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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戴燕:鸿鹄比翼游
级别: 创办人
0楼  发表于: 2015-01-31  

戴燕:鸿鹄比翼游

 



  写历史难免以成败论英雄,可成败不是一时一世的事,如何衡量,史家有时也难以把握。曹魏时代的何晏(?-249)就近乎于此。东晋著名的研究《春秋谷梁传》的学者范宁痛恨当时“浮虚相扇,儒雅日替”的风气,把责任怪到一百年前的何晏、王弼两个人身上,说“王、何蔑弃经典,不遵礼度,游词浮说,波荡后生”,是使“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 的罪魁祸首,比桀、纣的暴虐更甚。“中原倾覆”,被迫南迁,这一迁便是近三百年,说何晏难逃其责,亦可见他在历史上的影响,绝非寻常人可比。现代人讲三国,也都视他为“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的玄学领袖,在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文化史上给他以大大的篇幅。
  但是这样一个何晏,在《三国志》里,原来只有短短四十几个字的传记,作:

  晏,何进孙也。母尹氏,为太祖夫人。晏长于宫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
        

  这一篇小传放在《魏书·诸夏侯曹传》里。《诸夏侯曹传》记载曹魏的“亲旧肺腑”,其中有一个叫曹爽的,父亲曹真是曹操收养的孤儿,官拜大将军。魏文帝曹丕死前,命曹真与陈群、司马懿辅佐魏明帝曹叡,明帝死前,又命曹爽与司马懿辅佐齐王曹芳。齐王芳年幼,曹爽便与司马懿争起权来,开头曹爽占尽上风,大权独揽,却禁不住司马懿老谋深算,不声不响蛰伏了几年,突然翻盘,杀掉曹爽并其党羽。
  在被司马懿一网打尽的曹爽党羽中,就有时任吏部尚书的何晏。何晏本来是汉末大将军何进的孙子,大概因为他母亲后来做了曹操夫人,他自己也娶了曹操女儿金乡公主,与曹家结缘,他的传记便附在《曹爽传》的后面。不过这寥寥数十字传记透露出来的,却好像他仅仅是一个身份特殊的宫廷文士,在历史上不见得有多大作为。
  就像过去人已经指出的,陈寿写《三国志》,已是在司马氏执政的西晋王朝,对于司马懿的政敌,自然说不出好话。他写何晏时如此节制,这样来看,情有可原。但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就是陈寿也并不像他的史家前辈司马迁、班固那样,对文人学士抱有极大的兴趣。《三国志》叙事简洁,又不设专门介绍礼乐制度、书籍学问的“志”或“书”,基本上都是以政治人物为中心的“纪”和“传”,是一部典型的传统政治史,其中偶有文人学士现身,往往都如惊鸿一瞥。
  何晏也不例外。



  虽然陈寿为何晏写传时惜墨如金,但是借助他在其他相关传记中的书写,借助同时代及此后人记下的各种传闻,大体上还是可以拼出一幅何晏的全图。
  传说中的何晏,“慧心天悟,形貌绝美”,七八岁便能同曹操论说兵书,而曹操“奇爱之”。可他正式登上三国史的舞台,却要到齐王芳继位,在曹爽身边形成了一个以曹氏家族成员为核心的政治集团,他也参与其中,在协助曹爽立威名于天下以后,他出任吏部尚书,掌管人事大权,这时,他便走出书斋,变成政治前台最活跃的人物。
  然而在《三国志》的记载里面,何晏的政治生涯并不光彩。《曹爽传》写他们一伙人在曹爽得势时为所欲为,不是深文周纳、迫害异见者,就是侵占良田、窃取官物,生活上骄淫盈溢、奢靡越矩,“有司望风,莫敢忤旨”,到了曹爽弟弟都看不下去的地步。至于他们的政敌,当然更加不满,比如司马岐听说邓飏要以言论罪处圭泰以重刑,就极为恼怒,指责他“肆其私忿,枉论无辜”,结果必然要使人人自危。而司马昭的岳父王肃则是把他们比作“前世恶人”、西汉宦官弘恭和石显那样的佞臣。这里面,陈寿记录下的傅嘏对何晏的评价最刻薄,傅嘏不但形容何晏“外静而内铦巧,好利,不念务本”,根本是一个巧言令色、其俗在骨的轻薄的人,又嘱咐曹爽兄弟千万不要受他蛊惑,然真正的好人疏远朝政。这些激烈反对的舆论,反映出确如周一良所说,何晏他们在政治上走的是重才能、轻操行的路线(《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这也是曹操一早奉行的策略。
  正始十年(249)正月,曹爽兄弟随齐王芳拜谒魏明帝高平陵,司马懿趁机屯兵洛水浮桥,以“背弃顾命,败乱国典”的罪名,奏请罢免曹爽兄弟,紧接着再宣布他们“谋图神器,大逆不道”,很快将曹爽、何晏这批人全部“夷三族”。
  高平陵之变,是魏晋禅代的前奏。这一事件,当年在蜀国就引起震动,与曹爽交过手的费祎据说为此专门写有一篇文章,评说司马懿在这一事件上的功过。文章举出一种人的看法,是说曹爽兄弟都属凡品庸人,而胆敢骄奢僭逸、私树朋党、谋以乱国,司马懿除掉他们,当然是“称其任,副士民之望”。可是又有另外一些人认为,司马懿在未曾向曹爽兄弟提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便趁其不备,一朝屠戮,这就不是“大人经国笃本”的做派,更何况“废之刑之”已足够,何必要斩尽杀绝,连何晏之子也就是曹魏的亲外甥也不放过?
  陈寿是蜀人,对费祎提到的两种意见恐怕都有耳闻,可是到他写《三国志》的时候,只剩下一个立场可选。作为西晋史官,他要写的只是胜利者的历史,这不难想见,不过纵然如此,在《三少帝纪》的评论中,他还是指出:从高平陵之变到陈留王禅位于晋,这十五六年间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变故,其根源都在于魏明帝没能选好自己的接班人,这直接导致了“曹爽诛夷,齐王替位”。
  当司马氏王朝结束,讲述这段历史的人不必再有陈寿时代的忌讳,史家又开始重新追究历史的真相,这时,如唐太宗在《晋书·宣帝纪》的评论里就表达了对司马懿的质疑,他说:“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干,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 他认为很难相信司马懿的做法是出于忠贞、代表正义。清代学者钱大昕对陈寿不为李丰等忠于曹氏的人作传,并且站在司马氏的立场写曹爽、何晏、邓飏之恶,也很不赞成,以为这种有意的遗忘和选择性地写史,是对历史的一种歪曲:“初非实录,其亦异于良史之直笔矣。”(《廿二史考异》)这样做,分明降低了《三国志》的价值。



  曹爽等人被杀后,王凌担心幼主受制于强臣的局面一发不可收拾,曾有心扶植楚王彪以取代齐王芳。他将计划透露给儿子王广,王广劝他不要轻举妄动,举的例子就是曹爽、何晏,以为前车之鉴。据传王广分析说:“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他们“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末或之哀。”从这一段分析中,现代史家曾看到何晏一伙所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对人民的危害何等深刻猛烈(吕思勉《三国史话》)。也许还应当进一步检讨:曹魏建国才二十来年,曹氏子弟何以就养成了高高在上的习惯,不切实际、不食人间烟火,“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
  何晏这些人的政治主张究竟为何,在《三国志》里得不到现成答案。唯一可以知道的是,何晏接替卢毓做吏部尚书,而卢毓是汉末大儒卢植之子,也是魏明帝后期相当信任的人,何晏死后,他又官复原职。卢毓选拔及考核官员,是以“先举性行,而后言才”为原则,陈寿表扬他“规鉴清理”,也许这一点,与重才能、轻操行而“具有法家精神”(汤用彤《读人物志》)的何晏,在理念上有所冲突。
  魏晋时人好谈“才性之辨”,讲人天生性分各殊、才能有偏,考察人物也有由形到神的一套理论。何晏也谈才性,他最有名的一段话,就是套用《易系辞》来形容夏侯玄是“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司马师是“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他自己是“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这段话固有自吹自擂的成分,不过能证明他确实懂得才性之学,而他任吏部尚书,根据晋惠帝时傅咸的说法,也的确做到过让“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傅咸本是他的政敌傅玄的儿子,由傅玄嘴里说出这番话,至少表明他不是完全的“虚而不治”。
  《魏书·齐王芳纪》引有正始八年何晏的一篇上疏,不知是否针对齐王芳“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沈漫女德,日延倡优”的毛病,通篇都是对齐王芳的教训,既告诫他“所与游必择正人,所观览必察正象,放郑声而弗听,然后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又要求“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后园,皆大臣侍从,因从容戏宴,兼省文书,询谋政事,讲论经义,为万世法”,一条一条规定很具体,也很严格。钱大昕读何晏的这篇上疏,“以为有大儒之风”,对于范宁式的批判不禁怀疑,说“此岂徒尚清谈者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乎”?他认为症结还在于曹爽本人是个庸才,不足与断大事,由此而为司马懿所害,并且“魏之国是去矣”(《何晏论》)。
  说何晏有“大儒”之风,未必为虚言。在治理国家方面,儒、法手段不同,可是目标从来一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何晏自己也有很深的儒学造诣,他作过《孝经注》,还编过一部《论语集解》。《论语集解》流传至今,亦曾漂洋过海到朝鲜、日本,十四世纪在日本刻印的这部书,到今天仍能见到。所谓“集解”,是集合各家注释的意思,其中包括孔安国、马融、郑玄、陈群、王肃等汉魏间学者对《论语》的训解。连王肃也不避,也可见他的包容。



  但是在《三国志》短短的何晏传里,陈寿毕竟写的是他“好老庄言,作《道德论》”。《道德论》虽已不存,不过仅从题目上看,也可知它是从老子的《道德经》来。传说何晏本来有注释《老子》的打算,可是见到王弼的《老子注》很精奇,便改注为论,而“论天人之际”。过了二百多年,王僧虔在一篇警告他儿子不要养成读书坏习惯的《诫子书》里,还提到这部著作:“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所谓“平叔何所说”,大概指的就是何晏的《道德论》。
  最可玩味的是,在《三国志》的全部记载当中,与何晏具有同样思想倾向的,只有比他年轻一辈的阮籍和嵇康,阮籍是“以庄周为模则”,嵇康是“好言老庄”,这意味着陈寿也非常清楚,何晏是思想上的一个“异端”。即便根本不曾料到何晏他们的这种异端思想会一路发展成为使“中原倾覆”的巨大力量,不过最终将何晏定位为一名文士,还是反映了陈寿卓越的史家见识。
  有关何晏特立独行的传闻在当时及后世都非常多,在相当多的传闻里,何晏都仿佛一个引领时尚的领袖。与陈寿同时代的曹魏史家鱼豢曾描绘他“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似乎随身携带妆具、随时补妆。又传说他“好妇人服”,喜穿女式衣服,哗众取宠。男穿女装或女穿男装,过去都被视为阴阳倒置,是妖孽之气。而男人傅粉,则据说起于汉惠帝时,因汉惠帝好以貌取人,他身边的年轻男子里面,便有人衣着华贵并涂脂抹粉以博宠幸。但这些花样在常人眼里毕竟是异数,如汉末时有人诬陷大名士李固,就状告他在皇帝治丧期间,“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旋偃仰,从容冶步”,好像很不地道。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面,来看何晏粉扑不离手以及穿女服的传闻,即可知那是置他于怎样一种道德有亏的舆论当中。传说魏明帝对他也很好奇,曾约他在大夏天一起吃热汤饼,为的就是看一看当汗水洗掉白粉以后,他脸上本来的颜色。
  曹氏家族对于穿衣戴帽的礼仪,原来就不甚讲究。曹操是俭朴如此,据说他见到曹植妻子穿着绣花衣裳,便“以违制命,还家赐死”,而他顾虑到战后物资乏匮,就让军人以平常的白布便帽做正式官帽,“以易旧服”。曹洪是放肆如此,他有一次办庆功酒会,让女演员穿着薄薄的纱裙跳舞,“令女倡著罗縠之衣踏鼓”,就遭到过杨阜“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何有于广坐之中裸女人形体,虽桀纣之乱,不甚于此”的呵斥。魏明帝“著绣帽,被缥绫半亵”,有一天露着半条膀子被杨阜看到,也是遭他责怪:“此于礼何法服!”杨阜是天水人,曹操时有平定陇右之功,为人严正,见不得曹家人这样不顾礼貌、任性胡来,而魏明帝显然是不想受太多约束。何晏为曹魏亲戚,不要说他何家早几代还是屠户,他穿衣打扮如傅玄所讥讽的“服妖”,还有他整个人的作风都不循规蹈矩,一点也不奇怪。
  离经叛道更有甚者,是在何晏的带领下,京师洛阳兴起一股服药的风气。本来治疗伤寒杂症的五石散、寒食散等,因有某种刺激神经的功效,在何晏等人的示范、引导下,竟然风行一时。“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何晏的这一句话,似乎比一般宣传广告更有传播力量。与陈寿同样生活在西晋、服药而有心得的皇甫谧就回忆说:何晏是个耽溺于声色的人,他最先服药,服药后精神为之一爽,身体也变得强健,在京师传为佳话,于是大家都争相效仿,有些人的慢性病也确实好了,因此在他死后,这种风气也并未衰歇,服药的人是越来越多。皇甫谧也谈到药的毒性,并说有人服药不当,结果五官痉挛错位、背上长疮溃烂,乃至于丧命。所以晚清以来,像俞正燮、余嘉锡等就把魏晋时代的服药比作后来人的吃鸦片,都是以长久的健康为代价,拼得瞬间的极度快乐。鲁迅同情何晏,说他吃药是由于身子不好,不能不吃,可是也认为他作为吃药的发起人,该骂(《魏晋风度及文章与酒及药的关系》)。
  这些构成何晏叛逆名士形象的传闻,在《三国志》里都看不到,陈寿唯一记载的“八卦”,是说何晏死前不久,连续梦到有大黑苍蝇绕鼻头,驱之不去,他心里不踏实,便找来术士管辂替他占卜,管辂坦率地说,这是大祸将临之兆,因为你今天的权势和地位不是你该得的:“今君侯位重山岳,势若雷电,而怀德者鲜,畏威者众,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谁都知道何晏精通《易》学,一二百年后的南朝人读《周易》,仍要参考他的意见,可是在学问上游刃有余的这位大学者,却无法凭学问预知并掌控自己的命运。转眼过了新年,陈寿写道: “西北大风,尘埃蔽天,十余日,闻(何)晏、(邓)飏皆诛。”冷峻的笔墨,既写出管辂的料事如神,毫不含糊,也显示他对何晏不存一点温情。



  魏明帝时代是曹魏国力最强的时代,当时有两种大的舆论。一种舆论是说吴、蜀在侧,虎视眈眈,势必要保持战时状态,增强军备,励精图治。另一种则说现在已是和平时期,不妨放松下来,好好过安定生活,人力财力都转投到内部建设上,以台榭苑囿的兴建来树立国威。事实上魏文帝立太子后,就意识到不能像他过去崇拜的汉文帝那样,再过“俭而无法”也就是俭朴到不讲章法的生活。到了魏明帝时,尽管按照陈寿的说法,依然“百姓凋敝,四海分崩”,却也阻止不了明帝“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的决心,他要从“打天下” 转变到“治天下”。
  魏明帝在位十三年(227-239),根据《明帝纪》的记载,主要是在许昌、洛阳两地大兴土木、修筑宫殿。太和五年(231)是个不错的年成,春夏之际,司马懿在天水阻止了诸葛亮的进攻,北方的鲜卑人到幽州来进贡名马,匈奴也被收服,更重要的是小皇子曹殷诞生,天下大赦。秋天到来,魏明帝心念一动,忽然打算召见诸王及宗室公侯,并邀他们各带一个儿子来洛阳,自从汉文帝下令诸王不得留住京都,他不见这些亲戚已经十二年,现在到了与诸王重修关系的时候。翌年春,他一路巡行、慰问,到了许昌,才满一岁的小皇子不幸夭折,也没能打断他修缮许昌宫以及营建景福殿、承光殿的兴致。而在随后的两三年里,曹植、汉献帝刘协、诸葛亮、郭太后相继去世,历史仿佛要揭开新的篇章,青龙三年(235),于是在许昌宫修缮完毕,他又下令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
  对于魏明帝的决策,《三国志》里记载了很多大臣的批评,《辛毗杨阜高隆堂传》就是一个典型,这篇传记中的三个人都是极为坚定的反对者。辛毗提醒他蜀、吴都不肯善罢甘休,“诸葛亮讲武治兵,而孙权市马辽东”,现在当“为社稷计”,与民休息,增加国力。杨阜屡屡上疏,讲的也都是“兴国在于务农”的道理,他说“广开宫馆,高为台榭”,对农业造成的危害最大,这样下去,会带来“颠覆危亡之祸”。高堂隆则远以秦始皇修阿房宫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灭”为例,近用汉武帝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外攘夷狄,内兴宫殿,十余年间,天下嚣然”作教训,再三劝他不要重蹈覆辙,要明白“天下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
  魏明帝当然听不进反对的声音,他不但固执地“躬自掘土以率之”,亲临施工现场,为公卿以下至于学生作表率,又还更严厉地督促工期,亲自问责,不容分辩,常常是对方“言犹在口,身首已分”。陈寿写他建设宫殿、装修观阁,动辄派数万人参与施工,又不惜“凿太行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并“铸作黄龙凤凰奇伟之兽”,人力物力都耗费极大,可是他反驳批评他的大臣,说你们倒是应该去学一学修建未央宫的萧何:“王者宫室,亦宜并立。灭贼之后,但当罢守耳,岂可复兴役邪?是故君之职,萧何之大略也。”他还嘲笑辛毗:“二虏未灭而治宫室,直谏者立名之时也。”意思是你这样指责我,无非是要为自己博一个好名声。
  与上述异见者不同,当许昌的景福殿修成后,何晏与夏侯惠、韦诞、缪袭等立刻写了《景福殿赋》来赞美它。这几位作者中,夏侯惠是夏侯渊之子、曹操外甥,有才学而擅长写奏议;韦诞是有名的书法家,曹魏宫观多由他题写匾额,传说凌云殿建成后,他登梯上去题字,胆战心惊地写了下来,头发全白。



  上述夏侯惠等人的作品大多遗失,或仅存片断,唯有何晏的《景福殿赋》靠着《文选》的收录保存下来。赋当然是一种文学书写,可是这篇赋赋予景福殿以极大政治意义的写法,却相当值得注意。
  《景福殿赋》首先交待景福殿的修建缘起,它讲从曹操开始,“大哉惟魏,世有哲圣”,到魏明帝时已蔚为盛世,“远则袭阴阳之自然,近则本人物之至情”,既与天道自然相吻合,又与人道世情不违背,还能顺应历史的以及未来的发展潮流。在这“莫不悠游以自得,故淡泊而无所思”的大好形势下,当太和六年三月,魏明帝巡视许昌时,便有官府大臣和宏儒硕生考虑到溽暑难耐而又随时有征伐岷越之事,遂提出在许昌修一座景福殿的建议:
  昔在萧公,暨于孙卿,皆先识博览,明允笃诚,莫不以为不壮不丽,不足以一民而重威灵,不饰不美,不足以训后而永厥成。故当时享其功利,后世赖其英声。
  这里引萧何、荀子的典故,旨在说明现在修建宫殿,意义其实远大过宫殿本身,主要还是为了借以确立一套制度礼仪。萧何是西汉初年的丞相,他主持修建未央宫,起初刘邦都觉得浪费,并不高兴,于是萧何解释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意思是天子统辖的范围极大,如果没有与这广大范围相匹配的壮丽雄伟的建筑,不足以压住阵脚,也不足以为后来人留下一个不可逾越的标准。而荀子的意思是,修建宫室台榭的目的,就是要营造一个遮风避雨的场所,让君主能够在其中安安心心地“养德辨轻重”。这就是说,建筑不光是一个居所,更是文明的象征,也是权力、制度的象征。何晏强调,正是在大臣、儒生们的这种劝说下,魏明帝才决定修景福殿,以“备皇居之制度”。
  接下来,何晏对景福殿的崇高壮伟和富贵华丽,进行了各个角度的不厌其详的描写,说明它如何“彰圣主之威神”。景福殿里有树木花卉,有温房凉室,不少房间里还有寓教于乐的绘画,如嫔妃们住的椒房,就画着虞姬、姜后、钟离春、班妾、孟母等出色女性的故事,而如果登高望远,还能遥目九野,同时俯瞰市井风情、观察农人耕耘,感悟深思,“居高而虑危”。
  这个崇高壮丽、变化万端而又处处精致的景福殿,自然也体现着工匠的智慧,可“与造化乎比隆”,然而更值得赞叹的,是它的“规矩既应乎天地,举措又顺乎四时”,反映着当今社会的秩序与繁荣,都已前所未有。而在这强大的魏国面前,“彼吴蜀之湮灭”,也就是跷足可待的事。在赋的最后,何晏因此用“揽神灵之贶祐,集华夏之至欢”来赞美这个时代,用三皇五帝来歌颂“圣上”,并称在这感天动地的繁荣之世,魏明帝“犹孜孜靡特,求天下之所以自悟,招中正之士,开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皋陶之典谟,除无用之官,省生事之故,绝流遁之繁礼,反民情于太素”,他的伟大,自然又为周、夏时代的君王所不及。
  《景福殿赋》被收入昭明太子编的《文选》,又被刘勰称赞为后学的范本,表明它在二百年后的南朝仍有相当地位,但《三国志》却不曾提到,陈寿在记述夏侯惠、韦诞“著文赋,颇传于世”时,也同样没有提到他们写过同题的作品。在陈寿心里,可能更倾向于辛毗他们的看法。而据卫覬说,在当时,大臣们“皆争顺指而避逆意”,难得有人肯破家为国、杀身成君,“犯颜色,触忌讳,建一言,开一说”,相反倒有不少专门说“悦耳”之词的人,“言政治比陛下于尧舜,其言征伐则比二虏于狸鼠”。这些专门取悦圣上的人,高堂隆骂他们是“说秦汉之奢靡以荡圣心”的“小人”。小人的言论,实不足取,大概陈寿因此也不愿给以记录。可以补充说明陈寿在这件事上对何晏肯定也有他的看法的是,在《刘劭传》里,他提到过魏明帝曾诏令刘劭写《许都赋》、《洛都赋》:“时外兴军旅,内营宫室,劭作二赋,皆讽谏焉。”而之所以提起这两篇赋,恐怕是因为它们都有“讽谏”之意,不像何晏的《景福殿赋》,只是一味地歌功颂德。
  对于辛毗等人的竭力反对,魏明帝当然很不高兴,他曾让自家亲戚卞兰与高堂隆辩论。卞兰同何晏一样,是魏明帝的有力支持者,他在景福殿建成后写过一篇《许昌宫赋》,里面就有“入南端以北眺,望景福之嵯峨”的描写,他还说住在许昌宫里,可以让人有“论稽古、反流俗,退虚伪、进敦朴,宝贤良、贱珠玉”的理性,于良好的政治伦理和社会风俗的建设大有裨益。
  何晏、卞兰等几位支持者都是宫廷文士,都能揣摩“今圣”的心意,不过在魏明帝时代,他们尚不成气候。据说魏明帝本人颇能“持法”,对文士们善于合党连群以邀名誉的作风相当警惕,诏令也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把“名”看得很透。所以,何晏就算写出了取悦魏明帝的《景福殿赋》,也还是没能一步登天。



  在《景福殿赋》里,何晏写到永宁、安昌、临圃、百子这几处居室都是“后宫攸处”,也就是妃嫔们住的地方。而之所以布置有这么些房间,何晏说是为了安顿“窈窕淑女”,让她们能够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生活、修养,为曹魏家族的子孙繁衍、江山永绪做充分准备,所谓“其祜伊何,宜尔子孙”。
  这里牵涉到一个困扰魏明帝至深的问题,便是他子嗣不旺,不知为什么,小皇子生一个死一个。根据陈寿的记载,他在黄初七年、太和三年、太和六年连失爱子,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事情,不但他自己焦虑,朝臣们也都跟着紧张,担惊受怕、议论纷纷。所以,当小皇子曹殷出生大约一百天时,夏侯玄才会写赋去道贺,讲了些“良辰既启,皇子诞生”之类的吉利话。何晏在《景福殿赋》里,也才要强调为嫔妃修建的这些住屋,都负有令曹魏“永锡难老,兆民赖止”的使命。
  与何晏、夏侯玄的态度不同,据陈寿说,王肃的父亲王朗很早就向魏明帝讲过“百斯男之本,诚在于一意,不但在于务广”的道理。“百斯男”的典故,出于《诗经·大雅·思齐》的“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说的是文王之妻大姒生养有一百个男孩。王朗是在劝魏明帝对于自己这个年龄段的生育能力,要有所估量、有所节制,不要盲目地纳许多妃嫔。他还提醒魏明帝养育孩子也不能过于保护,被子衣服太暖和,会让孩子变得不能适应气温的正常变化,反而容易生病,不如让他从小穿得单薄一点,培养自身的抵抗力,以其“金石之性”而得以寿比南山。直到魏明帝在世的最后两三年,蒋济都还在上疏建议他“大简贤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齿,且悉分出”,也就是遣散那些年幼的和来不及临幸的后宫妃嫔。这与高柔劝他少修殿舍、妙简淑媛,以“育精养神”,讲的都是同一个道理。
  陈寿在《高柔传》中写到魏明帝时, “大兴殿舍,百姓劳役,广采众女,充盈后宫。后宫皇子连夭,继嗣未育”。这时高柔上疏劝谏,而魏明帝看他忠心为王室,也并不以为迕。据《明帝纪》已可知,实际上在太和三年(229),魏明帝已经就“王后无嗣,择建支子以继大宗”发过诏令,正如《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所说,他心里头早早明白自己不会生儿子,日后势必要走过继这一条路。景初三年(239)他病重时,立养子齐王芳(字兰卿)为太子,他一死,年方八岁的齐王芳继位,大将军曹爽与太尉司马懿辅政。陈寿在《三国志》中一笔一笔记下这些事情,联系到一起来看,都是为了印证他在《三少帝纪》里写下的历史评断。他认为没有亲生子可传位的魏明帝,是犯了不能够唯贤是与的大错,“情系私爱,抚养婴孩,传以大器,托付不专”,因而导致曹爽被杀,曹芳也被废为齐王,随后继任的文帝之孙曹髦也是“轻躁忿肆,自蹈大祸”,于是在短短七年后就被杀,等到武帝之孙曹奂继任时,便只剩下“揖让而禅”一途,只好乖乖地“作宾于晋”了。
  在曹魏的历史上,魏明帝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在陈寿看来,明明处在汉文帝、汉景帝一样的时代,却急于一逞汉武帝式的梦想,这种错觉,固然为曹氏败于司马氏之手的祸根,但未能选出恰当的继承人,仍是这一历史性失败的直接导火线。
  而何晏正是生活在这一转折时期的文士,他虽然也吐过“大梦谁先觉”一类的狂言,自诩“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把自己比作洞察力非凡、能够“朗然玄昭,鉴于未形”的圣人,亦曾写有“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的《言志诗》,表示他自负但是并非没有自觉、自我反省。可是不知为什么,就是这样一个于学问无所不通而又从曹操时代走过来的人,在繁盛与危机并存的时刻,仍然选择加入盈耳颂声,高唱“六合元亨,九有雍熙,家怀克让之风,人咏康哉之诗” 的时代赞歌?
  度过他以为能够一展宏愿,实际上是战战兢兢的正始十年,何晏随曹爽被杀,魏晋禅代的序幕也从此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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