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我很意外，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朋友今天下午过来参加这个分享会。因为曾经有这么一个说法：中国人主要是通过小说来了解契诃夫，而欧美主要通过戏剧来理解契诃夫。这个情况，我认为在从前是存在的，但是这几年有了很大的改观。譬如今天来了这么多人，就充分说明我们对契诃夫戏剧的喜欢、甚至热爱，这一点让我感到很欣慰。
这次译文出版社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就是在我们国家第一次将契诃夫的戏剧，从独幕剧到多幕剧，包括他在没有登上文坛之前，还是十八九岁写的《没有父亲的人》一起结集出版。刚才陈飞雪老师介绍我是戏剧学院研究契诃夫的专家，对此我做一点更正。我在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是一个剧本写作课老师，除了指导学生的写作之外，还要讲授编剧概论，因为讲编剧概论，要做个案分析，也就是作家作品研究、剧本解读分析，我是在这个过程中对契诃夫戏剧产生浓厚的兴趣。
在我们人类戏剧史上，古今中外，伟大的、杰出的剧作家及其作品灿若星河。但是，使得我最为心存敬畏的就是契诃夫和他的戏剧作品。为什么呢？我想结合我对契诃夫戏剧的阅读、观摩，包括所接触过的研究资料，以及我在此基础上的心得与研究，从三个方面来说：一是契诃夫的人生经历和他的戏剧创作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契诃夫的创作精神；第三个他的创作态度，或者职业精神。这三方面使我对他产生强烈的敬畏之心。
先讲第一个，契诃夫是一位世纪之交的作家和剧作家，他同时属于两个世纪：作为作家，契诃夫是19世纪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大师（另两位是法国的莫泊桑和美国的欧亨利）；作为剧作家，契诃夫又是20世纪世界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但是我们是否了解契诃夫这些成就的背后有过什么样的生活经历和磨难？
契诃夫的一生是短暂的，19世纪的俄罗斯著名作家作家平均寿命是62岁（除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是因决斗而死于非命之外），契诃夫是44岁。在契诃夫的前半生，或者说在他20岁之前，生活给他的磨难是家庭破产、父亲出逃、债主逼债、寄人篱下。契诃夫说自己自己的童年时代是没有童年的。
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被称之为世界文学的青藏高原。在这支文豪云集的队伍中，可以说除了契诃夫之外，其他人的出身都有贵族的背景——譬如普希金和陀思绥耶夫斯基是没落贵族；像果戈理是小贵族；赫尔岑则是豪门望族；冈察洛夫是半商人，半贵族；而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是地主贵族。
反观契诃夫，他的祖辈是农奴，父亲开杂货铺，后破产。11岁时，往往放弃上学，去杂货铺帮忙，并受到父亲的鞭打。14岁至16岁时，父母与其他几个孩子为躲债，先后远走莫斯科，最后只有契诃夫独自留在故乡继续完成学业。为减轻父母负担，给别人的孩子补课，一月可得3卢布。现在我们看契诃夫的戏剧，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个隐隐约约的事件——“庄园行将拍卖”。除了《海鸥》之外，从《没有父亲的人》算起，到了最后一个剧本《樱桃园》，庄园拍卖成了贯穿全剧的背景事件。这和他的早年经历是有关系的。
而契诃夫的后半生中的生活磨难就是患上在当时属不治之症的肺结核，这又直接影响到个人生活和创作事业。契诃夫是在1884年（24岁）第一次肺出血，就此肺结核病缠身。这一年契诃夫的生活中同时发生三件事：1、开始行医；2、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3、就是患上肺结核。我们可以看到，从契诃夫在1880年3月25日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到1904年1月17日，他的最后一部戏剧《樱桃园》首演，他的创作生涯24年不到。其中，他的戏剧作品，除了《没有父亲的人》是在他18、19岁时所写的，他的9部独幕剧、6部大戏都是在患了肺结核病之后创作的。
契诃夫曾经说过，医生是他的合法妻子，文学是他的情人。他作为一个医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并且具有行医资格的医生，心里完全清楚在当时患上肺结核对他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他这些戏剧作品有的是在体裁上明确是喜剧：如《林妖》、《海鸥》、《樱桃园》；有的虽然标明是喜剧体裁，但是同样具有明显的喜剧色彩，如《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更重要的是，在契诃夫的作品情节中兼有告别过去和憧憬未来两种情绪，而这又往往是与死亡缠绕在一起的。譬如《万尼亚舅舅》的第一幕开始不久，医生阿斯特罗夫与奶妈玛丽娜说起一个病人死在自己怀里的情景与感触。
阿斯特罗夫：不，也不过半个月以前，在受难周里头，我被人叫到玛利茨科耶村里去，那儿发生了传染病……斑疹伤寒……家家都躺满了病人。到处是垃圾、臭气、烟；病人和小牛、猪一齐躺在地上。我一直辛苦到半夜，连歇一歇的工夫都没有，一口饭也没有来得及吃。完了事，你想我总可以休息一下了吧？好啊，可不是吗！我一回到家里，又给我送来了一个铁路上打旗子的。我想给他开刀，可是一上麻药，他就死在我的怀里了。当时，正是我不知道感触有什么用的时候，我的感触却又突然冒出来了，我感到良心的痛疚，就仿佛是我故意把他杀了似的……我于是闭着眼睛坐下去——你看，就像这个样子，——我就想了： 活在我们以后几百年的人们，他们的道路是由我们给开辟的，可是他们会对我们说一句感谢的话吗？……不会，准的。对吧，老妈妈？
玛里娜：人们会忘记我们，可上帝总不会忘记我们的。
在这段对话里面，医生阿斯特罗夫说，“活在我们以后几百年的人们，他们的道路是由我们给开辟的，可是他们会对我们说一句感谢的话吗？”奶妈的回答是上帝会记得我们，而人们是不会忘记我们的。
其实这一段对话就是全剧所要探讨的哲理问题的起点——我们的忙碌的工作是为了什么？它于后人有何意义？
又譬如《三姊妹》的第一幕就是三姊妹和她们已经亡故的父亲的部下们聚在一起，父亲（旅长）的忌日和最小的妹妹命名日。开场就是奥尔加与两个妹妹回忆起一年前父亲的去世。不仅如此，在契诃夫的剧本经常会有剧中人关于死亡、关于自己离开这个世界之后的想象的大段台词——就像《三姊妹》里有一句台词，“让我们幻想一下……比如我们死后，再过二三百年，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
与之相呼应的就是在契诃夫的戏剧里经常出现白色，让人产生一种联想。《樱桃园》中朗涅夫斯卡娅这一人物形象的产生源自：作家在构思中“他好像看到了敞开的窗户，一根开着白花的樱桃枝从花园钻进房间。”契诃夫在后来已经构思好整部剧本的时候，他在写给斯坦尼的信里谈到：
“它在我的头脑中已经酝酿成熟。它叫《樱桃园》，共四幕，在第一幕中穿过窗户可以看见鲜花怒放的樱桃树，果园是白茫茫的一片。就连妇女们穿的连衣裙也是白色的。”于是，在后来成稿的剧本的第一幕，许多地方都与白色联系了起来——加耶夫打开窗，“满院子都是白色的。”朗涅夫斯卡娅望着窗外：想到了自己的童年，“满院子全是白的，全是白的！哦，我的樱桃园啊！”，紧接着，她惊叫起来“啊！看哪！我们去世的妈妈在园子里散步呢……穿着白衣裳！”加耶夫也信以为真，问她在哪儿。朗涅夫斯卡娅说“其实并没有人。不过看起来很像；靠右边，就在这条长路往凉棚拐弯的地方，有一棵斜长着的小白杨树，样子像个女人……多么美丽的园子啊！这一丛一丛的白花……”
就在第一幕，不仅窗外是白色的，就是在屋内，也是可以看见白色：属于朗涅夫斯卡娅两间房间中一间是白色的；老仆人费尔斯穿着长上衣和白背心；罗伯辛是白背心和黄皮鞋；一直跟在她身边的夏绿蒂也是一件腰身很紧的白色裙衫。就是在第二幕中来去匆匆的流浪者戴着的是破旧的白色尖顶帽。
白色是《樱桃园》的情绪基调，是“死亡”与“美“主题的诗意体现。所以，“死亡”这一命题在契诃夫的戏剧作品中表达不是恐惧，而往往是对美好的梦想，对“几百年以后”生活有动人的期待，甚至会流露一种孩童般的天真。它恰恰是与诗意交织在一起的。俄罗斯著名导演梅耶荷德，他在排樱桃园的时候，认为“《樱桃园》中充满了那种能听到死神之声的愉快。”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契诃夫取得这些成就和他的经历，磨难，体现在他剧本中间。
第二个，我们谈论契诃夫时经常会提到“善良”这个词。但是我认为，光说善良还不够完整、确切。首先是真实。第二是真诚，第三是善良。契诃夫认为应当描写原样的生活和原样的人。契诃夫剧作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原则就是：在生活里，人并不是每分钟都在那儿决斗、上吊、求爱的。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一起吃吃、喝喝、吊膀子、说些不三不四的蠢话。所以这一切也应当在舞台上表现出来。应当写这样一种剧本，让剧中的人来来、去去、吃饭、聊天、打牌……要使舞台上的一切和生活里一样复杂，而又一样简单。人们吃饭，就是吃饭，可就是在吃饭的当儿，有些人走运了，有些人倒霉。他希望他的戏剧成为一面镜子，让底下的观众，从舞台上，这面镜子，看到自己的精神和生活状态。这也就是契诃夫在与人讨论《三姊妹》时说的话：
“我要的只是诚诚恳恳，开诚布公地去告诉人们：看看你们自己吧，你们生活得很糟，很无聊。最重要的就是要叫人们了解，而当他们了解这一点，他们就必然会给自己创造另外一种更好的生活了。我虽然看不见这种生活，但我知道它一定会和现在的生活完全不同，一点也不相像。而在它没有出现之前，我就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人们说：要明白啊，你们现在生活得很糟，很无聊。”
这就是契诃夫通过他的戏剧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真实、真诚、善良。为什么为生活得很糟、很无聊？在契诃夫看来与人的生活的意义、生活的目的有关。
当然对契诃夫来说，比较直接的例子是自己的两个哥哥。但是对于生活的目的与意义的思考最早来自他在最为孤单、也是寄人篱下的1876—1879期间，这一期间正是契诃夫看书最多和思考问题最深的期间（没有以往家庭的羁绊）。其中思考最深的就是对自由的思考和认识——契诃夫认为自己的祖父为从奴隶制下赎身，年年岁岁储存一个戈比、一个铜板；自己的父亲：为开创私人独资企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积攒钱财。但是奴隶制的影响根深蒂固；祖父和父亲仍是不自由的。契诃夫需要的是摆脱奴隶制的、小市民的、私有者的各种习惯、感情、准则和传统的自由——摆脱代代相传的渗入人的血液之中的一切的自由。概括地说就是束缚人的内在自由发展的小市民的庸俗心理和奴性。将奴性从人的身上一滴一滴挤出去的过程，人从万恶的陋习挣脱出来的一瞬间。他的真实是要真诚地对人们进行沟通，这里就要讲到。契诃夫是学医的。他有句话，医学是我的妻子，文学是我的情人。学医和行医的经历对契诃夫的创作最大的影响，在创作中十分强调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往往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剖人物，用医生冷静的眼光和细腻的笔触描绘日常的社会生活。概括而言——“客观性”。契诃夫是非常具有爱心的一个作家，但是他的这种爱就是对人的自身的弱点、缺陷进行无情而客观的解剖。
同时我们看剧本可以发现，除了最后一个剧本《樱桃园》之外，契诃夫每个剧本里都有一个医生。而且有意思的是，“医生”往往很有女人缘，譬如《海鸥》中的多尔恩他与女演员阿尔卡基娜有着暧昧关系，又与管家的妻子有着婚外情，他还是玛莎潜意识中的父亲。《万尼亚舅舅》中的教授的年青夫人叶连娜和教授与前妻的女儿索尼雅都钟情于医生阿斯特罗夫。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在思考，他的魅力正是来自于思考。
我前面讲过，契诃夫对于生活的目的与意义的思考最早来自他在最为孤单、也是寄人篱下的1876—1879期间，这一期间正是契诃夫看书最多和思考问题最深的期间（没有以往家庭的羁绊）。其中思考最深的就是对自由的思考和认识。他认为自己的祖父为从奴隶制下赎身，年年岁岁储存一个戈比、一个铜板；自己的父亲：为开创私人独资企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积攒钱财。但是契诃夫认为自己的祖父和父亲仍然是不自由的。他认为真正造成不自由的是小市民的庸俗和奴性。因此契诃夫的戏剧有一个指导思想，他认为最有戏剧性的就是人将奴性从自己身上一滴一滴挤出去的过程。
在契诃夫之后，俄苏戏剧有一流派称之为“契诃夫剧派”，也被称之道德伦理心理剧派。其中的一个领军人物叫阿尔布卓夫，我记得曹雷老师演过他的《老式喜剧》。他是这样理解契诃夫戏剧中的“既不写天使也不写恶魔”的原则：如果舞台出现的是英雄或天使，他身上有再好的东西，或者遭遇不幸，观众认为那是英雄、天使，距离太远了。如果这些出现在坏人、恶魔身上，观众说很幸运。没有观众承认自己是恶魔、是坏蛋，让他倒霉去吧。他说他要表现的是普通人与自身的斗争，也就是束缚人、妨碍人成长的陋习，这样观众就会坐不住了。
契诃夫在他那个时代不仅是个跨世纪的作家，同时他是一个属于明天的作家。他一直生活到了我们现在。新世纪初，日本作家井上厦和大江键三郎有一段经典对话——
井上厦：契诃夫的《樱桃园》初次上演是在1904年，但契诃夫的时代还没有过去。
大江键三郎：《等待戈多》的首场演出是在1952年，在这50年里，从契诃夫到贝克特，戏剧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契诃夫的时代并没有过去。
井上厦：契诃夫和贝克特就像是释迦牟尼一样，就是现在，有时也觉得是在他们的手心上工作似的。
这也就是我对契诃夫感到敬畏的原因之二。
第三个，契诃夫在创作上是以执著态度体现了精神的纯洁和职业的荣誉。我想以《樱桃园》的创作来说明问题。
《樱桃园》是契诃夫的最后一部戏剧作品，也是最为复杂的一部戏剧作品。这部作品是契诃夫蘸着自己生命的灯油写成的。最初的形象的种子在1896年种下，在他的第二本手记中出现一段札记——庄园即将拍卖，穷困，但家仆们一个个仍穿得象丑角。后来在1901年3月7日《三姊妹》在莫斯科首次公演之后，他在给妻子奥尔加的信中说：我经常都有为艺术剧院写一出四幕通俗笑剧或喜剧的强烈愿望，指的就是《樱桃园》。
为了写好《樱桃园》，从1903年初春到秋天，契诃夫先后换了四个地方写作剧本：先是在雅尔塔，契诃夫想趁着《未婚妻》（这是他的最后一篇短篇小说）刚脱稿，创作激情未消，全力写作《樱桃园》，但由于没有足够的精力，进展甚慢，尤其剧中的台词衔接不好，妻子奥尔加责备他太懒惰，他十分生气和委屈（1903年3月4日）。但在两天后，契诃夫又乐观起来“如果我的剧本不是我所设想的那样，我就让你敲我的脑袋”。其实在创作《未婚妻》时，契诃夫已经因为病情写得时断时续。然而到了4月9日，契诃夫突然又称：要去莫斯科写《樱桃园》，在雅尔塔难以完成。4月22日他独自到了莫斯科。但在莫斯科，潮湿、阴冷的气候，各种应酬以及出版的合同等使得契诃夫没有写《樱桃园》。1903年5月下旬至6月，应奥尔加的一位好友邀请，契诃夫与妻子住到位于莫斯科郊区，名叫纳罗—福明斯科耶的一个庄园，契诃夫想在那里继续写《樱桃园》。但他对已完稿的《未婚妻》甚不满意，于是对好几个段落全部重写。因为契诃夫坚决拒绝把自己认为不满意的作品付印。但当契诃夫再转而去写《樱桃园》，恰在此时，一天暴雨狂风，从敞开的窗口将剧本的几页手稿吹落在花园，字迹已无法辨认。于是只好从头写起。
在此期间发生犹太人在基什涅夫遭到大屠杀的事件，契诃夫为之感到震惊和愤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他的创作情绪。而妻子奥尔加在众多客人中表现得兴高采烈，契诃夫对此感到难以忍受，他认为还不如庄园的一位花匠讲的乡村格言具有价值。1903年7月9日契诃夫重返雅尔塔。他定了一个时间结点：为了能在下一个演出季上演，决定在10月写完《樱桃园》。
整个个写作过程却如同一场战斗：首先，是与疾病的斗争，契诃夫的体质每况愈下，极度衰弱，他已预感到这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时常头疼和肠胃失调，咳嗽不止，在修改过程中，有时一天只能写两行字；一度不仅停止写作，甚至连得口述也难以进行。其次，妻子奥尔加和契诃夫的妹妹、母亲为了契诃夫的健康而产生的家庭矛盾，双方都在契诃夫面前指责和抱怨对方。
奥尔加是9月19日前往莫斯科，契诃夫原打算妻子能将最后定稿随身带去，但因头疼未能如愿；奥尔加走后，契诃夫甚至失去继续写作的愿望；9月26日完稿，但在誊写草稿时，他又失望了——对话的处理、人物的心理分析不当，过于冗长。决定重写某些段落，并恳求奥尔加不要生气。
剧本最终在10月12日脱稿，10月14日寄出。第一次彩排定在11月10日，此前契诃夫担忧院方会强行安排一些他不喜欢的演员，曾抢先寄出自己拟定的演员名单。随着彩排日子的临近，契诃夫变得更加易于发怒。他发信给奥尔加和斯坦尼，提出自己对布景、导演和人物心理分析。当时契诃夫为此急于前往莫斯科，但他的身体状况使得医生命令他取消一切活动，因为他穿衣都累的气喘，一件大衣上身难以支撑，走几步也会气喘耳鸣，见食物恶心。全家人都坚决反对他北上莫斯科，契诃夫在信上发反复复恳求奥尔加同意，奥尔加终于同意。1903年12月2日契诃夫瞒着医生赶往莫斯科，尽管他清楚这次冒险的行动将会使得自己少活一些时日。医生阿尔特舒勒一听说契诃夫走了，高喊“这是自我毁灭！”
我在课堂上跟同学讲契诃夫怎么创作樱桃园，我心情是很激动的，所以我说我对契诃夫充满敬畏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