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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柯律格:王之景观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5-03-14  

柯律格:王之景观

黄晓鹃 译



  在现存明代的文本资料中,随处可见对宗室的记载。与此类似,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宗室也是明帝国一道可观的风景线。在他们建藩的各个省份中,尤其是在他们定居的重镇内外,宗室的存在是持久而可观的。他们的存在以多种形式体现,他们所居住的宫殿,兴建和资助的寺院,他们拥有的庄田——他们财富的来源——以及那些占据了乡间大片土地的陵墓。如上文所讨论的历史记载所示,宗室在某一类明代文本中所占据的大量篇幅(及其位次)就证明了他们的显赫地位。这类文本可作为文字材料与实地景观之间的桥梁,即地方志。不论是整个帝国的全志,还是各省或更小的府县方志(甚至是某个地点的方志,比如寺院志),方志这类明代文本的存在,通过把某个特定区域的自然和人物现象进行排序,赋予它们意义,使得空间完全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方志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宗室和士大夫(既是方志的作者也是主要读者群)或许可以在此处象征性地相遇,并共享同一空间。在山西和湖广(包括现在的湖北和湖南两省)——即本书将着重探讨的两例个案研究——的明代方志中, 藩王所占比重显而易见,表明宗藩在明代实地景观和展示文本中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1629年版的《山西通志》由李维桢纂修,取代了现今仅部分传世的1474年与1567年的版本。最早的方志之一,1474年版的《山西通志》的编修人员中有一位尹洪, 任晋王府右长史。这说明虽然士大夫阶层始终压倒一切地占据了方志编修的主要位置,至少宗藩的圈子和士大夫的圈子在这一个案中是有交集的。
  这部成于17世纪早期的《山西通志》一共有30卷,其中第11卷是关于“封建”的,其中列举了从最早时期一直到明代山西地区受封的人物。此处也列出了晋王的谱系,从第一位晋王朱棡(明太祖的第三子)开始,还有其他两位在山西建藩的藩王,沈王和代王的谱系,以及所有郡王,即次子们的支系家谱。通志中除此之外的其他章节也都有关于宗藩的内容,比如说,把藩王祭天之礼位列于其他所有祭祀之上,仅次于祭孔之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藩王所涉祭祀被列于由官员所负责的对城隍的祭祀之上。在“古迹”一卷中,方志通常会记载有文物价值的重要物品和场所,晋王、沈王和代王的陵墓,以及那些次子们的支系家族的陵墓,都被详细地记录在其中,使这些陵墓和其他古代帝王和英雄们的遗迹,以及那些曾决定朝代气运更替的战役遗迹一样,享有相同的地位。最后,在“杂志”这一卷中关于寺庙的一节,列在第一位的寺庙,即在一个以宗教圣地闻名的省份中地位最尊贵的寺庙,是崇善寺。崇善寺由第一位晋王于明代初期兴建,因此远不如山西其他许多佛教寺院那么有名望。这一位于城中的寺庙实际上是晋王的“家庙”,它的显赫地位既归功于在太原城中的显要位置,也源于太原在山西省的地位。
  在徐学谟于1581年纂修、总共98卷的巨制《湖广通志》中,藩王同样占有显著地位,虽然其中内容的编排大不相同,但这正说明了通志中收入藩王是经过编修人员深思熟虑的,而非只是不加思索,一时兴起之举。《藩封志》分为上下两部分,分属第八、九两卷。开篇首先是所有第一代亲王们和郡王们的传记,这就占据了整整一卷的篇幅。随后的一卷是关于“封邸”,以及每一位宗室成员所享俸禄的清单,他们应该配备的家臣、仆从,以及在封地时所携带的旗帜、乐器和乘轿规格。
  方志这样的文本使得整个帝国的人都知道贵族阶层的存在,至少是那些受过教育的知识阶层,因为方志是通过图书行业出版和流通的。虽然方志并非总是由官方赞助编修,但它们仍然属于“官方性质”,也就是说,方志的内容是规定性而非描述性的,把宗藩置于入社会景观之中。然而决定了他们是明代社会景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不是别的,正是他们庞大的数量。不同的明代作者对于哪些省份宗藩最为密集有着不同的看法。徐学谟,上文提及的《湖广通志》的编纂者,认为是以北宋都城开封为中心的河南省。谢肇淛(1567—1624)则列出了他眼中三个宗藩最为显著的地区:陕西、河南及湖广。而当代的统计似乎证实了他的看法,在湖广和河南建藩的各有七位藩王,在陕西则有五位。山西只有三位:晋王,封邸在太原(仍然是现在山西的省会),在潞州的沈王(当今的长治)以及在山西的最北部——大同的代王,这三个藩王世家仍然产生出非常可观的子孙后代。晋王一支尤为繁盛,到了16世纪中期,有封号的男女宗室成员已接近5 000名,使之成为整个帝国中第二大的宗藩,仅次于开封的周王。同一时期,整个山西有9 965名有封号的的宗室成员;如果把所有的家族成员都计算在内(而非仅仅是那些有封号的),到1600年,全太原的宗室成员有20 000人之多,而整个山西则有200 000人,这样的数字似乎不是完全不可信的。明代的人口统计,正如那一时期所有的统计数字一样,众所周知是很难解释的,但从统计学的角度说,一位明代山西居民见到一位宗室成员的机会要比见到一位官员的机会大得多,这一点无庸置疑。与宗室八级爵位中最低一等的奉国中尉相比,科举考试最高一级的进士在山西可是难得一见,即使是地位远为显赫的宗室成员都比县官要普遍。仅在省城太原一地就有十八位郡王的府邸。
  在湖广,宗室成员的比例更高,并且广泛分布在更多的中心城市。从当代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构建出一个名单,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建藩的共有19位皇子。最早的是朱桢,明太祖第六子,他被封为楚王,1370年建藩府于江夏(现今武汉市的一部分),最后一位是朱常瀛,万历皇帝的第七子,他被封为桂王,1627年建藩于衡州。并非所有的藩王世家都同样昌盛或绵延不绝。尤其是在明初时期,明太祖众所周知的猜忌之心(他的继承者建文帝和永乐帝同样如此)往往会导致藩王们被废黜,封国也被撤销,不复存在。潭王(1388年)、湘王(1399年)和谷王(1417年)就相继被废,而辽王一支则最终在1568年遭到废黜,他们的所作所为即便以明代贵族的标准来看都可谓令人发指。同样,并非所有的皇子们都子孙满堂,其中六位藩王均无子嗣,封号往往只传了一代。比如梁王(1429—1441年在位),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讨论他壮观的陵墓。这就意味着在湖广贯穿有明一代的藩王家系还剩九支,直到他们或是覆灭于17世纪40年代早期预示了明朝灭亡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中,或是在终结了明朝统治的满清征服中灭亡。正如山西的那些重镇一样,湖广的藩府也在城镇中占据显著地位,仅荆州城(当时还有城墙)中辽王一支的成员就达5000余人。
  同样的场景可见于帝国中其他有藩王分封的地区,这一点可以由当时的官员们对宗室的非议所证实,他们抱怨那些有封号的宗室成员毫无控制地增长,其持续增加的俸禄给地方财政造成了难以承受的负担。然而,虽然这些统计数字对于上疏申怨的官员们非常重要,藩王们在明代社会景观中的重要性却远在单纯的统计数字之外。他们最初建藩的地理位置以及此后对该位置的利用旨在创建一个王室空间,从而使皇朝及其统治家族从天道获得的利益最大化。虽然明太祖为皇子们所选的建藩之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战略性考虑,以保证他们服务于帝国中心“藩屏”的作用,与天道相合的愿望也使这些战略性考虑做了一定的调整。在明代初期藩国中心的建筑过程中,这一思想无处不在。例如,山东的兖州城在明朝伊始就作为明太祖第十子朱檀的藩府而建,他在1370年仅3个月时就被封为鲁王。1385年,他离开南京,前往那座业已建成的规模庞大的藩邸,年仅19岁就在此去世,名义上死于进食丹药。他封国兖州之后,兖州的行政等级从县被提升为府,成为一个远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至今仍然如此。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兖州城的外观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不仅有了高大的新城墙,而且在原有的元代城中建筑王城就意味着兖州城其余部分的空间已过于局促,与藩邸的重要性不相称。因此,整个兖州城都围绕中心的王城进行了扩张,在此过程中,城廓的外形也从水平方向的矩形变为纵深方向。对于兖州城的居民,以及所有经常前往这个山东地区商贸和文化中心城市的人而言,兖州城新的结构形态毫无疑问与它作为藩王封国的地位紧密相连。兖州城新的南北中轴线以王城为中心,东西的中轴线则由一条运河构成,即“府河”。城的北门,出于特定的风水考虑,避免“散王气”,并非位于城墙的正中,而是处于偏东的位置。“王气”是一种既让人渴望又令人生畏的强大力量;如果王气流失,会导致早夭和王脉中断,但如果过于强盛则又可能会给皇室平添劲敌;因此随着王气在封地上下周边游走回旋,养气和制气两种相互矛盾的力量并存。这就解释了王城的特殊布局,通常它们并不符合传统史料中与外城同心的长方形这样简单的理想结构。在兖州,藩府在城的北部,在太原则在城东,虽然理论上说它们都应该位于全城的中轴线上。至少在明代后期的集体记忆中, 有一个这样的事例,即一座宫殿或周围的建筑,出于对过盛“王气”的忌惮被迫进行改造。据文人李孟阳(1472—1529年)记载,在河南周王的封国开封,相国寺的一座塔被拆掉了几层,以“铲王气”。此后关于开封的一部方志性著作也提及皇家风水师对周王府邸下令进行的各种改造,包括拆除某些殿堂、大门及门楼,某门禁开,四角石上钉钉,所有这些都因为“周藩王气太盛”。当代考古学的证据表明,对于开封王气如此忌惮,以至于怕它会扶植起一位皇位的竞争者,这一举动是有其事实根据的,因为周王藩邸恰恰建在宋、金两代皇宫的地基之上。晚明的宗室传记合集《藩献集》(下一章将有更加详细的介绍),把第一代周王重修颓败的前朝皇宫以作为自己居所之举解释为欲免去百姓劳作之苦,但此举的象征意义是双面的。与此相反,如果把藩王府邸建在一个“王气”不足的地点则会导致该分支的早夭,有数则这样的例子。晚明著者沈德符对此表示怀疑,他坚持认为掌握着宗藩家族的兴衰是命运而非“地令”,但他这样的阐述正说明不少人持有相反的观点。
  这些王宫无一留存至今。在遥远西南边陲的桂林,靖江王(明太祖一个外甥的后代)昔日的府邸在某种程度上还占据着原有的位置,王府在清代被改为贡院,此后又成为了广西师范大学的校园,即便现存建筑无一源自明代时期。纵然周边的景观中还保留了王室的其他遗迹,即那些刻在附近风景如画的峭壁之上的题词,桂林正是因为这些秀丽的峰峦才得以成为今天的旅游中心城市,我们必须借助于考古学和丰富的文本记载,才能真正认识到明代王宫的富丽堂皇,以及它们对帝国城市的影响。因为这些王宫(至少是那些主要的亲王)是规模相当大的建筑,各种象征着权力和威望的建筑符号被普遍运用,这一点体现在宫墙和宫门的形状上,以及厅堂、亭台楼阁和花园中,它们用以传达这样的信息,王宫的主人具有无比重要的地位。对于唯一一位在这些宫殿的鼎盛时期见过其中一所、并留下记载的欧洲人,这一信息并未被错过:
  他的宫室有墙围绕,墙不高而呈四方形,四周不比果阿的墙差。外面涂成红色,每面各有一门,每道门上有一座门楼,用木料精制。四道门的主门前,对着大街的,再大的老爷(Loutea)都不可骑马或乘轿通过。这位贵人住的宫室建在这个方阵的中央,肯定值得一观,尽管我们没进去看。听说门楼和屋顶上了绿釉,方阵内遍植野树,如橡树、栗树、丝柏、梨树、杉树、及这类我们缺少的其他树木,因此形成所能看到的清绿和新鲜的树林。其中有鹿、羚羊、公牛、母牛及别的兽类, 供那位贵人游乐,因为如我所说,他从不外出。
  这位观察者正是葡萄牙人盖略特伯来拉,他于1561年途经桂林城,在那里见到了靖江王的宫殿。他所说的“老爷”(Louteas)就是官员(此后不久,这些人在欧洲语言中被称之为“mandarins”),而他们经过王宫大门时需下马这一事实,对于一位象伯来拉这样生活在早期现代欧洲的(小)贵族而言,恰恰是他所熟知、因而会注意到的社会地位的直观表达形式。通常桂林在明代历史的记载中并非地位显赫的都市。因此我们值得在此停下来思考一下,我们关于“明代城市”的想象在多大程度上是源于城镇星罗棋布的江南地区——即长江下游三角洲的苏州、杭州、扬州、南京及其他城市。那些关于都市的繁华和奢靡的描述都是由此而来,我们关于都市生活场景的视觉图像也出于这些城市(或者是北京)。然而这些城中无一建有藩邸,这就意味这我们关于明代时期“城市”的模型是被严重扭曲的,正如明代生活其他的许多方面一样,侧重于史料翔实的文人文化中心,在此藩王们只是谈资,而非人们关注考察的对象。
  中央的条例规定了王宫建制的主要元素,从宫殿厅堂的规格到名称,以及装饰风格,比如屋顶上绿釉瓦片的使用,和影壁墙上龙的主题,都由皇帝于1376年诏定。在明朝末年,《天工开物》(1637年)的作者仍然注意到“省内亲王府邸”特有的琉璃瓦屋顶。在《天工开物》一书中,对物质文化细节及其在宇宙平衡中的重要性都给予了同样的关注。显然,这些庞大的建筑群的外观被认为对于政治实体有着重要意义,在同一年,太祖和他的大臣们就此进行了沟通,力求在宫殿装饰上找到适中的方式,不能过分简朴(被视为粗鄙),也不能过分铺张(被视为劳民伤财)。太祖之子,道家神秘主义者宁献王,就以“深自韬晦,所居宫庭无丹彩之饰、覆殿瓴甋不请琉璃”而闻名。
  建筑物的名称也非常重要。正如明太祖所云:“使诸王能睹名思义,斯足以藩屏帝室,永膺多福矣。”宫殿的名称都有着风水学上的意义,多数出自于经书典籍: 前殿为“承云殿”;中殿为“圆殿”;后殿为“存心殿”。数字九的命理学重要性随处可见,宫室宽九间九架, 而西安王宫的前殿据说高九丈九尺九寸。
  现存有关明代王宫外观的物质证据少之又少。在现代城市的平面图中它们象幽灵一样存在,或是作为记忆的场所,保存在清代的地方志和集体回忆中。仅仅只有数座坚固的建筑物得以存留。曾立于大同代王宫殿里的“九龙壁”得以从明初保留至今,此后还有一座类似的影壁保存在湖北省的襄樊,曾经是襄阳王宫殿的一部分。用一种当地特有的青绿石料雕刻而成,这座九龙壁流畅的雕刻线条及其至今也颇为可观的规模透露了王室建筑的奢华,而这远非王宫中最雄伟的建筑。山东省衡王府的部分残存建筑,现位于一座公园之内。像太原晋王府那样宏伟的宫殿,清朝入关后不久的1646年就彻底被烧毁,现仅存两只不配对的铸铁狮子,它们曾经是某座门外的守护神,身上的铭文证实了铸造的年代和地点。至少还有一只石狮至今还形单影只地站在开封,成为当年周王那威严逼人的“王气”的唯一幸存者。然而只有通过想象,我们才能把大批随从仆役放置在这些曾经壮观宏伟,如今仅存断壁残垣的宫殿群中。王府的仆从中也有太监,他们的存在标志着王府特定统治地位和空间。太监一般而言是被禁止伺候平民百姓的,与其他多数禁令不同,这一禁令似乎得到了维护,正是为了得到能在宗藩府中服役的机会,男性才走上了这条令人毛骨悚然的自残之路;1529年以后,将军一级甚至将军以下的宗室成员都被允许这一特权。
  因此,我们需要相当的努力和想象力才能把某些明代城市景观视为王家地域。或许在西安,这座东北部(译者注:原文如此)的伟大历史名城,我们的努力可以获得最好的效果。一项关于西安城中所有宗室成员住所的分析研究表明他们遍布大街小巷。除秦王们的宏伟宫殿以外,众多的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以及最低一级的奉国中尉,都在西安城中有各自的居所;文中一共记录了三十八处府宅。除嫡长子外,亲王的其他儿子都是郡王,他们双字的封号源于帝国行政地理单位的名字;因此有保安王、永兴王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这些地方定居。不论是畏惧蒙古的掠袭(在明初)还是希望要靠近大都市的繁华和舒适,多数秦藩的分支都居住在西安城内。对于记载了他们府宅地址的方志的分析,表明他们并非平均地分布在城中。多数郡王的府宅在东城,即明初扩展城墙之后新建的区域,而西城的街道则由来已久,遍布着市集、官衙和寺院。相比之下,各级将军的府宅就更为平均地分布在四城之中,结果就是很少有西安居民附近没住着一位宗室成员(或者至少是知道他们的存在)。更为引人注目的则是宗藩们在这些府宅之间持续的互访和出行,他们出行仪仗中的侍卫和乐师充斥着大街小巷。
  我们对于这些府宅的内部结构仅有些微了解。秦简王(1498年卒)诗作如题:《览秀楼为宗兄临潼王养性斋题》和《次三镇国慎独斋陪游后园池亭之作》。另一首诗则忆及汧阳王的勤有斋,其中六经充栋,插架更余“三万轴”。虽然“明园林”让我们联想到江南的城市,比如苏州,宗藩的花园却是明代西安城的一景。有充分证据表明,在远离长江三角洲的地区,这些王家游乐的园林仍然让那些来自气候更为宜人地区的人士叹为观止。张瀚(1511—1593)是南方大都市杭州人士,1565年已经是事实上的陕西巡抚。这位目光敏锐的观察者,想必已经见惯了大城市,眼界颇高,不会少见多怪,在一篇名为《西游记》的文章中,他的描述如下:

  渡泾河为高陵,渡渭河为富平,而泾渭之中为陕西会城,即古长安。中有秦府,扁曰“天下第一藩封”。每谒秦王,殿中公宴毕,必私宴于书堂,得纵观台池鱼鸟之盛。书堂后引渠水为二池,一栽白莲,池中畜金鲫鱼,从池上击柳,鱼皆跃出,投饵食之,争食有声。池后叠土垒石为山,约亭台十余,座中设几席,陈图史及珍奇玩好,爛然夺目。石砌遍插奇花异木,方春海棠舒红,梨花吐白,嫩蕊芳菲,老桧青翠,最者千条柏,一本千枝,团栾丛鬱,尤为可爱。后园植牡丹数亩,红紫粉白,国色相间,天香袭人。中畜孔雀数十,飞走呼鸣其间,投以黍食,咸自牡丹中飞起竞逐,尤为佳丽。

张瀚随后接着描写各处官府的景象(应该是他任职过的地方),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位游历颇丰的年长官员而言,秦王府是西安城里唯一他感兴趣的景点。他仅仅在后文才提及唐代的遗迹大雁塔,而后者至今都是西安的主要景点之一。大雁塔至今仍存,而秦王府城早已湮灭(或者说仅在现今西安城的布局中才能依稀看到秦王府城的影子),这一事实说明二者在明代的重要性如今已被调换倒置。
  诸如池塘和运河这样的水景特色在张瀚关于王府园林的叙述中非常突出。在其他宗室成员的花园里,它们同样重要。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严格禁止在王府之外修建“离宫别殿”及游玩去处,这就解释了为何园林会建在王府之内,成为府邸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藩献集》中,江西的益王朱翊鈏(1537—1603),以“广筑台苑,招致宾从”为人所知。在西安,永寿王的园林以大片水面为主体,“涵碧池”中遍植莲花,鱼鸟成群,池上建“涌金桥”,旁筑“东轩”,以宴宾客。临潼王和保安王的园林以假山和水池闻名。这些池塘的水引自龙首和通济两条水渠,它们在明代时期给城中供水,使这些池塘得以存在。据方志记载,前者穿过四位郡王的王府,而后者则流经其他五位的王府。这多半会使王府在城中水资源的支配问题上有强大的话语权,正如我们在后文将讨论的,在其他一些场合,藩王们显然参与了对水利资源的掌控。至少这使他们有权参与水利资源的分配,把他们治下的都市景观中的园林与更广阔的社会景观紧密联系在一起。
  伯来拉或许被阻挡在宫墙之外,但其他人并非如此。正如张瀚的记载所表明的,在象桂林、西安、太原、兖州这样的城市里,这些园林无疑是宗室和士大夫交游来往的重要场所。杨任斯(1628年进士)在一件偶然流传的书法作品中,赞美了稷山王的“葵园”,稷山是山西中部沈藩的旁支。这首诗作无疑是众多此类赞颂之作的幸存者。当代的研究著述, 虽说数量不多,会给人这样的印象,即宗藩的生活是完全封闭的,但实际上大量证据表明,藩王和文人士子正是在王府中定期聚会,共享同样的文化活动。首先,相当多的明代文人士子在这些王府中任职,虽然这些职位并未被视为肥差,亦非那些最风光的职位的起步点,它们的级别待遇仍然相当高。藩府的两位“长史”在明朝职官等级中位列正五品(共有九品,每级分正、从两等),是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位。在17世纪初,沈德符提到数则事例,有人抗议和抵制被指派任职王府,这是被那些有抱负的人士视作没有出路的职位。然而,对于其他一些人而言,这些可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清闲差事,名利双收,而且他也举了一些例子,证明有人可以从王府内的职位升迁至那些重要的“正经”的职位。在明朝初始尤其是这样,藩王和长史的关系可能会比较亲近而且互相尊重。在15世纪初的开封,周宪王朱有燉身边的圈子中颇有一些当时的名士,即使他们现在已不太为人所知(不同于他们的王爷)。我们有那些年中客居周王府的其他一些人的传记,他们的传世诗作中有许多郊游和宴饮的唱和之作,给人的印象是王府中的社会交往是非常频繁和高雅有深度的。
  正如《藩献集》中记载的安塞王朱秩炅的轶事所示,藩王与文人雅士的交往是为人们所期望的。安塞王不仅是一个狂热的书画收藏者,而且“尝恨居塞上,不获与齐、鲁、吴、楚士游”(即指山东和江南这样的文化中心)。可是很多学者的确得以见过王府的内部。除了上文提及的益庄王座上的“众宾客”,我们还在朱谋㙔宗藩人物传记的合集中看到其他宗室喜好待客的叙述。其中有二例尤其表明到了16世纪晚期,这样的社交活动更为普遍。我们于是可以读到山西沈藩的一位沁水王(1567年受封),“博雅工诗,喜士往来,多布衣交。”或者是湖北荆王的旁支樊山王朱载坅,“喜读书,博极经史。为人脱略不羁,能折节下士。藩王故不投人名剌,接诸缙绅亦无宾主礼,王独易之。”藩王的好客扩展到较低的社会阶层(即便仍然是读书人),这正说明了在帝国大部分地区,他们确实是社会景观中常见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与藩王和其他宗室成员确有往来的还有另一个社会阶层的人,即佛道僧尼人等,宗藩在社会景观中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与他们作为寺庙和其他宗教机构资助者的身份相对应。除却宗藩的府邸,在主要的城市周围,他们正是通过对宗教机构的资助才直接为人所注意,他们在府邸和寺院这二处活动场所之间频繁往返,伴随着令人注目的、喧哗的随从仪仗,这必定是有目共睹的。
  欧洲史和伊斯兰教世界史的艺术史学者们,在研究与明代同时期的这一段艺术史时,首先会去寻找贵族资助宗教建筑的例证。然而在我们对于这一时期的理解中,“文人文化”的范式仍然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坚持认为宗教艺术到明代已经“衰落”的观点也徘徊不去,因此很少有人关注这一时期象太原这样的城市中的寺院景观。然而当我们稍加关注,以下现象立即不言自明,明代各地藩王们是这一时期各种宗教信仰中宗教建筑重要的资助者。在“王国祀典”中,他们有宗庙、社稷之祭祀,也立风云雷雨山川神坛。但他们同时也是其封国中佛教和道教的主要赞助者。对于太原的晋王家族,这样的赞助在一座大型宗教建筑群中表露无遗,虽然现今只余残垣断壁,但仍然非常可观,足以使人多少看到它当年的规模和辉煌。它先是在1864年毁于火灾,继而又在文革剧变中被进一步破坏,所剩无几的废墟仍然十分壮观,直到今天还是太原的主要景观之一。这就是崇善寺,由第一代晋王朱棡以纪念其母孝慈高皇后马氏(明太祖的夫人)为名义于1390年所建的一所佛教寺院。如上文所述,此后的方志之所以把这所寺院置于山西省其他所有佛教寺院之上,无疑不仅是因为它的规模(显然也不是因为它历史悠久),而是由于它和藩王家族的亲近关系。该寺院所在地有着令人敬仰的历史,自隋朝(581—618)起就是佛教胜地,虽然起初沿用了“白马寺”的名称,但这一由朱棡兴建,于1381年动工,1391年竣工的建筑群本质上是一座全新的寺院,占地14 000平方米。1480年对寺院进行了大量的修缮,从嘉靖(1522—1566)时期起开始使用崇善寺的名称。1843年(译者注:原文如此,似有误,应为1864年)的火灾之后,寺院面积缩减至一块3 192平方米的区域,基本上就是目前保存下来的部分,即非常壮观的主殿。其中仍然保存着明初高大的密宗佛像,和佛像所居的鎏金的琉璃神台,以及晋王作为这座寺庙的赞助人出资兴建的其他豪华装饰。现存的碑文证实了这所寺院对于该家族持续不断的重要性。其中的两篇碑文可以追溯至1563年,记载了工程浩大的修缮;第一篇为孔天胤(1532年进士)所作,孔氏原籍山西,在外省升任要职,此处却对他的家乡太原不吝赞美之辞,“而雄藩剧镇列其中,高衙大县临其上。”第二篇碑文是以晋王本人口吻所撰,细数该寺院如何为“我始祖恭王所建”,以向其慈母“报恩”,并且祈愿她能长寿。碑文中明确修缮寺院的资金来自于封国中众多的长史,罗列了长长的名单(均有全名),这使得寺院得以修缮一新,美轮美奂,包括新佛像、彩绘及钟鼓。在碑文末尾,晋王响亮地陈词:“此我祖上所建、所遗,予当所敬、所爱,思不衰者以垂石。”
  在明代的太原同样重要、或许甚至地位更为显著的是永祚寺的双塔,其中的一座塔与晋王家族有着意义重大的联系。太原位于汾河的河谷,汾河是南北流向,两岸峰峦叠嶂,即使是从今天严重污染的城市中也清晰可见。在空气更为纯净的明代太原,城墙之外最显眼的地标建筑之一应该就是这两座高大的砖塔,它们现在早已被纳入太原的市区,永祚寺的俗称,双塔寺也由此而得名。双塔之一的年代要早于寺院本身,兴建于1599年,是藩府以外的地方精英们为“文运”而兴建的文峰塔。根据风水堪舆学的算法,太原是西北“高”,东南“低”;这一地区的“文运”因此流向东南,这就解释了为何当地士子在科举考试中相对表现平平,而与此同时东南方向的江南士子却金榜题名。这座文峰塔,座落在太原城墙东南角,意在阻挡“文运”的外泄。这座塔独自矗立了九年,直到晋穆王朱敏淳于1608年兴建了永祚寺,将该塔纳入其中,并修建了第二座塔,即“宣文塔”。“宣文”是万历皇帝笃信佛教的母亲慈圣宣文皇太后(李氏,1614年去世)尊号的一部分,用以表示她对于建塔的资助。这座54米高的塔至今还醒目地矗立在地平线上。相距日久,我们很难去解读兴建塔寺这一行为的全面意义,但把起初由文人士子们兴建的、人人可见的高塔纳入其中, 至少是进一步加强了晋王在地方景观上已然十分显著的影响。
  崇善寺实际上就是“王家”寺院,而永祚寺的兴建则表明晋王将其他社会上层人物所构建的空间挪为己用(不论有无阻力)。这种赞助往往可能是一种对掌控权的要求,至少在话语层面上是如此。这一点或许可以通过倍受尊崇的天龙山佛教石窟寺庙群体现出来;天龙山石窟的年代可追溯至东魏时期(534—550),它座落在太原西南的群山里。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的由靖安王朱胤龙撰写的一篇碑文,叙述了晋王家族与这一圣地的渊源,称天龙山为“晋阳之藩襟焉”。其中提及在14世纪,“始祖晋恭王分茅晋国,历览封域,观兹山之奇胜,又从而增修之。”如今距此后的修缮又有百余年,日月沧桑使得寺院又需要再一次的修缮工程。碑文中提及了四处募集捐助的僧侣姓名,以及那些虔心捐赠者,包括晋太妃及当时在位的晋王。同样地,寺院的牌匾题字(好几例皆是如此)不仅通过晋王的书法使其成为文化楷模,而且也通过寺院建筑群使其成为一位赞助人和庇护者的象征,与人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联系起来。即使在那些晋王家族或许没有直接参与的事情中,他们与山西佛教事业的互动以及持续的资助活动都可以在碑刻资料中找到。1585年的一篇碑文,记载了对一所名为保宁寺的寺庙的土地捐赠,至今留存在太原城隍庙中,碑文为一位晋藩宗室成员所撰(人名已磨灭不可辨)。作为碑文作者,他的身份或许给这一原本普通的工程染上了些许王室的光彩。
  在关系到晋祠的事宜中,晋王显然不得不与地方上其他的势力互相协商。晋祠位于太原城的西南,是省内最重要的文化场所之一。这一地点不仅有着无比重要的仪式上的意义,而且在这一干旱地区,对于水资源的控制也有关键意义。对水资源的争夺几乎体现在各个方面,不论是各种阶层身份的地方士绅,还是连生计都寄托于圣泉之上的农民均是如此。晋祠目击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争执,争论的中心是如何诠释晋祠供奉的究竟为何人,尤其是其中所供奉的被称为“圣母”、占据了正殿的神祗,以及分配水资源的竞争,涉及晋水应排入哪些不同水渠的复杂的轮值表。在所有的这些争执纠纷中,晋王府及家族中其他分支,比如说宁化王,都直接介入其中。他们所声称的主权在冗长的碑文中都有迹可查。在晋祠建筑的修缮和装饰中同样体现了他们所宣称的特权。虽然如今已经严重褪色,在明代的后半叶,装饰着殿身前檐的彩绘想必是正中古老的圣母殿最令人注目的外观特征之一,正对着那些前来晋祠朝拜之人。这些成于1515年的彩绘的赞助人是某位“张渠长”,他似乎是晋王府一位庄户,在同一时期曾把珍贵的水源控制权“献给”王府。因此,晋王府至少有可能认可这些曾经栩栩如生的彩绘图像和样式,而这些彩绘中也融入了晋王府对晋祠错综复杂的历史元素的解读。在1561年,晋王和宁化王都为修缮圣母殿和殿前的鱼沼飞梁捐赠了可观的数目。在当地农民(赞成供奉作为水神的圣母)和当地士绅(赞成供奉叔虞,据说是古代第一位晋王)的“供奉之争”中,晋王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由于他们是唯一合法对皇室和百姓都负有义务的权力群体;他们是当地女神和合法统治者的传人和化身。正是晋王家族才能通过他们已有的威望,完成晋祠建筑群中最大最显眼的建筑的修缮工程,使它成为他们对于整个晋祠诠释的一部分。
  在与各种形式的宗教组织的高调互动中,晋王家族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很多寺院都留下了藩王的印记。河南的少林寺至今都以武僧闻名,寺中佛像上镌刻的多处铭文都表明徽王家族与寺院的来往,而且往往是通过府中的宦官。这支藩王袭自正通皇帝的第九子,于1466年就藩于均州;在1556年以其曾孙的废黜和自尽而不复存在。在山西的长治,规模盛大的上党庙会(直到1978年才销声匿迹)是15世纪中期由沈王所开启的,沈王就藩于长治,并且敬献了一座著名的玉帝像。该玉帝像对于祈雨非常灵验(依然是干旱省份里水的特殊地位),每年从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到月底都会被请出来。届时会以神的名义上演戏曲,而主要的市集也会吸引来自省外的商人。在明代时期,藩王的影响力必然是随处可见的,即便此后已基本被遗忘了。山西北部的佛教胜地五台山,文殊菩萨显灵之地,是就藩于大同的代王的特别供奉对象。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圣地,很多赞助者互相竞争,甚至包括了在北京的皇室成员本身。僧人建筑师福登(1540—1613年)的作品作为连接五台山和太原的纽带,显示了王室对佛教建筑资助的关系网。福登的天赋在他年少时就为山阴王朱俊栅(逝于1603年)所发现。据传山阴王发现他睡在山西蒲州一所寺庙的廊檐之下。他最著名的作品或许是五台山显通寺的鎏金“铜殿”,但他所筑独特的砖石结构,模仿更为常见的木质结构,不仅可以在同一座寺院中的“无梁殿”中看到,也可以在太原的永祚寺中见到,他曾在永祚寺中住了一段时期。作为皇室家族的亲信,他在其他时期也曾经效力于山西的三位藩王,因为福登正是在拜见沈王朱效镛(于1580年就藩)之后,才说服后者决定向远在四川的峨眉山供奉一尊鎏金佛像,他还在另一位伟大的菩萨——普贤菩萨向信众显灵之地为沈王建了一所寺院。
  代惠王朱成链(1489年卒)于1486年在五台山为一位高僧古月禅师重建了颇有名望的普济寺。一篇1557年的碑文铭记了一位“代府张氏”对于寺院的虔心捐赠,文中叙述她如何幼入宫闱,颇受亲王之宠,而她虽膺王宫之荣,却“常思出世之因”。碑文直接引述她本人的言辞:“善若不作,福何所归?”她命“王府新庵”僧人德春于五台山金阁寺斋僧十万八千员,又新铸佛像和钟鼓。在供奉水陆道场,超度饿鬼的同时,她又“念《药师经》两藏”。她的慷慨大度并不限于佛教布施,因为她“又于本府五岳城隍笔绘两廊,金碧交辉”。这是一篇非常有启迪意义的关于女性在资助宗教活动中的角色的叙述,而且多半应该不是特例。
  可以说,推动万寿宝塔兴建这样的工程的同样也是靠女性力量,它建在荆州城外的长江边上,位于现在的湖北省。 宝塔是辽王朱宪㸅奉其母毛太妃之命在1548年修建,以此为当时在位的嘉靖皇帝祈福增寿(很可能也是为了转移视线,他对佛教的憎恶众所周知)。此外在湖北的另一地,就在王朝濒临灭亡前夕的1642年,当阳的玉泉寺也收到了来自另一王府金库的资助。对于一尊特别的佛像的铸造背景我们就不太确定了,有证据表明它与藩王(或者至少是王府)的关联。这是一尊高约61.5厘米的鎏金铜像,上刻“丙寅年为荣府所制阿弥陀佛像”。荣藩是1508年在湖广的常德为成化帝的第十三子所建;这一支一直持续到明王朝结束。在建藩到明亡这一段时间内只有两个丙寅年,即1566年和1626年,前者似乎更为可能。就艺术风格而言,这座佛像似乎出自更早的年代,或许可以做一个有趣的推断,即我们在此所见的是一种“滞后的”(retardataire)地方式样。这座佛像是在荣王所居的较为偏僻的省中铸造镀金,还是他们从某个更大的地区中心订制的呢?二者皆有可能,因为我们将会看到,有证据表明,王府内部有着制作奢侈物品的作坊,而他们也可以从更远的地方获得高档的商品。眼下只需将其视之为大量可观证据之外的又一例证,表明王府是佛教资助的中心。
  同样地,有大量令人折服的证据表明,藩王宗室与我们现今所称为道教的,中国另一伟大的宗教传统,也有着相互联系。这一点在第一代的藩王中就很明确了,他们之中不乏道教秘术的著名信徒。其中最著名的或许就是宁王朱权(1378—1448年)。他在多个领域均有著述,包括戏曲和音乐,同时也涉及医学和炼金术的专题。但他的宗教信仰和实践并非仅仅体现在文本中,或是私下以道袍道冠入殓; 而是更广泛地为人所见。他位于江西省的巨大陵墓周围的建筑式样就是这样的体现,江西地区以道教活动著称。虽然这些建筑无一留存,但它们的名称,例如“长生殿”和“南极殿”就带有强烈的道教色彩。进一步加强了道家色彩的另有两座八棱华表,上刻道家符篆,高6.9米,顶上有狮像,其上的道家铭文出自于1442年,恳请赐福于百姓、皇室以及宁王家族。朱权的陵前当时或许曾有过一座完整规模的道观,保存至今的另一所类似的道观,恰恰增加了这一可能性。朱权之弟湘献王朱柏(1371—1399年)的陵墓,位于当今湖北省的荆州,旁有一所至今香火旺盛的道观。太晖观由湘王于1393年在此前的地基之上兴建,与他如今已被发掘的陵墓仅距数米。如今恢复的宗教活动或许仅抵当年鼎盛时期的一小部分,但该道观仍然鲜明地提醒着我们藩王和道教信众之间的纽带。朱柏也是同样位于湖广的道教胜地武当山的积极赞助者,我们知道他曾与武当山的著名道士互赠诗词。
  这类纽带可能也会有着相当大的地区变化。例如,值得注意的是晋王似乎并非道教活动的主要赞助人,或者至少在规模上不及其对佛教的赞助。晋王家族成员无人有“号”,即以“某某道人”的形式的名号,这样的号在某些宗室分支中非常普遍,通常意味着与道教的关联。但宗藩的某些成员显然更加高调地信奉道教,以至于鲁荒王朱檀,明太祖的第十子,据信于1389年服食“金石”,毒发身亡,很可能就是某种含水银的长生不老药,非常诱人而又致命的一种道教修炼术。嘉靖皇帝(1522—1566年在位)对道教的狂热信奉使得几位宗室都随之仿效,文人士子对此通常嗤之以鼻,将此视为阿谀逢迎的证据,但我们或许不应轻易置之不理。沈德符在他所著的轶事合集《万历野获编》中提到就藩河南的徽王被赐予“真人”的世系封号,他还收入了有相似封号的辽王朱宪㸅的一系列骇人听闻的轶事。朱宪㸅是荆州万寿宝塔的兴建者,同时也是一个“淫虐”之人,他假装奉行道教,获皇帝赐金印及法衣法冠,我们得知:“㸅每出,辄服所赐衣冠。”(这至少告诉我们,当藩王们外出时,他们希望被众人看见,而且热衷于炫耀他们与宫中的关系)。这位邪恶的藩王曾经为百姓施行“醮”的仪式,声称他有赐福的法力。据说他曾用道教符咒,因此需要新鲜的人头;在街上见到一名醉汉,就命人砍下他的头颅,时人皆骇然。这只是他多项罪行之一,最终导致他在1568年因“十二大罪”被废黜。(译者注:似有误,应为十三大罪)
  让士大夫阶层中的明代野史作者更为感兴趣的是藩王的恶行而非虔诚的宗教信仰。但宗教热忱也是显然存在的,我们没有必要把一类史料中所有的偏见都一揽子接收过来。正如王岗(Richard G. Wang)所阐明的,远在帝国的西北边陲,位于兰州(无疑是距诸如苏州或南京这样著名的江南大都市最远的明代城市之一)的肃王对道教有着长期尊奉的历史,他对玄妙观的资助或许并未惊动一时,但却有目共睹。玄妙观于1418年、1430年和1536年分别由三位肃王出资修缮,1541年又由淳化端惠王朱真泓重修,他命一位萧升(音译)题写道观内的匾额。此人并非明代知名的书法家,但在穷乡僻壤的甘肃可能颇有名气。肃王府与该道观的纽带一直延续到王朝末期,直到最后一代肃王朱識鋐本人出家为道士,自己题写了道观的牌匾。
  除他们与中国主要宗教传统的互动之外,我们还有证据表明,至少藩王们对那些次要的宗教传统也有关注。例如,开封的周王对宗教的资助在某种程度上(即使是以复杂和不太确定的形式)也延伸至城中的犹太人社区。欧洲人关于晚明的叙述中热情地提到在山东和江西归化藩王宗室成员;在前者还暗示一位有着宗教倾向的贵族对于伊斯兰教的兴趣。排除耶稣会士的乐观主义,在某些王府中或许的确对这种异国风情的、新奇事物很感兴趣,建安王对于利玛窦的回应正反映了这种兴趣。
  如果说明代宗藩生活的宗教方面仅仅刚开始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他们在社会景观中的另一显著存在则并非如此:即他们拥有的大片产业。他们的产业具体以何种方式呈现在众人眼前,我们并不确定(王府仆役是否穿着特别的制服?产业是否有独特的界标?),但无庸置疑的是,帝国各地的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是居住在藩府的土地之上或邻近,王府田地是宗室大量财富的主要来源。在1377年封藩的第一批亲王,每人获赐1 000顷土地(1顷等于100亩,或者大约14英亩/5.5公顷)。因此山西省3 000顷的土地则被划分给三位在此分封的藩王。然而到万历时期,仅晋藩就有72 000顷土地。“庄田”从属于更大的明代财政类别“官田”,然而72 000顷的数字已经超过了山西省所有的官田面积。
  对于明代藩王产业的论述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其他任何一方面都无可企及,而且完全是从敌对的立场出发。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言,这是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封建统治阶级罪大恶极之处,明代宗藩田产的罪恶一直是中国史学界1949年以来的主旋律。让人难免有些好奇的是,这一史学传统中大部分研究所依据的主要史料都是那些士大夫的陈述,这些官员在上呈朝廷的奏折和其他著述中不断地抱怨,认为藩王的免赋税身份及其庄田损害了政府的财政基础(他们的职责所在)。不断扩张的藩王家族所获得的大片土地被这些评论者和他们的当代阐释者认为是不可持续的,威胁到了王朝本身的存在;1644年明朝灭亡之后,这种论调成为不可撼动的老生常谈。此处不会去讨论这种论断正确与否,但那些在其他语境中被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是“坏人”的官员们,在此却成为“好人”,他们的立场被不加甄别地接受下来,这显然表明多数当代中国史的著述和他们关于强大的中央政权才符合正常社会秩序的假设是有着中央经济统治论的偏见的。正如上文所讨论的晋祠的形势所表明的,明代的地方社会是一个复合体,脚踏实地地去看问题,可能会有不同效果。正如明代财政史最著名的学者所指出的,和付给官方税吏的数目相比,藩王庄田上的佃农或许缴纳更少的田租,这使效力于藩王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而且如另一位著名史学家所述,在另一个社会中,富人善于逃避政府的财政要求:
 
  史学家们通常认为,当主要的贡献者逃避税收时,一个财政系统就注定要失败,但这是很幼稚的看法;那些公然不公正的财政制度可以持续几个世纪,而且事实也往往如此。强大的避税者,不论是贵族还是教会领袖,同样可以通过为他们的邻居提供庇护而增强他们的地方实力,后者因此成为他们的庄户。

  这或许也可以部分地描述明代的情形。显然,田地的赏赐,涉及到赠送而非买卖,就像在所有等同的背景中,也许会产生一种互惠的关系,其中赠与者残存的愿望或许多少会有某种重要性,无论是多么微不足道。万历时期的一部方志特别把钟祥的风俗恶化归罪于赐庄田于藩宗,让人想知道成为庄田的佃户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会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对藩王们行事的指控之一是他们通过“招集恶少”、“混同群小”、“招集亡命”来建立自己的佃户群体。但那些被官员阶层诬为“群小”和“亡命”的人自己应该不会这样认为,而坚定地保护自己属民权利正是“好领主”的行为,在与明代同时的多个早期现代欧洲的背景中均是如此。一位大学士或许颇为免于赋税的藩王们或是其佃户们的抗命之举所苦,但如果我们在研究历史时代入他的角色则并不可行。
  另一针对藩王们的指责是他们加之于地方百姓的过度繁重的劳役,比如藩王出行的车船需求,协助婚丧嫁娶活动的进行,以及各种建筑工程。除了基本上是在城中的王宫府邸,藩王在明代景观中最显眼的的标志是他们的陵墓。同样地,在地方层面上,这些陵墓会是藩王显赫地位无可避免、一目了然的标志,而且是为相当多的人有目共睹的。这些墓葬物品将在第四章中探讨,此处只关注它们的外观,这也是多数人唯一能看见的地方。陵墓通常包括一条“神道”,道旁列有石像生(石人和石兽),以及相伴刻有碑文的神道碑,神道一直通向被围墙所环绕的场所,内中包括举行祭享仪式的享堂(享殿)和圜丘封土,丘冢封土所覆盖的是地下的墓室,其中饰有大量墓葬物品。陵墓的选址是出于风水堪舆的考虑,它们座落的具体地理位置(通常都是后有山、前有水)是为了使墓主及其子孙后代得享气脉之福佑。藩王的陵墓在规模和装饰上同样受制于条例,虽然我们在后文将会看到,当我们走进那些已经被考古发掘的陵墓,可以看到陵墓内部还是有很大的变动余地,这些差异究竟是地方性的还是出于墓主个人选择,目前还难以断言。
  当今的湖北省有数座现存最壮观的明代藩王陵墓。我们从武汉市郊外山谷中的楚王陵墓群可以很好地了解一座明代藩王陵墓的选址和布局,此处所葬历代楚王包括从明初建藩时一直到明朝灭亡的17世纪中期的亲王。这些陵园错落分布,但也都各自独立。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显陵,是1524年到1559年间嘉靖皇帝在钟祥城外为其先父所建,陵墓建制效仿皇陵,其父死后被尊封为皇帝。显陵在其规模和奢华程度上都独树一帜。更加符合条例规定,但仍然在同一地区的景观中具有显著位置的,是近年刚刚发掘的郢靖王的陵墓。郢靖王是朱元璋第24子,1408年被册封,1414年英年早逝,在位短暂,死后无嗣,这支遂绝。根据当地传说,陵墓的地上建筑到中日战争时尚存,直到占领当地的日军为取用木材将其拆毁。但墓丘封土仍然十分壮观,从地面所嵌的绿琉璃瓦中也能依稀看出往日的辉煌。梁庄王的陵墓可以看到更多的残存建筑,他是洪熙皇帝的第九子(1425年即位),封藩时期是1429到1441年,也是享有这一王位的唯一一位亲王。他墓中出土的精美文物留待下文讨论,但即使该墓葬曾经被盗(正如许多其他的王陵一样),梁庄王墓的墓丘封土,残存的享殿墙以及散落于地面的众多的琉璃瓦片,足以表明当初在此所筑陵墓的规模。墓地前仍在流淌的小河不仅具有堪舆学中的庇护功用,而且也有实用价值,陵墓所在地较为偏僻,远离城市,可以通过小河运送建筑材料和墓葬物品。从未得见城市的农民们仍然得以见证藩王入葬。
  即使是那些级别较低的贵族的坟墓仍然有可能在自然景观中占据显著地位,而且它们的数量众多 。他们的身份可以通过石碑(碑文仍然留存在山野间)以及载有他们姓名和头衔的入土的墓志铭(并不直接可见)得到确认,大量这类的墓志在藩王们生活过的中国各省的博物馆里被保存下来。碑文本身内容常常会相当陈腐无趣,但石刻至少会把死者的头衔封号告知所有那些可以阅读的人,同时对于那些不能阅读的人也具有重要意义。墓志是注定要跟死者一起入土,并非为生者所作,因此通常只能在下葬之时才能目睹。它们往往由德高望重的文人士子所撰,这进一步说明,与我们通常从关于明代社会的著述中所得印象不同,在象山西这样的省份中,士大夫和宗藩两个群体的往来甚多。例如作于1523年的贵池郡君的墓志铭, 她是代藩的旁支广灵荣虚王的孙女,她的墓位于山西北部。她的墓志铭由奉议大夫长史司长史所作,由刘安所书。刘安是大同人士(代藩封国所在地),他有进士的身份,同时也是陕西布政司布政使。铭文中这样形容去世的郡君:“凡百女工闺中之事靡不闲习通晓……有古之贤妇人风味。”通过撰写墓志铭,他不仅让贵池郡君的品行在入葬时比她在世时更为彰显,而且也宣扬了他本人与代藩的关系,后者在他的家乡权倾一方。因为墓葬表明了社会关系,而在王室妃嫔的例子中就更是如此,这些家族应该会热衷于向所有人展示他们与藩王权势的关联。因此,成于1519年沈康王第九子王妃的墓志铭告诉我们李氏王妃“世为潞之望族”。
  对于广大的农民而言,田野中的王室陵墓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无从了解他们的想法。这些陵墓对于普通人而言是否也是“记忆的宫殿”?正如读书人把藩王府邸视为抒发思古幽情的场所?我们不可能得到确切答案,虽然出自明代藩王陵墓的地名至今得以保存,这或许说明它们至少是当地标志性的建筑。在太原城的东南,或者西安城外(康王井村仍然存在),那些曾辉煌一时的壮观的藩王陵墓,现在仅余只言片语的回响。陵墓的名称和已荡然无存的府邸名称结合在一起(如兖州城外的安丘府村),唤起一个业已消逝的王家景象,他们的存在和发展造就了这样一种王者的景观,藩王出行,浩浩荡荡,车舆伴随着喧天的号声和高声清道的随从,极尽奢华铺张的婚礼和葬礼的队伍,这些必然都是明代许多城市里经常出现的情景。它们使得藩王的富丽堂皇成为很多人生活中可见的一部分,不论是最富贵的还是最卑微的人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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