和未经检验的（或许是庄严的）传统热切地分配着其“简易”智慧的时代里，苏格拉底对无知的断言表明他是一个卑微的人，因为他知道智慧是最难获得的事物，而每个人从根本上讲都是易错而不确定的。苏格拉底一贯否认他是一位有特殊道德洞见的教师，难道这不正是出于对追随他的从学者们的思索和研究能力的真正尊重吗？
克尔凯郭尔心中的苏格拉底对于既定问题的无知主张有明显效果，那就是给他的对话者带来困惑，他的目的是开启他人新的个人经验和思想。但是人们对于道德术语和日常行为的价值取向却陷于困惑，克尔凯郭尔认为这是消极的一面：“从学者处于这种意识中时，会比以往他处于自己错误的无知中更加决然地拒斥真理”。苏格拉底的追问只是间接地帮助他人认识到，他们生活的前提建立在内在不协调的价值取向和纯粹错误之上，到最后，克尔凯郭尔说：“我自己的错误是那些我可以凭借自己发现的东西，因为只有在我已然发现它时它才被发现”。如果说陷于错误是一种自由的缺乏，那么或许克尔凯郭尔意思是，一个人不知道真理时，至少当他意识到这种处境时，他就不能真正地栖居于自身。人们意识到自身拥有错误的和未经检验的价值取向，因而尽力通过学习真理而变得自由，但克尔凯郭尔心中的苏格拉底不肯定任何事物，仅是提出问题，指明矛盾，因为在为他人合法化真理内容的意义上他无法“产下真理”。
五
对克尔凯郭尔来说，苏格拉底之所以是伟大的哲学家部分是由于他提出了这一棘手的问题，即真理和德性是否可以被概念性地认识和教授。当苏格拉底宣称追寻真理含有“发现某种思想无法思考之事物的企图”时，他便指出了“一切思想之最高悖论”。我们无法认识不能被搜寻的东西，因为我们不知道要寻找什么，而我们知道的则永远不能被搜寻，因为没有必要寻找已经拥有的东西。由于学生不能理解他以前从来不认识的事物，所以他缺乏对那些概念意义的事先理解，这样的话一个即便是像克尔凯郭尔和苏格拉底那样水平的教师，又如何能够将真理和德性的本性传授给学生，并且不也没有必要教授他们已然懂得的东西吗？这样一来，教师成了完全无用的一类人。
克尔凯郭尔心中的苏格拉底通过断言通往知识的唯一途径是回忆，从而解决了真理悖论的问题以及道德是否可教的问题。如果“我永久地知道但并未意识到它”，那么真理便不同于一个等待被发现的外在于意识的实体那样，而最终是由一位知道其本性的人传授给不知道的人。我们如何能够寻找到或告知他人那些与我们自己没有本然的和固有的关系的东西呢？对我们于灵魂中深深秉有之物的遗忘是错误和无知的源头，而且克尔凯郭尔心中的苏格拉底认为“一个无知者只需要一位提醒人帮助他在对他已然知道之物的意识中达成自身”。如果苏格拉底的追问假设“一个被问的人必然已在其自身中拥有真理，并且能够通过自身而获得”，那么遵循道德和美、正义和勇气以及一切重要事物的本性的知识，同时也即是自身认识。
克尔凯郭尔清楚地暗示道，苏格拉底的追问可以使回忆绝对真理这事件发生内在地变化，那时从学者通过一个瞬间的、启发性的知觉而离开了有限时间内的现象流，在那知觉中他认出了什么是永恒，那便是，永不去存在或逝去。而如果真理总是被感知为一种要被经历的可能性，那么它在固有的情形中显露的仅仅是可能的事件，触发性的事件：“从苏格拉底式的思考立场看，每一个出发点都是……偶然的，一个偶然事件，一个即逝的瞬间”。这意味着，获得关于永恒事物之洞见所需的环境是因人而异的，这是因为在同一时刻不同的人并没有都准备好放弃他们转瞬即逝的、表象的自我以接触到他们永恒的自我。或许回忆的时刻可能被理解为一个对存在于错误与无知中的自我的超越，也可被理解为一个达到“永恒意识”的过程，其中“既没有彼也没有此”。
克尔凯郭尔心中的苏格拉底认为教导的天职类似于助产术，他“走进了助产士的关系中，并且始终维系着……他认识到这种关系是一个人可能维系与他人的最高的关系”。助产士帮助他人安全地生产其后代，同理，苏格拉底希望在所有事情上启发他学生们的灵魂中休眠的真理，即帮助他们产下他们永恒的孩子。永恒之物比那些仅是流行的、有用的或愉悦的事物更有资格得到褒奖。
克尔凯郭尔将苏格拉底视为道德教师的典型，他说这位希腊哲人的“罕有的诚实，没有欺骗任何人，甚至包括那些认为被欺骗是其最高快乐的人”。对克尔凯郭尔来说，在苏格拉底式的教师与那种自诩为永远正确的评判者的教育家之间，有着意义深远的差别。这位评判者判断出诸灵魂陷于无知和错误中；他规定了为克服这些状况应该做些什么，并且他担当了救世主的角色，引领他人走出非真理的状态。问题是这位评判者不可避免地使他的学生依赖他；他将他们绑定在他的诸多真理上，即那些靠信仰而被接受的真理，评判者从此无法被学生们忘记，甚至在他传授完真理之后。评判者转而依赖于他的门徒们，以便实现他在世间作为超绝的真理言说者的使命。
克尔凯郭尔的苏格拉底是一位道德教师，他不像评判者那样，而是“认为教师与学生之间不存在任何的直接关系”，并且认为一个教师的“爱可能仅是欺人者的爱，如果他容许门徒驻足于这样的信念中：他真的欠着他一切……”。这意味着，与苏格拉底式的理想相反，一个宣称给予其学生现成真理的人最后只能给出极少具有持久重要性的东西，因为一个有意义的、永久的真理必须建立在主观决断的自由上。如果说苏格拉底真的通过悖论和讽刺来教授的话，由于他曾断言真理与本性纠缠在一起，那么或许正是这本性使得他不可能在他的学生们的灵魂上，烙上他的知识的特殊印迹。对克尔凯郭尔来说，没有教师能公正地为他的学生，决定其生活应当如何被赋予最高可能的价值，或许苏格拉底对于知识是通过自身反思而发现的，这一思想的献身意味着“我驻足其中的真理总是在我之中，并且我通过自身达到光明，甚至那真理不是苏格拉底能给予我的”。这就表明苏格拉底不可能为他人判定真理，因为那永恒的东西先在于他有限的显象，但是这位评判者也认为他独特的、短暂的“存在（Coming-into-being）”是人们认识真理的必要条件。
克尔凯郭尔的苏格拉底将重点放在了教师帮助学生们变得自足的使命上；当每个人总是认定自己是中心时，他想让他们突破自己并最终撇开他走他们自己的路。没有哪位苏格拉底式的教师能不引入破坏性作用而使学生得到成长，因为如果“理想的状态是独立，那么阻止人们变得依赖于帮助人的人就是完全正确的——这时他不需要被帮助”。苏格拉底将自己理解为同伴的生活中的“瞬间”或“偶然”，他宣称接受不可避免的“分离的必然性……因为每一个自身都存在于真理中”。一个在任何其他基础上给予教诲的人，并不是真的给予而是掠走，这样的个体对克尔凯郭尔来说很难被称为其学生的朋友，更谈不上他们真正的老师了。
六
克尔凯郭尔将苏格拉底视为存在论思想的一位精神之父，因为据推测他教导说“主观性，内在性是真理”。苏格拉底的伟大功绩不正是在于表明了知识必然建立在实存的、有限个体的意识之上吗？而这个体不正是处于一个“到来（becoming）”的过程中吗？真理对克尔凯郭尔来说不同于从一个意识对象独立地抽象出的命题，他认为苏格拉底拒斥以下观点，即实在只有通过一种特殊的认识技能才是可取的，这种技能已经去除了由身体和失控的情绪带来的扭曲。如果没有实在的层级来独立地获取其具体的认识自我的活动的本体，那么实在将像“在”一样，无法通过抽象范畴来彻底了解，至少是不毁坏其活生生的人的本性便无法彻底了解。克尔凯郭尔写道，只有“体系论者和客观的哲学家……已然不再成为人类，并且已然变成了抽象而空洞的哲学，变成了从属于纯粹存在王国的实体”。
对克尔凯郭尔来说，大多数哲学家在追寻真相时都不是完整的人；他们常常割裂理性和情感、内在经验和外在经验、有限与无限，从而变成非个人的（impersonal）、不真实的自我，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所偏爱的认识范畴与具体存在的丰富性是等值的。 如果苏格拉底并不认为认识真理是一种“在‘意识’和‘命题总和’之间极其自由而简易的关系”的话，那么获取通往真理的捷径“便是一个内在的转换，一种对内在的认知”，它同时包括了自我的精神、智识和情感等诸多方面。
克尔凯郭尔心中的苏格拉底因为暂时的、易朽的自我也许会知晓不变的、永恒的事物而感到惊讶，他断言知识的获取本来就是自相矛盾的，这表明他完全不同于那些“忘记了存在意味着什么的投机哲学家”。因为在克尔凯郭尔看来，“知道”必然与拥有存在纠结在一起，而存在本身则类似于一个“出自无限和有限、永恒和短暂……的孩子”获取知识是一项莫测高深的综合工作，是将显然相反对的性质结合到一种极其丰富而又不确定的经验中。或许对于其他人来说，苏格拉底的“不知”是因为他将“客观的不确定性归于真理”。如果“存在的内在性是真理”，那么主观的确定性就是由那些不能被充分描述的有力的个人经验所构成。克尔凯郭尔暗示，自我孑然独立不能直接说他知道什么；而那些无法表达给别人的对他们而言必是无效的、不可知的。在克尔凯郭尔看来，通过抽象的、非个人的范畴来说明真理会消除知识的悖论，亦即使内在与外在结合为更高意义的统一。客观的哲学家将“真理的内在性”视为致命的矛盾，因为他们将主观经验和谬误的条件联系了起来。
按照克尔凯郭尔的推论，以下观点似乎是合理的：苏格拉底认为，一个个体可以获得关于支配天上变化之抽象法则的客观洞见和关于人类行为源起的知识，而且还能理解那种控制政治机构成长和瓦解的力量，但是他并不会内在地被这种知识改变。如果知道真理包含个人的伟大转变，那么它就与一个人看待世界和理解生活任务的方式，以及与他形成所珍视的价值和所追求的目标的方式有很深层的关系。对克尔凯郭尔心中的苏格拉底而言，真理的发现将告诉一个人他是谁以及什么行为可以更好地实现他的自身特质，没有任何关于生活的客观主张可以提供这种洞见。
某些程度上的个人艰辛似乎遵从着克尔凯郭尔所说的真理基于内在性的观点。一个不靠别人指导而塑造自己命运的个人，有一种强烈的孤独，他严肃地质疑将其城邦的权威机构认作其行为的非批判性指导。对克尔凯郭尔心中的苏格拉底来说，一个人的生活是他自己的；试图完全按照别人提供的标准生活或在形成生存的环境条件的客观影响下生活，会危害人的完整性和内在的自由。如果对克尔凯郭尔来说人们之所以独一无二是因为其内在的生命和思想的话，那么一个人自己无拘无束就是在时时刻刻努力客观地表现不可描述的唯一性。
历史上的苏格拉底成了一个被他的许多雅典同胞所鄙弃的人物；他们将他看作一种对于城邦生活的破坏性力量、一个败坏其青年的人以及一个不虔诚的人，认为他的哲学实践很令人怀疑。苏格拉底之所以被误解、恐吓并被不公正地指控，是因为他有勇气将道德理想当做绝对者吗？克尔凯郭尔写道，“愿意接受一个无条件的存在意味着愿意受难”，他还写道，苏格拉底认为“理解，真正地理解，就是去存在。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而言，它们则是分离的、二分的：理解是一件事，存在则是另一件事。”
克尔凯郭尔心中的苏格拉底在其思想和行为之间达成了罕见而又令人羡慕的和谐；对待一件事情他不会想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其灵魂中几乎没有自我分裂，这使得他区别于茫茫众生。苏格拉底虽然处于死亡的威胁之下，但他拒绝在某些理想及随之的实践上妥协：即人们应该承认他们在寻求自我认知的行动中的道德缺陷，无论承认这点有多痛苦；人们对于持久的道德意义和智慧的追求应高于对物质财产的追求；最后，人们应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界定善好生活的普遍本性，即便那意味着要批判性地检验权威的言论、传统和常识。对于克尔凯郭尔心中的苏格拉底而言，完全放弃这些理想，或哪怕只是冲淡它们，将是对其生活方式的根本否定，他可能会惹恼其对手并令其朋友感到沮丧，因为他在建立自己的生活模式上没能得到他们的赞同。
因为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苏格拉底认为真理居留于内在之中并且无法直接传达给其他人，所以苏格拉底总是在其思想和行为中假定了一个大大的“如果”，并且“为了这个‘如果’他甘愿用一生冒险”。苏格拉底可能是怀着坚定的灵魂不朽的信念离世的，他坚信诸神不会允许一个有德行而又正义的人被不道德的人和恶人伤害。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苏格拉底在结束自己的生命时大概是这样想的：“成为不朽的可能性深深地占据了我心，无疑我会将我的一生建立在其之上就像它是最确定的事情”。苏格拉底并没有试图收集确凿的证据来为他对于不朽的信念而辩护，以期消除他饮下毒芹后的不明后果。独自居留于与无可争议的真理相同一的强大信念中是危险的，因为这很有可能导致最糟糕的自我欺骗。克尔凯郭尔心中的苏格拉底是英雄式的，因为他最深的信念在指导其生活方式时一直被检验，而他接受了不确定性作为存在悖论的一部分。他将自己理解为一场“假定的实验”，同时又乐于冒险地想“这也许是一场被判死刑的独特体验”，难道这不是一个罕有的人吗？
七
最后还有一点要说：克尔凯郭尔是如何看待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之间的关系这一永恒棘手的问题的呢？克尔凯郭尔在描述苏格拉底的个人特性和哲学观点时非常倚重柏拉图的对话。 他十分清楚，由于柏拉图对苏格拉底十分尊重，所以他才将老师的形象（有可能是非历史的形象）作为大多数对话篇中的主要发言人，因此在试图区分苏格拉底的想法和属于柏拉图的天才观念时就造成了几乎无法分析和解释的问题。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苏格拉底是一位“全神贯注于强调存在” 的思想家，因为他让自己沉浸在伦理的两难困境和人类日常生活的问题中，他坚信观念只有在通过改变我们的自我理解和行为从而拥有存在的重要性时才具有意义。对于苏格拉底而言，哲学与形式本体论、推理性的形而上学以及知识理论关系甚微或者是毫不相干，“他没有教条没有体系”，因为存在的丰富性不可能通过诉诸于系统的和抽象的范畴而得到充分的理解。如果真实的人类生命的本质是悖论式的和晦暗不清的，就像克尔凯郭尔认为的那样，那么试图通过精心的系统解释来界定哲学就注定会失败，因为它们在具体的情境中无法给行动者提供真实的引导。克尔凯郭尔心中的苏格拉底将哲学看作一个自我认知的努力过程，并认为它关心道德的进步，还将它视为对人们借以安置和理解存在的概念的透彻批评。哲学是个易错而又不确定的行当，它让人们共同寻找难以捉摸的智慧，克尔凯郭尔心中的苏格拉底在考察人们最好应该如何生活这个至上的和最困难的问题时没有把任何事情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无论如何智慧必须从活生生的具体经验发展而来，并且自为头脑准备新洞见的艰辛调查中发展而来。
与苏格拉底相比，“柏拉图自己是一个误解……”。因为从柏拉图开始，“存在感（the existential）消逝了，观点和教义变得越来越教条化”。对克尔凯郭尔来说，柏拉图的哲学气质主要是纯理论的，因为柏拉图试图通过理论推导来探测整个伦理的和宇宙的真实性，他简单地热爱宏大的抽象、精细的论证和含纳一切的范畴。克尔凯郭尔认为柏拉图在寻求通往无悖论的永恒之路，在那里一切晦暗都会涤除，因而他也歪曲了苏格拉底的洞见，即真理不会脱离有限的和现世的觉知者，他们在自身中会神秘地觉察到一些普遍性的、永恒的东西的轮廓。
依克尔凯郭尔看，是柏拉图首先将永恒理念的教义阐发为形而上学命题的正式构件。 完美的理念世界用来减轻表象的变幻无常，永恒者和有限者之间就此出现巨大的裂痕，它只有被极少数几个特别被培育来完成这一任务的哲学家所敉平。难道柏拉图不是将哲学看做为了不凡精神而进行的纯粹行动，因而违背了苏格拉底认为的人人都有潜质达到至高洞见的观点吗？反讽和对无知的断言必然在柏拉图的视野中淡去，因为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它们只有对一个能够辨识智慧之难以捉摸和莫测高深的特性的精魂（spirit）而言才是可能的。对克尔凯郭尔来说，如果柏拉图是一个预言哲学家，他热爱向无知者揭示真理，那么柏拉图可能会尖锐地反对苏格拉底关于真正的哲学家不能教授其他学生任何有恒久价值之物的观点。最终，柏拉图违背了自己在《斐德诺》和《第七封信》中的表述——即最深刻的事物不能被直接说出来，无论如何他忠于著述，实际上仍是通过在书写的对话中传达深奥的形而上学和道德的真理：反之，克尔凯郭尔认为苏格拉底教导说真理是内在的，是被静默地单独地经历的，这使得书写对于表达真理而言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
克尔凯郭尔心中的苏格拉底认为，发现真理是热忱地寻找和追问的过程，回忆是存在于每个意识片刻的可能性。然而，通过“将苏格拉底的观点认定为所有知识都是回忆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理论哲学家而不是存在的思想者……”。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回忆是苏格拉底意欲当作一种生活来践行的东西；而柏拉图的根本的错误在于将回忆看作有待通过形式上的理论反思来澄清的难题，好像通过抽象经验获得的真理可以以待证明的方式得以描述。很清楚，克尔凯郭尔认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有着非常不同的气质和哲学动力，特别是当他得出以下对于他们的判断时：
想象你自己和苏格拉底是同时代人。那时没有科学没有学术：这就是他（苏格拉底）想要消除的……但是后来他死了，在柏拉图那里存在感被贬抑了，然后兴起了科学和学术。柏拉图比苏格拉底伟大吗？是的。或许在副教授们做判断时是如此。但是以此类推，他们就必须承认一个神学教授比基督还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