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htwhite 译
在假想的开头，我们或许误以为，9·11袭击只是全球化的不可逆转的道路上的一个事件或意外而已。这是一个终将令我们感到绝望的假想，因为某件非凡的事情发生了，而忽视它就等于承认，今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构成一个事件，我们注定要把全球化权力的完美逻辑演绎到底，这全球化权力能够吸纳任何的抵抗，任何的对抗，并因此而增强它自己——恐怖主义的举动是在加快一个独一的权力和一种独一的思想方式在地球上确立起霸权地位。
与这种零假想相对立的是最大假想，是为9·11的事件特征做最大的赌注——事件被定义为在一个普遍交换的体系内突然间创造出一个不可能之交换的领域：事件中心的死亡的不可能之交换，用事件换取任何话语的不可能之交换。这便是其象征性的力量，就是这种象征性的力量在曼哈顿的事件里击中了我们所有的人。
根据零假想，恐怖主义事件是无意义的。它不应该存在，并且根本上，它不存在。这等于用这样的观念来看待事物：恶只是一种幻象，是善之轨迹的一个偶然变化——在这里，善的轨迹就是全球秩序和幸福的全球化的轨迹。理论总要把自身建立在恶本身的这种非现实性之上。
另一种假想：它是自杀的疯子、精神病人、某种不正当理念的狂热分子做出的举动，他们受到了邪恶力量的操纵，这邪恶的力量利用被压迫者的不满和仇恨来实现其毁灭性的暴怒。同样的假想——它更讨人喜欢，试图把历史理性赋予恐怖主义——是把恐怖主义视作被压迫的人民的绝望的真实表达。但这种论证本身是可疑的，因为它谴责恐怖主义是以一种根本上无能的姿态来表现全球化的悲惨。即便我们同意恐怖主义是全球化秩序之政见的一种特殊形式，可一旦我们揭示出其失败和无意识结果（它无意中强化了全球秩序），它便无法成立。这是阿伦塔蒂·罗伊（Arundhati Roy）提出的观念，他既谴责霸权，又谴责恐怖主义是它的孪生物——体系的魔鬼孪生物。那么，想像一下，如果恐怖主义不存在，体系也会把它创造出来。为什么不把9·11看成是中情局（CIA）的一个噱头呢？
再一次，这等于说一切的反抗暴力最终和现存秩序达成了共谋。行动者的意图及其行动所担负的风险，全都变得不值一提。它把行动化约为行动的“客观”后果（9·11的地缘政治学后果），不从自身力量的视角来看待行动了。那么，到底谁在玩谁？谁在玩别人的游戏？在这里，恐怖分子趁体系之便而获利，为自身谋取权力；两个敌手沿着平行的轨道赛跑，不同于阶级斗争和历史战争中发生的事情，他们从不真正地相遇。
我们应该更进一步：不是关于恐怖主义和世界秩序之间“客观”共谋的假想，我们应该提出另一种完全相反的假想，关于权力和反对权力的外部力量之间深刻的内在共谋的假想，关于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和软弱性的假想——这种不稳定性和软弱性在中途遭到了恐怖主义行动暴力的侵扰。没有这种关于秘密共谋和勾结倾向的假想，我们便无法理解恐怖主义，无法理解克服恐怖主义的不可能性。
如果恐怖主义想要凭借一己之力，在正面的交锋中破坏全球秩序，那么，它就不免显得荒唐：不论在何种情形下，力量关系都是如此地不平等，而全球秩序早已是无以复加的混乱和反常的所在了。在这额外的混乱下，一个人甚至要冒着警察和安全控制体系不断强化的风险去行动，就像我们在两边所见到的。
或许，这才是恐怖主义的梦想：一个永恒的敌人。如果敌人不复存在，要摧毁它就愈发地困难。一个恒真式，无疑，恐怖主义是恒真的，而它的结论是一个矛盾的三段论：如果国家真地存在，它会把一种政治意义赋予恐怖主义。既然恐怖主义没有政治意义（尽管它有其他的意义），这就证明：国家不存在，国家的权力也是可笑的。
那么，恐怖主义的秘密讯息是什么？在一则阿凡提的故事里，我们看见他每天骑着驴、背着麻袋穿越边境。每当麻袋被检查的时候，里头什么也没有。于是，阿凡提继续骑着驴穿越边境。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问他到底在走私什么。阿凡提问答说：“我在走私驴。”
同样地，我们会怀疑，在恐怖主义行动的所有表面性动机（宗教、殉道、复仇或策略）背后，被走私的到底是什么？很简单，通过貌似自杀的举动，他们完成了死亡的不可能之交换，用死亡的象征性礼物来对体系发起挑战，死亡的礼物就是一个绝对的武器（双子塔似乎领会了这点，因为它们用自身的崩塌来回应）。
这是统治的假想：恐怖主义最终没有意义，没有目标，无法被其“真实”的政治和历史结果所度量。而矛盾的是，正因为它没有意义，它在一个持续浸透着意义和效能的世界中构成了一个事件。
统治的假想认为，恐怖主义在其引人注目的暴力，在伊斯兰和美国之外，作为全球化进程中心的一种根本对抗而出现了，它是一种力量，无法被化约为对世界的一种必要的技术与精神实现，也无法被化约为走向全球化既定秩序的不可逆转的运动。
一种与体系的死亡力量扭斗在一起的反作用力。这力量抵抗着一种完全溶于循环或交换的全球性。一种不可化约的独一性的力量，随着体系施展霸权，它变得愈发地暴力——直至9·11这样的断裂性事件：9·11不解决对抗，而是在象征性的维度上，助了它一臂之力。
恐怖主义并没有发明什么，也没有开创什么。它只是将事物带向极端，带向爆发点。它加剧了事物的某一状况，加剧了某种暴力和不确定性的逻辑。体系自身通过一切交换的投机性扩张，通过它四处强加的随机而虚拟的形式——高效的生产，漂移的资本，强制的流动性和加速度——制造了一种普遍盛行的不确定性原则，而恐怖主义把这一原则简单地转译为彻底的不安全性。恐怖主义是非真实的和非现实的？但我们虚拟的现实，我们信息和交流的体系也是如此，长久以来，它早已超越了现实性原则。就恐怖而言，我们知道它已经无处不在场了，在体制化的暴力（精神和肉体的暴力）中，在同疗法的行动中。恐怖主义只是让所有悬浮的因子结晶。它把最后一击投向了双子塔所代表的权力、解放、流动和算计的狂欢，并在同时暴力地摧毁了效率和霸权的极端形式。
所以，在全球权力的废墟和瓦砾上，我们只能绝望地发觉自身的形象。
实际上，我们从废墟中看不见任何东西——就连仇视一个无形敌人的符号也找不到。在这里流露的只有美国人民对自身的巨大怜悯——星条旗，纪念信息，对遇难者和后现代英雄（消防员，警察）的狂热崇拜。这种怜悯是那些想要和上帝独自在一起的人们的民族激情，他们宁愿看到自身被上帝而不是邪恶的权力所击败。“上帝保佑美国”变成了“最终，上帝击败了我们”。他们惊慌失措，但最终还要对这种使我们沦为祭品的神性关怀抱以永恒的感激。
道德意识的推理是这样的：既然我们是善，那么，击败我们的就只有恶。但对那些自视为善之化身的人来说，如果恶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击败他们的就只有上帝。如若不是因为德性和权力的过度，不是因为善和权力的不可分割所代表的过度，他们又因何遭受惩罚？他们因为在善和善的化身中走得太远而遭受惩罚。可这并没有让他们感到不悦，也没有阻止他们毫无忧虑地继续为善。他们因此而发觉自己离上帝更近，并因此对恶的存在更加深刻地一无所知。
怜悯的孪生物是傲慢（它们像双子塔一样孪生相配）。你为自身的不幸而悲伤，但同时，你又自视为最佳者。我们得到了最佳者的权利是因为从这一刻起，我们是受害者。这是完美的托辞；这是受害者的整个精神保健学，它将所有的罪感一扫而尽，并允许我们把不幸当作信用卡来使用。
美国人缺乏这样的创伤（他们在珍珠港遭遇的是一种战争行动，而不是象征性的攻击）。就一个民族而言，对苦难的理想颠倒最终会伤害它的心灵以及它在补偿苦难后在一切善的意识上施展权力的自由。科幻小说的开头梦想了一个情境：人们预感到某种黑暗的力量要击垮他们，但它仅仅在他们的无意识中（或心灵的其他隐秘处）存在。突然，它通过恐怖主义善意的恩典而变成现实了！恶的轴心牵引着美国人的无意识，而之前只是一种幻想和梦想的东西通过暴力成为了现实！
它完全源自一个事实：他者，和恶一样，是不可想象的。它完全源自设想他者（朋友或敌人）之根本他性，设想他者不可调解之外在性的不可能。（对他者的）拒绝根植于对自我在道德价值和技术权力中的完全认同。这就是自以为是美国的美国，它睁大了怜悯的眼睛，却毫无他性。
明言之：美国在这里只是一个讽喻，或者是任何无力承受对立之幽灵的权力的普遍形象。除非他者是一个白痴，精神病人或怪胎，否则，他者怎么会想要变得不同，变得不可救药地不同，而没有一丝想要跟随我们普遍之福音的欲望呢？
这便是帝国的傲慢——在博尔赫斯（Borges）的寓言（镜人[1]）中，失败者被流放到了镜子里，他们被迫在镜子里反射征服者的影像。（但有一天他们开始与征服者的形象越离越远，并最终打破了镜子，对帝国发起了又一次的攻击。）
在菲利普·穆雷（Philippe Muray）《亲爱的圣战分子》（Dear Jihadists）的讲话中，也有一个同样的被放逐到镜子中的情形[2]：“我们制造了你，圣战分子和恐怖分子，你终将成为相似性的囚徒。你的激进主义是我们传授的。我们能够这样做，因为我们对一切漠不关心，包括我们自己的价值。你无法杀死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死去。你以为你在反抗我们，其实你无意识地站在了我们一边。你已被同化。”或者：“你干得不错，但你只是在杀死你自己作为独一性的力量……你以你的行动重新进入了你所诅咒的全球化游戏。”
一份关于我们的正在死亡的文化的悲惨本质的宣言，同时也是一份关于任何对文化的暴力反抗的失败，或相信文化正在死亡的失败的宣言。可怜的反叛者，可怜的无辜者！“我们应该击败你，因为我们比你更加死气沉沉！”但这不是我们在讨论的同一个死亡。当西方文化目睹了其全部的价值一个接一个地灭绝后，它就以最糟糕的方式从外部转向了自己。我们的死亡是一种灭绝，是一种毁灭；它不是象征性的赌注。我们的贫乏就在于此。当一种独一性把自身的死亡投入到圆环中时，它就逃避了这种缓慢的灭绝，它自然而然地死去。这是一个赌注加倍的巨大游戏。独一性在自杀的同时也让其他人自杀——我们会说，恐怖主义的行动真正地让西方“自杀”了。一种为了死亡的死亡，，尚无法被象征性的赌注所美化。穆雷说：“我们已经毁掉了我们的世界，你还想要什么？”然而，恰恰是我们已经毁掉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还将继续被毁掉。被象征性地毁掉。这根本不是同一个事业。虽然我们已完成了第一步，但只有他人才能够去做第二步。
甚至在复仇和战争中，我们也可以看见同样的想象之缺失——无法把他人当作完全成熟的敌人的同样的无能，同样的魔幻解决：消灭他并随意地抹除他。
把伊斯兰教当作恶的化身是在成就它的荣耀（在此过程中也成就了某人自身的荣耀）。但我们无法那样来看清事情：当我们说伊斯兰教是恶的时候，隐含之意是说伊斯兰教不够完美，是令人厌恶的，而它是暴力的是因为它是令人厌恶的，因为它把自己当作一个被羞辱的受害者，蕴育着自己的不满而没有欢快地到新的世界秩序中取得自身的位置。伊斯兰教是出于绝望地倒退的和原教旨主义的。但如果它变得充满敌意，那么，它就必须被降低为无能。简言之，伊斯兰教不是它应该所是的东西。那么，西方又如何？
存在着一种无法深思如下时刻的同样之无能：这些“狂热分子”可以完全自由地委身，而不会有任何盲目、疯狂或被操控的形式。我们掌握着鉴别善恶的垄断权，故而，唯一“自由和负责任”的选择不得不和我们的道德律相一致。这就意味着把任何针对我们价值的抵抗与暴力都归为意识的盲目（可这种盲目从何而来？）。“自由和开明”的人必然会选择善，这是我们普遍的偏见——同时也是一个矛盾的观念，因为一个人一旦获得了这种被指派给他的“理性”选择，他最终就无法再做出自由的选择了（精神分析就擅长对这些“抵抗”做出解释）。
希利滕贝格（Lichtenberg）在这一点上告诉了我们某些更加古怪、更加本原的事情——对自由的恰当使用是滥用，是过度地使用。而这就包括为一个人自身的死亡及他人的死亡担负起责任。这就是把“懦弱”一词应用于恐怖分子的荒谬所在了：他们因为被选为祭品而懦弱，因为使无辜者牺牲而懦弱（当我们并未指责他们借此之利来换取天堂之门票的时候）。
尽管如此，我们仍应该试图超越无条件地尊重人类生命的道德命令，并且设想我们应该在他人和自己身上尊重一种并非生命并且超过了生命的东西（存在并非一切，存在只是事物最微不足道的部分）：一种命运，一种原因，一种自豪或牺牲的形式。一种远远超越了存在与自由的象征性赌注——我们无法承受它的缺失，因为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普遍的人道主义秩序的拜物教价值。所以，我们无法想象一种出于完全自主和“意识之自由”的恐怖主义行动。现在，象征性义务下的选择有时变得深深地神秘起来——在罗曼德（Romand）的例子中，他过着双重的生活，杀死了全家，不是害怕被揭露，而是害怕家人在谎言败露时遭受深刻的失望。[3]自杀不会把罪从记录上消除；它只是把耻辱转移到他人身上。何处是勇气，何处是懦弱？自由的问题，一个人自己的自由和他人的自由，不再把它自身强加在道德意识的观念上，而一种更高的自由必定允许我们把它舍弃于滥用，或把它牺牲。奥玛·卡亚姆（Omar Khayyam）说：“宁要一个套着爱之枷锁的自由人，也不要一千个被囚禁的自由俘虏。”
我们看到，这几乎是对统治辩证法的一种颠覆，对主奴关系的一种矛盾的颠倒。在过去，主人被暴露于死亡面前，他可以拿死亡做赌注。奴隶被剥夺了死亡和命运，他注定要生存和劳作。今天，事情又如何？我们，掌握权力的人，逃避着死亡，得到了全方位的保护，完全占据了奴隶的位置；而那些摆布着自身之死亡，不把生存作为特定目标的人们，则象征性地占据了主人的位置。
另一种反对——这一次考虑的不再是动机，而是恐怖主义行动的象征性要旨。在9·11袭击，在对全球化胜利逻辑的暴力挑战中，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强烈意义上的象征性行动吗（也就是说，它是否表明了一种价值的颠倒和变形）？例如，根据卡洛琳·海里希因（Caroline Heinrich）的说法，恐怖分子在以一个价值体系和更高现实的名义来攻击拟像和非差异的逻辑的行动中，已经接受了一种新的同一性逻辑。她说：“在对抗非差异逻辑的过程中，恐怖分子试图为某些失去了意义的事物恢复意义。”对我们而言，真实（the Real）就是如此——也就是一种能指的幻象——而恐怖分子是在用从过去挖掘出来的新赌注和新价值来取代它。
菲利普·穆雷批判道：“我们已经清算了我们的所有价值；那的确是我们全部历史的意义，而你给我们带来了你幽灵的价值，你幽灵的身份，你的‘全部’，将它设立在一个崩溃的世界上。”恐怖分子用“拟像”的能指（双子塔、市场、西方的强力文化）来取代真实的能指。他们反抗完整交换的非人性，再一次开创了一种真相的形而上学（卡洛琳·海里希因语）。如今，关键不是对拟像泄恨，而是对真相本身泄恨。攻击拟像没有意义，如果这意味着回归真相。攻击虚拟没有意义，如果这意味着回归现实。
尽管如此，根据卡洛琳·海里希因的说法，恐怖分子自身还是处于彻彻底底的拟像（simulation）当中：恐怖主义行动是由模型（model）生成的。它甚至成了模型先于真实的标志性例子（好莱坞导演被当成了反恐策略的顾问）。进而，他们的行动在每一个方面都被体系的技术装置模式化了。一个和体系玩着一样游戏的人，又怎能宣称他颠覆了体系的目标？
这是一个强烈的反对，但只要它局限于恐怖分子的宗教和原教旨主义话语（恐怖分子实际上是以更高真理的名义用这些话语来争夺全球体系），它便还是化约论的。因为使恐怖主义行动成为一个象征性行动的“可逆性的最小化侵入”并不在话语，而是在行动本身当中。恐怖分子通过一种行动对整个现实的体系发动了袭击，这个行动，在其犯罪的时刻，既没有真实的意义，也没有对另一个世界的所指。它的目的只是通过它自己的武器来削弱体系——这体系对自身的价值也漠不关心。相比于体系的技术性武器，恐怖分子所欣赏并产生了决定性效果的重要武器正是体系中心的无意义和冷漠。
反转并颠覆权力的策略既没有借助道德或宗教冲突的名义，也没有借助“文明碰撞”的名义，而是作为全球化权力的纯粹而简单的不可接受性的结果而出现。
此外，为了觉察全球秩序的这种不可接受，没有必要成为一个伊斯兰教徒，或诉诸更高的真理。不论伊斯兰教徒与否，我们都共享这一根本的反对，而这个权力自身的中心也有许多断裂和紊乱（脆弱性）的迹象。这就是恐怖主义行动的“真理”。恐怖主义行动不指向其他的真理，更不用说原教旨主义的真理了（取消原教旨主义的真理资格无疑是更好的）。
恐怖主义接受的是某种无法在差异和普遍交换的体系内交易的东西。差异和非差异可以实现完美的互换。构成事件的东西不存在等价物。处于某种超验真理中的恐怖主义行动也没有等价物。
当卡洛琳·海里希因把涂鸦和恐怖主义进行对比时（因为涂鸦空无所指并利用零度能指把符号本身还原为荒谬），她还没有意识到她是如何地正确。涂鸦实际上就是一种恐怖主义行动（它同样以纽约为发源地），不是通过身份宣言——“我是某某，我存在，我住在纽约”——而是通过它对城市墙垣和建筑的涂画，通过对符号本身的暴力解构（披着涂鸦纹身的地铁穿梭于纽约市中心的方式和恐怖分子驾驶波音飞机撞向双子塔的方式是完全一样的）。
问题是关于真实（实在界）的问题。根据齐泽克（Zizek）的说法，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激情是对真实的末世论激情，是对已经丧失或正在丧失的客体的怀旧激情。[4]所以，恐怖主义最终只是对现实的这一凄惨要求的回应。
对菲利普·穆雷而言，圣战分子的恐怖主义只是濒临死亡的现实的最后挣扎，是行将就木的戏剧性历史的后果，历史的瘫痪恰恰是因为它即将死去。但这种对真实和历史之秩序的召唤本身就是一件哀伤的事情，因为与它相对应的是一个更早的阶段，而不是当下整体-现实的阶段，即全球化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没有什么否定性能够提供一种回应。面对全球化秩序的这种“整体”攻势，唯一的回应来自于一种独一性的侵入，这种独一性就自身而言，与真实毫无关系。
关于9·11的最新的也是最古怪的一个版本是认为，9·11是一起国内恐怖主义密谋（中情局，原教旨主义极右派，等等）的产物。当怀疑投向了针对五角大楼的空袭，乃至针对世贸大楼的空袭时，这样的命题就出现了（如梅桑[Thierry Meyssan]的《9/11：弥天大谎》[9/11:The Big Lie]）。
如果它完全是不真实的呢？如果它完全是编造的呢？如果一个命题是不真实的，它就应该被考虑，就像每一个意外的事件值得被怀疑一样：我们自己总在要求一个根本的事件和一场彻底的骗局。邪恶阴谋的幻想到头来往往是真实的：我们已数不清有多少由秘密的团体和机构策划的挑衅的谋杀行动、袭击和“意外”了。
在我们或许应该一无所知的真相问题之外，这一命题更为重要的一点再一次揭示了，统治权力才是一切的煽动者，包括以错觉绘画的形式呈现的颠覆与暴力之效果。而最糟糕的事情是，我们是犯罪者。这无疑不会给我们的民主价值带来任何的伟大荣耀，但向无名的圣战分子们承认这个使我们遭受挫败的权力依旧不失为上策。随着波音飞机在洛克比的坠毁，技术失败的论调在很长时间内都和恐怖主义行动联系在一起。虽然承认一个人自身的缺陷是个严肃的问题，但承认其他团体的权力依旧是更为可取的（这还不排除邪恶轴心的妄想狂指责）。
如果这样的神秘化被证实是可能的，如果事件完全是一场骗局，那么，它就不会有任何的象征意味（如果双子塔是从内部被爆破的——撞击还不足以让它们倒塌——那么，说他们是自杀就更不可能了！）这将是纯粹的政治阴谋。即便这一切都是极端分子或军人的某些小派系的所作所为，它依旧是一个标志（就像俄克拉荷马爆炸案一样），象征了一种自我毁灭的内在暴力，象征了一个社会要促成自我灭亡的隐晦倾向——就像中情局和调查局（FBI）高层之间的不和所表明的，它们相互中立了情报，给了恐怖分子以成功的前所未有的机会。
9·11将伴随着某种暴力提出现实的问题，而幻想的阴谋论只是这一问题的想象的副产品。因而，这一理论或许已遭到了各方的强烈抵制。因为它是反美的，并替恐怖分子赦免了罪行吗？（替恐怖分子开脱意味着解除他们对事件的责任，这就回到了一种轻蔑的视角上：伊斯兰教徒绝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壮举。）不，它遭受抵制是因为其“否定”的一面解释了回应的暴力。现实的否定本身就是恐怖主义的。与现实本身搏斗是最可怕的事情。总之，需要挽救的是现实的原则。“否定主义”才是头号的大众公敌。[5]其实现在，我们很大程度上已经生活在一个否定主义的社会中了。没有什么事件是“真实”的了。恐怖袭击、审判、战争、腐败、民意检测——如今还没有什么不是舞弊的或不可决定的。政府，当局和机构，是这种从真相和事实之原则的恩典中堕落的第一批牺牲品。怀疑蔓延着。阴谋论只是把某种滑稽的插曲加到了这种精神紊乱的情境中而已。因此，我们迫切地需要和这种正在蔓延的否定主义作斗争，并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来如今已奄奄一息的现实。尽管我们拥有一系列压制和威慑的装置来抵抗物理的不安全和恐怖主义，但还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从精神的不安全中幸免。
进而，一切的安全策略只是恐怖的扩展。这才是恐怖主义的真正胜利，它把整个的西方都带入了安全的困扰，带入了永恒恐怖的隐秘形式。
恐怖主义的幽灵强迫西方自己恐吓自己——地球上的警察网络俨然成了一场冷战的普遍紧张的等价物，成了一场将自我铭刻于身体和道德观念之上的第四次世界大战的等价物。
所以，世界的领导人近来齐聚于罗马，商讨对策；他们都宣称要终结冷战。但他们甚至都没离开机场一步。他们留在停机坪上，四周是装甲车、铁丝网和直升机——新冷战的符号，一场武装安全的战争，一场遏止不可见之敌人的永恒战争。
双子塔的毁灭并没有从政治或经济上阻止全球体系。这里讨论的是别的东西：袭击的震撼冲击，其成功的不可一世，以及随之而来的公信力的丧失，图像的崩溃。体系的运作依赖于它能够与自身的图像相交换，像双子塔那样映射自身，并在理想的能指中找到等价物。这恰恰让体系无懈可击——而被撞毁的正是这样的等价物。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它像恐怖主义一样细微得难以捉摸，但它依然遭到了致命的一击。
注释：[1] In “Fauna of Mirrors”,The Book of Imaginary Beings(Harmandsworth:Penguin,1974),pp.67-8[英译注].
[2] Philippe Muray,Chers djihadistes(Pairs:Mille et une nuits,2002)[英译注].
[3] Emmanuel Carrere,The Adversary:A True Story of Muder and Deception,trans.Linda Coverdale(London:Bloomsbury,2001)[英译注].
[4] Slavoj Zizek,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2),p.5.（需要指出的是，鲍德里亚在写作期间尚未阅读齐泽克的这本著作，只是接触到一份更为简单的会议文献。齐泽克文本中“真实的激情”一词来自于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当时尚未出版的著作《世纪》[le Siecle]）（英译注）。
[5] 法语的“否定主义”（negationnisme）在英语中通常是指“大屠杀否认”，尽管这里明显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英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