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htwhite 译
1797年，《新茱丝蒂娜或贞洁的厄运，姐姐茱莉埃特的故事》（La Nouvelle Justine ou les malheurs de la vertu, Histoire de Juliette sa soeur）在荷兰出版。[1]这件里程碑式的作品，厚达四千页（作者几易其稿，更是几乎无尽地增加了它的长度），迅速震惊了世界。如果图书馆中有一座地狱，那就是给这样的一本书准备的。一个人可以说，在整个文学史的任何时刻，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样一本丑恶的著作，这样一件如此深刻地伤害人之情感和信念的作品。今天，谁还胆敢与萨德的放荡一决高下？不错，我们可以宣称，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有史以来最丑恶的著作。这难道还不准许我们对它进行仔细的检查和关注吗？我们有机会认识一件任何时代的其他作者都不敢超越的作品。所以，某种程度上，在我们的把握范围内，在文学的如此相对的世界中，我们得到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绝对者，但令人费解的是，我们曾尝试过对它进行审问和检查吗？我们甚至不曾梦想过追问它，问它为什么如此无以超越，问它里头有什么东西让它显得如此地过度，永远地太多，以至于让人无法把握。离奇的疏忽。但丑恶如此地纯粹，或许只是因为这样的疏忽？当我们考虑历史用以将萨德打造为一个巨大谜团的所有审慎时，当我们沉思他二十年的牢狱生涯，他被禁闭和限制的生存时，当隔离不仅影响人的一生，还延及其死后的时代（这种影响达到了这样的地步：甚至他还活着，秘密地遮掩他的作品似乎也把他投入了永恒的监狱）时，我们便开始怀疑，宣布囚禁萨德的检察员和法官是不是真地服务于他，是不是满足了他的放荡的燃烧的欲火，因为萨德总是渴望尘世深处的孤独，渴望一种秘密的隐居式生存的神秘。萨德一再地设想这个观念，即人的最大的过度召唤着深渊的秘密和黑暗，召唤着一间牢房的不可侵犯的孤独。如今，更奇怪的是，将萨德投入四面环墙之孤独的道德守卫者，恰恰让他们自己成为了强烈的不道德者的同谋。正是将萨德的生活变成牢狱的蒙特瑞尔夫人，他严厉的岳母，成就了一部堕落的、声名狼藉的杰作。同样地，如果这么多年之后，《茱丝蒂娜和茱莉埃特》仍然是世上可以读到的最丑恶的小说（虽然阅读是近乎不可能的），那是因为作者和编者在普遍道德的帮助下，用尽一切手段来确保这本书依旧是个秘密，一件完美地不可阅读的作品，因为它的长度，它的构成，它的思索，因为其描述的力量，其野蛮的淫秽，只能把它投入地狱。一本丑恶的、真正不可触摸的小说，没有人可以把它公开。但它也证明了，没有丑恶就没有尊重，丑恶登峰造极之际，便是尊重达到极限之时。还有谁比萨德更受人尊重？甚至今天，有多少人深深地相信，只要这本可恶的书在我们手中呆上片刻，卢梭傲慢的断言便会成真：哪个年轻的女孩读了其中的一页却还未迷失？这样的尊重当然是文学和文明的一笔财富。进而，对其当下的和未来的所有编辑者和评注者来说，我们就不禁要做出这个审慎的声明：尊重萨德吧，至少是他的丑恶。
幸运的是，萨德很好地定义了他自己。不仅他的作品，还有他的思想，依旧深不可测，而这还不算那里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发展的事实，他用令人不安的忍耐一再地重复它们，并且，他的推论如水晶一般清晰并足够合理。一种对体系的品味甚至激情推动着他。他解释，他肯定，他证明；他一百次回到同一个问题上（一百次还是保守的统计），他从各个角度审视问题，他探索每一种反驳，他回应它们，他甚至发现其他反驳，并反过来回应。既然他说的话一般是相当简单的，既然他的语言是丰富的（虽然是特殊的，却是一致的），我们便会认为，理解萨德的意识形态（在他身上，这种意识形态和激情密不可分）应当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萨德思想的基础是什么？他到底说了什么？这个体系的秩序是什么，它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在通往这个如此执迷于理智的思想的途中，除了一个体系的阴影，还有什么？为什么这么多协调一致的原则没有成功地形成一个它们应该并且事实上在建构的稳固的整体？这依旧模糊不清。这就是萨德的主要特点：他的理论观点时刻在释放一种与之紧密相关的非理性的力量。这些力量既推动他的观点，也阻扰他的观点，由此，带着这样的冲动，他的观点抵制这些力量，继而屈服于这些力量，并寻求对这种冲动的掌控，事实上它们控制了，但同时也释放出其他的黑暗力量，那些力量将再一次引导、扭曲、颠覆观点。结果，所说的一切都是清晰的，但似乎受制于某种未被说出的东西，这种未言之物随后得到了揭示并再一次被逻辑所吸收，但逻辑反过来也服从一种依旧隐秘的力量的运动。最终，一切都展露出来，一切都进入言说，但这样的一切又再次被埋葬在未经反思的思想和不可表述的时刻的隐晦里头。
面对着这种只能由进一步的补充思想来阐明的思想（补充的思想在那一刻本身也是无法阐明的），读者的不安通常是强烈的。这样的不安甚至增强了，因为萨德宣称的原则，我们可称之为他的基本哲学，似乎是简单性本身。这种哲学就是自我利益的哲学，是完全的唯我主义的哲学。我们每个人必须做取悦自己的事情，每个人除了自身的快乐外就没有其他的律法。这种道德建立在绝对孤独的首要事实之上。萨德曾用不同的方式一再表明，我们生来便是独自一人；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关系。所以，唯一的行动法则就是，我选择一切对我有利的事情，并且不考虑因为我的选择对他人不利的任何事情。他人最大的痛苦，在我自己的快乐面前总不值一提。如果我必须用一种恶行的空前绝后的积累来获得最最微小的快乐，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毕竟快乐让我满足，它内在于我，而罪恶的后果让我无动于衷，它外在于我。
这些原则得到了清楚的宣告。我们发现它们在二十卷书中以一万种方式发展。萨德不知疲倦。他最喜欢用这些原则来反对同时代人的观念，即所有人在自然和法律面前被平等地创造出来的理论。所以，他提出这样的论证：既然所有人在大自然面前都是平等的，那么，这个事实就允许我有权不为他人的保存而牺牲我自己，他人的毁灭对我的幸福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更确切地说，他起草了一份《色权宣言》，以这个适用于一切男女的格言为其根本的原则：把你自己交给所有那些欲望你的人，拿走所有你所欲望的。“当我迎接一个美丽的造物时，我犯下了怎样的罪恶啊，我说：‘现在，把你身上能满足我的部分给我，如果你愿意，请享用我身上能取悦你的部分吧！’”这样的命题在萨德看来是无可辩驳的。在最后的几页里，他提到了个体的平等，权利的互惠互利，丝毫没有觉察，他的推论远未得到这些命题的强化，反而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胡诌。“占有的行为从来都不能对一个自由的人实施”，他写道。但他从这里得出了什么结论？并非禁止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实施暴力的行动，享受对他人的伤害，违背他人的意志地给他们施加痛苦；而是说，没有人有权使用一种特殊的关系，一种特别的“占有”，来作为拒绝别人对他之“占有”的借口。人与人的平等是那种平等地使用每一个人的权利；自由则是那种让每一个人服从自身之意志和渴望的力量。
当我们一再地看到类似的公式时，我们开始思考，萨德的思想中存在着一种矛盾，某种缺失，一种疯狂。我们觉察到一种深刻地错乱的思想，它怪异地悬浮于虚空之上。但突然，逻辑开始掌控，我们的反驳消失了，体系逐渐地现形。茱丝蒂娜，我们知道，她代表了尘世的美德，她是顽强的、谦卑的，总受压迫，总是不幸，但从不被视为世界的错误之一，她突然以一种极其理性的方式宣称：你的原则假定了权力；如果我的幸福在于从不考虑他人的利益，而在于不时地损害它们，那么，他人的利益不也会有一天在于损害我吗，那时，我又要根据什么来抗议呢？“一个把自己孤立起来的人能对抗所有的人吗？”这，我们知道，是一个经典的反驳。萨德式的人物用许多逐渐地走向其世界之中心的方式，既含蓄又明确地做出了回应。他首先说，不错，我的权利就是特权。其实，萨德式的人物在根本上是由少数无所不能的人组成的，他们凭意志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置身于损害之外；由于自然在他们身上制造的偏差，他们自视不凡，不择手段地寻求满足。这些非凡者往往属于一个特权阶级：他们是公爵、国王，甚至教皇本人也源于贵族；他们利用了自身的处境为他们确保的地位、运气和不受惩罚的权利。他们生来便享有不平等的特权，并乐于通过无情的专制来使之完善。他们是最强大的人，因为他们是一个强大的社会阶级的一部分。其中的一个说：“我把那个只能通过痛苦和汗水来生活的卑劣而惨淡的社会阶级称为人民；所有活着的人都必须加入到反对这个可怜的社会阶级的力量中来。”
这是确定无疑的，虽然这些堕落的至尊者时常从内部巩固他们自己，并出于自身的利益，强化阶级当中的全部的不平等秩序，但这只是萨德在做价值判断的时候没有考虑的一种历史背景的表达。他完全意识到，在其写作的历史期间，权力是一个社会范畴，它被刻入社会组织的内部，正如它在革命之前和之后存在的那样，但他也相信，权力（和孤独一样）不只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选择和征服：当一个人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能量变得强大的时候，他就是强大的。事实上，萨德的主角来自两个相反的社会环境：至高者和至卑者，拥有最大特权的阶级和最贫困的阶级，世上最伟大的个体和社会渣滓的粪池。但这两个个体的集合从一开始就发现了某种激发他们的极端的东西；极端的悲惨是和好运的得意一样强大的激励。当一个人是杜布瓦或杜兰德时，他就起身反抗国家的法律，因为他受到了如此之大的约束，地位远低于法律，若不实施毁坏，就无法直面它。当一个人是圣冯或布朗吉公爵时，他就凌驾于法律之上，无需贬低自己来服从它。这就是为什么，在萨德的作品中，对犯罪的辩护是自相矛盾的原则的一种表达：对有些人而言，不平等是一个自然的事实；有些人必然是奴隶和牺牲品，他们没有权利，他们是无，对他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允许的。所以，就有对暴政的疯狂的颂词，就有意在让弱者的复仇和贫者的富裕永远不可能的政治体制。“说白了吧”，维尔纳伊坦言，“在大自然的意图里，必然有一个生来就根本地软弱，应当本质地服从其他等级的阶级。”“法律不是为人民而定的……任何一个明智的政府，其基本的规则都是确保人民不应侵占主人的权力。”圣冯说：“人民应该处于被奴役的状态，这样，他们就根本别想统治富人或削减富人的财产。”或者：“所有以浪荡的罪名实施的行为都不该遭受处罚，奴隶除外。”
在这里，我们似乎面对着最绝对之专制的最疯狂理论。无论如何，视角突兀地转变了。杜布瓦怎么说？“自然让我们所有人生来平等；如果命运乐于干涉并颠倒事物的主要图式，那么，纠正它的反复无常并运用自身的技巧来弥补最强大者的篡夺，就是我们的事……我们如此长久的安分守己只是让枷锁更加沉重，我们的罪行会和美德一样，若他们用来残酷地压迫我们的重轭可以减轻的时候，我们都放弃了，我们就是傻瓜。”她补充道：对穷人来说，只有犯罪打开了生活的大门；恶行是对不公的补偿，正如偷窃是无产者的报复。所以，这已经被清楚地描绘了出来：平等，不平等，压迫的自由，对压迫者的反叛，完全只是临时的论证，通过这种论证，只要社会阶层存在着差异，萨德式人物的特权就得到了肯定。不久，那些需要通过犯罪来生活的人，和那些只有在犯罪的时候才能从生活中得到快乐的人之间的区别，就消失了。杜瓦尔夫人成为了男爵夫人。杜德兰夫人，最恶毒的人，其社会地位甚至高于公爵夫人，为了她，茱莉埃特毫不犹豫地牺牲了后者。伯爵成为了黑帮头目，骗子（如法克斯朗吉），甚或旅店老板，专门劫杀蠢货。（虽然绝大多数浪荡的牺牲品可以在贵族中找到，因为他们必定出生高贵。就像布雷萨克侯爵怀着极大的蔑视对伯爵夫人，他的母亲宣称的：“你的日子是我的，而我的是神圣的。”）
现在发生了什么？有些人已经变得强大。有些人生来便如此，但他们已经通过他们获得并享受这种权力的方式证明自己配得上它。其他人通过犯罪行为变得强大，而他们成功的标志，就是他们利用这种权力获得犯下每一件罪行的自由。世界就是如此：有些人已经爬到社会等级的顶端，而他们四周是无尽的无名的尘埃，是无数既无权也无势的个体。看看什么成为了绝对的唯我主义的法则。我做取悦自己的事情，萨德的主角说，我只知道自己的快乐，并且，为了保证我得到快乐，我折磨并杀戮。你用类似的命运威胁我说，有一天我也会遇到某个将其快乐建立在折磨并杀害我之上的人。但我恰恰已经获得了克服这一威胁的权力。当萨德沿着这样的思路为我们提供答案时，我们便感到自己完全地滑向其思想的一端，只由隐藏于其中的黑暗力量所凝聚的一端。这种既不畏惧偶然，也不畏惧法律的权力，这种傲慢地将自身暴露在一种变化无常的法则（它被这样考虑：我会尽我所愿地伤害你，而你也尽你所能地伤害我）的可怕风险面前的权力，是什么？现在，要注意，为了让原则瓦解，我们只需一个例外：一旦强权者只在其快乐的追求中发现厄运，一旦他实施暴政的时候，他变成了受害者，他就会迷失，快乐的律法就将显现为一场骗局，而那个人不再想要以过度的方式取得胜利，他会再次开始普通的生活，对最小的邪恶恐惧不已。
萨德知道这点。“如果你的运气出了差错呢？”茱丝蒂娜问。所以，萨德将更深地陷入其体系当中，并表明任何恶的事情都不会在一个主动地和恶相关的人身上发生。这是萨德作品的根本主题：美德即厄运，罪恶乃持续繁荣的幸福。有时，尤其是在《茱丝蒂娜》最早的手稿中，这样的断定就像是一个简单而做作的命题，是作者所控制的故事的设计，以证词的形式加以阐释的。当萨德把太多的东西置于一种黑暗的天意当中，引导着那些宁愿作恶也不肯行善的人时，他似乎在讲述寓言并深信不疑。但在《新茱丝蒂娜》或《茱莉埃特》中，一切都变了。萨德显然有了这样深刻的信念：一个绝对的唯我主义者从不会沦为厄运的牺牲品，他甚至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幸福并永远如此，绝无例外。疯狂吗？或许吧。但随着萨德把这个思想和他们最终实施的这种暴力的力量相连，就萨德而言，观念无可辩驳地支持着他们。事实上，这一理论的确定性并没有使之轻易地转变成信条。萨德求助于多种解决途径，他不断地测试，但没有一个让他满意。第一种是纯粹书面的方法：体现为对社会契约的排斥，根据萨德的说法，社会契约是对弱者的理论保护，而对强权者，它构成了一个严重的理论威胁。事实上，强权者很清楚如何利用法律来巩固其反常的权力。但既然他是唯一一个通过法律得以强大的人，那么，法律就在理论上成为了权力的化身。只要无政府状态和战争没有取得统治，国王就是唯一的至高者，即便法律帮助他碾压弱者，那无论如何也是通过一种以弱者的名义创造的权威，它用契约的虚假协议取代了独一个体的力量。“我邻人的激情还没有像法律的不公一样无限地令我恐惧，因为邻人的激情被我的激情容纳，但没有什么可以限制、阻止法律的不公。”没有什么阻碍法律，因为没有什么高于法律，所以，法律总在我之上。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法律服务于我，它也压迫着我。这也是为什么，如果萨德的确能够自视和大革命保持一种密切的关系，那也只是因为大革命在一定的时间内，在一套法律转向另一套法律的过程中，代表了一个无法律的政权的可能性。他用这些独特的论述表达他的观点：“法律的统治在无政府的统治之下：此论断的最显而易见的证据是这样的事实，即任何的政府，只要它渴望重建自身的体制，它就被迫将自身投入无政府的状态。为了废除其形式的法律，它需要建立一个没有法律的革命政权：这个政权最终诞生了新的法律，虽然这第二个国家必然不如第一个国家纯洁，因为它脱胎于第一个国家。”
事实上，权力使自身适应于任何的政体。它忽视每一个权威，并且，在一个法律打造的非自然的世界里，它创造了一个让一切法律沉默的避难所，一个忽视法律至尊性而不与之争斗的封闭场域。在“犯罪之友社团”的规章中，有一个禁止一切政治活动的条款。“社团尊重它赖以存活的政府，如果社团凌驾于法律之上，那是因为其中的一个原则规定人没有权力制定违背自然规律的法律，而社团成员的内部违法行为不得丑化被统治者或政府。”如果在萨德的作品中，权力的确实施了某种政治行动并与革命相混合，就像博尔尚的情形，他伙同洛奇·杜·诺德推翻了瑞典的君主制，那么，激发它的动机和解放法律的意志毫无关系。“是什么原因让你如此地痛恨瑞典的独裁？”一个同谋者被人问道。“嫉妒，野心，荣耀，被统治的绝望，亲自欺压别人的欲望。”“在你看来，人民的幸福就不算什么吗？”“我心里只有我自己的幸福。”
在极端的环境下，权力总能保持无所畏惧，它不畏惧软弱的普通人，也不畏惧法律，即它绝不承认的合法性。真正的问题是大的权力与小的权力之间的关系。这些非凡的人，要么来自社会阶梯的顶端，要么源于社会的渣滓，必然地开始相互接触：他们类似的品味把他们聚到一起；他们作为例外的事实把他们分开，又聚到一起。但这些例外之间有何共同之处？萨德明显专注于这个问题。一如既往地，他从一个解答走向另一个解答，最后，在逻辑的终点，他通过这个谜题，总结出惟一一个对他而言具有全部意义的词语。当他发明一个秘密社团，用强制的严格规章来缓和其中的过度时，他有理由遵从当时的社团情形，因为萨德生活的时代，放荡的共济会会员以及纯洁的共济会会员都在一个没落社会的中心，催生了无数的秘密社团和地下学院，并且是以激情的共谋和危险想法的彼此尊重为基础的。“犯罪之友社团”就是沿此思路进行的一种尝试。它的规章（已被广泛地分析和研究）禁止其成员屈服于他们中间野蛮的激情，并规定这些激情只能在两座关满了善良阶级的宫殿里得到满足。在他们当中，成员必须“服从他们的全部幻想并为所欲为”，此外，萨德还说，他们不得屈服于对残酷的激情。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原因：这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地防止那些只从罪恶中汲取快乐的人相遇，以免他们会遭受罪恶。出色的浪荡子聚在一起，但并不相遇。
这样一种妥协无法让萨德满意。还需注意的是，虽然萨德作品的主角不断地通过限制其权力并对其混乱施加秩序的规章，聚集起来，但背叛的可能性从未中断：在同谋之间，张力不断地增长，直到他们最终发觉，自己不再是由把他们团结起来的忠诚的誓约所联系，而是由彼此打破这个誓约的需要所联系。这样的情境让《茱莉埃特》的整个终篇充满了戏剧性。她有原则。她尊重浪荡，并且，当她遇到一个老练的恶棍时，她认为他所具有的罪行的完美，他代表的毁灭的权力，不仅让她加入他，甚至当这样的联系对她而言变得危险的时候，她还尽其所能地保护他的性命。所以，虽有被怪物明斯基杀死的危险，她也拒绝把他杀死。“这人对人类而言是多么大的一个危害啊，我不忍心剥夺他的世界。”另一个人物发明了淫荡的杰作，最终，她牺牲了他，但仅仅是因为她看见他离开这些血腥的狂欢后往往去教堂里忏悔并净化灵魂。所以，完美的犯罪会被消耗他的激情所保护吗？会有一个最终的原则规定，浪荡子绝不能成为其自身之浪荡行为的对象或牺牲品吗？“你已经告诉我一百次了”，多尼斯夫人对茱莉埃特说，“浪荡子并不相互伤害；你反对这个准则吗？”她的回答很明确：她反对这个准则；多尼斯夫人被牺牲了；然后，她至爱的同谋者，她最尊重的同胞，也在放荡的毁灭中，一个接一个地成为了自身之忠诚或背信弃义的牺牲品，成为了自身之厌倦或感觉之狂热的牺牲品。没有什么能够拯救他们，没有什么赦免了他们。当茱莉埃特把目光投向新的伙伴并同他们交换一种永恒结盟的誓言——他们自己都嘲笑这样的誓言，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给自身的过度行为施加限制，只是为了享受打破这些限制的绝对快感——后不久，她就加快了其最好朋友的死亡。
几位犯罪大师之间的如下谈话很好地总结了情境。其中的一位，杰南，这样说他的堂兄布雷萨克：“他会从我这里得到一份遗产；我打赌，我活着不会让他焦躁不安：我们有同样的品味，同样的思维方式；他肯定会在我身上找到一位朋友。”当然了，布雷萨克说，我丝毫不会伤害你。同时，这位布雷萨克注意到，他的另一位亲戚，擅于掏路人内脏的德斯特瓦，正打算杀死他。“不错”，德斯特瓦说，“但这是作为一个亲戚，而绝不是作为一个放荡的同胞。”但布雷萨克保持怀疑，并且每一个人都不禁地同意，同样的想法几乎没有限制住德斯特瓦的妻子桃乐茜。那么，桃乐茜的回应是什么？“献给你的颂词就是给你下达的死亡判决。我有一个可怕的习惯，会牺牲我所依恋的人，所以，你的死亡判决可追溯至我的爱情宣言。”这一切都说得清清楚楚。但在这些条件下，萨德的恶之快感的理论发生了什么，这样的确定性——拥有全部恶德的人将会不断地获得幸福，而拥有哪怕一丁点美德的人也必然会被不幸所折磨——发生了什么？事实上，浪荡子的尸体散落于萨德的写作，他们在荣耀的巅峰处被打倒。不幸所追逐的不只是茱丝蒂娜，还有萨德最强大、最不知疲倦的女主角，高贵的克莱尔威尔，还有被卢瓦尔瑟杀死的圣冯，还有被扔进火山口的放荡的鲍格才，还有数百个完美的罪犯。这些变态之人得到了怎样奇怪的结局和非凡的胜利！萨德疯狂的论证怎能看不到它所包含的一切耀眼的矛盾？无论如何，这些矛盾其实是其论证的证明和肯定，所以：
当我们随意地阅读《茱丝蒂娜》的时候，我们任自己被一篇相当粗俗的文学所吸引。我们看见这个年轻的、贞洁的女孩不断地被强暴、被殴打、被折磨，沦为一个注定要摧毁她的浪荡子的牺牲品；而当我们阅读《茱莉埃特》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年轻的、淫荡的女孩从快感飞向快感。这样一个情节几乎不能说服我们。然而，我们还没有足够地注意到其最重要的方面：当我们仅仅注意前者的悲惨和后者的满足时，我们忽视了一点，即根本上，两姐妹的故事是等同的，茱丝蒂娜遭遇的一切也对茱莉埃特发生，她们两人都忍受相同的经历，克服相同的困难。茱莉埃特也被投入监狱，被痛打，被人以死亡相要挟，并被无尽地折磨。这也是一种可怕的生存，但区别在于：这些厄运给了她快乐，这些折磨让她着迷。“这些酷刑的工具，我们所爱的犯罪的工具，是多么地美妙。”我们甚至没有讨论那些对茱丝蒂娜而言如此可怕，对茱莉埃特而言却如此彻底欢乐的不寻常的磨难。在腐败法官的城堡内发生的一段插曲里，我们看到不幸的茱丝蒂娜服从真正可怕的折磨；她的受难闻所未闻：我们只能把它视为一种相当的不公。然后，发生了什么？一个彻底淫荡的女孩，她目睹了发生的一切，对这个场景感到亢奋，要求自己也立刻体验同样的折磨。她从中获得无限的快乐。所以，千真万确的是，美德导致了人的厄运，但不是因为它把人暴露给不幸的事件。而是因为如果一个人丧失了美德，之前的厄运就变成了享乐的良机，折磨也变成了淫乐。
对萨德来说，至尊者是恶无法触及的，因为无人可以伤害他。他是一个被所有激情消耗着的人，并且他的激情从一切中获得快乐。我们偶尔接受让·波朗的结论——它作为一个悖论的表达过于机智，以致难以成真——即在萨德的虐待狂背后，出现了一个截然相反的倾向。[2]我们无论如何看到，这个观念是萨特体系的核心。完全唯我主义的人是一个知道如何把全部的灾难转变为滋味，把全部的厌恶转变为吸引的人。就像卧房里的哲学家，他坚持认为：“我爱它，我享受一切，我要把各式各样的性别、种族、事物和人聚到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在《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里，萨德开始完成一项庞大的任务，他把一切的反常、一切的消遣、一切人性的可能，完完全全地列举出来。[3]为了不被任何事物所支配，他必须体验一切。“如果你还没有知道一切，你就不会知道任何东西，如果你不敢让自己对本性感到满足，你就永远把握不了它。”
我们明白了，为什么，绝望的茱丝蒂娜的反驳，“如果你的运气也会出了差错？”无法让罪犯的心灵感到不安。好运会出现差错并变成噩运，但它会是一种新的不同的运气，和之前的运气一样值得渴望、一样让人满足。可是你有上绞刑架的风险！你或许会在最不光彩的死亡中遇到你的终结！——这的确是我最珍爱的死亡，浪荡子回答道。“哦，茱丝蒂娜”，鲍格才说，“就好像我是全部造物中最低微的，我愿我的偏差把我引向其放任为之注定的命运。绞刑架对我来说是一个淫乐的宝座。在那里，我将勇敢地面对死亡，同时像我可怕罪行的受害者一样，享受终结的快感。”再一次：“真正的浪荡子甚至喜欢他难以启齿的所作所为招致的谴责。我们不是看到有人喜欢人性的复仇为之准备的酷刑，欢快地顺从，把绞刑架当作一个荣耀的王座吗，在那上面，他们会恨自己不能带着他们在其可恶罪行的令人作呕的实践中所展示的相同勇气而毁灭？人就这样达到了可以设想的堕落的极限程度。”面对这样一种权力，法律能做什么？它试图惩罚这样一个人，但它奖励了他，它对他的贬低让他兴奋。类似地，面对他的同伴，浪荡子能做什么？他有一天背叛了他并牺牲了他，但这样的背叛激起了那个成为牺牲品的人的强烈快感，他看到其全部的怀疑在那里得到肯定并在自己成为一件新罪行之理由的想法的淫乐中死去（更不用说其他包含的刺激了）。萨德的一个最好奇的女主角，艾米丽，住在瑞典；一天她去找博尔尚，我们之前提到的阴谋家；后者希望一场可怕的大屠杀，刚刚把其阴谋的全部成员移交给统治的至尊者，国王。他的背叛点燃了年轻女人的热情。“我爱你的凶残”，艾米丽告诉他。“对我发誓，有一天我会成为你的牺牲品。十五岁那年，我的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并从此迷上了它，那就是作为最残酷的浪荡激情的一个牺牲品而死亡。当然，我不想明天就死；我的古怪还没那么夸张。但不管怎样，我只想以这种方式死亡：在死亡的同时成为一件罪行的理由，这想法让我的头脑发狂。”一个古怪的主意，它应得到这样的回答：“我疯狂地爱你的想法，我相信我们会一起做些惊人的事。”然后：“她堕落，腐化，我们是完美的一对！”
就这样，一切开始结晶：对一个完好的、整全的人而言，恶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伤害了别人，多么地快乐！如果别人伤害了他，多么地享受！德性让他愉悦，因为德性是软弱的，他可以把它碾碎；恶习也令他欢愉，因为恶习带来的混乱，即便让他付出了代价，仍然令他满足。如果他活着，那么，其生命中没有一个事件不能让他体验到欢乐。如果他死去，那么，他会在死亡中找到一种甚至更大的幸福，其毁灭的意识变成了一顶唯一能够解释毁灭冲动的生命之桂冠。所以，他是任何人都无法触及的。没有人可以瓦解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夺走其体内包含的自我享受的权力。这就是其孤独的首要意味。即便他反过来看似成为了一个受害者和一个奴隶，他知道如何在一切环境中加以平息的激情的暴力也确保了他的至尊性，让他觉得自己在任何环境下，无论活着还是死去，都会保持无所不能的状态。不考虑描述的相似性，让马索克（Sacher-Masoch）成为受虐狂的创始者，让萨德成为虐待狂的创始者，似乎是正确的。对萨德的主角而言，堕落的快感从不败坏其至高的自我掌控，而厌弃让他们得意。所有这些感受，羞耻，懊悔，对惩罚的钟爱，都外在于他们。正如圣冯对茱莉埃特宣称的那样：“我如此傲慢，以至于我想让那些侍奉我的人跪下，并且除了通过一个传话人外，就绝不对他们说话。”而她用这个问题（并非嘲讽地）回应道：“但浪荡子的反复无常不是让你摆脱了这样的傲慢吗？”“对我们这样的心灵而言”，圣冯回答说，“这种羞辱美妙地迎合了我们的傲慢。”萨德在一条注释里补充道：“这不难理解；一个人做了别人没有做的事；所以，我们和其他任何人都不一样。”在道德的层面上，从人类中被排斥出来的感受包含了同样傲慢的满足：“世人有必要在得知我们即将犯下的罪行时颤抖。我们必须强迫别人为自己属于和我们一样的物种而感到脸红。我要求建一座纪念碑庆祝这桩对世界犯下的罪行，而我们的名字将由我们亲手刻上。”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者，在人类中间独一无二，这的确是至尊性的一个标志，而我们将看到萨德想要把这一状态推得如何之远。
现在，一切开始变得更为清晰，但在同一刻，我们也察觉一切开始变得极端地晦涩。独一无二的存在者用来逃避他人之把握的机敏的运动丝毫不透明。从某些角度看，它可被视为一种禁欲的无动于衷，这样的无动于衷似乎假定了人相对于世界的完全的自主。但同时也恰好相反：由于他独立于绝对无法伤害他的其他人，独一无二的存在者突然对其他人实施一种绝对的统治关系。他能够这么做不是因为其他人无法做任何反对他的事，不是因为刺杀、折磨或羞辱的行为都把他完好无损地留下，而是因为他可以对其他人做任何事，这样一来，就连他们给他带来的痛苦也提供了权力的快感，并帮助他施展他的至尊性。现在，这个情境相当令人尴尬。当“成为我自己的主宰”意味着“成为其他人的主宰”时，当我的独立并不源于我的自主，而是源于他人对我的依赖时，显然，我将永远和其他人相连，并且，我需要他们，即便那只是为了消灭他们。这样一个困难不时地对萨德提出。我们并不清楚萨德是否意识到了它，而这个“异常”心灵的一大创新或许就源于这点：对一个不是萨德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通过它，主人和奴隶之间的相互团结的关系被再次引入；但对萨德来说，没有什么问题，并且，在这里头看到一个问题是不可能的。
我们无法在必要的程度上检查萨德的浩繁文本（涉及萨德的时候，一切总是无限地丰富）中每一篇提及这一情境的文本。事实上，矛盾重重。在少数情形中，浪荡子的狂热似乎被其快感的矛盾所缠绕。浪荡子知道，没有什么比牺牲他的受害者更大的快乐了，但这样的快乐也是他的衰败，在它消除其成因的那一刻，它也自我摧毁了。“杀死一个女人的快乐”，一个人说，“很快就结束了；当她死了的时候，她再也感受不到什么；使之受难的快乐随着她的生命一起消失了……让我们（用一块火红的热铁）给她打上烙印，让我们标出她的不可毁灭；随着这样的剥夺，她将受难至其生命的最后一刻，而我们的欲念，被无限地延长，将由此变得更加美味。”同样地，对简单的折磨手段感到不满的圣冯渴望每一个存在的一种永恒的死亡。所以，通过一个无可置疑地独创的体系，他想方设法触及地狱，想方设法在我们的世界里，以他的牺牲品为代价，去支配酷刑方法的这个取之不竭的源泉。从中，我们确实发觉，压迫在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之间创造了一个什么样难解难分的同盟。萨德式的人物从他所施加的死亡中汲取自身的存在，有时，当他渴望永恒之生命的时候，他也梦想着一种他可以持续强加的死亡。那么，永远彼此面对的刽子手和受害者，就看到对方被赋予了同样的权力，被赋予了同样神圣的永恒特性。我们不知如何辩驳这样一个矛盾就是萨德思想之一部分的事实。但更多的时候，他通过理性的手段跳过了这一切，那些理性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关于其世界的更为深刻的视角。克莱维尔因为圣冯的那些她所谓不可原谅的怪癖而斥责他，并把他带回正轨，她给他这样的建议：“摆脱那让你欲火焚身的淫荡念头，不要想着无限地延长你意图杀死的存在所受的折磨，代之以更大数量的谋杀。不要在个体的谋杀上拖延，那是不可能的，而要大开杀戒，那是可行的。”更大数量的谋杀事实上是一个更加完美的解决方案。从数量的角度对人进行考虑，比消灭人的肉体暴力更加彻底地杀死了他们。或许，罪犯就以一种难解难分的方式和他所杀的人结合了起来。但另一方面，当浪荡子牺牲他的受害者时，他只是体验到了一种要把受害者再牺牲一千次的需要。他似乎奇怪地脱离了一切同受害者的联系。在他眼中，他的受害者并不为他或她自己而存在，他的受害者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而是一个简单的成分，可以在一个巨大的情欲等式内进行无限的交换。请读这样的宣言：“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大批的存在更让我愉悦，更让我兴奋。”我们更好地明白了，为什么萨德把平等的观念当作他的那么多论证的支撑。众生平等：这意味着没有哪个造物比其他造物更有价值，每一个存在都是可以互换的，每一个人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他是无限数目内的一个单元。在独一无二的存在者面前，所有的存在都同样地没有价值，而独一无二的存在者，由于他把其他的存在还原为无，只是让这样的虚无显现了出来。
这就是萨德的世界显得如此古怪的地方。残暴的场景接着残暴的场景。重复无止无尽，难以置信。在一个单独的场景里，每个浪荡子都频繁地折磨并屠戮了四五百名受害者；然后，第二天，相同场景又开始一遍；然后，那个晚上，又是一场新的典礼。进程少有变化，亢奋被一再地激起，屠杀一场接着一场。但显然，那些在凶残的屠杀中遭遇其终结的人，那些死了的人，缺乏丝毫的现实性，如果他们在这双具有嘲弄能力的手中消失，他们也是被一个完全且绝对的毁灭行为所预先消灭，他们在那里，他们的确死了，但那只是为了见证这原始的灾难，见证这不仅属于他们自己，也属于其他每个人的毁灭。这点引人注目：独一无二的存在者所处的世界是一个荒漠；他在那里遇到的存在算不上什么东西，甚至算不上影子。当他折磨他们并摧毁他们的时候，他没有抓住他们的生命，而是证实了他们的虚无。他成为了其非存在的主宰，他从中获得巨大的欢乐。在《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的开始，布朗吉公爵对聚到那里取悦四个浪荡子的女人们怎么说？“审视一下你们的处境吧，你们是谁，我们是谁，任凭这些想法让你们颤抖吧；你们现在身处法国境外的一片荒芜森林的中央，人迹罕至，险峰环绕，山上的通道从你们走来后就立刻被阻断了；你们被关在一座无法渗透的城堡里；不论你自以为是谁，你都远离亲友，绝密难寻；对世界而言，你们已经死了。”这必须从字面上理解：这些女人已经死了，已经被消灭了，被关在了一座牢狱的绝对虚空当中，在那里，生存不再渗透，在那里，她们的生活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揭示其生命如今掺杂的这“已经死了”的性质。
我们把恋尸癖的故事置于一边，虽然它们在萨德的作品里为数众多，但似乎根本不是其主角们的“正常”癖好。此外，也有必要指出，当他的主角宣称“啊，一具多么美丽的死尸！”并对死亡的漠然被动感到兴奋的时候，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开始了其凶手的生涯，他们事实上正努力把这侵犯能力的后果拓展到死亡之外。不可否认的是，萨德世界的特征不只是这样的爱好，即成为一个有着尸体一般静止僵化之存在的人，也不是这样的尝试，即滑入一种形式的被动性，这种形式再现了一切形式的缺席，再现了一个完全真实的现实的缺席，它从生命的不确定性当中被取出，同时体现了终极的非现实性：相反，萨德世界的核心是这样的必要性，即至尊性必须通过一种巨大的否定来肯定它自己。从本质上讲，这种被大规模地实施，任何个体的例子都无法满足的否定，注定要超越人之存在的层面。虽然萨德的人物带着毁灭的意图，运用自己的权力，把他强加于人，但如果他给出了一个独立于别人的印象，哪怕是在他展现了消灭别人之必要性的时候，如果他看上去能够永远摆脱别人而行动，那是因为在一个他和别人不再有任何共同之处的层面上，他已把自己分开，那是因为他已把自己彻底地置于这个层面，好让其毁灭计划的领域进入某种永远超出人，超出其卑微存在的东西。换言之，如果萨德的人物看上去同他的受害者不可思议地没有关系，虽然他的快乐就取决于他们，那是因为暴力针对的是其受害者之外的东西，它真正地超越了他们，它仅仅有助于用每个个体的例子，来证实毁灭的普遍行为，正是通过这种行为，他把上帝，把世界，还原为无。
显然，在萨德那里，犯罪的精神和不受限制的否定之梦相关，和一个被软弱的实践可能性所不停地贬低和羞辱的梦想相关。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罪行是一种让浪荡子都汗颜的苦难。在他们中间，每个人都像僧侣杰罗姆一样，一想到其可怕罪行的平庸，就自觉羞愧，并寻求一种比这个世上能够犯下的任何罪行还要高的罪。“不幸的是”，他说，“我没有找到；相比于我们愿意做到的事情，我们所做的一切都黯然失色了。”“我想要”，克莱维尔说，“找到一桩罪行，其影响源源不绝，即便我已不再实施；这样，在我生命的任何一个瞬间，哪怕是在我睡觉的时候，我都是某种混乱的源头；这样的混乱应该一直扩散下去，引发一种如此绝对的普遍堕落或骚动，以至于我死了以后，它们的影响还在持续。”对此，茱莉埃特给出了这个让《新茱丝蒂娜》的作者感到愉快的恰当回答：“试着犯下一桩道德的罪行，一桩只能由书写来完成的罪行。”如果在他的体系里，萨德尽其所能地降低心灵的快乐，如果他几乎彻底地废除了想象的色情（因为他自己的色情之梦就体现为把其快乐的不真实运动投射到那些不做空想而是付诸实际行动的人物身上：萨德的色情是被梦想的色情，因为很大程度上，它只在言词中实现；但这样的色情越是一个梦想的色情，它就越是要求一种叙述，这种叙述将梦想从中驱逐出去，让放荡从中得以实现和体验），如果萨德无论如何以一种例外的方式，赞扬了想象的东西，那是因为他不可思议地明白，这么多不完美罪行的基础是一桩只有想象才能够思索的不可能的罪行。这就是为什么，他让贝尔默说：“哦，茱莉埃特，想象的快乐是多么美味！在这些奇妙的时刻，整个地球都属于我们；没有一个造物抵抗我们，我们毁灭了世界，我们让它重新住满新的对象，然后又把它们牺牲掉；我们有犯下这一切罪行的能力，我们享受罪行的一点一滴，我们让恐怖增长百倍。”
在一部不仅表达了萨德的最强大思想，也表达了萨德之存在所能澄清的全部问题的论文集中，皮埃尔·克罗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解释了萨德的意识同上帝，同他的邻人所保持的种种关系的复杂性。[4]他表明，这些关系是否定性的，但就这样的否定是真实的而言，它重新引入了它所废除的观念：上帝的观念和邻人的观念，克罗索斯基说，对浪荡子的意识而言，是可有可无的。我们可以无尽地讨论这点，因为萨德的作品是表述清晰的观念所构成的一团混沌，其中，一切都被说了出来，但也被隐藏起来。毕竟，萨德的原创性似乎在于一种极其坚定的主张，要用一种否定的超越性力量为人的至尊性奠定基础，这种否定的力量绝不依赖于它所毁灭的对象，为了毁灭这些对象，它甚至没有预先假定它们的存在，因为当它毁灭它们的时候，它总已经提前把它们视为虚无了。那么，就全能的萨德相对于全能的神得到了肯定而言，这样的辩证法同时揭示了其最好的例子，或许还有它的辩解。
莫里斯·海涅（Maurice Heine）已经称赞了萨德无神论的非凡的解决方式。[5]然而，正如克罗索斯基所频繁注意到的，这样的无神论绝不是不动感情的。一旦上帝的名字在最平静的段落中出现，语言就突然开始燃烧，语调上升，仇恨的推动力指引着词语，颠覆了它们。萨德之激情的揭示当然不是通过色欲和淫荡的场景，每当独一无二的存在者在他的道路上察觉上帝的些许遗迹，暴力、轻视、傲慢的狂热、欲望和权力的焦虑，就立刻接踵而来。某种意义上，上帝的观念是人的不可弥补的过失，是人的原罪，是其空洞性的证据，是替罪行辩护并为罪行授权的东西，因为当我们努力消灭一个渴望在上帝面前弯腰匍匐的存在时，我们再怎么凶猛都不过分。萨德写道：“上帝的观念是我无法原谅人类的一个错误。”这是决定性的话，是其体系的关键。对全能上帝的信仰——这个上帝只允许人做一束稻草，一粒虚无的原子——把一个义务强加给了完整的人，即抓住这超人的权力，并亲自以人的名义对人实施这些人所承认的属于上帝的至尊权利。当他杀戮的时候，犯罪者就是尘世的上帝，因为他在他自己和他的受害者之间实现了服从的关系，从中，他看到了神圣至尊权的定义。当一个真正的浪荡子在最堕落的纵情声色者的心中察觉宗教信仰的蛛丝马迹时，他就立刻下达了后者的死亡判决：因为这可怜的不道德者已通过服从上帝的双手而毁灭了他自己。他把自己视为虚无，这样，杀他的人不过是调整了一个表面上稍有掩饰的情境。
萨德的人物否定人类，并且，这样的否定以上帝的观念为中介来实施。他暂时地成为了上帝，这样，当他在场的时候，其他人就变得无关紧要，并恰好实现了上帝面前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是纯粹的虚无。“你不喜欢人吗，我的王子？”茱莉埃特问。“我为他们悲哀。我没有一刻不在策划伤害他们的最暴力的方式。事实上，不存在一个更加可怜的物种了……人是多么地低贱，多么地无耻，多么地恶心！”“但你”，茱莉埃特打断道，“你真地相信你是他们中的一员，是一个人吗？哦，不，不，当你用这样的力量统治他们的时候，你不可能是他们中的一员了。”“她是对的”，圣冯说，“没错，我们是神。”
同时，辩证的运动继续着：萨德的人物采取了一种高于其他人，并被这些同样的人荒谬地归于上帝的权力。萨德的人物没有一刻忘记，这样的权力是完全否定的。成为上帝只有一个意思：碾碎人类，消灭造物。“我应成为潘多拉魔盒”，圣冯说，“这样，我心中释放的一切邪恶就摧毁了每一个个体的存在。”而维尔纳伊这么说：“如果上帝真地存在，我们难道不都是他的竞争对手吗，摧毁了他所塑造的东西？”这就是全能者的含糊概念被如何逐渐地构想出来的，虽然其蕴意几乎没有什么疑义。克罗索斯基强调了圣冯的理论，其观点我们刚刚提及，并且，在萨德的所有主角中间，他呈现了一种相信至高存在的独一特点；只有这个他所相信的上帝不是十分友善的，而是“十分报复性的，十分野蛮的，十分刻薄的，十分不公正的，十分残忍的”；行动的正是刻薄的至高存在，正是邪恶的上帝。萨德从这个观念中得出了各式各样的精彩推论。他想象一场末日审判，并用他所掌握的全部极其幽默的手法来描述。我们听到上帝这样呵斥那些善良的人：“当你们看到世上的一切都是荒淫罪恶时，你们为什么踏上了德性的迷途？我给世界披上的永恒的悲惨还不足以让你们相信，我只爱混乱，并且，你们不得不通过烦扰我来取悦我吗？我不是每天都给你们提供了毁灭的例子吗？为什么你们就不去毁灭呢？愚蠢！你们就不能模仿我吗？”
但考虑了这点后，显然，一个凶恶上帝的观念只是辩证法当中的一个时刻，在那里，萨德的超人以上帝的名义否定了人，最终遇到了上帝，并反过来以自然的名义否定上帝，为的只是最终弃绝自然，把它和否定的精神等同起来。在邪恶的上帝身上，否定，在消灭了人的观念后，可以说，获得了短暂的喘息，然后就将矛头向内对准了自己。当他成为上帝的时候，圣冯同时也把上帝变成了圣冯。弱者把他们交到至高之存在的手中，以此为例，迫使强者同样放弃自己，而至高的存在只是把他自己重新肯定为一种铜像似的超越性的巨大压迫力，根据每个存在的软弱性，碾碎了他们。这就是具体化了的、上升到最高程度的人的仇恨。否定的精神在实现绝对的存在，意识到自身是无限的之后，就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转而反对这绝对存在的肯定，那或许是和无限否定处于同一层面上的唯一目标。人的这种仇恨化身为上帝。现在，这种对上帝的仇恨将仇恨从上帝中释放出来。这种咄咄逼人的仇恨似乎时刻在投射它所否认的现实，为的是更好地肯定自身，为了更好地替自身辩护。“如果这样的存在，上帝的存在，被证明是真的，我必须承认”，杜布瓦说，“永远地激怒这样一个存在所得到的绝对快感将必然成为我发觉自己相信他这一事实的最宝贵的弥补。”但这样一种灼热的仇恨，正如克罗索斯基看似相信的，肯定了一种信仰吗？那种信仰已经忘却了它的名字并恢复为渎神，为的是强迫上帝结束他的沉默？我们不完全相信是这样。一切指向了相反的方向，即他对上帝的强烈仇恨的倾向背后隐藏的唯一原因就是他在上帝身上发现了一种特殊的借口和支撑。他的仇恨是如此地巨大，以至于无法只被一个对象所包纳；由于它是无限的，由于它总是超出一切的界限，它就在自身当中获得快乐并在这个被它命名为上帝的无限者身上达到迷狂（“你的体系”，克莱维尔对圣冯说，“只是基于你对上帝的深度恐惧。”）但只有这样的仇恨是真实的，并且，最终，它将带着它所展示的针对它所痛恨的不存在的上帝一样的放肆，把矛头对准自然。
的确，如果一切宗教的事物，如果上帝的名字，如果神父这样的“上帝制造者”激起了萨德的最狂暴的激情，那是因为上帝的言词和宗教几乎代表了其仇恨的一切形式。在上帝身上，他仇恨人的虚无——人为他自己创造了这样一个主人——而这种虚无的思想又如此地挑衅着他，激怒着他，以至于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同上帝一起制裁这样的虚无。他进而仇恨上帝的全能，在上帝的全能中，他看到了那恰恰是他自身的东西，而上帝成为了其无限之仇恨的面孔，成为了其无限之仇恨的化身。最终，在上帝身上，他仇恨上帝的悲惨和不幸，仇恨一种存在的漫无意义：这种存在，因为将自身肯定为存在和创造，乃是虚无。因为伟大的东西，成为一切的东西，乃是毁灭的精神。
这种毁灭的精神，在萨德的体系里，和自然相等同。在这一点上，萨德纠缠并摸索，并且，事实上，他不得不放弃当时流行的无神论哲学，虽然他对这种哲学感到格外地亲近并从中发现了其渴望论证的推理的无穷无尽的源泉。但只要他能够超越自然主义的意识形态，只要他从不被外在的相似所迷惑，他就证明了，在他身上，逻辑被带向了终点而不让位于支撑它的黑暗力量和不祥形象。就像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自然是他最为刻意地书写的一个词语。正是在自然的名义下，他发起了反对上帝的斗争，反对上帝所代表的一切东西，尤其是反对道德。我们并不觉得有必要把这点推得再远一些，因为萨德自己关于这个话题所写下的解释已经让人眼花缭乱。自然，对他来说，首先是普遍的生命，并且，他的整个哲学长篇累牍地一再重复，只有不道德的本能是善的，因为它们是自然的事实，而自始至终的权威就是自然的权威。换言之，统治性的事实就是，不存在任何的道德。但接着，在他觉得有义务赋予德性本能和邪恶冲动的相同价值的刺激下，他试着建立一个新的价值等级结构，把罪行置于顶端。其主要的论证宣称，罪行更多地处在自然的一边，因为它是运动，换言之，它是生命；凭创造而兴旺的自然，他说，需要毁灭的罪行。这一切都以一种十分详细的方式，被漫无止境地确立起来，有时还给出了相当惊人的证据。然而，通过持续地谈论自然，萨德的人物发觉自己不断地面对着这个难以逾越的至尊的在场，他渐渐变得恼怒起来。这样的刺激加剧了他的愤怒并把他对自然的感受具化为强烈的仇恨。现在，自然，对他来说完全地难以忍受，变成了其诅咒和否定的焦点。“是的，我的朋友，是的，我痛恨自然。”这样的不服从有两个由来已久的动机。一方面，他发觉难以忍受的是，他所代表的不可思议的毁灭的力量，除了准许自然进行创造外，就没有别的目的了。另一方面，就他自己是自然之一部分而言，他感觉自然逃脱了他的否定，并且他越是激怒自然，他就越是服务于自然，他越是消灭自然，他就越是服从自然的法则。从那时起，就有充满仇恨的呐喊，就有一场真正疯狂的反叛。“哦，你，盲目而无心的力量，当我消灭了世上所有的生物后，我还是离我的目标甚远，因为我将服务于你，残酷的母亲，因为我只是想替我自己报复你对人类的疏忽和刻薄，同时为人类提供一种将他们自己从你在他们身上激发的可怕嗜好中解放出来的手段。”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原始而基本的情感之表达：激怒自然是人的至深的必要性；这样的需要，在人身上，比他激怒上帝的需要，要强烈一千倍。“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里，只有被冒犯的偶像和造物，而自然不在其列；但自然是我真正想要激怒的；我想颠倒它的计划，阻止它的前行，打断星辰的轨迹，扰乱空中飘浮的行星，摧毁自然的内核；我无法做到这点。”但在这段话里，萨德获得了一种自由，即把自然和它的伟大规律掺杂起来，这允许他梦想一场能够摧毁这些规律的巨大灾难。但他的逻辑拒绝这样的妥协，并且，在别的地方，当他想象一个发明机器的工程师粉碎宇宙的时候，他必须坦承，没有人比自然更能胜任。萨德完全意识到，消灭一切事物和消灭世界不是一回事，因为世界不只是一种普遍的肯定，更是普遍的毁灭。换言之，全部的存在和全部的虚无同样揭示了它。这就是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人同自然的斗争在一个真正高于人同上帝之斗争的辩证阶段上展开。不把萨德的思想现代化，我们会说，他第一个在世界的观念中看到了超越性的素材，因为如果虚无的观念是世界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只能在一个整体内部考虑世界的虚无，而那个整体总是世界。
如果犯罪是自然的精神，那么，就不存在反对自然的罪行，因此，罪行是不可能的。萨德主张这点，有时是带着极大的满足，有时是怀着狂暴的愤怒。否认罪行的可能性允许他否认道德，上帝，和一切人性的价值，但罪行的否认也导致了否定精神的放弃，承认这种精神本身可以被篡夺。他强有力地反对这个结论，这促使他逐渐地从自然中去除一切的现实。在《新茱丝蒂娜》的最后几卷（最明显的是第八卷和第九卷）里，茱莉埃特宣布放弃她曾经的所有观念并以如下方式进行修正：“我是多么蠢啊，在我们分道扬镳之前，我还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我所采纳的新的体系从那时起已让我摆脱了自然……”自然，她说，和上帝一样没有任何的真理、现实或意义：“啊！贱人，你或许在骗我，因为我过去就是这样被那个无耻的上帝的幻影欺骗了的，他们说你服从于他；我们不依靠你就像我们不依靠他一样；原因或许和结果没有什么关系……”自然就这样消失了，虽然哲学家颇为重视它，虽然萨德觉得从普遍的生命中造出一台强大的死亡机器的想法是十分合意的。因此，这样的否定以一种最广泛的方式被感受到，他轮流地使用人，上帝，自然。人，上帝，自然：当否定穿越这些概念中的每一个时，它貌似赋予了它们某种的价值，但如果我们从整体上考虑这个实验，那么，这些时刻就不再有丝毫的现实性，因为实验的特征尤其在于消灭这些时刻，把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抹掉。人到底是什么，如果不是上帝面前的巨大虚无？在自然面前，上帝是什么？出于人激怒它的需要而消失了的自然是什么？圆环因此封闭了。一些人，包括我们在内，重新回到了人的存在。现在，只有一个人特别地拥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他被称为独一无二者，他在他的物种中是独一无二的。
当萨德发现人身上的否定是一种权力后，他宣称要把人的未来建立在极端的否定上。为了抵达这个极端之否定的点，他想到了一个原则——借用当时的术语——这个原则以其含糊性证明了一个极具匠心的选择。这个原则就是能量。能量，事实上，是一个高度含混的概念。它既是力的保存，也是力的消耗，它是一种只能由否定来完成的肯定，它是一种作为毁灭的权力。它既是事实，也是法则，既是数据，也是价值。真正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在这个欢腾的和激情的世界里，萨德，根本不把欲望指定为最高的价值，而是把它作为第二重要的东西，甚至认为它是可疑的。这是因为欲望否认孤独并导致一种对他者世界的危险的欣赏。但圣冯宣称：“我的激情，当它集中在一个特定的点上时，就像一个放大镜下聚集的星辰的光芒：它们很快就点燃了它们在其道路上发现的一切对象。”从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毁灭如何看似和权力同义，而不让被毁灭的客体从这样的运作中获取丁点的价值。这个原则的另一大好处是：它给人一个未来，而不强迫他意识到某种更高或更大的存在，不强加任何理想的观念。这就是萨德的功绩之一。他已声称要把善的道德从宇宙中逐出，打碎它的基座，把它踩在脚下，但尽管他做出了一些挑衅的肯定，他还是小心翼翼地不用一种恶的福音来取代它。他写道：“当过度的时候，一切都是好的。”我们会指责他的原则缺乏精确性，但我们不能批评他想要把人的至高地位建立在他永远服从的观念的至尊性之上。在这里，没有什么行为享有特权：我们可以选择做任何事情；重要的是，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能够同时强加最大的毁灭和最大的肯定。在本质上，这的确是萨德小说中发生的事情。决定存在者幸福与否的不是其德性或恶行的程度，而是他们所消耗的能量：因为，就像他写道的，“幸福就在于和诸原则的能量保持一致：对一个漂浮不定的存在者来说，幸福是没有的。”圣冯向茱莉埃特提出一个计划，要通过饥荒毁灭法兰西的三分之二人口。她犹豫并被吓到；很快，她就受到了威胁。为什么？因为她是软弱的活生生的证明，其存在的强音已经减弱，而圣冯的更大的能量准备把她变成牺牲品。这在迪朗的例子里甚至更为明显。迪朗投毒；她做不到哪怕一点的德行；她的堕落无以复加。但有一天，威尼斯政府请求她扩散瘟疫。这个计划吓到了她，不是因为它是不道德的，而是因为她害怕她自己会承担的风险。很快，她就被判刑。她没有能量；她找到了她的主人，而她的主人就是死亡。当一个人过着一种危险的生活时，萨德说，重要的是从不“缺乏必要的勇气来逾越最后的界限。”我们会说，这奇怪的世界不是由个体构成的，而是由力的体系，由或多或少提高了的张力，构成的。所以，灾难不可避免。进而，区分自然的能量和人的能量之间的差异就没有必要了：色欲也是一道闪电，因为闪电就是自然的淫邪；弱者将成为两者的牺牲品，而强者将大获全胜。茱丝蒂娜被击倒了，而茱莉埃特没有；在这样的结局里，没有任何上天的安排。茱丝蒂娜的软弱招来了一道闪电，而茱莉埃特的能量却让同一道闪电从她身旁绕过。类似地，茱丝蒂娜遇到的一切都让她不幸，因为影响她的一切都削弱着她；我们得知，她的倾向是贞洁而低卑；这必须字面地理解。相反，茱莉埃特遇到的一切都揭示了她的权力，她从中获得快乐，作为她自身的一次扩张。这就是为什么，如果她要死去，她的死亡将把她带向权力的极限和异常的狂喜，因而允许她把完全的毁灭体验为其无边能量的彻底消耗。
萨德完全明白，人的饱含能量的至尊性，就人通过认同否定的精神获得了这种至尊性而言，是一个矛盾的状态。完全的人，被完全肯定了的人，也被完全地毁灭。他是充满激情的人，也是冷酷无情的人。他从毁灭自己开始，首先是作为一个人，接着是作为上帝，然后是作为自然，最后成为了独一无二者。现在，他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他身上的否定压倒了一切。为说明其公式，萨德利用了一个高度凝练的概念，他给它取了一个古典的名字：“冷漠”。冷漠是适用于一个选择成为至尊的人的否定之精神。它，在某种意义上，是能量的起因和原则。萨德的论证大致以这种方式展开：今天的个体再现了一定数量的力；绝大多数时候，他驱散他的力，出于这些拟像，即他人、上帝、理念的缘故，远离他的力。通过这样的驱散，他犯下了一个错误，穷尽了他的可能性，浪费了他的可能性，甚至把他的行为建立在软弱之上，因为如果他为其他人消耗他的能量，他这么做是由于他相信自己需要他们的支持。一个致命的错误：由于相信自己是软弱的而白白地耗费他的力，他被削弱了。但真正的人知道，他孑然一身，并坦然接受；他放弃了自己心中一切只和别人有关的东西，一切只和弱懦的十七世纪的传统有关的东西；例如，怜悯，感激，和爱都是他所摧毁的感觉；通过摧毁它们，他把本来献给这些让人虚弱的冲动的力量全都聚积了起来，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从这毁灭的工作中汲取了一种真正能量的开端。
有必要彻底搞明白的是，冷漠不仅仅体现为毁灭“寄生”的情感，也体现为反对一切形式的激情的自发性。迅速向他的恶习投降缴械的淫荡之人只是一个将被牺牲掉的侏儒。就连天赋秉异，在变身为怪物方面技艺精通的浪荡子，如果他们满足于向自己的弱点投降，那么，他们也注定要遭灭顶之灾。萨德强调这一点：为了让激情成为能量，有必要对它进行约束，通过一个麻木无感的必要时刻，对它进行调节；然后，它将成为可能最大的激情。在其生涯的最初阶段，茱莉埃特不断地遭到克莱维尔的斥责：他批评她仅仅用热情来犯罪，因为她只从激情的火焰中点燃犯罪的火焰，她把欲念，把快感的沸腾，置于一切之上。这是危险的潜能。罪行比欲念更加重要，冷血的罪行比一时脑热犯下的罪行更有价值；但最重要的是“通过让一个人的感性部分变得冷酷而犯下的”黑暗的、秘密的罪行，因为它是一个灵魂的行动，这个行动在摧毁了自身内部的一切东西后，累积起巨大的力，这样的力将走向它所预备的彻底的毁灭。所有只为快感而活的伟大的浪荡子，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在自身内部消除了一切快感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依赖可怕的反常举措：不然，普通淫乱的平庸对他们来说也足够了。但他们变得冷酷无情：他们渴望在他们的麻木无感，在这被拒斥的感官中找到快乐，而他们变得凶残。冷酷只是对自我的否定，这样的否定被执行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变成了一种毁灭性的爆发；麻木无感让整个的存在颤抖，萨德说；“灵魂变成了一种冷漠的形式，它很快就变形为快感，这快感要比迎合其弱点的快感神圣千倍。”
我们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原则发挥了一个主要的功能。浪荡子是“深思熟虑的，有自制力的，不被任何东西打动的”。他是孤独的，不能容忍噪音或笑声；什么也不能够让他分心；“冷漠，无情，禁欲，自我的孤独，这些都是他为了实现其固有的灵魂而必备的条件。”这样一种转变，这样一种自我毁灭的工作，其完成是极端困难的。《茱莉埃特》是一部教育小说，是一本教我们认识充满能量的灵魂是如何缓慢形成的工具手册。表面上，茱莉埃特从一开始就彻底腐化了。但事实上，她只有一些嗜好，她的头脑是完好的；她还有许多努力要做，因为就像巴尔扎克说的，一个欲望之人无法被摧毁。萨德指出，在努力通往冷漠的道路上有十分危险的时刻。例如，麻木无感有时会把放荡者置于心灵的这样一种忘却的状态，以至于他能够在这一刻轻易地返回道德的生存：他以为自己变得更为坚强，但他只是软弱，是一个为懊悔预备的牺牲品；或者一种德性的冲动，重新确证了人和上帝的世界，足以颠覆他的所有权力；不管他达到了怎样的高度，他都会垮掉，并且，一般来说，这样的跌倒就是他的死亡。另一方面，如果在这拜倒的状态里，他仅仅体验到一种针对最可怕过度的乏味厌恶感，如果他必须召集力的最后一次喷涌，通过发明新的使之厌弃的过度，增强这样的麻木无感，那么，他将从这样忘却的状态转变到一种无所不能的状态，从强硬和无感转变为最极端的快活，并且，“在其存在的核心处被打动”，他会在所有的界线之外，以一种至尊的方式来取悦他自己。
萨德及其命运的一个令人惊讶的方面就是，虽然没有什么能比他更好地代表丑恶，但其思想的全部丑恶的无畏性长久以来一直不为人知。没有必要列举他所发现的主题，这些主题，就连数个世纪以来最大胆的心灵也要动用其全部的无畏性来重新肯定：我们随意地承认了它们，但我们只限于通过强调其关键的点，来揭露萨德思想的发展。我们可以简单地选择其梦的观念，在那里，他看到了心灵努力回归其本能并逃避白日的道德——或者，我们可以选择他所有那些超越了弗洛伊德的思想，以这个为例：“正是在母亲的子宫里，器官形成了。这必定使得我们易受某些幻想的影响；一开始向我们呈现的对象，最早听见的议论，最终绘制了它的领域；即便我们上了学，也不会改变什么。”在萨德身上，有一位纯粹传统的道德家，不难为他编一部格言集，这部格言集会让拉罗什福科（La Rochefoucauld）显得脆弱且不确定。我们谴责他写得糟糕，而他的写作往往的确草率，并啰嗦得耗尽我们的耐心。但他也能展现一种奇异的幽默，他的风格抵达了一种冰冷的欢愉，一种内在于其过度的冷酷的无辜，让我们想起伏尔泰的全部讽刺，这在法国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所有这些成就是非凡的，但一直没有意义。直到阿波利奈尔、莫里斯·海涅和安德烈·布列东（André Breton）——带着其富有洞见的关于历史隐秘力量的观念——打开了通向他的道路，甚至后来，直到乔治·巴塔耶、让·波朗和皮埃尔·克罗索斯基的最近的写作，萨德——主导思想和现代情感之趋势的大师——才继续像一个空洞的名字一样散发出光彩。为什么？因为他的思想乃是疯癫的作品，因为它把世界不愿面对的邪恶作为它的模型。此外，萨德的思想也被呈现为这种邪恶的理论，它是邪恶的副本，它宣称要把最讨厌的异常转变为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哲学，第一次，在世界面前，被视为了病态的产物，[6]并且，它毫不羞耻地把一个只以一种对倒错个体的偏好为担保的体系，肯定为普遍地合乎逻辑的思想。
这是萨德的另一个最为典型的特征。我们可以说，他通过书写一个文本实现了对自身的治疗，在这个本文里，他限制了一切和他的迷恋有关的东西，并寻找其执迷的评论所揭示的一种一致性和逻辑。但另一方面，他第一个自豪地证明，他会从某种个人的，甚至畸形的行为方式中合理地获得一种相当重要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就连当时专门致力于寻找人类境况之价值的伟大哲学家，都不得不重新肯定其主要的观点并支持其有效性。萨德足以肆无忌惮肯定，当他勇敢地接受其罕见的品味并把它们当作一切理性的起点和原则时，他把他能够探测清楚的最坚实的基础赋予了哲学，并且，他开始用一种深刻的方式从整体上解释人的命运。这样一种主张无疑再也不大可能吓到我们，但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严肃地看待它，并且，长久以来，这个主张足以让那些对萨德感兴趣的人避而远之。
首先，他是什么？一个怪物一般的例外，一个完全外部的人。“萨德的独一无二性”，诺迪耶（Nodier）说，“是做出了这样一种可怕的冒犯，以至于我们甚至无法安全地描述它。”（这，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萨德的野心之一：通过有罪而变得无辜；利用他的过度来永远地粉碎那能够审判他的准则和法律。）他的另一个同时代人，皮都（Pitou），以一种相当骇人的方式写道：“司法体系把他贬到监狱的角落里，并允许每一个囚犯为世界除去这个累赘。”当我们后来在他身上看到一种在某些个体身上也有的反常的例子时，我们匆忙地把他关进这不可名状的心理失常当中，似乎只有这个独一无二的名字配得上那样的失常。再后来，当我们把这反常视为萨德的优点时，当我们把他视为一个因发明了一种新的知识而相当放纵的人时，当我们把他视为一个无论如何在其命运和专注之事上都例外的人时，当我们最终在虐待狂当中看到某种可能对全人类都有意义的东西时，我们还继续忽视他的思想，仿佛我们已经确定，在虐待狂当中，比在萨德本人能够阐释它的方式当中，有更多的原创性和本真性。现在，经过更为仔细的检查，这种思想显然是本质性的，并且，即便被矛盾所包围，它也发展，它也通过萨德这个名字所例证的难题，给我们带来了种种的观点，这些观点比最机敏、最透彻的思想迄今能够孕育的一切都更为重要。我们没有说这种思想是可行的。但它的确向我们展示了，在一个把虐待狂关入困境的正常人和一个把困境变成逃生舱口的虐待狂之间，后者更靠近真理，他明白其处境的逻辑，具有更深刻的理智，甚至能够通过帮助正常人修正一切感知的基础，来帮助正常人理解他自己。
译自Maurice Blanchot, Lautréamont and Sade, trans. Stuart Kendall & Michelle Kendall,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7-41.
注释：[1] D. A. F. de Sade, Justine, or Good Conduct Well Chastised (1791), in Sade, Justine, Philosophy in the Bedroom, and Other Wrtings, ed. & trans. Richard Seaver & Austryn Wainhouse (New York: Brove Press, 1965), and D. A. F. de Sade, Juliette (1797), trans. Austryn Wainhouse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2] Jean Paulhan, “The Marquis de Sade and His Accomplice,” in Sade, Justine, Philosophy in the Bedroom, and Other Writings, ed. & trans. Richard Seaver & Austryn Wainhouse (New York: Brove Press, 1965), pp. 3-36.
[3] D. A. F. de Sade, The 120 Days of Sodom (1785), in Sade, The 120 Days of Sodom and Other Writings, ed. & trans. Austryn Wainhouse & Richard Seaver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6).
[4] Pierre Klossowski, Sade My Neighbour (1948, 1967), trans. Alphonso Lingis (Chicag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1).
[5] Maurice Heine, “Introduction,” in Marquis de Sade, Dialogue between a Priest and a Dying Man, trans. Samuel Putnam (Chicago: P. Covici, 1927).
[6] 萨德已经毫无困难地认识到：“人，由于其独特的品味，是病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