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斯坦斯·加尼特这个名字，现在不大有人提起了。可是我年轻的时候，课余到上海霞飞路、辣斐德一带逛书店，只要拿起一本巴金、丽尼、汝龙等老一辈翻译家译的俄国小说，十之七八，总会在扉页上或者版权页上看到“根据康斯坦斯·加尼特夫人英译文转译”的字样。
解放后，懂俄文的人多了，连过去从英文转译的老前辈也大多学会了俄文，可以从原文直接翻译，加尼特的名字也逐渐消失了[1]。但是，在我的心里，始终为这位女士保留着一个位置。在我看来，她和我国老一代翻译家一样，对于俄国文学在中国的普及，是作出过贡献的。可是这位女士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她来自什么样的家庭，受过什么样的教育？她属于什么样的社会圈子？她的一生是幸福的还是历尽磨难的呢？她还活在人间么？这一连串的问题有时会从我的心底升起。
也曾查阅过一些书，但是中文方面关于她的资料可以说绝无仅有。一九八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罗新璋兄编的《翻译论集》里，收有林以亮先生的一篇《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其中有一段文字对她的译文风格有些批评（该书772页），但是没有涉及其他方面。同年出版的中文本《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有关于她的一个小条目，是这样写的：
加尼特（夫人）Garnett, Constance,née Constance Black（1862～1946.12.18）英国女翻译家。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向英美读者介绍俄罗斯文学名著。她是最先把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的作品译为英文的人，还译过屠格涅夫和果戈理的全集以及托尔斯泰的主要作品。一八七九年获得剑桥大学的奖学金。与文学批评家爱德华·加尼特结婚后，开始从事翻译工作，首先译出的是冈察洛夫的《平凡的故事》。一生所译俄罗斯文学作品约七〇卷。
读完这一段丝毫不带感情的叙述，我心里却不禁漾起一些微澜。哦，那么说，就在我逛书店的时候，这位夫人正挣扎在病榻上并且终于离开了人世。她的丈夫爱德华·加尼特的名字倒是听说过的。本世纪初直到三十年代，他当过英国几个大出版社的“读稿人”，曾帮助一批作家，包括康拉德与劳伦斯，进入文坛。
中文方面的资料我看到的也就是这些了。要进一步了解康斯坦斯看来还得从别的方面着手。
今年夏天，为了准备讲一堂课，看了几本书。其中的一本是英国著名翻译家J.M.科恩写的小册子《英国翻译家与译作》[2]。正文中对康斯坦斯提到的地方不多，仅仅说“即使是康斯坦斯·加尼特这样成熟的译者的译品”，也还带有生硬的痕迹。（该书32页）但是书中附了她的一幅全页照片：一头白发，戴了深度的近视眼镜，瘦小伶仃，朴素亲切，跟我们周围每天看见的知识分子型老太太简直没有什么区别。该书后面附了一份英国优秀译作的目录，从这上面可以看出，康斯坦斯的译品占了多种，她在英国翻译家中是可以与E.V.里尤、C.K.斯科特—蒙克利夫、阿瑟·韦利等人并列的。
接着，为了找传记文学的材料，又读了大卫·加尼特的回忆录《要好朋友》[3]，于是又知道这位小说家原来是康斯坦斯和爱德华的独生子。大卫还写过另外几本回忆录，其中《金色的回声》讲自己家人的事最多，但是这本书偏偏没有找到。《要好朋友》里提一些英国作家与加尼特家的往来，从这里多少能见到康斯坦斯的影子。例如，在提到康拉德时，大卫说，原籍波兰的康拉德的父母都是在西伯利亚流放时死去的，所以康拉德对俄国的一切都没有好感。但是惟一的例外是他非常钦佩屠格涅夫，因此对翻译了屠氏全部作品的康斯坦斯也十分敬重。但是他不喜欢她周围的俄国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屠格涅夫是会称之为“虚无主义者”的。（该书17页）
书中提到康斯坦斯服膺托尔斯泰，包括他的和平主义思想。大卫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一个“良心反对者”，这肯定与母亲的思想影响有关。（该书19页）
书中还提到一件关于高尔斯华绥的趣事：有一次，加尼特家的小狗挖出了一只埋了好几个星期的羊头，叼着这件爬满了蛆不断往下掉的臭不可闻的宝贝，跑到廊子上来丑表功，把康斯坦斯吓得不知怎么才好。恰好在场的高尔斯华绥表现出可贵的骑士风度。他用铁铲把羊头带走，深深埋掉，不让它再“复活”。（66页)）
书中说康斯坦斯的经济情况不好，高尔斯华绥与阿诺德·班内特为她申请了“王室费用生活津贴”。爱德华自尊心受到损伤，他怒气冲冲地要康斯坦斯拒绝接受。但是朋友们说服了他。后来康斯坦斯译的契诃夫作品得到一些收入，她就谢绝了这份津贴。（69页）
《要好朋友》还提到康斯坦斯是费边社的成员。爱德华其实并不信仰社会主义，但是为了在政治上显显身手与“哥们义气”（他要帮助H.G.威尔士取得费边社的领导权），参加了费边社。康斯坦斯对丈夫这种“无原则”的行为很不以为然。（182页）
读完这本书，我又找来了大卫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另一本回忆录《熟稔的脸庞》[4]。这本书主要是写作者与同一代人的交往的，里面对曾来我国武汉大学教书后来牺牲在西班牙反法西斯内战中的朱里安·贝尔，有一些记述，倒是值得搜集这方面材料的人注意。书中提到康斯坦斯的一处很能显示她的人品，使人联想到她译过的契诃夫一篇小说里的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直到死去，也没有人看出他的高贵之处，他自己当然也没有这么认为。大卫写道，自学成材的爱德华多次拒绝接受几个学府授予给他的荣誉学位，这使大卫感到不愉快。接着他说：“我的母亲也和我一样感到烦恼。可是她却没有想到，别的任何人也都没有想到，为了使得几乎全部的俄国文学能为英国读者读到，颁发给她一个荣誉称号才是最最恰当不过的呢。”(158页)
如果只有以上这些材料，我们对康斯坦斯·加尼特的了解显然是很不充分的。幸亏天底下总是不缺乏有心人。美国的一个女学者，名叫卡罗琳·G·海布伦，注意到了加尼特家族，费了不少功夫收集资料，还跑到英国去访问大卫，看了他提供的一些家藏的文献。后来她写了一本书，叫《加尼特家族》[5]。这本书不但写到了爱德华、康斯坦斯兼及大卫，而且还上溯了爱德华的祖父、叔祖与父亲。使我们看到，继达尔文、赫胥黎这些书香门第之后，加尼特家成为英国又一个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家族。如果说与他们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加尼特家没有祖荫的庇护，也从未得到世俗的成功。他们也不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从事的是“培育别人的才能”的工作，如图书馆员、编辑、翻译……。一句话，他们也就是我们这里经常说的“无名英雄”。
康斯坦斯在这本书里占了整整一章。读了这一章，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妇女形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下面所述的情况都取材自这一章，出处就不一一说明了。
说起来，康斯坦斯的娘家还真的与俄国有些渊源。她的祖父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海军造船设计师，客死在喀琅施塔得。她的姑妈据说和沙皇跳过舞。康斯坦斯的父亲年轻时在俄国生活过较长时期。他有时会和女儿谈起俄国的事。康斯坦斯的外祖父则是英国的一个宫庭画家，曾为帕格尼尼画过肖像。
康斯坦斯的幼年是在躺椅上度过的。她得了骨痨，从膝盖到腰都要捆上夹板。手术后为了使两条腿一般长，得在腿上吊挂重物。直到七岁她才重新下地走路。她资质聪明，很小便学会了看书，正因如此，眼睛变得近视。她的启蒙教育是在家里获得的。大哥教她数学与自然科学，另一个哥哥教她地理，姐姐教她法语和德语。她曾进过一所对女子开放的学校，学习拉丁文。
她十三岁时，父亲瘫痪。十四岁时，母亲抱丈夫上床，得了“脱肠症”，第二天手术失败死去。这一变故使她的宗教信念崩溃，以致后来进寄宿学校时，一方面因才智出众需单独授课，另一方面则因为不肯祈祷而被与同学隔离开来。十七岁时，她得到一笔三十五英镑的奖学金，得以进入剑桥大学的纽纳姆学院。她是英国最早的女大学生之一。康斯坦斯用这笔钱维持了三年，又东借西挪对付了第四年的费用。因为只付得出两先令六便士的诊费，她拔牙时连麻药都没有上。
一八八四年，她从纽纳姆毕业，到一个工厂主家里去做家庭教师，一年的束恪是一百英镑。她拿到钱后生平第一次为自己定做了一件裙衫。一两年后，她遇到了爱德华·加尼特。爱德华比她小六岁，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们互相爱上了。大约在此时，康斯坦斯参加了新近成立的费边社，不久又被选进执行委员会。肖伯纳是费边社领导人之一，据说他曾向康斯坦斯求过婚，却又对康斯坦斯说因为钱囊羞涩，暂时无法与她结婚。反正康斯坦斯没有傻等他，而是与爱德华结了婚。上面这件事是多年后肖伯纳跟大卫·加尼特讲的，也不知是真有其事还是幽默大师对小青年的一次调侃。
一八九一年，康斯坦斯为了要生孩子而辞去了在一个图书馆里的差事。一天，爱德华把一个客人带回家，这是一个流亡到英国的俄国革命家，不久前才从西伯利亚逃出来，流放监禁使他耳朵失聪。这个人名叫费利克斯·伏尔克霍夫斯基。他劝康斯坦斯利用产前空闲学俄语，送给她一本文法、一本词典和一本俄国故事。通过费利克斯，她又认识了别的俄国流亡者，包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与康斯坦斯关系最深的是谢尔盖·斯捷普涅克。他曾刺杀过一个俄国将军。一八九二年，康斯坦斯难产生下大卫，产后身体不好，为了排遣病中岁月，她悉心学习俄语，并在一八九三年初译完了冈察洛夫的《平凡的故事》。斯捷普涅克劝她拿去出版。有影响的海涅曼出版社立即接受了这部稿子，并且约她再译托尔斯泰的小册子《上帝的王国在你心中》。从这时起，一直到一九三〇年，她一直没有停止翻译俄国文学的工作。
译完托尔斯泰这本小书后，她开始译屠格涅夫和契诃夫（这是她最心爱的俄国作家）的作品。她的俄语进步很快。她是有语言天赋的，她通晓多种语言，能说其中的几种。她去世之前几天还背诵了长长的一段叙述妇女痛苦的古希腊文文章，并且还为大卫把它译了出来。
一八九四年年初，康斯坦斯独自到俄国去旅行了三个月。两年前俄国闹了一次灾，英国人为救济灾民募集了一笔款子。在英国的俄国流亡者怕交给俄国政府这笔钱到不了灾民手里，便领出一部分让康斯坦斯亲自送去，同时也委托她给国内的革命组织带信与接通关系。当时俄国铁路不多，她经常坐的是雪橇。她常常迷路，遇到过狼，雪橇还倾翻过，仅仅因为乘客挤得很紧，她才没有受伤。
康斯坦斯还去拜访过托尔斯泰，并被邀请第二天再去和托翁一家共进晚餐。她记得托翁的长女达吉雅娜用煤油炉为父亲熬粥。
一九〇四年康斯坦斯第二次访问俄国。这一次她带了十二岁的大卫同行。时间是在夏天，也没有身负什么秘密使命，所以缺少了头一次那样的浪漫气氛。
一九〇七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英国开会，康斯坦斯见到了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会议曾约请康斯坦斯在列宁演讲时充当口译，但是她谢绝了。她推辞说她不熟悉俄、英语里的马克思主义词汇。其实她是细细读过《资本论》的。她之所以拒绝，恐怕还得从她的费边社政治立场上去找原因。据海布伦说，随着康斯坦斯年纪的增长，她在政治上也越加保守。她的政治态度与伯特朗·罗素的相近。“但是她直到逝世，都对外国与外国人具有永不枯竭的兴趣，特别是对中国人。”（《加尼特家族》183页）
康斯坦斯用父亲留给她的一千镑遗产在伦敦附近买了一块地，盖了一幢小小的房子，起名叫“深庐”（The Cearne）。自此以后，她很少离开这儿，她的翻译都是在这里产生的。大卫说他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挤出时间来工作的。她一般六点半起床，给儿子和自己做早饭。饭后她总是到花园里去捉花木上的蛞蝓，这就是她一天休憩与活动的唯一时刻了。她要处理家务，要监督儿子做功课，要做饭，要接待客人，爱德华的客人是很多的。她健康状况一直不好，她认为自己患了坐骨神经痛，其实大概是小肠疝气。爱德华有时爱发脾气，于是康斯坦斯的偏头痛又会发作。
她视力一直很弱，又因为赶紧译《战争与和平》，好几个星期不间断地工作，眼睛几乎失明。后来，她只好雇了一个秘书念俄文原作给她听，由她口述译文。但她时不时会一把将原书抢过来，凑到鼻子跟前去“嗅闻”。尽管有种种困难，她的译作还是一本又一本地完成问世。她翻译的速度很快。D.H.劳伦斯曾这样描写过：
“她坐在花园里完成一令又一令纸的俄国文学的优秀译品。她写完一张纸，往地上的一摞纸上一扔，头也不抬，继续写新的一页。那一摞纸能堆得这么高——真的，都快堆到她的膝头了，而且全都是了不起的。”（该书164页）
到一九二八年为止，她一共出版了七十卷俄国文学的译作。其中屠格涅夫作品十七卷；契诃夫的小说集十三卷，戏剧集二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十三卷；果戈理六卷；托尔斯泰四卷；赫尔岑六卷；此外还有几卷是冈察洛夫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
在康斯坦斯之前，为数不多的几本俄国文学英译本多系从法、德文转译的。她是第一个（与她同时还有毛德等人，但影响不如她大）用优美、流畅的文字，把大量俄国文学的新成，就介绍给英国读者，这对于当时的英国文学界来说，无疑是引进了一股清新的风，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这些俄国作品促进了英国文学从陈腐的维多利亚朝风习中解放出来，进入了二十世纪的现实世界。一九二一年，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写过一封信给康斯坦斯，可以说是表达了一整代英国作家的共同看法与心情。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夫人，
今天晚上我放下我那本《战争与和平》时，我知道我再也抑制不住对您的感激心情了。我要感谢您，因为通过您那些译自俄文的优美的作品，您显示给了我们一整个另一样的世界。您出色的辛勤劳动终将使我们不知道感恩，因为我们快要把新出的书又是康斯坦斯·加尼特译的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了。然而我们这一代（我三十二岁）以及更年轻的一代得益于您的远远超过于我们自己所能理解的。这些书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要是没有它们，生活会是怎样的呢！
许多人赞赏您伟大的工作和您了不起的成就，我仅仅是这些声音中的一个。我恳求您接受我的崇敬与深深的感激。
忠实于您的
凯塞琳·曼斯菲尔德
直到五十年代，康斯坦斯的译作还在大量出版。在她以后，英美出现了新一代的俄国文学翻译家（大多是俄裔英美人），他们重译了康斯坦斯译过的作品。他们在许多方面肯定会超过她，这是无庸置疑的，下一代理应比上一代做得更好。但是康斯坦斯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据着一个不可取代的地位，这同样也是无庸置疑的。
康斯坦斯的丈夫于一九三七年去世。这以后，她一个人孤独地生活了九年，其中的几年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尽管德国的V型飞弹经常越过她的头顶向伦敦飞去，她仍然喜欢在花园里工作，仅仅是多戴了一顶从“吴尔沃斯”百货店买来的塑料帽盔。她亲眼看到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灭亡，感到由衷的高兴。这位默默地奉献了一生的女翻译家以八十四岁的高龄辞别了人间。
先生们，让我们脱帽向她表示敬意吧！
注释：
[1]不过，笔者注意到，一九八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屠格涅夫的《处女地》(巴金译)和《贵族之家》(丽尼译)的版权页上，仍然印有她的名字。
[2]JM.Cohen:English Translators and Translations,Longmans,Green,1962.
[3]David Garnett:Great Friends,Antheneum,1980.
[4]David Garnett: The Familiar Faces.Chatto ae windus,1962.
[5]Carolyn G.Heibrun:The Garnett Family.George Allen ae Unwin,19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