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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于晓丹:卡佛身后事:一座墓园,两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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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5-03-01  

于晓丹:卡佛身后事:一座墓园,两个女人




“海景墓园”

  1988年,卡佛因肺癌去世,死后被葬在安吉拉斯港的“海景墓园”。墓园在一个陡崖上,崖下就是胡安·德·富卡海峡。山崖很峭立,大水汤汤,树木茂密,是典型的太平洋西北岸风光。
  那个墓园和我在美国大部分地方见过的不同,不是密密麻麻灰蒙蒙的一片;而是开阔,随意,没任何压抑感,像个静谧的公园。
  卡佛的邻居们大多是退伍军人或锯木厂老工人,这一是因为越战结束以后,大量退伍军人涌入了安港;二是,这个地方出木材,常能听到“顺山倒了”的喊声。这些邻居的墓碑多很简朴,常常是丈夫和妻子、母亲葬在一起,只用块水泥板在地上做个标志;稍稍能引人留意的,是有的石板上注着主人只有半截指头。比较老些的墓碑就是几截断木,或是雕刻成断木或树根模样的石头——看得出木头在他们生活中很重要,有人甚至说这儿的人餐桌上的食物都是用木头换的。卡佛的父亲和他自己都是锯木工出身,他的小说里也写过不少这样的人物,可是他的墓倒看不出跟这块风水有多大关系。
  跟他的邻居们比,他的墓显得阔气,像个亮闪闪的黑色建筑群模型。零零碎碎的东西也多,墓碑头上垂着三只金属风铃,支架上包满花饰;一看就知道有女人照看过。墓碑是由左中右三块黑色花岗岩石板组成的,他的遗骨埋在左边的那块下面。碑上写着:

“雷蒙德·卡佛
1938年5月25日──1988年8月2日
诗人,短篇小说家,散文家。”


  据说把“诗人”排在“小说家”前面,是卡佛自己的要求。我有点怀疑,不过,倒也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中间那块墓石上嵌着一帧照片,是卡佛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泰斯·嘉拉格尔头挨头的合影;更紧要的是,左、中两块墓碑上密密麻麻的字,是他的两首诗,每首下面还都刻着他的签名:一首短些,叫“最后的片段”,是他去世前不久写的,说他“被爱着”,感觉着他“在这个世上被爱着”;另一首长些,有十五行,是他被诊断出得了癌症以后写的,就是那首有名的“赚了”。它的开头这样写着:

“赚了,这过去的十年。
活着,再没有酗过酒,工作着,爱着,并且
被一个好女人爱着。”

  卡佛的第一任妻子玛瑞安住得离安港很近,从这个墓园往北望,应该就可以看到海湾里她和卡佛的两个孩子,四个孙子(女),以及四个重孙子(女)住的那片小岛──鹿米岛。可不知怎么,我的直觉却是她从没来过这里,大概永远也不会来这里。因为这个墓,跟她的关系也不大。
  关系大的,似乎只是那帧照片里的那个女人,泰斯·嘉拉格尔,也就是“赚了”那首诗里说的那个“好女人”。这个墓的每一个细节似乎都在向人表示着,卡佛是她的,墓也是她的,是她对卡佛的纪念,而且纪念的也只是卡佛最后的十年,即和她在一起的那十年。

两个女人的官司
 
  卡佛去世时正当50岁壮年,他身后留下的老少一群家人里,玛瑞安和泰斯这两个女人跟他关系最为密切:前者是被他称为“我生活之爱”的结发妻,那时47岁;后者则是被他认为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的遗孀,45岁。都不年轻,但也都还不老。多少了解他生平的人都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女人均可算他的遗孀,她们在他死后也都从不同角度扮演了遗孀的角色;只不过两个人的境遇却大不相同。这不同,除了性格因素,卡佛文学遗产的归属似乎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卡佛生前完全在他名下的财产不多,除了他用自己的钱在安港工人区买的一处房子,最引人注目的即是他已经出版的11卷文学作品。他于1987年9月被诊断出癌症,到去世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这段时间不算短,应该够他签订遗嘱、处理好后事的;但不知何故,他显然没有安排妥贴。他走后不久,泰斯和玛瑞安就为他文学遗产的事上了法庭。泰斯曾跟记者说,她跟卡佛同居后不久,他的水电之类的帐单便都由她替他处理了。卡佛自己对此解释说,他不是没有钱,而是完全不懂如何管理。由此看来,以他这种粗于生活细节的习惯,他对后事没做任何安排恐怕也有可能。
  关于这段官司,现在能找到的资料非常少。我第一次听说此 事也极其偶然,是华盛顿州哇啦哇啦市一家报纸采访泰斯时顺便提到的。但它所言甚简,仅这样几句:“在她(泰斯)写作这些诗的时候(应该是1988-1992年之间,作者注),嘉拉格尔女士正陷在一场跟卡佛的第一任妻子争夺卡佛遗产的法律纠纷里,后者要争夺出版卡佛作品的权力。但最后,嘉拉格尔女士赢了官司。”可究竟怎么赢的,什么时候赢的,则没做更多说明;想来是当事者双方对此都有避讳。
  凭心而论,虽然我对玛瑞安的同情有时近乎于偏执,我也不能说法官的判决有什么不妥,泰斯作卡佛遗产文学方面的执行人的确比玛瑞安更合适。这不单因为从法律上讲,她确是他的遗孀(尽管他们是在卡 佛去世前一个半月才在雷诺赌城注册结婚的),他的大部分作品,尤其最重要的几部《我们谈爱时都谈什么》(1981)《教堂》(1983)以及《我打电话的地方》(1988)是在他们共同生活期间出版的,他也都题献给了她;而且还因为她毕竟也是诗人、小说家——有多好另说,卡佛在文学史上能完成最后的形象塑 造,她是见证人,用她的话说,也是“合作者”。在BBC为纪念卡佛逝世一周年拍摄的纪录片里,她对记者说,他们从雷诺赌城结婚回来,卡佛已经明白去日无多了。有一天他们坐在她“天接屋”的露天平台上,卡佛安慰她说,“宝贝儿,无论现在发生什么,我们都已经进入历史了,我们已经进入历史了。”她重复了两遍卡佛的话,也就重复了两遍他使用的“我们”一词。他没有说“我”,而是说了“我们”,其中的深意不言而喻。
  只是,这个“遗孀”兼“文学执行人”的角色并不那么好当,除了智慧,很多时候似乎还需要点“人缘”和运气。泰斯这辈子运气不坏,但“遗孀”这个角色,却似乎颇让她灰心,她在好几个场合都不无悲凉地说:“在美国,遗孀是永远得不到掌声的。”如果文学就是卡佛的全部,那么在卡佛去世以后,泰斯似乎得到了他的全部,玛瑞安则失去了全部;可仔细想想,看似得到的,实际却是失去的;失去的却反而得到了。

“在美国,遗孀永远得不到掌声”
 
  文学史上,能得到掌声的“遗孀”的确不多,纳博科夫的妻子薇拉也许算是一个。
  她一生不喜欢抛头露面,丈夫活着的时候,谁都知道他没有她几乎寸步难行──她是他的司机,但她就愿意仅作个“只是他夫人”的人。如果有人一定要她说说她自己,她也总是用否定句,比如她说自己不是俄国贵族;她不是她丈夫的第一个未婚妻;她不是他十四行诗里的那个“黑妇人”;她既没有参与过纳博科夫那些书的写作,也不是书里的人物。纳博科夫几次要烧掉《洛丽塔》手稿,都是她从他手里抢下来的;可是,他们的私人通信,她却统统烧毁了。纳博科夫去世时,她七十五岁,直到她十四年后离世,一直深居简出,在八十七八岁高 龄上还将纳博科夫的《暗火》译成俄文。纳博科夫去世前曾要求烧毁他最后一部作品《原来的劳拉》,但薇拉谦卑而又理智地没有贸然遵从,直到今天,这部手稿还存在瑞士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有人说,薇拉把自己最后的十年都致力于完善过去了,而这个过去里没有她自己,只有纳博科夫。出纳博科夫-威尔逊通信集时, 她和威尔逊遗孀唯一的争执是后者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加进去,而她则要把所有东西都减出去。有学者研究纳博科夫的未婚妻,她允许他发表论文,但前提是不提到她。她坚持的,不是要更正与她自己、她的过去、她和纳博科夫的婚姻有关的材料,她坚持的是完全删除与她有关的内容。
  这大概就是人们欣赏的传统意义上的“遗孀”:知道自己是谁,到死对自己的来历都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换句话说,拒绝一切能与死去的人一起不朽的可能。反过来,人们不喜欢的就是所有这些的反面。
  如果用薇拉作标准,泰斯,甚至是玛瑞安,显然都不在被欣赏之列。卡佛去世时,她们到底还年轻,远没到“知天命”和“耳顺”的境界。尤其泰斯,在法律判定 她为卡佛文学遗产执行人之后,她便成了斗士,在任何与卡佛有关的文章、采访记和影像资料里,几乎都很难不看到她的影子,很难不听到她的声音。从在公众场合朗读卡佛作品,参与卡佛纪念活动,以各种方式出版卡佛作品,甚至包括卡佛生前从未发表过的作品,到把卡佛的小说拍成电影(Short Cut,1993年),在大学里开设“雷蒙德·卡佛”的课程,甚至跟卡佛早年的编辑叫真挑起再版事端……
  有人说,她要的掌声实在太多了,难怪会得不到掌声。

“你以前实在有太多的坏运气,对不对?”

  我第一次见到泰斯的照片,大约在十二年前。当时颇有些失望。按中国人的审美,她的眉毛过细,嘴唇单薄,眼角和嘴角都微略下垂,带着几分“巫”相,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些坐在黑屋子里专给人看手相的女人。
  可见过她本人的人,似乎无一例外地都被她的外表吸引,对她装束的描写成了很多采访记的开场白:超大号耳环,一只手腕上的几只大手镯,夸张的项链,龟甲发卡;浓墨重彩的衣服,大团的佩斯利涡旋图案,粗花呢披风,以及一头乌黑蓬松的长发。最后,几乎所有人也都注意到了她的眼睛,说她目光摄人。
  泰斯在认识卡佛前已经是有些声誉的诗人和小说家了,可卡佛逝世以后,她自己有些什么成就好像就无关紧要了。维基百科里关于她的条目很短,只有五段,从第二段起便段段与卡佛有关。出现在所有访谈中的泰斯,一说起卡佛,总是滔滔不绝,可以连说一两个小时不见停顿,也不见疲倦,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我每次听她的录 音或看她的录像,都惊讶于她口齿的清晰和口才的流利;只可惜,说得似乎多了些。说了那么多,归纳起来,其实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她对他生活的关照;二是她对他文学的影响。其它的,能写进史的似乎不多。
  卡佛在世的时候,她说起他生活上的事更多一些。常说的有两件,第一件,卡佛还没被诊断出肺癌之 前,有一次他们和朋友一起开车出门。卡佛在车里习惯性地点着香烟,和朋友边抽边聊天。这时谁也没有注意,泰斯很自然地顺手打开车后窗,然后悄声对他说,“上帝把你交给我让我照顾。”
  第二件,是卡佛刚和她准备在安吉拉斯港安家时,曾租用一辆卡车往新家运一只借来的古董衣橱。途中一只抽屉不知什么 时候从后车斗掉了下去。等他们发现时,卡佛耸耸肩,皱着眉头说,“我不知道它掉哪儿了!”泰斯让他回去找找看。他说,“现在肯定找不到了。”泰斯坚持让他回去找找看,他们便往回开了几里路,竟果真找到了。泰斯把抽屉装回衣橱,用胶条粘好,然后对他说,“你以前实在有太多坏运气了,对不对?你要是跟我在一起,这就肯定能改变。”
  这两件事听起来都很感人,可对于像我这样多少了解些卡佛前二十年经历的读者来说,却会觉得有点矫情。先不说是不是上帝把卡佛交给了泰斯,即便是,上帝给她的也不是那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倒霉蛋,不是那个懵懵懂懂、还没开始上大学就当了两个孩子父亲的人,不是那个在妻子刚生了孩子就想往西班牙躲的丈夫,不是那个常年居无定所、为付不出房租而愁眉苦脸的父亲,更不是那个一直想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却总是得不到、还在顽强地做作家梦的人。上帝给她的,已经是一位大学教授,有薪水的驻校作家,一颗正在上升的文学明星;她要照顾的,是个有钱但不知道怎么管的人,一个有自己的房子却不知道何时去住的人。这一前一后两个卡佛,倒霉蛋儿和教授,无疑的,更让人同情的是那个倒霉蛋儿,更有意思的也是他,因为他才是卡佛作品的灵魂。卡佛在1978年的一次采访时说,“你不是你笔下的人物,但你笔下的人物却肯定是你。”这些是“他”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是得了意的,走了运的,差不多没有一个实现了他想要实现的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愿望。

生活伴侣的变化是不是真能带来好运?

  卡佛在和泰斯共同生活以后,尤其是1982年和玛瑞安办妥离婚手续以后,他的好运的确来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且密。1983年5月,他荣获“米尔追得和哈罗德·施特劳斯奖”,这笔分五年支付、每年税后35,000元的奖金,彻底改变了他的经济状况,成了他个人生活的转折点,从此他再也不用以教书为生,终于实现了作专职作家的梦想。同年9月,他的第三本小说集《教堂》出版,12月入选国家书评圈奖和普利策奖;虽然最终没能获奖,但这已把他正式推入了文学主流。这一时期,他的小说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早期的冷色调渐渐减少,多了些暖色和温情,甚至多了些道德和宗教的寓意,也可以说是美国色彩,因 而也更符合美国的主流文化价值观。知道他名字的人显然多了,读他作品的人也扩展到更多层次。这时对比一下他早期的作品,比如《他们不是你丈夫》或《离家这么近就有这么多的水》,和他这一时期创作的《教堂》,不难发现,前两篇作品显然不大有被收入中小学教材的可能,而后一篇却很恰当,可以成为相当好的学生读物。
  对于他这种风格上的变化,一直以来见仁见智;我自己则始终更倾心于他的早期。只是假如他一直照他早期的风格走下去,他大概永远也不会得到这些主流文学的奖项,可能至死都仍被工作和写作相互撕扯。但是,另一方面,假如他真那么走下去了,他却可能与他的“神交”之侣——契诃夫离得更近些。
  卡佛每次谈起他的创作,契诃夫都经常是他的参照物。他崇拜他,不仅崇拜他的风格,也崇拜他的形式。当很多人,从出版社到他当时的妻子玛瑞安,都给他施加压力,希望他能写一部长篇时,他也举出契诃夫为自己辩解,说契诃夫一辈子写过很多出色的篇幅较长的短篇,以及中篇,也曾尝试过写作长篇,但最终没能写完;究其原因,是他只喜欢开头和结尾,写作长篇会让他感觉乏味。而这,也正是他自己的情况。其实,形式的相似终究只是形式,卡佛和契诃夫比,他终归少了点后者那种精神上的尖锐和灵魂上的锋利。
  有些评论者把他这一时期的变化归因于他和编辑哥顿·力世的决裂,后者在给他早期作品作编辑时曾做了大量删 节,其中自然也包括他一些比较和缓、婉转的叙述。一个编辑对一个作家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形式上可能比较明显,但本质应该有限。卡佛后来在他的自选集《我打电话的地方》里还原了他几篇早期作品的本来面目,可我仍然觉得即使恢复了那些被删去的内容,卡佛的早期仍然比他的后期边缘化,也更有刀刻斧凿的深度。
  生活境遇的改变多半也是造成卡佛风格转变的诱因之一。泰斯显然比较认同这种观点。卡佛自己也说,他离开玛瑞安尤其是两个问题多多的青春期孩子,是从缠绕他多年的繁琐日常生活和沉重家庭负担下解脱了出来。泰斯这么看自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她接下来的一些话却说得远了点。虽然她解释说她的用意,是希望引起大家对作家夫妻合作关系的关注和研究,而并非只像一般读者或评论者以为的,她是要把卡佛的好运归于自己;但实际效果似乎并不如她所愿,她的话还是超出了卡佛迷甚至卡佛研究者愿意接受的范围。更何况,她的这些话是她在惠特曼大学开讲“雷蒙德·卡佛”时,当着那些崇拜卡佛的学生说的,并且她还很为她能够提供许 多“不是旁观者,而是伴侣”所能提供的细节而得意自喜——“这些细节就连研究卡佛的那些学者都不知道”——这就难免让她听到从不同角落响起的一些嘘声。
  那这些细节是什么呢?她认为它们与卡佛的创作有关,可仔细听来主角却都是她自己。她先讲到《小有帮助》(A Small Good Thing),说卡佛之所以能把点心店的事情写得那么专业,是因为她曾给卡佛详细讲过她自己在点心店打工的经历。然后她讲到《差事》(Errand),介绍说卡佛的结尾其实写得很不顺利,甚至于几乎写不下去。是她给他提了建议,让他关注那个酒瓶的软木塞,卡佛这才有了最后那句“他没有朝下看,而是伸出手,把它抓进手里”的精彩结尾。她说得最多的,是关于《教堂》的写作源来。她不仅在课堂上,在多次访谈节目中,都提到《教堂》原本是她的素材,她的经历,她有一个盲人朋友;她讲给卡佛听后,被卡佛抢先用进了他的小说。
  这些,也许都是实际情况;可即便如此又怎么样呢?
  作家夫妻之间的合作 从来都不是不寻常的事,只不过从谁的嘴里说出来,让人舒服不舒服而已。菲茨杰拉德在他的《夜色温柔》里就用了几页他妻子泽尔达的日记,这件事要是被他自己说出来,多半就成了研究资料;可是它是被后来的研究者抖出来的,读者就颇觉不安。泰斯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她一直都没有公开过她和卡佛之间的合作情形,是因为人们不太能理解当两个作家在一起生活时究竟会发生什么。这大概是卡佛去世后纠缠了她很久的一个话题,为此,她还打算写一本书,她向记者透露说书名就叫 《灵魂上难以摆脱的两个人:泰斯·嘉拉格尔和雷蒙德·卡佛的文学关系》。但书未至,讥声先闻。到2003年这本书出版时,书名已改成《灵魂上难以摆脱的两个人:再和雷蒙德·卡佛过十年》(Soul Barnacles: Ten More Years with Raymond Carver)。这如果不是出版商的意思,倒是泰斯聪明的地方。
  说到底,一个作家最大的魅力在于他的生活经验怎样变成了他的文学经验,不是相反。而泰斯给我们提供的,却只是卡佛创作过程的细节,是文学形象的卡佛,是完成卡佛之后的卡佛,有意思,但不大。像我这样的读者,对于卡佛如何从一个锯木工成为一个作家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对他如何从一个作家变成一个著名作家的兴趣。因此,泰斯要想以这种方式在这里得到掌声,的确有那么点先天不足。

“我就是你们在雷的诗歌里见过的那个‘玛瑞安’”

  很多年来,玛瑞安这个人几乎从没在卡佛小说以外的世界里存在过。似乎谁都知道有这么个人,都知道她是卡佛小说世界里里外外最重要的人物;可谁都 没怎么见过她,没怎么听到过她的声音,直到2006年,她的回忆录《过去究竟什么样:我与雷蒙德·卡佛的婚姻》(What It Used to Be Like: A Portrait of My Marriage to Raymond Carver)出版。这时,距离卡佛去世,已整整十八年过去了。
  记得我刚看完这本回忆录不久,国内来了一位女友。我三言两语说完书的内容,她 的第一反应是让我赶紧把它翻译出来,因为这跟她正在做的一个研究有关,她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些男人在出了名以后,都会抛弃一直跟他们含辛茹苦的原配妻子。我听了很愕然,不知我的哪句话,让她立刻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并认为这就是这本书的精髓?不不不,我赶紧解释,这不是又一本怨妇回忆录。卡佛并不像你说的那么糟糕,书写的还是很温暖的,她到现在都还爱他,她在题记上除了把这本书献给他们的女儿和儿子,也献给对卡佛——“我们家的爸爸”,她这样称呼他——“爱 的、生动的记忆”。而且,她到现在还用着卡佛的姓。
  “你可真傻,”她指着书的封面说,“她要不这么写,还会有人看吗?出版商还能给她出吗?”
  像是要反驳我,更像是要支持她,不久,《纽约时报》发表了关于这本回忆录的书评,它开头的几句几乎跟朋友的话如出一辙:“为什么这么多有天赋的男性作家,从雪莱、柯勒律治到雷蒙德·卡佛,作丈夫都那么令人绝望——要求他们的妻子无限奉献和自我牺牲,然后回报给他们娶的这些勇敢的、理想主义的年轻妻子的却是冷酷无情、不忠和不负责任?在这些人身上,似乎总存在着一个矛盾,一方面是他们需要女人的养育,一方面又要解脱所有的束缚,做各种各样的尝试。”
  的确,如果只用几句话概括这本书的内容,恐怕会让很多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剥除前因后果和感情色彩,单单看卡佛做过的事情本身,《纽约时报》和朋友的话都没错,很多时候,卡佛的确表现得自私甚至无情。可不知为什么,把卡佛归于“负心汉”一类,我总是觉得不妥,太简单化,甚至太过噱头了。玛瑞安在卡佛用伏特加酒瓶敲破了她的脑壳后,为什么仍然顽固地毫无道理地说着“我爱他,爱到发狂”?如果书评者真的看不出作者近乎幼稚、天真的笔调里包含的丰富又复杂的情感层次,看不出她字里行间那些真实的“卡佛背景”,那他们可真就辜负了她这十八年的沉默。她六十多岁以后才终于出声,当然不会是只想给研究卡佛的那些学 者们再提供些茶余饭后的谈资。
  很多年来,玛瑞安的声音不仅被淹没在卡佛的声音里,甚至还被淹没在泰斯的声音里。泰斯在卡佛健在时对他的婚姻做 过的评论,卡佛不但没有给予适当的转圜,甚至更说,“如果让我再过一遍那样的日子,我宁可服毒。”玛瑞安就更无从替自己辩白了。很长时间里,甚至似乎没有 人有意愿了解一下她的“说法”,都只顺水推舟、想当然地把卡佛在小说方面没能有更大发展的原因推给她,推给他沉重的家庭负担。很少有人换个角度想一想,如果没有玛瑞安和孩子,没有他们双方两大家子的人,是不是还会有卡佛的今天?
  仔细琢磨,玛瑞安的书名起得颇有含意,它用强调式过去时强调了那个 过去的“究竟”,也用一个定语“我的”强调了这是谁的声音。整本书从头到尾的确有很多句子都是以“我”开头的,让人感叹玛瑞安对她自己出声是多么渴望。只 是这本书终究卖的是卡佛,不是玛瑞安,她的书名说到底还是十足的卡佛味道,附在书后的“大事记”,记的也都是与卡佛有关的日期,我想找找玛瑞安的出生年月都没有;因此,在很多叙述的关键时刻玛瑞安也明显发生了躲闪,含糊其辞,想为自己辩护却欲言又止,让人为她的妥协——无论是对市场或出版商的,抑或是对卡佛的——感到遗憾。可是,不管怎样,在卡佛离开这个世界十八年以后,她这个在卡佛小说世界里外都不可替代的人,终于用一种不可替代的声音,讲述了她和卡佛 共同成长的一段令人心碎的历史,这段历史里有一个执着于成为作家的人的梦,更有一个执着于成全作家梦的人梦的破碎。

卡佛身边最卡佛的人

  卡佛和玛瑞安结婚时,他十九岁,她只有十六岁,而且已经怀孕。他们度蜜月的第二天,卡佛就哀戚地对他的小妻子说,“如果有一天,我必须在你和我 的写作之间做选择……我会选择写作。”虽然只有十六岁,玛瑞安却有令人吃惊的倔强和果断,她几乎不假思索就向他做了保证:“不会让你做这种选择的。我一定做到。我会尽自己最大努力。我会尽力工作。我会保证让你两个都得到……”
  于是,她用包装草莓赚的钱给他买了他的第一台打字机。她当餐馆女招待、电话接线员供他上了两年大学,供他们的房租,供养他们的两个幼子。她挣的钱从来不够他们的开销,她就去求助她的姐姐和母亲。她实在想喘口气时,便带着 一家人去投靠她的父亲。在和卡佛一起生活的前十年里,他们从没在一个地方把家真正安顿下来,不是被房东赶跑,就是为了躲付房租而自己跑掉,居无定所是他们的生活常态。
  然后进入七十年代,卡佛开始发表小说,并从大学毕了业,但这并没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少实质性的改变。再然后,卡佛开始获奖,得到奖金,有了教书的工作,他们开始有比较固定的收入,可是他再也写不出东西了,因为他开始酗酒。他们买了房子又卖掉,很快又没了钱。再然后卡佛开始有外遇,背叛,暴力,两个人分手又和解,和解再分手,直到最后卡佛彻底离开她,和泰斯住到了一起。
  对他们共同成长的二十年生活,玛瑞安提供了大量丰富 的细节,但这些细节又让人很难概括出来它们到底是什么。小悲小喜,小小的不安全,不舒服,成长的紧张,含混,模糊,不确定和没来由,以及货真价实的矛盾和撕扯;即使在卡佛酗酒的“坏卡佛时期”,玛瑞安也没有把他写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或恶棍,更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天使;它讲的只是两个相互看着一起成长的人,深爱对方,互相需要,难舍难分;又互相嫉妒,互相仇恨,互相挖苦,互相诅咒,一起酗酒自我毁灭……熟悉卡佛和玛瑞安的朋友说,他们的生活就是“从一个梦做到另一个梦,每一个新梦都跟下一个一样美好,都像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可是眼前的梦实际上却越来越糟,越来越可怕。”卡佛在汉博尔特州立大学的老师理查德·戴描述他们的生活时也说,简单的“幸福从来没有在卡佛夫妇的关系中真正存在过。他们要么绝对快乐和疯狂,要么就极端沮丧。”而这些,仔细想想,其实都正是卡佛小说的背景,也是卡佛小说的精髓。看见他们,也就看到了卡佛小说中的人物。
  读玛瑞安的回忆录,即使她不特别注明哪些经历变成了卡佛的哪几篇小说,读者也立刻可以反应过来卡佛的哪篇小说写的是他们生活的哪个片段。玛瑞安回忆录里的卡佛,不仅仅是她眼里的卡佛,更是卡佛作品中的卡佛,是跟卡佛小说最接近的卡佛,有时接近到几乎密不可分。当年卡佛的小说《大厨的房子》(Chef’s House)刚在《纽约客》上发表时,玛瑞安看到它被归为“小说”一类一时间还有些不满,她甚至向杂志提出过抗议,说它不是小说,它就是她和卡佛一段生活的真实描写。
  从卡佛开始酗酒到和玛瑞安最终仳离,这其中有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卡佛有不少小说都是以他们这一时期的感情状态为背景的,比如《一场严肃的谈话》(A Serious Talk),《还有一件事》(One More Thing) 等等。很多人问玛瑞安,在这段最艰难的日子里,卡佛几次对她暴力相加,最严重的一次甚至用酒瓶敲破了她的脑壳,她在被送医时已流失了全身60%的血。可为什么,从急诊室醒来的第一天,她仍然坚持要回到卡佛的身边?对于这段经历,玛瑞安在回忆录里让人觉得语焉不详,用笔倒很像卡佛相当克制。很多次她似乎都在愤怒的边缘了,但转而又缓和下来,叹口气,说她爱他。她的欲言又止、含混其辞,让实际生活中的朋友疏远了她,让现在读这本回忆录的很多人不解,进而做出种种不利于她的猜测。《纽约时报》的书评,在这一点上甚至对玛瑞安表示了极大的不屑,不明白她到了六十多岁的年纪为什么还是不能解释清楚,当年被卡佛伤害至 此却仍然不愿离开他,或说放他走的原因。是真的不能对卡佛的人品作出判断吗?言外之意,还是有别的原因?
  当年卡佛陷入酗酒困境的时候,早期为卡佛的小说做了大量编辑的哥顿•力世从纽约给玛瑞安打来电话。他暗示她说,“你知道,雷是个伟大的艺术家。如果你可以放他走,如果你可以让他从生活的琐碎 需求中解放出来,他不知道还能有多伟大呢。”对此,玛瑞安答道:“我知道他是个伟大的艺术家。在没人知道以前,我就已经知道了。”但是她的不甘没有得到卡佛的同情,更从来没能得到社会的理解。多少年后,当卡佛一遍遍说着家庭负担几乎把他“生吞活剥”了,研究卡佛的学者把卡佛不能写出长篇小说的责任都推给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时,玛瑞安为自己所能做的辩护一直很有限。说到底,不是她放走了他,而似乎是他迫不得已选择了离开她。
  卡佛离开她时的情形,说起来,真有些凄凉。那时候,泰斯已经用一只喷了香水的粉色信封在玛瑞安那里出过场了,可是这一次,他们没有像以往玛瑞安几次发现卡佛的外遇或卡佛发 现玛瑞安情况异常时那样争吵,或嫉妒,或愤怒,两人都选择了回避。也许潜意识里他们都感觉到,卡佛下最后的决心只是个时间问题。他们又一起去爱荷华大学生活了四个月。之后,按计划,他要去艾尔帕索当驻校作家,并且是要玛瑞安同往。为此,他还坚持让玛瑞安辞去了她在加州洛斯阿尔陀斯中学已经做了七年的教职。但是不久,卡佛就改变了主意。他不但打算提前离开爱荷华大学,而且,还顺口向玛瑞安宣布道,他觉得还是他一个人去艾尔帕索比较稳妥。玛瑞安负气独自返回了湾区。那时候,湾区既没有一个她去了就能住的家,也没有一个马上就能上手的工作,实在说,她在那里其实一无所有,除了还是回到餐馆里穿上花枝招展的裙子做 女招待。那一年,她三十八岁。之后,他们二十一岁的女儿怀孕,玛瑞安给卡佛写过一封长信,但卡佛没回。到那年感恩节后,她才终于收到卡佛的信,信上说,他 已经邀请泰斯和他一起生活了,从第二年的一月开始。
  卡佛就这样终于用行动把他与过去的生活做了彻底的了断。那一刻,他是真如《纽约时报》所说,把玛瑞安变成了怨妇玛瑞安,她成了最像卡佛小说里的人物,卡佛身边最卡佛的人;而他自己则只成了“作家卡佛”。 从此以后,他开始了他所谓的“第二次生命”,又有了女人的照应,又结了婚,似乎又开始了新生活,但那些生活的内容其实都不再具有以前他深刻体会过的生活的意义,都只是服从于“作家卡佛”的形象的生活了。他和泰斯后来在安吉拉斯港各自买了一所房子,他终于名正言顺地拥有了自己的“一间屋”。泰斯称,卡佛在世的时候,她几乎从没进过他的工作室;并说,“只有一个作家才能了解另一个作家所需要的孤独。”可是,这种孤独对卡佛来讲,却是有几分讽刺意味的。有了这间屋的作家卡佛,离卡佛作品里的世界更远了,而不是更近了。这大概也是为什么,虽然他从肉体上离开了和玛瑞安的生活,但他实际上从来也无法走远,更不要说彻底离开,他不断地要回到那个生活里去寻找他创作的灵感,那个生活直到他死,甚至到他死后都一直是他作品中的全部世界。
  差不多有十七八年,我从没在任何有关卡佛的书籍和文章中见过一句对玛瑞安外表的描写,更不要说照片。很多年我都不知道她长什么模样,这让我很多年都担着心怕她会让我失望。这大概也是这个女人从一开始就让我同情的原因。直到她出版了这本回忆录,我才第一次看到她。年轻时的玛瑞安是个标准的美人。她一头金发,四肢修长,站在同样年轻高大的卡佛身边,真可谓一对璧人。她将近四十岁时仍能轻易得到鸡尾酒女招待的工作大概也能说明点什么。她的美符合英语文学传统中“金发女人”的类型,可是她的性格却并不类型化。她不柔弱,绝不是天使;相反,事事处处都表现得傻倔傻倔甚至“强悍”,嘴上尤其不饶人,被卡佛讥为有条“刀子舌”。这些,也都很像卡佛作品中女人的特质:坚强,主事儿(《小有帮助》《真跑了这么多里数吗?》),有点愚钝,没什么大聪明(《他们不是你丈夫》《梦》),运气总是不太好(《厨师的房子》),但从不缺少韧性。
  她的回忆录在尾封上印有一张她的近影。仍然一头金发,仍然茂密,轮廓圆了一些,除了她的下巴。但她毕竟老了。她早几年出现在“雷蒙德·卡佛”纪录片里时,眼角已垂得厉害,眼神也黯淡,黑眼圈又厚又重,牙齿因为长年吸烟已隐约露着暗黄。可是,看见她,谁可能都会想,卡佛作品中的那些女人,她们老了大概就会是她这个样子吧。

“一只完美的大枕头”

  在写这篇文章的这段时间里,我又重新浏览了我收集的大部分与卡佛有关的文章和网页。大概是因为泰斯和玛瑞安在最近的两年都有了一些新情况和新材料,尤其是玛瑞安出了这本厚厚的回忆录,我这次的阅读竟多了一种新鲜的体验。我并没刻意拿她们比较,但她们两人却在我这里不断地呼应,让我时常忍不住要么 会心一笑,要么无奈地摇摇头。据泰斯讲,到1986年,她和卡佛在一起已有八年,虽然玛瑞安和卡佛的女儿及两个外孙女儿就住在离他们不远的一片小岛上,她却从来没有见过她。没见过,却并不说明她们之间不关注,而这些关注有些是善意的,有些则明显带着点紧张。在她们各自做的访谈节目里,写的文章里,你几乎不用太经意,就可以看出来,那是她专门是说给另一个她听的,是冲着她说过的某句话而说的。在她们眼里和身边的卡佛,几乎处处矛盾着。
  1986年卡佛还在世时,泰斯在与《名利场》作的一次采访中提到一只枕头。她回忆第一次去卡佛的住处过夜,看见他床上的枕头是只沙发靠垫,枕套就是他的一件白色体恤套在上面。卡佛见她看,对她说,“我是个四十岁还没有枕头的人。”
  在玛瑞安的回忆录里,她也写到这么一个枕头的细节。那是她不止一次发现卡佛有外遇之后,有一次她去他独租的住处过夜,看见床头摆放着两只枕头,一只正常大小,一只是沙发或椅子的小靠垫。她意识到那只小枕头是卡佛为另一个女人准备的,而大的那只则显然是他自己的。“有一只完美的大枕头——”她不无嫉恨地说,“这对他从来都很重要。”
  这两个故事,前一个不过说了一次卡佛在女人面前撒娇;后一个则讲出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情感紧张状态下的很多细微体验,有男人的炫耀,不在乎,活生生的气味,也有女人的不满,嫉妒,和对一个男人背叛的鄙夷。
  在泰斯自己写她的身世时,她一直喜欢特别强调她的太平洋西北岸的背景。她生在华盛顿州的安吉拉斯港,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她对这个标签似乎很在意,喜欢记者或采访者把她称为“太平洋西北岸厚脸皮的姑娘”。
  “太平洋西北岸”,后来也成了卡佛小说最重要的标签之一。在他之前,没有人特别关注过这个地方,更没有人写过这块土地上那么多贫困的工人,潦倒的推销员,失意的丈夫和无聊的酒鬼。但这个标签是他在跟泰斯在一起以后才有的吗?从泰斯的话看,她似乎有这个意思。但关于这个标签的由来,玛瑞安却有她的说法。 那时他们才刚开始约会,有一次,卡佛去她的中学看她,准备去校园散步。刚出楼门便碰到她的女校长。女校长已经见过卡佛一次,似乎很喜欢他。这次,他们聊起了他的写作。玛瑞安听她对卡佛说:“写写太平洋西北岸吧。这块土地多迷人啊。让大家都认识它——你可以是做到这件事的那个人。”
  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比如关于“自己的一间屋”。卡佛在跟玛瑞安生活的二十几年里,始终在为究竟是在家里设一个工作室,还是到外面另租一间房而苦恼。他几次到外面租了房子,可是还没等住进去就因为种种原因又搬了回来。1962年,他和玛瑞安的孩子那时一个四岁,一个三岁,卡佛坚持要在学校附近、离家只有几条街的地方租间小屋。他希望能夜里写作,能完全不受打扰。对此,玛瑞安的反应先是吃惊,继而愤怒,因为这意味着她在做了一天的女招待之后,还要整夜独自照顾两个小孩。她问他,难道家里没有给你准备工作室吗?难道她不是每天累死累活地替他付着他工作室的房费吗?“好吧,”她冷下脸来,“既然如此,好在我现在还只有二十一岁而不是五十一岁。”这几句话说完,卡佛立刻脸色大变,一切念头俱消。家,那时候让他又讨厌,可又是他需要停泊的地方,他还不能离开。
  而和泰斯在一起以后,尤其是《教堂》出版以后,卡佛一时名声大噪。那时他们俩正在斯拉求斯(Syracuse)大学任教,他们本来已经满当当的社交活动——跟朋友聚餐,看电影,听音乐会,在大学里朗读作品——之外,又多出许多热闹。虽然那是卡佛最享受的时期,但他也为过多的干扰、完全不能回到工作状态而 苦恼。泰斯看出了他的焦虑,建议他一个人离开斯拉求斯,回到他们在安吉拉斯港的家,希望他能在太平洋西北海岸找回他需要的安宁和平静。卡佛听从了她的建议,独自住到了“天接屋”(Sky House)——泰斯用自己写诗赚来的钱买的一处带海景的大房子。卡佛在那里住了两个月,奇迹般地写下了200多首诗,其中就包括一首《致泰斯》。他后来在《致泰斯》发表后,写过这样一段话:“我要借用这个机会说,我感谢泰斯在1977年的时候,走进了我的生活。她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并且深刻地帮助我改变了生活。”
  很难说,在玛瑞安和泰斯笔下的卡佛哪个更迷人,虽然他在她们两人的眼里同样英俊,富有魅力;只能说,玛瑞安笔下的卡佛更有文学性,而泰斯笔下的卡佛则更有文学批评性。玛瑞安时期的卡佛是个还不定性的小人物,有着很多迷惘和犹豫,有点小调皮也有点小可怜。而泰斯时期的卡佛则是个对作家身份已非常自在、满足的大人物,他有了一大笔奖金,再也不会有经济窘迫;他身边也没有了孩子,再不会有人在他正构思一篇大作的时候跟他说,“爸爸,我要喝水。”他终于活的容易了。这大概也是泰斯每每说起卡佛总能滔滔不绝的原因,因为说起来也容易;而玛瑞安却要等到卡佛去世以后十八年,才能一息三叹地写出她酝酿了三十五年的这部回忆录。因为,它并不像“说吧,记忆”那么容易,不是说说就能说出来的。

卡佛的墓碑怎么会啰嗦?

  卡佛除了对他的文学财产没有做过妥善的安排,大概对自己的墓地也没留下什么话。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卡佛生前曾拜访过他,但他几乎不记得他们俩说过什么,只是对卡佛房前的风景和美味的鱼印象深刻。不过他还能记得泰斯的声音,也许是怕他们尴尬,泰斯一直在旁边没完没了地帮他们说话。这个情景倒很像是对卡佛墓地的一个比喻。
  其实,卡佛的墓像他的人就好了,用不着多说什么,用块水泥石板刻下他的名字就足够。喜欢他的人在心里都会替他建着一个碑,这个碑比他的随便哪首诗都更有意义。
  还有一件有点魔幻色彩的事情,是我在对比卡佛墓地三张不同时期的照片时,发现那只石凳下面后来曾多出只黑箱子。在2006年的一张黑白相片里,箱子上巨大的锁闩还在,但锁已不见了。合页生了锈,似乎一提拉就有可能脱落,所以箱子是微微开着的,好像它正期待着被人打开。有人试图打开过,在把箱盖推上去的一瞬,他感觉自己像个偷窥者,非常好奇,又陡然有点恐惧。放在卡佛墓碑旁的黑箱子,里面会是什么?出乎他的意料,更出乎我的意料,里面只有一只塑料保鲜袋。保鲜袋里装着个16开大小带螺圈的本子和一只圆珠笔。不用说,这是有人希望来看卡佛的人能给卡佛留言,当然,也可以留给最终会保留这个本子的人。这个人是谁,不用问,谁都明白。这只箱子起码在卡佛死后的前十年是没有的,它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又出于什么考虑被放在了这儿,如果不想猜测,那就去问放它在这儿的那个人吧。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消息说有人问过此事。
  卡佛的墓碑左中右三块,左边和中间的一块现在已刻满了字;不论是不是出于卡佛意愿,那上面都有卡佛的签名。右边的一块是泰斯留给自己的。这一块跟卡佛的那块一样大,上面也已经刻好两行字,“泰斯·嘉拉格尔·卡佛”,以及她的生日。她预留了刻写她卒日的地方,为了对称,她也预留了她将来给这个世界留言的地方。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会看见这三块墓石上都会是密密麻麻字迹一片。她会往上写些什么呢?会不会也是首诗?像我一样现在就很想知道的人,一定不少。
  《华盛顿邮报》一位名叫威廉·布思的记者一年多前曾去卡佛的墓地拜谒,回来后写了篇报道。他描述卡佛的墓说的第一句话就让我对他另眼相看,他说:“卡佛的墓比起他的邻居们来又新又大,而且啰嗦。”啰嗦?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用这个词形容卡佛。这个词非常精准,也很微妙。想想看,这个被称为精确主义大师的小说家,这个一辈子都不爱说话的人,谁能想到他死后竟会得到这样的评价。
  啰嗦?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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