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非的面目大多数时候是纠缠不清的。旅行者自我塑造的异国氛围如同打扮的一种节日气氛，恍如奈保尔笔下西非集市上那条色彩斑斓的棺材街，人们用光怪陆离来消解悲伤；摄影师们善于用戴轭的公牛和裸胸的孕妇来营造效果，而被照片小心翼翼处理掉的部分则是大量的垃圾、商店里的空架子、嗡嗡飞掠的苍蝇，以及众多在那里闲荡，有着粗暴眼神的年轻人；新闻工作者在编辑的刺激下，热衷从反面喂给大众他们渴望看到的景象：地球上野蛮行为的证据、贫困、疾病、战争和死亡，在那里，记者不断面临如下的道德险境：沉迷于哗众取宠，从而忽略受害者的人性。换句话说，那些带着末日视角的记者们很难忠实地记录当地情景；还有纷涌而去的无数量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去到那里似乎只是为了落泪和悲悯，但这些怜悯和泪水根本于事无益；那里还聚集了各种各样的专家，召开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因为那里众多的问题成了热门的学术资源，很多时候甚至会模糊研究的目的性：写出精彩的论文，还是为当地探索问题的解决？
人们发现再也无法用一个西式文明的理解框架去套牢西非的土地，它令我们很多文化上的巧思变得笨拙。那些到过西非的旅行家们总是不断尝试着给出自己的理解。这是不是某种程度上的盲人摸象呢？很有可能。因为事实上，到了今天，眼睛已不再让人信任，也无法再让描述变得简单，众多的注视反而会使其更加复杂。但在另一个方面，它们也许也存在着一条相承的线索能给出一些真实。格雷厄姆·格林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到了西非，他是一个惯于用作品记录地域事件的作家；世纪之交时，保罗·索鲁这个两届库克旅行文学奖得主和《大西洋》月刊记者兼地缘政治分析师罗伯特·卡普兰也来到了西非；其中还少不了奈保尔，这位似乎发誓要把游记写遍全球的作家也在2009-2010年转了一趟西非。面对这片土地，他们给出的一个共同的观察似乎是：那些构筑西方文明的诸多信条，如进化论、“知识就是力量”以及“科技改变生活”等等，在西非都几近失灵。换句话说，他们不得不面向一个尴尬的答案，正是在这里，西式文明遭遇了最大的失败。
自然：新时代的原始主义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海明威正在非洲东部的草原上四处追猎狮子、犀牛和羚羊，那里的自然是迷人的、享乐的，相比这种带着“男性印记”的动物愉悦，另一个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却在西非的密林里陷入了动物的恐慌，那里的自然是幽闭和恐怖的。“老鼠会蜂拥而入每一个茅屋。它们在夜半时趴在我们头上吮吸头油。”路上从修女那里听来的近乎荒诞的告诫在格林的旅程中很快就成了严峻的现实。“我从未习惯过木床板上的老鼠，我甚至害怕飞蛾。这是遗传。我和我母亲一样，都很害怕飞禽，不敢触碰飞禽，更不敢把它们放在手心去感受那跳动的心脏。……但在非洲你不碰到飞禽的几率就跟你碰到超自然现象般稀奇。你无法逃避它，它就匍匐在那墙上，从门里飞进来，在草地里穿梭，你没法回头，也无法忘记。”不仅如此，在这里，每天都要注射奎宁预防疟疾，所有的舷窗都要挂蚊帐：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来说犹如桌布般自然。这是格林在来到西非之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那是1935年，英国的统治已经涉足这个世界上最遥远的角落，那时候来自帝国的旅行家们通常都充满自信，认定非洲人会尊敬英国人、帮助英国人，就连语言不通也会成为旅途乐趣乐趣。而当他们回到英国，他们就可以在各种猎奇性的沙龙里趣味横生地谈论这趟旅行的惊险，并借此出书、成名。
事实证明，对原始的审美会极大地掩盖原始的不舒适。格林在西非的这一路不仅充满了血泪经验——千万不要赤脚踩在地板上，因为这样会在脚趾甲里染上潜蚤；千万不要把东西放到箱子外面，因为全都会被啃得精光，要么是蟑螂，要么是老鼠，它们无所不吃：衬衫，袜子、梳子、鞋带——同时，他在精神上也不断放大着与自然搏斗的记忆：“每当我疲惫不堪、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非洲都会以这种形象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啃衣服的蟑螂、地上的老鼠、喉咙里的灰尘、脚趾里的潜蚤，还有身上纠缠不清的蚂蚁”。踏上非洲不过十四天，格林就患上了热病，情绪变得很不耐烦：“现在我需要的只是药物、洗澡和冷饮等等，而不是这片充满树林和枯叶的庞大森林。”在旅途的第十七天，他几乎快要放弃了：“我对这里的所有人和所有事物都感到恼怒……这就像是一个噩梦。我已记不得自己为什么要来。”他在巴萨镇写的日记中甚至把这次旅行称为“愚蠢的旅行”。
隔着大半个世纪，另一位来到非洲的旅行家保罗·索鲁几乎是带着戏谑的语调在调侃格林这个“幸运的旅行家”：“他一生都备受呵护，自己也非常恐惧，而且身患狂躁抑郁症，他总是需要出租车等待着随时呼应，而如此内心烦躁的灵魂竟然也能完成这般挑战，这就是他最大的成就，他是个地道的城市人，不喜欢运动，而喜欢独处，喜欢安宁。他的恐惧不仅为他自己，也为读者带来了更加栩栩如生的非洲体验。”与索鲁同时期在西非漫游的还有一位来自《大西洋》月刊的记者罗伯特·卡普兰，他对格林的密林感受却有着更多的认同。格林笔下的西非森林，除了偶尔一瞥头顶的天空什么也看不见，而且经常是一走就是七八个小时，非常的沉闷、乏味。行者必须时刻注视脚下，避开随时可以绊倒的树根和石头。遇到小溪，只能背着人过去，因为哪怕踩在最浅的水流里也非常危险，里面遍布几内亚蠕虫，它们会寻找你身上的任何伤口钻进去，在里面产卵。如果没有医生，惟一的治疗方法就是找到蠕虫的尾部，用火柴棒把它像棉线一样卷着拉出来，如果拉断了，脚就会溃烂。所以可想而知，这样的场景是多么乏味且悚然。格林在回顾这段密林旅程时说：“我想森林里应该也有一些美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眼睛早已经失去了审美的能力。最终连巨大的燕尾蝶也觉得毫无看头，与身上爬动的黑蚂蚁并无差异。”
对我们读者而言，这样的森林不再是生命力的勃发，而是生命力的消耗。我想海明威大概也会像保罗·索鲁那样嘲笑格林在审美大自然方面的无能。然而，卡普兰却认为保罗·索鲁在某种程度上也低估了密林对西非的切实影响，他在利比里亚曾反复经历了那些多得无法穿透的树木，在这片无法反射光线又没有地平线的森林里，人们对于前景的视觉会自动消失，混沌与不明大量增加，因此会一直担心令人惊讶的事情突然发生。身处这样的环境，人更容易传播令人兴奋的谣言，最轻的针扎或撞击都会导致惊慌。2014年，我曾在北京国家博物馆看过一次非洲木雕艺术展，除了惊讶于木雕上极度放大的人的贫乏与动物性，再有就是面具上十分丰富而夸张的神情。卡普兰认为这些面具暗示着森林在地方性心理状态上的角色。而随着西方国家席卷而来的所谓西方文明，并没有改变这里的原始，相反，暴力借由毒品、酒精、武器而扩大，从而在这片土地上创造出新时代的原始主义，这比原先那种古老的、仪式化特色的原始文化更加致命。
2009年，奈保尔这个尤爱凑热闹的旅行家也来到了西非，他延续了格林的一些动物恐惧，它们成了疾病的一大传播源：“吃蝙蝠造成了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因此，日暮时分阿比让天空中黑压压的蝙蝠不仅是非洲西部视觉艺术的一部分，而且还是等着扑向人间的一场可怕瘟疫。”在某种程度上，这何尝不也是卡普兰所说的“新时代的原始主义”。
地图：“民族-国家”的诅咒
格林在西非旅行时带了市面上仅有的两张地图，“一张由英国总参谋部发行，上面有用信息少得可怜；地图上有一大块空白的区域，只有零星的一些线可能代表河流（后来我还经常发现这些河流也标注错误），边界上有一些地方的名字，但这些名字都写得稀奇古怪，大部分地名连本地人都没听说过（一定是已经废弃的村庄的名字）。另一张地图是美国陆军部发行的。这张地图带着一种梦幻色彩，它展示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想象空间。英国地图只是在上面留下大片空白，但是美国地图却在这片空白之中印上大大的‘食人族’字样。英国地图只在上面画些零星的线以示无知，所以没什么用途；虽然美国地图有一种伊丽莎白式的梦幻色彩，但是由于精确度太低，这张地图不仅没用，沿着上面的线路走还可能会更加危险。”
在这些没有地图的地带旅行，格林遭遇的多是些地方特派员，“特派员自己也不清楚对边界到底有多大的管理权，当地人都自由地在边界来往，确实没人在意。所以自从你登上非洲大陆的那一刻起，你有可能走遍整个非洲也不需要出示任何证件。这种‘旅行的自由’地带很吸引人，潜逃的金融家可能会比进入非洲丛林还要猖狂”。而到了卡普兰旅行的时期，事情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穿越一次边界需要被无数的检查站审查，而且这些审查员带有随意的裁决力，以至于卡普兰不得不反复编造自己的外交官身份。在格林与卡普兰之间，西非经历了什么？问题的答案似乎在于：西非在原始主义和新时代的原始主义之间，经历了一次“民族-国家”的历程。卡普兰的答案是“欧洲人施加在非洲的最大负担大概就是政治地图了。地图提供了一种方法，将这些新民族组织体分类为没有传统区域的拼凑物。”在西非，民族—国家并不是地理和民族特性上自然的发展物，对于殖民主义者而言，国家地图相当于会计师的分类账册。有了地图、人口普查，以及发明展示“民族”过去经历的博物馆等手段，非洲被以人为的方式重新理解。这种理解在历史学家达维森看来无疑是非洲人必须忍受的一个痛苦的诅咒。
卡普兰认为地图的制作运用它的语言使阶级和权力的差异在地图上被设计和被合法化，其规则是越有权势的，在地图上就越显著，反过来这些地方也会因地图权力的增加而如虎添翼。地图这种东西，表面看来如此客观，实际上却极具政治宣传。所以卡普兰在西非旅行一大目的就是实际去触摸、感觉，以及嗅出真正存在的东西，并以此来规画未来。他在丛林中看到了“芝加哥”——不是美国的芝加哥，而是阿必让附近的一块贫民区，屋顶由波浪状的锌片拼凑而成，墙面则由纸板、香烟盒以及黑色塑胶袋做成。这里没有电，没有污水系统和干净的自来水。居住着非常庞大的人群，但从不出现在观光地图上。与之相邻的是可克狄（Cocody）富裕的阿必让住宅区，在五星级的象牙饭店附近围绕着外交官们的住宅，因此很容易在各种观光地图上找到。
政治地图背后隐藏的国家骗局，导致西非诸国出现了一大批暴力的僭主，比如在利比里亚，窦总统在1980年闯入前任的房间，挖出了他的肠子和右眼。他的后任强森又于1990年割掉了窦总统的耳朵，并将他的死刑过程拍成录影带四处售卖。这些苗头早在格林的西非旅途中已深有体会：“在弗里敦，这是一个英式首都。英国一手打造了这个城市，像锡皮棚屋、阵亡将士纪念日海报，山头还有一些漂亮的平房，有大窗户和电风扇，服务相当完善。英国人在这里种下丑陋的文明之后就开始逃离，拼命地逃离。弗里敦所有丑陋的东西都是欧洲人带来的：商店、教堂、政府办公楼，还有两家酒店。如果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如果这一切都只是英国殖民下一个虚构的闹剧，那弗里敦会变得更加美好。但是人们很快就会发现，模仿白人的滑稽行为时所表现出来的痛苦：这就像是大猩猩的茶会，玩笑总是完全倒向一方。有时候，当然，他们也意识到自己荒唐滑稽的行为，因此这种被羞辱的感觉非常强烈。”可是从始至终，这些带有美国混血的奴隶就独具美国式的理想主义。当利比里亚共和国成立时，他们颁布了《独立宣言》，这份宣言带着美国白色光滑大理石般的外观。那年是1847年，但在宣言中写的却是十八世纪，它属于美国，它的措辞也都像是昂贵坟墓上的墓志铭。
事实上，这成了一次西方主导下的国家模仿，但没有哪个白人殖民者在这里成功复制他们的国家、道德以及大众文化的典范，一旦这片大陆因水土不服发展出自己的抵制，带来的将是更大的混乱。正如奈保尔所说的那样：“我们曾赢得独立，可随之又失去了。我们始终未能从紧随独立之后的浩劫年月中恢复过来。那可是1984年之前的整整二十个年头啊。传统就这样消亡了。……传统的破坏以及文化约束的缺失，带来的只能是灾难，对那些被殖民势力东拼西凑组合进某个国家的乌合之众来说尤其如此。”这在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那里更是成了西方泼给非洲的一盆污水：随着冷战突然结束，这些统治者或其继任者对于他们的海外支持者失去了价值，连同其国家被丢弃到垃圾堆里被遗忘了。如今，灾难接踵而来，混杂着战争、种族灭绝、军事和非军事独裁、腐败、经济崩溃、贫困、疾病，以及一切同政治和经济混乱相伴的问题。而白人出于种种心理、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捏造了非洲的负面形象。原因很简单。如果你想要奴役别人或者让他沦为被殖民者，你肯定不会对他被殖民前后的历史热烈赞扬。
未来：文明的失败
格林在利比里亚旅行时，他觉得自己正在遭遇一种破旧，“这里极度破旧不堪，全世界再也没有像这样的地方了，但是这种破旧不堪却非常诱人，仿佛这种诱惑力会暂时地弥补对失去的一种怀旧情感，塑造一个更为古老的舞台”。与这种场景的怀旧相比，在格林和巴克莱总统的一次交谈中，那位总统先生也给他高谈阔论地描画了一副国家的未来，那是一个遍布道路、飞机、机动车等带来的繁荣景象。然而，在那背后这位总统也承认，他就是幕后老板，不光媒体行业归入总统麾下，最重要的是，选票的打印和发行也归总统管控。1928年，金总统回国选举时，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打败福克纳先生，他当时获得六十万票，而总投票人数其实还不到一万五千票。所以，当格林把游人的面孔重新转向前方时，他对西方的文明失望了：“当地人的生活几乎丝毫没有得到改观，白人到来之后他们仍然遭到热病困扰，而且我们还带来了新的疾病，削弱了他们对旧病的抵抗力。他们仍然喝着污浊的水源，仍然遭受蠕虫的侵袭……”这种文明的效用就如同他随身携带的那些银币：自从维多利亚女王去世的消息传到了这里，人们便拒绝接受带有女王头像的钱币，因为他们认为既然女王已死，这些钱币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有趣的是，正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培根那句振聋发聩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与进化论一样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人们在一种线性的时间链条里感到安心。“那些刚刚崛起的新大陆，尽管还存在着贫困和饥饿，但一切都与对美好明天的憧憬相随。”在西非国家正相继独立的时候，旅行家卡普钦斯基的这句话无疑会带来极大的振奋。然而，如今回头来看，这样美好的憧憬却迟迟没有到来。它就像一株枯萎的植物，你想要通过酒精让它恢复生机，它开始立刻张开花瓣振动了一下，但是一会儿酒精散发后马上又萎蔫了，变得比以往更加死寂。这种突兀正如奈保尔不小心闯入的非洲贫民区，给人以视觉上的敲打：“那里污水横流，连车辆都不得不停了下来。我们所处的这条马路简直就不是路。下水道满溢；排水沟里黑糊糊的一团夹杂着塑料瓶和剩菜烂叶子，脏得难以形容。污水左冲右突，在路的两边肆意流淌。每当水碰上障碍物，就会激起—股股小小的急流： 这儿的公寓楼建于低洼之处，污水漫地，臭气熏天，看上去摇摇欲坠。”当奈保尔将看到的这些状况与议员们分享。他们却表示爱莫能助。他们并非定居者，没有稳定的社区，没法给他们建造卫生良好的新房子，没法跟他们谈什么消除贫困，没法为他们做任何事情。就这样，他们还一胎胎地生个没完。“我们只有应付两千人的能力，却要顾及两万人，所以出点乱子也在所难免。”
在格林的旅行中，时间这种可测量可记录的东西在西非是不可触及的。“在非洲内陆地区，时间压根就不存在，最好的表在这种气候的侵蚀下也很快会坏掉。迟早这些表都会走不动。我自己和表妹的手表最先停下来，之后便一个又一个全都停了，我从玛莎商店买了六只手表带在身上，结果全部都用坏了。只有一只手表陪我一直熬到海岸线，而且很久以前就走走停停，记的也不是真实的时间，天黑时我就把手表调到六点半。坐在凯拉洪的卡车上，我仍想着可以按照时间表来计划行程。我本来计划从凯拉洪径直前往首都蒙罗维亚，大概两个星期内就可以到达。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四个星期后，我们还会在一个从未听过的地方。”事实上，这成了非洲时间的一种象征，它并不像进化论所预示的那样一个劲地朝着憧憬式的未来直奔而去，而是在西非不停地打转，成了走不出来的一个漩涡。
奈保尔对此的反映似乎还更差，他认为西非原先的土地是一个满是预言和神谕的世界，即便我们觉察不到假设我们正走在路上，脚趾不小心被石头碰伤了，那就是个征兆。如果我们打喷嚏，那也是有寓意的。朝右面打是好事，朝左面打那就糟了。甚至风速也是个预兆，大祭司会给出诠释。而这种强加的文明成了极大的破坏：“我们本来有会飞的神婆，但一旦看到飞机，就开始嫌弃自己的文化了。”一名美国外交官在给卡普兰的信上写着：“我们价值体系最大的威胁来自非洲。”卡普兰在西非遭遇的一切证明，这里的景观中出现的迷思，似乎不是太地方性，就是太普遍性，以至于无法维持国家性。为此，他声称这是一片失败的土地，或许，恰恰正是西式文明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