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5日一早，田门弟子陈爽兄来短信，告知田余庆先生凌晨去世。我有些发懵；上周五，刚随韩树峰、侯旭东二兄拜谒，从十点聊到十二点，老人精神极好。近午，陈爽又电告，教外弟子如吴玉贵、张国安、侯旭东等拟送花圈；不久即接旭东兄来电，要我拟一挽联。我于此完全外行，想到告别时大家不会留意花圈挽联，就想以“千古”一类俗语塞责。旭东兄很不以我如此苟且为然。我拗不过，苦思冥想，勉为其难，诌出半联：“探微索隐，循循善诱，受教何止及门。”后经旭东兄反复斟酌，修改为：
高明独断，循循善诱，受教何止门下；
探微索隐，矻矻覃思，垂范岂限汉家。
初次拜见田先生，是在我读硕士研究生时。二年级吧，我想考田先生魏晋南北朝史的博士研究生。沙知先生就让我读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论丛》及《续编》、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和刚刚出版的田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恰逢人大图书馆门前有书展，九折优惠，课间去看，正有《东晋门阀政治》，于是急忙购下，题记：“九O、三、十二，购于人大校园，时值迎亚运书展。”沙先生与田先生在北大是前后届同学；50年代人民大学中国史教研室办研究生班，他们又是同学，所以，沙先生便给田先生打了电话，命我趋府拜谒。
我骑车到中关园田府，敲门；师母应门，让我进书房，田先生正坐在书桌后。他说听沙先生讲，我挺喜欢书，问我都买了和读过些什么书。我是喜欢买书，但读的书实在太少，支支吾吾，没能说出些什么。临别，我看他身后的书架有一套70年代中华地图学社印行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为显示自己于书较为熟悉，便说重印的绿皮本作过些什么订补之类。田先生没有说话。此后向田先生请益渐多，我想他是不大喜欢这种小聪明式的炫耀的。
1991年的考试，我虽名落孙山，但却与田门的几位师兄弟混得颇熟，特别是陈爽兄，在田先生主持读书班时，专程驰告，得以有幸随班在二院108室，读了一学期的《东晋门阀政治》。
田先生的威严，在他的学生中是早著“声誉”的。他们说，田先生不说话，总盯着你，于是，发言者就不自觉地越说声最低，最后在声气几无中，细细地结束了。我随他读《东晋门阀政治》，也有同感。但那时他在大病之后，且已是古稀之年，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像变了一个人。我所接触的，已经是“像变了一个人”的慈祥老者，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那时，田先生正在着手修订该书，拟出第二版。他的修订，是在用十六开稿纸手写的原稿上进行，而不是在初版的书上。稿子上的红笔密密麻麻。我将手稿借出，回家将其修订处一一誊录在我的初版书上。他在《再版序》中，说这些修订，“有的是更换原来不恰当的资料和完善不周全的论点，有的是修正原稿在抄、排、校中形成的漏误；有的改动只涉及词句，有的则是大段的增补。当然也有删削之处”。出版论文集《秦汉魏晋史探微》，也是一改再改。第一版《前言》：“收入《探微》的文章都经过修改，有的改动很大，甚至重写一过。”《修订本跋》交待的改动，其中一项是“增删和修改”，“这类变化比较多，有资料性的，有论证性的，也有文字表达方面的”；一项是“更换主题或设副题”，“这类改动都是为了与内容更贴合一些，一般是技术性的，无关文章主旨”。《拓跋史探》的《修订本后记》：“修订本对原书有较多改动，订正了一些使用史料和认知史料的不足之处，另外，也有若干见解上的变动。”我也在责编孙晓林先生处看到田先生的修改，简直可以说是“改花了”。即使是自序或前言，他也是一改再改。
他的论著表达之善、文笔之好，学界是早有口碑的；他常说，“文章是改出来的。”他不厌其烦地仔细推敲，尽可能做到取材恰当，论证周延，表述简捷准确。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要舍得割肉”，劝我们不要枝蔓，将与主题无关的部分尽予删落——被删的部分未必不好或没用，只是放在这里不合适；可以另写文章嘛。他解释道。
2000年，罗新兄参加吴简整理，召集在京同好韩树峰、侯旭东兄等，隔一两周聚一次，以讨论新出的这批材料。第一次商议此事结束后，我提出往田府拜谒。罗新联系后，我们一同前往。其时，第三版的《东晋门阀政治》已出版有年，陈爽兄撺掇我向田先生讨要。我在此书写有题记：“田先生兴致颇高，从学问聊到时政，十分尽兴。在陈爽鼓励下，我向田先生索此书，先生欣然应允……其间田先生诵诗二句，言学问，可惜他正题字，忘了请他将此二句写下。”也就是这次聊天，我问田先生《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的题签，才知是出自师母之手。我也随手在该书扉页记道：“奇怪的是，罗、陈等门人亦竟不知。”
再往后，随着田先生年事日高，我常随韩树峰、侯旭东二兄趋谒。我无知无畏，常常抢话，成为“主聊”。聊至高兴处，我有时竟会下意识地拍拍他的腿；出来，同往的韩、侯两位都批评我，太轻佻、太放肆了。我很喜欢去看望田先生，跟他聊天。聊学术、聊时政、聊掌故、聊八卦，无所不聊，都极有趣。无论为人作学问，他都有极富启发之言。他离开前的周五，我们仨又去拜访。树峰兄跟他开玩笑说，如果依现在的考核标准，您就得降聘为副教授。老人听了，认真地点着头，连声说是，逗得我们大笑。随后，老人说，问题总得想通；想通了，写作也要讲章法。临别，站在门口，逐一问我们最近在思考、研究些什么问题。他不是把学问作饭碗、当工具，而是视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有着“一个从学的人对学术的一片崇敬之心”。
聊学问，他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境界”。谈读书，他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读书得间”。1991年博士生专业考题，他出了两道简述题，一是《说儒》，一是《甲申三百年祭》，二选一。我当然选的是后者，因为这文章被选入中学教科书，耳熟能详，再不济也能扯几句，而于《说儒》则一片茫然。事后，有学生说，凡选这个题的，分都不会高。田先生常举前辈学者的名篇名作为例，说他们一出手就是这样的境界，就是这样高水平的著作，告诫学生，起手要高，要高标准，不能把手写滑了，低水平重复。一次，聊及占田课田制，他略一沉思，说这类问题，即使写文章，也无非是在现有的许多解释中，多一种猜测而已。他九十岁颂寿论文集征稿，我苦于一时无像样的文章，便呈一篇谈《水浒传》中某句话的理解的文字。论集出版后，一次又是随韩、侯二位到他家聊天，他突然问我，你写了篇《水浒传》的文章；这个工作，你还会继续做下去吗？我以为他要鼓励我，于是说，我再继续读一读，看有没有可作的。他说，这种工作，还需要一个历史学者去做吗？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别人做不来的工作吧。
他跟学生聊天，常常谈自己对某一问题的想法。有学生问，您这么说出来，不怕别人听到后去写吗？他说，如果别人能写，我就不用写了；就要写那种别人写不了的文章。这既是学术研究的自信，也是对学术高度、学术境界的追求。他在《秦汉魏晋史探微》的前言里，特别拈出钱锺书“宁恨勿悔”一语，表达了他对学问境界的追求。这个态度，影响了不少学生。韩树峰兄就说，什么是好文章？就是你看了题目，也不知道该怎么写、该写什么；倘若连题目都从没想到过，更无足论矣。
他在《拓跋史探·前言》中，谈到陈寅恪的史学研究，认为陈氏是“凭借精微思辨，推陈出新，从习见的本不相涉的史料中找到它们的内在联系，提出新问题，得出高境界的新解释”，并说“在古史研究方法上给了我极大的启示”。他的研究正是以对历史问题的思考深度著称。他常说，不能仅仅是把某个问题考证清楚了，“砸死了”就行了；要基于乾嘉、又不止于乾嘉。周一良先生《我和魏晋南北朝史》特别谈到田先生的研究特点：“田余庆先生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好学深思。……记得1998年4月20日的日记里边，只有这样一句话：‘看田文，苦心冥索，难怪得心脏病也。’盖指其考求北魏立太子后杀其母之制也。”好学深思、苦心冥索，真是再恰当不过的概括。田先生自己也说“我的兴趣在钩沉发隐”——他是要在考订史实或勾勒现象的基础上，探微索隐，探究背后的东西，是要理解历史。同时，他又力求“理在事中”，不流于空泛甚至虚妄；很少作纵横几万里、上下几千年式的纵论。他跟自己的一位老同学戏称自己只能说清五百年的历史。《东晋门阀政治》读书班，一次下课，我陪他从二院走回中关园寓所。途中闲聊，他告诉我50年代他与人民大学的一段因缘，这时，我向他请教，门阀政治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偶然。他看我一眼，说这样讨论问题，很容易“飘起来”。
在《唐长孺文集》出版座谈会上，他说唐先生的著作“有自己的巧思”，并引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中解释《论语》“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以及陈寅恪的三篇论文来作比。有巧思，也正是他的追求。胡宝国先生评《东晋门阀政治》，举出他关于晋室渡江的看似相矛盾的材料的处理，即可说明。
他主要是作政治史的研究。“文革”结束，他比别人晚解放两年；之后，才算真正能全力以赴进行研究。那时，他已是望六之人，不能再铺开，而只能就有心得的题目挖深挖透；这就是他常谦称的“守拙”。2011年他对自己的学术作了回顾：“重新上路，从重新读书开始。旧史新读，有时能读出新义。学与思结合得紧一点，读书得间，能较快发现新问题，顺利进入研究过程。我秉持的理念，是求实创新。华而不实之作，无独立见解之作，无思想内容之作，趋俗猎奇之作，我都不去考虑。我知道能拼搏的时日毕竟有限，必须量力而为，心无旁骛，特别是在研究范围方面不容扩充。”但他将研究比作钻探，常常告诫学生，要“多挖几口井”，不能只挖一口井，要注意研究的面。
“文革”结束后的三十年，也是他渐入老境的三十年，但他却在迟暮之年，给我们留下了两部专著、一部论文集，总计文章三十多篇、近百万字的学术精品。学术贡献早已有学界共识，不劳我饶舌。我想说的是，他一些认识、理解或论证，也许在后学看来，有不尽妥当之处，但他沉潜深思、探微索隐的治学态度，对学术境界的追求，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田先生久负盛名，但极为清醒。他常说，要爱惜羽毛。这是他律己甚严的代称。他在八十岁庆寿会上，赋诗明志。其三有句云“知足庶免辱”。2011年，《拓跋史探》修订本出版，承田先生赐赠；聊天中，他也数次聊及“知足免辱”。当日返家，我即写题记道：“田先生八十自寿诗有‘知足庶免辱’句，谈话中亦重申‘知足免辱’，此可谓智者之言也。”他有这样的名望，却很少担纲组织集体项目或大工程，也没有主编过皇皇巨帙。宝国先生说，他本可以活得很热闹的，但他却选择了低调。
田先生极会讲话。即使是一些仪式或场面上的发言，也总是既得体又有内涵、有闪光处，从他的《师友杂忆》可见一斑。祝总斌先生八十岁庆寿，他出席，当然要讲话。他站起来，用百岁老人周有光刚刚出版的《朝闻道集》为话头，引出他对祝先生的祝福，真是辞意兼美。
田先生早年是进步学生，但他很早就对政治有所反省。临解放，在风声鹤唳中，他被地下党送出北平，到了泊头，后又随解放军入城。他的大学同学罗荣渠在日记中写道，北平解放了，“听说余庆回来了，忙跑去找到他。他还是那个老样子，没有瘦也没有胖。我问他去后的感想，他说：‘牺牲的多于得到的，并且要在我们的内里（不是表面）挖出一块，开始时这是我们感到很不适意的，但是，日子久了，也就慢慢习惯了。’言下彼此都觉得知识分子的改造是很不容易的一种长期训练”。“牺牲的多于得到的”，耐人寻味。1959年，他又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被网罗进“党内专家”一案，受到严厉批判；批判持续一两个月，结束时，校领导放出狠话，称再有党员有这样的事，别怪不客气云。其实，批判者与被批判者都不明白所谓修正主义的含义和表现究竟是什么。但这让他尽可能远离政治，至少是不再积极地投入各种运动和批判中。我常劝他写回忆录，他总说，自己是个普通人，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实在没什么可写。我说，大家就想知道作为普通人，当时的所思所想所为，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遗憾的是，我们不可能读到这位史家的回忆了。
田余庆先生走了。他出生于1924年2月，再有一个多月，就满九十一周岁了。他晚年虽然也查出有膏肓之疾，也常因为这病那病入院查体、治疗，但没有久缠病榻，没有持续地不得不忍受病痛的折磨。高寿而能头脑清晰、生活自理，实在是前世所修。27日八宝山告别时，见到吴宗国先生的夫人；她拉着我的手，说田先生是选在25号圣诞这天离开的。田先生在纪念邓广铭先生的文章中说：“先生走得没有痛苦，走得平静，走得尊严，是不幸中难得的幸事，是最大的福分。”罗新兄有一张四年前田先生携杖行走的侧影，说“田先生最喜欢，多次说将来要在告别仪式上使用，说这样才‘走得潇洒’”。我想，田先生是真正做到了走得平静、尊严且潇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