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的《泰和会语》和《宜山会语》，是他1938年4月至1939年2月在浙江大学举办国学讲座的文字结集。所讲论的主要题旨为“六艺论”。但《泰和会语》的最后两篇，一为《理气——形而上之意义》，一为《知能》，这两篇的题目下面都标有副题，分别作“义理名相一”和“义理名相二”。而《宜山会语》中，更有六篇带有此种标谓，分别是《说视听言动——续义理名相一》《居敬与知言——续义理名相二》《涵养致知与止观——续义理名相三》《说止——续义理名相四》《去矜上——续义理名相五》《去矜下——续义理名相六》。这种标谓说明马一浮对此一部分内容有特殊的学理观照。
虽然这部分内容仍然属于“六艺论”的范围，但理念和方法上，实际上是马一浮建构的融通儒佛而又辅以因明之学的新义理学说。如果说《六艺论》的旨趣在于追溯中国学术思想的经典源头，祖述与重建先秦儒家义理学说的思想结构，“义理名相论”则是马先生独自发明的可以施之于教的对“六艺”义理的阐扬与发明，不妨称之为新义理学说。“六艺之道”、“六艺之教”和“六艺之人”，是马一浮“六艺”学说的义理内涵及功能构成。“六艺之道”是指《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的义理内涵，经过孔、孟先儒的阐发而成为日用常行之实理。“六艺之教”是将“六艺”施之于人的涵养教化过程。而“六艺之人”则是实施“六艺之教”的化成之果。问题是“六艺之教”的教化与化成的过程是怎样具体展开的，以及如何运乎一心而能够更好地为受教之人所接受，亦即怎样施教才能育成“六艺之人”，这是“义理名相论”所要回答的问题。
请先释何为义理名相。“义理”一词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惯常用语。早期有伦理规范、行事规则的意思。故《韩非子·难言》：“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韩非子·难言》，《诸子集成》第五册之《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54年，第14页）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顺逆》：“故动众兴师，必应义理，出则祠兵，入则振旅，以闲习之。”（《春秋繁露·五行顺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3年，第375页）此两处之义理，兼有道理、理由的义涵。《吕氏春秋·孟秋纪第七·怀宠》：“义理之道彰，则暴虐、奸诈、侵夺之术息也。暴虐、奸诈之与义理反也，其势不俱胜，不两立。”（《吕氏春秋·怀宠》，中华书局，2011年，上册，第212页）此处之义理，宜有道义、正义的意思。有时则指理性，如《论衡·书虚篇》：“圣人不能使鸟兽为义理之行，公子何人，能使鹯低头自责？”（王充：《论衡·书虚篇》，《论衡校释》第一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189页）有时则专指儒家经典的理性内涵，如贾谊《新书·保傅》：“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夫开於道术，知义理之指，则教之功也。”（贾谊：《新书·保傅》，《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186页）贾谊此语并标示，“六艺之教”的切要之点是要明经术的义理。
但不应忽略，“义理”一词的来源，实出自《易经》的“说卦”，其词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周易·说卦》，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0页）这里的“和顺于道德而理与义”一语，其中的“理与义”即为义理的互文。故孟子论述此义时说道：“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易》之“说卦”的“理与义”应为孟子言说之所从出。后世在使用上习惯于将“义理”与“章句”、“学问”对举，如《汉书·刘歆传》：“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汉书·刘歆传》，中华书局标点本）此处已把“章句”和“义理”并列。小程子论学则云：“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二程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87页）“儒者之学”即义理之学，显然伊川是把义理、训诂、文章，作为为学的三要素了，而且将“儒者之学”即义理置于最重要的地位。清儒尤重此三者的关系，视为学问构成的必要条件。戴震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义理，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并说“事于文章者”是“等而末者”（戴震：《与方希原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段玉裁引戴氏说文辞稍有出入，作：“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段玉裁：《戴东原集序》，《戴震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52页）这应该是戴氏晚年的看法，已置义理为学问之源，居三要素之首；中年时期他更重视制数考核之学，文章为末者未尝有变。此正如章学诚所说：“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学问、文辞与义理，所以不无偏重畸轻之故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原学下》，中华书局，上册，第154页）
义理讲论最多而成一代之学的是宋儒。张载、二程、朱子之学，实即义理之学。程颐曾经说过：“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二程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3页）朱熹则说：“今人不去讲义理，只去学诗文，已落第二义。”（《朱子语类》第八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3334页）张载也说：“义理之学，亦须深沈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张载：《经学理窟·义理》，《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273页）所以马一浮先生写道：“濂、洛、关、闽诸儒，深明义理之学，真是直接孔孟，远过汉唐。”又说：“学者当知圣学者即是义理之学，切勿以心性为空谈而自安于卑陋也。”（马一浮：《泰和会语·横渠四句教》，《马一浮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页）马先生的学问，宋学是直接的源头之一，特别是朱子之学，尤为他所看重。这就是何以他会提出“义理名相论”命题的缘由。
次释何为名相。名相为佛学概念，无须征引佛典案例，只以马先生的论证为说即可明了。马先生告诉我们，要研究六艺，必须以义理为主。本来六艺的道理是人人都有的，但不通过证悟，无法得以显现。何谓证悟？就是不依赖闻见得来的知识，而是向内体究，与自性的义理相接。马先生说：“体是反之自身之谓，究是穷尽所以然之称。”也可以叫做“体认”、“体会”、“察识”。而此一“体究”的过程，重要的是要“引入思维”。而思维，则需要通过“名言”：“名言是能诠，义理是所诠。”“名言”无他，无非是语言、符号、名称、概念而已。学者欲明了义理的内涵，须通过语言、符号、名称、概念来加以诠解。所以义理是“名言”诠解的对象。而诠解的作用，主要在“明其相状”，故叫做“名相”。解释到这一层，马先生意犹未了，于是进而取譬而言之曰：
名相即是言象道理。譬如一个人，名是这个人的名字，相即状貌。譬如其人之照相，如未识此人之前，举其名字，看他照相，可得其仿佛。及亲见此人，照相便用不着，以人之状态是活的，决非一个或多个之照相所能尽。且人毕竟不是名字，不可将名字当作人。识得此人，便不必定要记他名字也。故庄子云：“得意忘象，得意忘言。”《易》传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皆是此意。得是要自得之，如今所讲，也只是名字和照相。诸君将来深造自得，才是亲识此人，不特其状貌一望而知，并其气质性情都会明了，那时这些言语也用不着。（马一浮：《理气——形而上之意义》（义理名相一），《马一浮集》第一册，1996年，第37页）马先生如此具体而微地连类取譬，我们应该明白什么是名相了。原来就如同一个人的名字和照相，“名”字即这个人的符号，所照之“相”则是这个人的形状和面貌。照片固然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影像大概，但其人的气质性情却无法通过照片知晓。只有认识了这个人，才能了解其内在品质。内在品质识得了，其名字就可以忽略不及了。这就如同庄子所说的“得意忘象，得意忘言”。完全识得这个人的心性、禀赋、性格，不仅名字，甚至他的语言符号也变得不那样重要。此一境界的呈现，是“得意忘象”，也是“得理忘言”。
马一浮“义理名相论”的学术旨归，是通过分析名相而识得六艺的义理内涵和中国学术的本原。然而为学者有多少人被义理的名相所羁绊，在名词术语里打圈圈，始于名相，止于名相，终于名相。此不止吾国学界，西方亦如是。贺麟先生说：“现代西洋哲学，大都陷于支离繁琐之分析名相。能由分析名相而进于排遣名相的哲学家，除怀惕黑教授外，余不多觏。”（贺麟：《当代中国哲学》，《民国丛书》第三编第5辑，上海书店影印，第7页）章太炎先生回顾自己早期的为学经历，涉及研习释氏之学的心得，因写道：“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此一术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途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解此以还，乃达大乘深趣。私谓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章太炎：《菿汉微言》，《章氏丛书》下册，世界书局，第960页）世亲与无著是印度佛学唯识一派的创始人，能够始于分析名相而终于排遣名相，太炎先生是体会到并发生了共鸣，并给佛氏义学以超过诸子、不论程朱的极高评价，所以贺麟赞许章的学问达到了圆融超迈的境界。
马一浮先生的的学问境界，与太炎先生殊途，其对佛氏的体认，两人虽不无同归之点，但在马先生，佛学属于他的毕生之学，殊不认为六艺、诸子、程朱与佛氏义学为扞格不入，所不同者不过是性体义理之名相耳。要说从分析名相始，到排遣名相终，马一浮可谓典范地完成了这一超越过程。而实现此一过程，跟他的佛学造诣直接相关。他以佛氏的义学和禅学为助发，做到了会通儒佛，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义理名相论”命题的提出与探究，既是马先生实现从分析名相到排遣名相的义理之学的结晶，也是要给来学指示一条达至最终派遣名相的观念与途径。泰和、宜山两《会语》中的《理气》《知能》《说视听言动》《居敬与知言》《涵养致知与止观》《说止》《去矜上》《去矜下》八篇著论，是马先生为我们提供的如何从分析名相到排遣名相，从而彰显六艺义理真谛的示范，可谓深文奥义，理事双融，不二法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