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 译
我已尝试在从政治哲学、伦理学、认识论和语言哲学得来的范畴基础上对当代生产即所谓后福特主义的性质进行描述。我这样做并非进行一种专业操作，而是因为我真的相信，要清晰地对之做出描述，这种分析的多样性、这种视域的深度对当代生产方式而言是必需的。我们若不借助于伦理学-语言学的概念丛，就不可能理解后福特主义。此外，显而易见的是，制造（poiesis）与语言、生产与交流之间的逐渐等同，乃是事实关键之所在。
为了以一个统一的术语命名我们时代中典型的生活形式和语言游戏，我使用了“诸众”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作为“人民”概念的对反概念，由我已经尝试说明的种种断裂、压倒性胜利和创新构成的复合所定义。让我在这里仅举几例——没有什么特别的顺序：被体验为日常状况的异乡人的生物生命；话语中“空洞套话”对“有物之言”的压倒性胜利；智力既作为社会生产的台柱也作为驱邪装置所具有的那种公开性；无终端产品的活动（高超技巧）；个体化原则的中心化；一旦可能便能成型（机会主义）的关系；语言无指涉方面的肥厚性发展（闲谈）。在诸众当中存在着人类动物存在论状况的历史的、现象学的、经验的全然展示：生物生命层面上的笨拙、生存的不确定或潜能特征、确定环境的缺乏、作为对本能特殊化的缺陷之“补偿”的语言智力。情况看上去就好像根茎长到了地表，最终使自身为肉眼可见。一直以来就是真实的东西直到现在才彻底呈露出来。这就是诸众：一种生物生命配置，它对存在、对现象学地自我呈现的本体论已经成了一种历史的既定方式。我们甚至可以说，后福特主义诸众在历史-经验层面展现为人类学起源本身；也就是说，展现为人类动物、其特异性质的起源本身。诸众就集中体现了这一起源，对之进行了概括。反思地看，这些最好被称为抽象思考的东西，只是另一种谈论方式，而它们所说的仍旧是：当代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生产资源恰恰就存在于人的语言-关系能力之中、存在于人所特有的交流与认知功能（动量，力量）的复杂构成之中。
我们的研讨班即将结束。我所能说的都已经说完（很好，也很糟）。现在，在“诸众”这片大陆上的周游将告终止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只是对我们分析中一些本质的方面再做一点强调。在就要结束的时候，我就诸众和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提出十条陈述。我只是为了方便起见，才将这些陈述称为论点。不能说它们面面俱到，也不能说它们对后福特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可能的分析或定义。它们只是明摆着的表现，而（我希望）可靠的论点应具有严格精确性。这些陈述中的一些在可能性上可以归并而合成一个“论点”。此外，这些陈述的顺序也是武断的：将“论点x”标成“论点y”也无伤大雅（反之亦然）。最后要明白的是，我有时用词精确或用词很少变化的一些肯定或否定，未必是正确的，做得也未必审慎。在有些时候，我说出的比思考的多。
论点一：后福特主义（及随之而生的诸众）在意大利是伴随着社会混乱而出现的，那场社会混乱以“1977年运动”之名而广为人知。
后福特主义在意大利是在受过教育的、不确定的、流动性的劳动力的骚乱中产生的；这种劳动力仇恨工作伦理，跟历史上的左派传统和文化大唱反调；就流水线工人、他们的实践和习惯、他们的生活方式等方面来看，这种劳动力标明了一种明确的不连续性。后福特主义是在聚焦于社会形象而爆发的冲突当中产生的，撇开它们表面上的边缘身份不谈，这些社会形象即将成为新一轮资本主义发展的真正杠杆。此外，后福特主义发生之后，才有了生产方式上的剧烈变革，该变革又伴以那些劳动力阶层之间的早熟的政治分裂，这种政治分裂只有在稍晚些时候才会构成剩余价值生产的支撑轴。18世纪英国游手好闲者先是被赶出土地，继而沦入只得进入第一批工厂的边缘地带，这一切又造成了怎样的危险性——想想这一点就足够了。或者再想想1910年到1920年美国非熟练工人的斗争，这些斗争先于亨利·福特和弗雷德里克·泰勒的转折点而发生，而这个转折点的基础又正是在劳动中对技能的系统排除。生产组织方式的每次激烈形变从一开始就注定唤起“原始积累”的阵阵剧痛，同时从头再一次迫使事物（新技术、全新的投资分配，等等）之间的关系完成向非社会性关系转变的改造。而正是在这个微妙的间隔期内，主观的方向——这将在后来成为一个确凿的事实方面——使自身呈露出来。
意大利资本主义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它显然把那些行为方式——这些行为方式最初就是与那些激烈冲突直接相应的表现形式——改造成了具有生产性的一种资源。1977年运动中的集体偏好（选择离开工厂、不关心是否有稳定的职位、善于学习并熟悉交流网络）转变成了一种更新了的职业化概念（机会主义、闲谈、高超技巧）：这就是意大利反革命（反革命不是指对先前事情状态的复辟，而是在字面上讲的不向相反方面发展的非革命，也就是说，是指一种为了重启生产性和政治的统治而在经济和制度方面完成的彻底创新）最了不起的结果。
1977年运动的不幸命运在于，有人谈论它，就仿佛它是边缘人民和寄生者的运动似的。可是做出这些指责的人们所采用的视角才是边缘的和寄生性的。事实上，他们完全使自己认同于福特主义范式，同时相信制造耐用消费商品的工厂里的一份稳定工作才是“中心的”和“生产性的”。所以他们是认同于已然衰落的生产流程的。切近地看，1977年运动预示了后福特主义诸众的某些特征。然而，正如这场运动是愤怒而粗鲁的一样，它的技巧并非是奴性的技巧。
论点二：后福特主义是马克思“论机器的片段”在经验上的实现。
马克思写道：“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大纲》705页）。我所引的这段话出自《大纲》的“论机器的片段”[1]，在那里马克思支持了这样一个很难称为马克思主义的论点：抽象的知识——首先但并非唯一的是科学知识——趋向于成为真真正正的根本生产力，使分配化的和重复的劳动降到残余的地位。我们知道马克思求助于这样一种相当有道理的提示性想象来说明构成了社会生产焦点的知识复杂体，同时测定这种知识复杂体的实际范围：一般智力[2]。知识在趋势上即将占据支配性的事实使劳动时间成了一个“可怜的”基础。而所谓“价值规律”（根据这种规律，产品价值由凝结在该商品中的劳动时间的总和所决定），即马克思以之为现代社会关系拱心石的“价值规律”就被资本主义发展本身粉碎并驳倒了。
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就主导性生产率的超量提出了一条假说，而这条假说与他在其他著作中表述的更为著名的那些假说相比是相当不同的。在这个“片段”里，资本主义的危机不再被归因于其实际基础为个体所提供的劳动时间的生产资料之中所固有的种种不不均衡（因而也不再被归因于“价值规律”发挥全部作用之后产生的种种不平衡，比如说利润率下降所产生的不平衡）。相反继而在这里走向前台的是：直接并排他性地依赖科学的生产过程与仍旧同凝结在产品中的劳动量相一致的财富衡量尺度单位之间的断裂性矛盾。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这种不匹配的逐渐深化将意味着：“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3]，进而导致共产主义。
但在后福特主义时代当中最为明显的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这个趋势虽然变成了真正的现实，但却没有带来任何解放性的后果。知识所达成的作用同劳动时间重要性的减小之间的不平衡与其说为危机提供了温床，不如说产生了新的稳定的权力形式。生产这个概念的激烈形变从来都是在老板控制下的工作领域里发生的。马克思“论机器的片段”不仅仅提到了对现状的克服，而且它本身就是社会学家的工具箱。它描述了我们眼前明摆着的一个经验现实：后福特主义结构的经验现实。
论点三：劳动社会的危机在诸众自身当中得到了反映。
劳动社会的危机当然并未与劳动时间的直线性收缩同步发生。相反只有后者在当今世界里以闻所未闻的规模无处不在。高兹（Gorz）和里夫金（Rifkin）有关“工作的终结”的论点（高兹《重申工作》；里夫金《工作的终结》）观点是错误的；他们散布了各种各样的误解，甚至更为糟糕的是，他们 阻止我们把思想集中在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上。
劳动社会的危机符合这样一种事实（由论点二所得出的事实）：社会财富是从科学和“一般智力”中而不是从个人所做的工作中产生出来的。必要工作似乎可缩减到生活中实际份额很小的比例。科学、资讯、知识一般、协作，所有这些都已将自身表现为关键性的主导生产体系——正是它们，而不是劳动时间。但话说回来，劳动时间作为社会发展和社会财富的一个参数，仍旧有效。所以，劳动在社会中的超量形成了一种矛盾过程，构成了搬演着各种激烈暴力的对抗与令人不安的悖论的舞台。劳动时间是尚在应用的衡量单位，但不再是真正的唯一的衡量单位。忽略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也就是说，只强调有效性，或只强调真实性的匮乏——对我们造成的结果都差不多：在第一种情况中，我们不会意识到劳动社会的危机，而在第二种情况中，我们终将相信以高兹或里夫金那种方法所做出的令人安心的种种表示。
劳动社会中的超量是在以工资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体系所规定的形式当中发生的。额外时间，一度是财富的潜在来源，如今将自身呈现为贫困：工资补偿、（投资造成的，而非投资不足造成的）结构性失业、劳动力使用当中的不确定的弹性、等级制度的增生、古代规训方式的复辟、不再顾及工厂体系制度的个体控制手段。这是一场磁暴，它使这种“超量”在现象学平面上变成了一种相当悖论性的现象，也就是说，这种“超量”是在应该被超越的东西的基础上发生的。
让我在重复一下关键的句子：劳动社会中的超量是在与工资劳动的规则相兼容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句话之适用于后福特主义情境，正与马克思的评论之适用于最早的股票公司完全相同。马克思曾说：“股份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资本论》第三卷：570）[4]。这也就是说：股份公司肯定了摆脱私有财产制度的可能性，但这种肯定却从一开始就是在私有财产领域内部做出的，于是在实际上又以悖论的方式使后者的力量得到了增长。困难在于同时考虑两种矛盾的观点，也即持续与终结、继续有效与可被扬弃这两种观点——这种困难不仅适用于股份公司问题，也涉及后福特主义。
劳动社会的危机（如果正确地理解的话）是指后福特主义的全部劳动力都可以放在马克思借以分析“产业后备军”的范畴——即失业范畴——之下来描述。马克思认为，“产业后备军”可以分为三类或三种形象：流动的（今天我们所说的人事变动、提前退休，等等）、潜在的（凡是科技创新随时介入的地方，就会出现就业缩减）和凝滞的（用时下的话来说，打黑工, 临时工作, 非典型工作）。在马克思看来，流动的、潜在的和不流动的大量失业者当然不是被雇佣的劳动阶级；他们是劳动力的边缘部分，而不是主要部分。可是，劳动社会的危机（前面我已尝试着对其复杂的典型特征加以勾勒）使这三种明确性的范畴实际上可以适用于全部劳动力。流动、潜在或凝滞的说法现在也适用于被雇佣的劳动阶级本身。工资劳动的所有分配方式，都会暴露出该劳动的非必要性及该劳动所固有的超量社会成本。但这种非必要性——经常性地——将自身呈现为有着临时形式或“弹性”形式的工资劳动的某种永恒化。
论点四：对后福特主义诸众来说，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之间所有质的差别皆不适用。
在当今世界里，社会时间似乎已经变得错乱失常，因为没什么东西能将劳动与人类的其他活动相区分了。所以，自工作不再构成一门特殊的和独立的实践——这种实践在其核心有一套清晰的标准和工序，这些标准和工序是完全不同于控制着非劳动时间的标准和工序的——以来，能将劳动时间区别于非劳动时间的清楚的、定义明确的界阈就不复存在了。根据葛兰西的观点，在福特主义中，智力从来不进入生产；只有在工作结束后，福特主义工人才读报纸、才去地方的党总部、去思考、去交谈。然而，在后福特主义当中，由于“精神生活”完全被生产时空所涵盖，所以根本性的同质化普遍盛行。
劳动和非劳动发展出了一种相同的生产率形式，这一生产率形式的基础是类意义上属人的机能——语言、记忆、社交、伦理和审美的爱好、抽象与学习的能力——的运用。着眼于做“什么”和“怎么”做来看，受雇与失业之间已不存在重大区别。可以这样说：失业是无报酬的劳动，另一方面，劳动则是有报酬的失业。无休止地工作可以有多种好理由被合理化，而工作得越来越少往往也同样可以被合理化。这两种悖论式的表述相互矛盾，而一旦并置一起，则说明了社会时间变得多么错乱失常。
“劳动”与“非劳动”的旧有区分最终变成了有酬生活与无酬生活的区分。这两种生活之间的界限是武断的、可变的、服从于政治决策规划的。有劳动力参与其中的生产协作总要比只由劳动过程推动的生产协作规模更大，更丰富。这也可以用来概括非劳动世界，概括在工厂和办公室之外成熟起来的那些经验和知识。劳动力之所以使资本的价值发生增长，唯一的原因是劳动力从未失去它的那些非劳动性质（也就是说，唯一的原因在于劳动力内在于生产协作之中，使这种生产协作比严格意义上说的劳动过程所固有的那种生产协作规模更大、更丰富）。
因为社会协作先于并超过了工作过程，所以后福特主义劳动同样也总是隐性劳动。这个表述在这里不应该被理解为无合同的劳动、“打黑工”式的劳动。隐性劳动首先是无酬生活，也就是说，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而且是从劳动活动各方面来看似乎都不能被计为生产力的那部分人类活动。
这里的关键之点是要承认，在劳动领域内，在劳动之外成熟起来的经验占据了突出的比重；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意识到，这更为普遍的经验领域一旦被纳入到了生产过程之中便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则。这里也存在着双重的风险：一方面可能会忽视这种生产方式涵盖范围的广度，另一方面则可能以这种广度的名义，否认特殊生产方式的存在。
论点五：在后福特主义中，“劳动时间”与在量上更大的“生产时间”之间存在着永恒的不均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里对“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做出过区分。请想想播种和收获的周期。雇农劳动者工作了一个月（劳动时间）；接下来是粮食生长的漫长间隔期（生产时间，而不再是劳动时间）；最后才是收获期（再次进入劳动时间）。在农业及其他部类，生产比劳动活动——本义上所言的劳动活动——要更为广泛；劳动活动很难够得上整个循环的一部分。对理解后福特主义的现实即社会工作日的现代表述来说，“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这两个术语对子是一个极其恰当的概念工具。除了来自马克思所采用的农业中的例子之外，“生产” 和“劳动”之间的不均衡也非常符合马克思在“论机器的片段”中所描述的状况，换言之，这种不均衡是符合劳动时间在其中使自身表现为“可怜的残余”的状况的。
不均衡呈现为两种形式。首先，它是在单个工人的单个工作日中表现出来的。工人监管并调适（这是劳动时间）自动化机器系统（这套系统的功能规定着生产时间）；工人的活动常常以某种“保养维护”作为结束。可以这样说，在后福特主义的环境中，生产时间只是不时地被劳动时间所间隔。播种对后续阶段的粮食生长而言是一个必要条件，而监管和调适这样的现代活动却从始到终伴随着整个自动化过程。
还有另外一种更激进地构想这种不均衡的方式。在后福特主义中，“生产时间”包含着非劳动时间，而社会协作就是植根于非劳动时间当中的（参见论点四）。因此，我把“生产时间”定义为有酬生活和无酬生活、劳动和非劳动、呈现出来的社会协作和未呈现出来的社会协作之间无法分解的统一。在这种理解方式中，“劳动时间”只是“生产时间”当中的一块，而绝不是它最显著的部分。这一证明促使我们部分或彻底地重新阐述剩余价值理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剩余价值来自剩余劳动，也就是说，来自必要劳动（这部分劳动补偿了获取劳动力所需的费用）和整个工作日之间的差别。所以，我们不得不说，在后福特主义时代，剩余价值首先是由不被计为劳动时间的生产时间与真正意义上的劳动时间之间的差额所决定的。关键不仅是劳动时间中固有的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间的不均衡，而且或许更重要的是生产时间（非劳动、非劳动本身特殊的生产性都包含在这部分劳动中）与劳动时间之间的不均衡。
论点六：从一方面说，后福特主义的典型特征表现为极其多样化的生产模式的共存，而从另一方面说，其典型特征又表现为本质上同质的发生于工作场所之外的社会化。
与福特主义的劳动组织不同，今天的劳动组织始终缺乏连续性。技术创新不是普世的：技术创新与其说确定了一种明确的和主导性的生产模式，不如说它使数量众多而又完全不同的生产模式存活了下来，包括复兴某些过时的和古代的生产模式。从大规模劳动的群岛到专业工人飞地，从重新膨胀的独立劳动到重新确立的个人权力形式，后福特主义重编了整个劳动史。在这一长时期内前后相继地出现这些生产模式，如今使它们共时性地呈现自身，仿佛是按万国博览会标准排列起来似的。这种差异增殖、组织形式的这种错乱背后的背景和前提的确立基础却是一般智力，是计算机化了的数据交流技术，是在自身内涵盖了非劳动时间的生产协作。悖论的是，只有当知识和语言成为基本的生产力之后，才会有劳动组织模式的无限增殖，更不要说它们的折中共存了。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软件工程师与菲亚特的工人或临时工有相同之处。我们应有勇气回答说：在工作类型、专业技能和劳动过程的本质上，他们之间根本几乎没有相同之处。但我们也可以回答说：如果从单个个人在工作场所之外社会化的构成和内容来看，一切又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这些工人有同样的情感基调、兴趣、心理和期望。可惜的是，虽然在那些先进的部类当中这种同质的伦理（机会主义、空洞套话，等等）被吸纳入了生产之中并初具职业雏形，但这种伦理反而不仅对摇摆于工作与失业之间的边界工人而言，而且同样对陷于传统部类的那些人而言，使得“生活世界”得到了加强。简言之，裂隙必定能在工作当中的机会主义与都市经验所必需的无处不在的机会主义之间被发现。与劳动过程相分离的社会化在本质上表现出的单一特性，恰恰与生产模式的碎片化、与这些生产模式世界博览会式的共在成对存在。
论点七：在后福特主义当中，一般智力不重合于固定资本，而是从根本上将自身表现为在语言上对活劳动的一种重述。
正如在我们研讨班的第二天已经说过的那样，马克思毫无保留地将一般智力（也就是，作为根本生产力的知识）等同于固定资本，等同于机器系统中所固有的“客观的科学力量”。通过这种方式，他忽略了一个维度，一个在今天已经在明显不过地凸现出来的维度，此即一般智力将自身表现为活劳动的维度。为了支持这种批评，分析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是必要的。在所谓“第二代独立劳动”当中，而且也在位于梅尔菲的菲亚特厂这类经过了彻底改革的工厂所采用的操作工序中，不难发现知识与生产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完全体现在机器系统之中；相反，它还体现在男男女女的语言协作之中，体现在他们实际的协调活动过程当中。在后福特主义环境中，无限多样的概念和逻辑方案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而这些概念和逻辑方案是无法归入固定资本的，也是对活主体的多元性予以重述所离不开的。因此，一般智力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知识、想象、 伦理倾向、心态和“语言游戏”。 在当代的劳动过程中，有一些思想和话语承担着生产性“机器”的功能，而不必采用机器系统和电子真空管的形式。
当活劳动的活动日益由语言服务构成之时，一般智力便成了活劳动的一个属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尤尔根·哈贝马斯立场当中基础的匮乏。受到黑格尔的耶拿讲演启发（哈贝马斯：《工作和互动》），哈贝马斯将劳动与互动、“工具行为”或“策略行为”与“交往行为”对立起来。根据他的判断，这两个领域满足不可通约的标准：劳动直接源自手段/目的的逻辑，而语言互动则建立在交换、互相承认、对某种认同伦理的分享的基础之上。可是今天，工资劳动（受雇的、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正是互动。劳动过程不再是沉默的，而是充满了语言活动。“交往行为”再也无法将它的特权领地——甚至是专属的特权领地——保持在伦理文化关系或政治范围内，再也无法抽身于生活的物质再生产领域之外。相反，对话性的词语恰恰处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核心之处。简言之，想要充分理解后福特主义劳动的规则，就必须越来越多地求助于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这两位作家对社会生产关系没有兴趣，这不假；但不管怎么说，自他们如此深刻地反思了语言经验以来，他们较之于职业经济学家给了我们更多的有关“多语的工厂”的教导。
我们已经指出，个人劳动时间的中的一部分，必定融入并加强生产协作本身，生产协作是一个马赛克，个人在其中充当着一块镶嵌物。更清楚地说：一个工作者的任务无非就是维系个人劳动与其他人提供的服务之间更好的和更多样化的联系。正是劳动活动所具有的这种反思性特质必然使得劳动当中语言-关系的方面越来越重要；也必然使得机会主义和闲谈越来越重要。黑格尔曾谈到过“劳动的机智”，该表述是指着眼于确定目标以利用自然因果性的力量为目标推动自然因果性的能力。相应地，在后福特主义情境中，黑格尔所说的这种“机智”已经被海德格尔所说的“闲谈”所取代。
论点八：后福特主义劳动力的全部，甚至包括最不需要技术的那种劳动力在内，是一种智力劳动力，是“大众智能”。
我使用“大众智能”一词来指称后福特时代活劳动的全部（不包括第三部类中某些需要特殊资格的产业），因为它是那些不可能对象化于机器系统之中的认知和交流技术的存储系统。大众智能是一般智力在今天借以呈现自身的卓越形式（参看论点七）。差不多无需我明确说出的是，我所说的绝不是次要劳动的想象性的学识；当然我不会认为，今天的工人都是分子生物学或古典文献学方面的专家。就像在前几天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变得突出的毋宁说是智力一般，即最具类的意义的精神才能：语言能力、学习的倾向、记忆、抽象与联系的能力、自我反思的倾向。大众智能与思维的行为表现（书籍、代数公式，等等）无关，而与思维和语言交流的能力本身有关。语言（与智力或记忆类似）比被思考之物更具弥散性，也更少特殊化。大众智能的好例子不是科学家，而就是言说者本身。他们与新“工人贵族”没什么关系；毋宁说，他们恰恰站在新“工人贵族”的对立一极。仔细思考就会发现，大众智能无非彻彻底底地第一次证明了我们前面已引述过的马克思主义劳动力定义的正确性，这个定义就是：“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资本论》第一卷：270）[5]。
谈到大众智能，就必须得避免那些致命的简化想法，它们总是发生在回头在过去经验中寻找便于理解的重复的那些人的身上。在知识与语言之中有其杠杆的一种存在方式是不可能按照经济-生产范畴来定义的。总之，在这里我们面对的不是某个链条的最后一环——其前面的环节，就我所知，是职业工人和流水线工人。大众智能及其同一性的典型方面，这么说吧，不会表现得与劳动有关，而首先只能表现在生活形式、文化消费、语言实践等层面。说回来——这是一个硬币的另一面——只有当生产不再是任何意义上的构成同一性的特定领域之时，也只有在这时，生产才将自身投射在经验的一切方面，才将语言能力、伦理倾向和微妙丰富的主观性包容在自身之内。
大众智能正是这个辩证法的核心。因为难于以经济-生产的术语加以描述——也恰恰正是这一原因（而别无其他原因），它构成了今天资本主义积累的根本组成部分。大众智力（这是诸众的另外一个名字）之所以处于后福特经济的核心，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方式完全逸出了政治经济学概念之外的缘故。
论点九：诸众使得“无产阶级化理论”已然无效。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讨论中，“复杂劳动”（也就是说，智力劳动）和“简单劳动”（无技术的劳动）之间的比较引发了太多的难题。使这种比较成为可能的衡量单位是什么呢？流行的回答是：衡量单位除了身心能量的纯粹耗费之外，完全与“简单劳动”等同；“复杂劳动”则仅仅是“简单劳动”的堆加。就二者比率的测定而言，则可以考虑相对于无技术劳动力的智力劳动力投入的教育成本（学校教育、各类专业教育等的成本）。这个陈旧陈陈相因的问题我不太感兴趣；但在这里我想对这个问题提法所使用的术语加以利用。我认为，大众智能（参见论点八）就其自身总体而言就是“复杂劳动”——但须审慎地注意到，它是一种无法还原为“简单劳动”的“复杂劳动”。其复杂性以及不可还原性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完成工作职责的过程中，这种劳动力运用了人 类特有的语言－认知能力。这些能力或才能使个人的职责所具有的特征总是被高度的社交性和智能所规定，即便这些个人职责全都不是专业化的职责（我们这里所说的专业化职责涉及工程师或文献学家，而不是普通工人）。不能被还原为“简单劳动”的东西——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正是大众智能完成的具体操作所具有的协作特质。
所有后福特主义时 代的劳动都是复杂劳动，不能通约为简单劳动，这样说也是要肯定“无产阶级化理论”今天完全失去了作用。这种理论由于指出了智力劳动与手工劳动之间的潜在可比性而达到了它的声誉顶峰。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该理论最终不适用于解释大众智能，而且同样不适用于解释作为一般智力的活劳动。当智力劳动（或复杂劳动）不能被等同于专业化知识网络，而成了通过运用人类动物整体所具有的语言-认知机能而实现的劳动力的时候，无产阶级化理论就无效了。正是这种概念上的（和实践上的）变迁，使得这个问题当中的所有条件发生了改变。
缺少无产阶级化当然并不意味着，合格的工人占据了优势位置。相反，它是说这种借助减法而得出的同质性——“无产者”这个概念通常包含着这种借助减法而得出的同质性——并不能说明所有后福特主义劳动力的特征，后福特主义劳动力只可能是复杂劳动或智力劳动。换言之，缺少无产阶级化意味着后福特主义劳动者是诸众，而非人民。
论点十：后福特主义是“资本的共产主义”。
20世纪30年代期间，西方社会体系的形变非常清晰地在“资本的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显然悖论性的表述当中得到了说明。人们用这个词来指涉经济运行中国家所承担的决定性作用、指涉自流放任的自由主义的终结、指涉以公共行业为导向的集中与计划过程、指涉全员就业的政策、指涉福利的开端。资本主义对十月革命和1929年危机做出的回应是对生产方式进行规模巨大的社会化（更确切地讲，是国有化）。用我前面刚刚引述过的马克思的话来说，那里也存在着“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资本论》第三卷：570）。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西方社会体系的形变则可以用“资本的共产主义”这个说法更确切地加以概括。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首创精神为了自己利益而精心组织起来了那些物质和文化条件，这些条件可以为潜在的共产主义者保证一种平静的现实主义。请想想构成了这一前景的杠杆的那些目标：对工资劳动的不断追求——这是件令人难以容忍的丑事——消失了；那种表现为高压工业、表现为“对政治决策的垄断”的国家消亡了；使生活和个体变得独一无二的所有要素日益丰富了。可是，在最近的二十年里，就这些目标提出了阴郁而可怕的阐释。首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发生了不可逆的缩减，相应地是“体制内”的人的劳动时间的增长和“体制外”的人的异化的增长。受雇佣的工人全体，甚至在受到临时工的挤压之下，将自己说成是“剩余人口”或“工业后备军”。其次，民族国家的根本危机——或者说实际上的式微——表现为“形式国家”的微缩式复制，就像“中国盒子”[6]那样。第三，有着有效运作能力的“一般等价物”崩溃之后，我们见证了对差异的拜物教式崇拜——只可惜，这些差异在要求一个实质上不可告人的基础的同时，制造了各类专横跋扈、制造区隔的等级制度。
如果我们能说福特主义以自己的方式整合并重写了社会主义经验的某些方面的话，那么后福特主义则在根本上将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一并取消了。后福特主义依赖于“一般智力”和诸众，也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典型的共产主义要求（取消工作、消灭国家）。后福特主义是资本的共产主义。
紧随着福特时代的脚步的是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有西欧革命的尝试，尽管这种尝试失败了）。也理应问一下哪种社会动荡的经验充当了后福特主义的序幕。这个就是，我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的那场失败了的革命——那场革命目标不是针对贫困和落后，而尤其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手段即工资劳动为目标的。我之所以要提到一场失败了的革命，不是因为很多人都在喋喋不休地大谈革命。我要涉及的不是闹哄哄的主观方面，而是要涉及一个朴素的事实：相当长的时期以来，在工厂，也在城市低收入地区，在学校，也在某些边缘性的国家机构当中，有两种力量针锋相对，导致了政治决策的瘫痪。从这个观点——客观的、严肃的观点——来看，可以说在意大利，以及在其他西方国家，是有过一场失败了的革命的。后福特主义或“资本的共产主义”是对这场失败了的革命做出的回答，所以也与20世纪20年代的那些革命不同。“回答”的性质与“问题”的性质相等且相对。我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社会斗争表达了非社会主义要求，实际上是反社会主义要求：对劳动的彻底批评；对差异的侧重强调的趣味，或者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对“个体化原则”的细化；不再欲求夺取国家，而是倾向于（这种倾向当然有时候是暴力的）捍卫自身不受国家侵害，倾向于打破与国家本身的强制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这场失败了的革命中不太可能发现共产主义的精神和导向。因此，构成了对这场革命的回答的后福特主义为某种悖论性的“资本的共产主义”赋予了生命。
*本文译自保罗·维尔诺《诸众的语法：试析当代生活形式》（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 translated by Isabella Bertoletti, James Cascaito, Andrea Casson, Semiotext(e) 2004）。
注释：
[1]这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论机器的片段”，中文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857年—1858年手稿后半部分”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这里引文参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译者注
[2]中文译文参考卡尔·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笔记本VIII 政治经济学批判”，全部段落如下：
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机器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
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译注
[3]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译注
[4]中文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479页。——译注
[5]中文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4页。——译注
[6]一种西洋装饰物件，精美的盒子里套着许多小盒子。可参看意大利小说家莫拉维亚小说《中国盒子》的结尾。在那里，作品结尾描写主人公的妻子送给他一只金漆的中国盒子，他木然地打开，盒子里套了一个小盒子，小盒子里又套了一只小盒子、第三、四、五……个。这是小说的画龙点睛之笔。就像作者曾所指出的“现代世界颇像一只中国盒子，盒子里又装着一只小盒子，小盒子里又装着一只更小的盒子，如此等等。就是说，现代社会这个巨大的梦魇里蕴含着其他较小的梦魇，一个比一个小，最后竟至每个单独的个人都恍若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梦魇”。维尔诺在里用“中国盒子”说明，当代“民族国家”逐渐退缩为众多徒具“国家”形式框架的“单位”，成为现代资本运作体制内的一种形式配置要素。——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