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丹红、胡蝶 译
“真正的生活。”格劳孔说，他的话仿佛是其他两人的微弱回音，“当然。可是怎样才能使国家的所有年轻人都创造出这样的生活呢？怎样使他们度过疾病期，像堕落天使那样上升至光明之地呢？人们宣称那些堕落天使最终离开了地狱，重返了天堂。”
“这可不像抛硬币那么简单，因为要使融入主体的个体离开晦暗的白昼，通往真正的白昼，从而获得真正的生活的秘诀。我们称之为哲学的正是这种转变。因此你的问题相当于在问，哪种知识能够使思想改变方向？或者换种问法，亲爱的朋友们，哪种科学能够令个体摆脱不断变化的万物，转而关注存在本身呢？我突然想起来，我们之前难道没有说过，哲学家年轻时应该是训练有素、名副其实的士兵？”
“是说过，那又怎么样？”格劳孔无精打采地说，因为他觉得苏格拉底又要扯题外话了。
“在学习过程中，新知识必须巩固旧知识。如果我们寻找的这门科学对士兵毫无用处，那么学习的效果将是反建设性的。而这些士兵——或者说卫士、斗士、公民、领导者以及所有你能想到的——是从精神的学科——即文学和音乐——以及身体的学科——即营养学、医学和体育——开始学习的。后三门学科可以放在一边不谈，因为它们涉及的是身体的发育、保养和衰老，而不是永恒的真理。那么我们寻找的科学会不会是文学或音乐呢？”
“当然不是！”阿曼达大叫道，“不要忘了，我们说过这些学科的存在只是为了平衡体育锻炼，为了让大家养成好习惯。例如，音乐和弦可以赋予内心和谐以价值，并有助于维持内心和谐。灵动的节奏有利于规范人的行为。诗歌不论具有神话色彩还是偏向现实主义，都能传达一些性格特征。以此类推：人们努力地训练孩子，反复教育他们如何行为处事。您所寻求的通往真的那种科学在这些预备教育中是找不到的。”
“你的回顾非常准确：这之中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帮助我们走得更远的东西了。可是，了不起的阿曼达，我们应该朝着哪个方向探索呢？从技能和技术的角度吗？我觉得此时应该朗诵一段悲剧诗了。”苏格拉底说。然后他背起诗来，把亚历山大体的音步都念得特别清晰：“如此巨大的不幸中还剩什么？是关系到每一个生灵的算术。”
“求您别说了！”阿曼达喊道。
“老师修改了高乃依的诗句。”格劳孔抢在姐姐之前展现了诗歌方面的渊博学识，他感到很得意。
“我想到了一种十分普遍的知识，”苏格拉底说，他对自己的杜撰感到有些难为情，“技术、分析性学科以及严格意义上的科学都不可避免地要借助这种知识，不论是谁都必须从一开始就学习它。借助这种原始的知识，人们才可以一直数到三，甚至数到更多。这种知识就是基本的算术和运算表，尤其是乘法表。科学和技术都必须以这些基础知识为前提，不是吗？”
“显然！”格劳孔耸了耸肩说。
“就连打仗也要会数数？”
“什么问题啊！当然要了！”
“既然如此，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向我们介绍的帕拉梅德斯……”
“别忘了还有高尔吉亚，”阿曼达小声说，“他的《帕拉梅德斯颂歌》，我认为写得非常精彩。”
“高尔吉亚我已经谈得够多了，”苏格拉底有些生硬地说，“你哥哥柏拉图还专门为他写了一整篇对话。如果你同意，让我们就此打住吧。我刚才说，无论对这三位悲剧作家来说，还是对整个传统来说，帕拉梅德斯都是算术的发明者。他对自己这个天才发明很自豪，于是声称自己曾在特洛伊城外排列了希腊大军的作战队形，清点了军舰数量，查核了面粉库存，估量了弓箭储备，诸如此类。说得好像在他之前没人会数数似的。他这么说，顺带也使阿伽门农成了一个连自己有多少步兵都不知道的蹩脚统帅！”
“真是一个可笑多过可悲的统帅。”格劳孔表示，“很显然，就算是一名普通士兵，也应该能数出自己包里有几双袜子。”
“士兵当然得会数数，其实任何人都得会数数。活着的人都不能不认识数。而且必须从本质上思考算术。”
“也就是说……？”阿曼达有些傲慢地说。
“恐怕这就是我们所寻找的知识中的一种了，这些知识的精髓在于将我们领入纯粹思想的王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带我们走向存在之中向纯粹思想呈现自身的东西。但不得不说，实际上几乎没有人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算术。”
“连我都很难明白您的意思。”格劳孔坦言。
“那么，让我试着来阐明我的观点。我建议这样做：首先，由我一个人按顺序将指明积极方向的事物和使我们偏离积极方向的事物区分开来。这样做完后，你上台来，经过思考后说出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我的区分法。这样一来，你就能弄明白我之前所说的话是否合理了。”
“就这么办吧。”格劳孔叹息道，他已经开始泄气了。
“以下就是我的第一个区分：在所有可感知的物体中，有一些是不需要纯粹思想进行额外思考的，而另一些则强烈需要这种纯粹思想。这样一种差别的原则是什么呢？在第一种情况下，仅仅建立于感知的理解就已足够，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感知无法正确判断事物的本质。”
“我懂了。”格劳孔说。“您想说的显然是那些从很远处看到的物体，或那些以假乱真的画作，比如用来装饰某些现代建筑外墙的透视画。”
“你什么都没懂。”苏格拉底和蔼地说，“不需要借助纯粹思想的客体是指不会同时引发两种对立感觉的客体。而那些会引起直接对立的客体，我把它们归入需要动用纯粹思想的事物行列。原因就在于此时情形下，对于客体会落入这个谓词还是与之相反的谓词，感知根本无法获得答案。而这与客体的远近毫无关系。”
“您不能举个例子吗？”格劳孔一头雾水。
“我正要举例子。看我右手的三个手指——大拇指、食指和中指。它们三个都作为手指显现，因此都符合‘手指’这个词，这与它们的位置在中间还是在两边无关，与它们的颜色深浅、厚度、饱满或瘦削度及其他类似限定也无关。面对这些错综复杂的次要差别，主体无需求助纯粹思想解决什么是手指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视觉从来没有告诉过主体，手指还可能是并且同时是手指的对立物。”
“况且，”阿曼达说，“不得不承认，即便是纯粹思想，恐怕也很难说清手指的对立物是什么！”苏格拉底无视这个背信弃义的举动继续说：
“然而，如果事关手指的大小，视觉还能有恰当的看法吗？至少，手指在中间还是在两边，这对感知来说不会再是毫无差别的了。一旦涉及成对的谓词，比如硬– 软或厚– 薄时， 触觉也是如此。总的来说，感官能力——我是指我们熟知的五种感知，即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无法正确评价这类特性。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对立标准。因为，举例来说，用来评估物体硬度的感官能力同时也用来评估物体的柔软度。这种能力会告诉主体，同一个物体的‘软’和‘硬’并不是感官体验可以明确区分的不同谓项，而是可感知的连续性上的不同程度。正因为这种连续性依靠的是同一种能力，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同一个物体可以同时被感知为硬的和软的。在这些情况下，主体面临的是一种两难困境。感知既告诉我们某个物体是硬的，同时又告诉我们它是软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对于重与轻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感官能力告诉我们重是轻的、轻是重的，那么重与轻之间的区别又意味着什么呢？”
“赫拉克利特听了会很满意的。”阿曼达插嘴说，“我爱他那句：‘由死获生，因生而死。’”苏格拉底并没有上钩。他不动声色地继续说：“主体只好求助于推理和纯粹思想，来尝试看清感觉获得的信息中包含了二元对立还是统一。如果思想认为这其中有两个物体，那么这二者中的每一个都必须是‘一’，而且与另一个不同。只要每个物体都是‘一’，而且它只能与另一个‘一’一起构成‘二’，那么主体就认为它们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如果它们是不可分的，它们就无法被当做‘二’来思考，而只能当做‘一’。让我们把这些抽象观点运用到视觉感知上。我们已经说过，视觉观察大和小时，并没有把它们分开，而是合在一起看的。为了使大小区别变得清晰一点，纯粹思想只好将大和小想成分离的而不是不可分的，因此也就与视觉背道而驰了。在此，看与想之间产生了明显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促使我们去探索大和小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其实刚才我们在可感物和可思考物之间引入‘认识论断裂’（用我们的老朋友巴什拉的话来说）时，我们已经在这样做了。以上就是我想说的。我区分了激发智力的物体和不打搅智力的物体。我把那些令感知充分感受到两种相反特性的事物定义为刺激物，同时我认为只能引起单一感知的事物缺乏智力活性。”格劳孔看起来既松了一口气又困惑不已。他这样解释道：“我想我终于理解您的定义了。不过我不明白甚至完全搞不懂的，是与算术的关系！”
“你把数和单位归入哪一类客体？”“我完全不知道。”“你可以结合我们刚才说的有关感知与矛盾之间关系的话想一想。如果说视觉或其它感官能力允许我们准确把握‘一’的本质，那是因为‘一’从本性上说不会引导我们的欲望趋向存在中向思想呈现自身的部分。这就是我们刚才谈论的手指的情况。然而，‘一’的情况很可能恰好与手指的情况不同。要想确定这种不同，就必须弄明白，对作为一个物体存在的‘一’的感知，是否并不一定会引发某种矛盾，使它显得既不是‘一’也不是‘多’。结果或许会如我们所见，即主体面临一种两难困境，为了作出决断，它必须进行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考察。它可能需要激发自身的智力来思考‘一’的本质。在仔细考察这整个过程之后，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对‘一’的研究可以转变个体，令其开始思考事物的本质。”阿曼达表情狐疑地听完了这段长篇大论后，忍不住说：
“算术是为了使人成为主体？这实在有些夸大其词吧！”
“不管怎么说，”格劳孔反驳道，“可以肯定的是，一个物体就算看起来是明显的‘一’，对它的视觉感知中也充斥着矛盾。它一次次地分裂成碎片。我们总能看到同一事物既是‘一’，又是无尽的‘多’。”
“还有，”苏格拉底接着说，“如果‘一’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其它任何整数都是如此，因为它们都是由若干个‘一’组成的。而算术是数的运算。因此，这类科学趋向于某些真理。”
“你看！”格劳孔对他那正微笑着沉默不语的姐姐说，“你还是等论证完了再插嘴吧。毋庸置疑，我们已经证实高等算术是我们所寻找的科学的一种。一方面，几乎所有集体行动领域都需要算术，比如最有效地组织军队的所有兵力进行突袭时。另一方面，哲学家也需要算术，为了成为数论专家，他们必须学会战胜变化的力量，从而掌握向思想呈现本质的东西。而我们共产主义政治共同体的卫士——斗士、工人、士兵、领导者，所有人——既是行动者又是哲学家。因此我认为应该宣布，对高等算术甚至超验高等算术的研究是必须的。任何人如果想在我们的集体中谋得一席之地，并在担任领导人职务时胜任这一职位，就必须研究这门学问并加以练习，不能流于表面，只掌握几个实用的技巧，而是要运用纯粹思想，对数的本质有一个系统的理解。是的，越这样想，我就越觉得这种科学真是我们政治蓝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年轻人真是慷慨激昂啊！”苏格拉底感叹道。
“还是要看条件的吧。”阿曼达小声嘟囔道，“毕竟，如今有许多人有一种真正的‘恋数癖’。看看选举、民意调查吧，当然还有货币：到处都由数字说了算。我很警惕，不错，就是‘警惕’这个词，我十分警惕这种算术崇拜。资本主义奴仆中最贪婪的那些，也就是银行交易人，他们都是十分厉害的算术家，这足以说明一切。我们已经与共产主义相去甚远了，朋友们。”
“你说的没错，”苏格拉底打断她的话，“我们正处在一道分水岭上。右边是对数字的实用主义，它使数字与贸易、银行、民意服从、愚蠢的多数票联系在一起。左边是关于数的形式科学，它促进个体融入普遍的主体，最终揭示向思想呈现本质的东西的真正面貌。我相信数学。它不会因服务于金融和商品而消失。对数学的超脱的研究会给主体带来一种腾飞的冲劲，迫使其就数的本质进行辩证推理，而在这辩证推理的过程中，主体永远不会接受将数视作具体可感的实体或类似财富和名望等的社会符号。”
“哎呀！” 格劳孔叫道，“ 您可真了解数学家。他们口中的‘数’绝不是贸易中提到的数！数学家对数的操作十分精细讲究。假如你声称找到了分割‘一’的理性方法，他们一定会捧腹大笑，根本不会相信你的话。如果你还是假装坚持要分割这个‘一’，他们就会使‘一’成倍增加，让‘一’永远不以本质显现，让‘一’显得不是‘一’，而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多’。”
“你描述得太传神了！”苏格拉底满意地说，“我建议你问他们这个问题：‘令人景仰的学者啊，你们讨论数的时候，好像它们都由‘一’构成，而这个‘一’完全等同于另一个想象出来的‘一’，连一丁点细微的差别都没有。你们说的是什么数啊？’你觉得这些亲爱的数学专家会如何回答？”“他们会说对于他们谈论的数，如果不借助纯粹思想，我们完全无法了解，而且除了在由纯粹思想构成的场所，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使用这些数。”听了这番话，苏格拉底显然很为他这个年轻的弟子骄傲，他拍了拍格劳孔的肩膀说：“无懈可击！所以你知道我们确实需要高等算术了吧。它迫使作为主体的、受到真指引的我们运用纯粹思想。”
“它对我就有这样的作用。“阿曼达说。
“而且，”格劳孔接着说，“在数学方面有过人天赋的人很快会在其他科学上展露才华。而那些反应迟钝的人呢，如果你强迫他们努力论证定理、勤做练习，那么就算表面看来这对他们没什么作用，我们还是会发现，他们的头脑比以前灵活多了。”
“完全正确。另外，不管是学习还是发明新的解决方法，数论都比其他学科更挑战智力。仅仅是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每个人都必须试着领略它。不学习这种科学，就休想成为一个思维敏锐的人。”
“啊！”阿曼达微笑着说。
“经过以上论证，”苏格拉底满意地摩擦着双手说，“数论，所有年轻人都必须学习！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人才培养计划规定的第二种科学。”
“不用说，”阿曼达叽叽咕咕地说，“肯定是几何学。”
“被你说中了！”
“几何学，当然了。”格劳孔表示赞同，“打仗时可少不了几何学！安营扎寨、包围要塞、展开或集合队伍，总之，通过行军作战时要求的一切复杂操作，我们能够立即看出擅长几何学的人和对此一窍不通的人之间的区别。”苏格拉底撇了撇嘴：“坦白说，要做到你说的这些，掌握非常基础的算术和几何知识就够了。我们应该从整体上考虑几何学，尤其是其中最新、最难的部分，由此来判断它是否能帮助我们实现最根本的目标，也就是更加容易地掌握真的理念。因为大家别忘了，自个体融入主体后，他就应该走向一个场所，即本质之中赋予个体根本幸福的部分。唯一可以算是哲学上的迫切要求就是最终进入这个部分，而发现一切阻碍个体走向这个场所的东西，是我们真正的哲学目标。”
“我们又回到转变的动机这个问题上了。”阿曼达出神地说。
“是的，当然！如果几何学迫使我们直面存在中向思想呈现自身的部分，它对我们就是有用的。如果几何学只关注生成变化，它对我们就没用。很多运用基础几何学的人对它的认识令这个问题变得晦涩。真正的几何学家不会反驳我的观点，即大多数时候人们宣扬的对这门科学的解读与几何学的真实本质其实截然相反。他们用十分可笑的术语来谈论几何学，因为这些术语与经验需求紧密相关。他们所做的只是喊出一些响亮的词，比如‘倍立方’、‘化圆为方’、‘画延长线’、‘面积相加’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表达，仿佛几何学就是一大堆如何在平面上灵活操作图形的秘方而已。然而，我们学习数学只是为了获得纯粹思想。说得更确切些，是为了获得纯粹思想，来思考永恒的存在物，而不是忽生忽灭之物。”
“歌德有句名言，”阿曼达轻轻地说，“‘万物有生必有灭。’”
“终于，”苏格拉底回答道，“一个诗人，而且还是个德国诗人，终于说了句中肯的话，即便这句美妙箴言是他让魔鬼说出来的。逃脱了生之诅咒的几何学因而注定要获得永恒，它会将主体引向真理，并使哲学中的分析性部分获得形式。它预告了一种运动，通过这种运动，我们将通常只是勉强存活于下面的东西转到了上面。”
“还是转变。”阿曼达嘟囔着说。
“总之，我们坚决要求在我们美好的共产主义国家，任何一个居民都不得忽视几何学。此外，几何学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附带好处。”
“哪些？”阿曼达有些挑衅地说。
“格劳孔分类汇总的那些，包括战争及其他。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考察知识进步时，不管涉及何种知识，我们都会发现，深入研究过几何学的科学家和不了解几何学的科学家之间有巨大差别。”
“因此我们将规定，除了算术之外，这是年轻人必须学习的第二种科学。”格劳孔总结道。
“当然。”苏格拉底表示同意，“那第三种科学呢？是天文学吗？”
“是的。”格劳孔激情澎湃地说，“因为天文学告诉我们身处何年何月。而这个知识，农夫、水手和作战中的将领都必须知道。”
“你这些实用性证明真好笑！这让我想起那些报纸，你可以在上面某个小角落发现类似的‘科学’新闻：有人找到了解开某道高等算术难题的方法，在过去的三个世纪，连最伟大的数学天才都对它束手无策。”
“我知道，”阿曼达瞪大眼睛宣布道，“是费马定理，英国人怀尔斯证明的。我在《今日女性》上看到过。”
“这么说这是一本出色的科学杂志！”苏格拉底微笑着说，“你肯定注意到了，在这种情况下，记者总在千篇一律地说两件事。第一，我和我的读者都不可能理解这是什么。第二，很遗憾，这对‘实际生活’毫无用处。就好像创造性思维不‘实际’似的！其实它比任何东西都实际。亲爱的格劳孔，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必害怕听众的原因。即便理论天文学不能有助于收割香蕉或改良自行车变速器，我们还是会心甘情愿地学习它。我们正在挑选的科学拥有一种既根本又很难理解的用途，它们可以净化和修复主体身上某个因日常琐事而腐坏、变钝的器官。保护好这个器官比日夜睁着巨人阿尔戈斯的一百只眼睛——如果我们有的话——更重要。因为我们只有通过这个器官才能看到真相。了解这种主体能力的人不需要你那些实用性证明。而对此一无所知的人绝不会对科学感兴趣，因为他们无法从中获得实用价值。亲爱的格劳孔，你应该确定自己要向谁说话，是向纯粹思想的拥护者还是顽固不化的实用主义者？”
“说实话，都不是。就让双方自己想办法从这门或那门科学中获益吧。至于我，我说话、提问或回答，首先都是为了我自己。”
“有何不可呢？让我们后退一步。在几何学之后，我们还没有挑选合适的科学。”
“难道不是天文学吗？”
“还没轮到天文学。你还记得吗，我们讨论了基础几何学，其中最主要的教学实例都取自平面几何，比如三角形、圆形、方形、抛物线……这些图形都是二维的。而天文学研究的天体是什么？是三维空间中的物体。而且它们还处于运动中，因此我们可以说它们是四维的，包括三维空间和测量天体位移的时间。说实话，事情还要复杂得多。因为可能存在多种空间，可以从任意维度去研究，不仅仅是二维（平面）、三维（空间）或四维（空间–时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数学家构想了一些非常宽泛的概念，比如——天才黎曼创造的——n维流形。还可以列举拓扑向量空间、纤维丛或李群……最终你们会看到比海王星和天鹅座更迷人的东西，它们结合了拓扑学或定位特性（邻域、开集–闭集、覆盖、点、内部–外部……）、度量或测量特性（距离、大小……）以及代数或计算特性（基本群、分解、同构……）。这些是当代数学最重要的分支，即代数拓扑学中最奇特、最复杂的对象。其中有节点、被穿孔或折叠n次的曲面、超球面、莫比乌斯带、克莱因瓶，还有其他好多神奇的东西！每个公民无一例外都应该从这一层面来学习数学。关于三角形和圆形的几何是不够的。”“在这些抽象的构造面前，可怜的天文学怎么办呢？”
“你必须知道一点，唯一能使个体上升至其能成为的主体高度的知识关乎存在中某个部分，这个部分隐藏在某处，无法被看到。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与简单的感性特征不同。诚然，住在我们每个人心里的诗人认为，天空中耀眼夺目的星座尽管是由可感物质组成的，但从它们本身的排列来看，是世上最美丽、最具崇高规律性的事物。然而我们坚持认为，这些星座与本质上的星座是无可比拟的。真正的星座隐藏在我们看到的事物之下，它们的快与慢是真实的，同真正的图形相适应；它们非常精确的运动既取决于各星座之间的关系，也取决于它们与自身的关系。难就难在，对于这一切，存在一种理性和分析性理解，但没有任何知识能够直接通过肉眼获得。”
“既然如此，天文学家的观察、巨大的天文望远镜、射电望远镜还有发射到太阳系边缘的卫星，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天空中那些数不清的天体应该作为我们获知看不见的理念的范式。假设有人在山洞的岩壁上发现了一些抽象的图案，出自史前某个天才艺术家之手。今天的某个数学家或许能从中辨识出一些代数拓扑学图形，并对图形的绘制赞叹不已。但这并不意味着目瞪口呆地观看这些杰作就能促进空间理论的进步。同样地，一个真正的天文学家在发现新星系或记录下宇宙大爆炸的背景噪声和微小痕迹时——我们的宇宙几十亿年来一直在恢宏地呈现大爆炸的后果——，他会对这个可感知宇宙中的种种奇迹感到心旷神怡。可是他不会认为这种沉醉或无数类似观察的累积可以等同于——哪怕是一瞬间——一种恒定完整的、从整体和细节探讨宇宙本质的理论。”
“卢梭，也就是我亲爱的让–雅克，他说得很有道理。他讲话向来很有道理。”阿曼达说，“他说，‘抛开一切事实，’才能正确思考。”
“的确，我们是通过提出问题而不是记录事实来学习天文学的，对高等算数、基础几何学和代数拓扑学也是一样。止步于可见的事实会阻止我们有益地激活主体中可以被称之为思想的东西。”
“您现在说的，”格劳孔担忧地说，“是一项比较崇高的工作。”
“唯一能使各种科学为真理主体服务的工作。”
“可是，关于这个主体，您只向我们介绍了它的雏形。”
“这是因为刚才确认的每一种科学就其本身来说都可以产生真理，但每一种科学都无法宣称自己掌握了真理的本质。”
“可是在系统地学习了所有这些科学之后，”格劳孔反驳道，“我们总能发现存在于它们中的共同元素，正是后者令它们一起构成了思想的某个类型。我们可以通过严密的论证，揭示这些科学的家园。那时我们才算是取得了显著进展。否则的话，我们说再多都是白费劲。”
“这或许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而且确实很有用。但是，亲爱的朋友，这项工作完成后，我们也只是来到了哲学所演绎的音乐的前奏部分。我们或许只能停留在认识论层面，而这没什么大用处。一切问题都在于，数学家和学者就算再伟大，也不是真正的辩证学家。尽管这些科学如同艺术、政治活动和情感表达一样，确实十分必要，但仅有它们是不够的。特殊真实只是哲学的前奏。的确，没有这些科学，我们的乐谱就连一个音符都没有了。可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乐曲，只有那些有能力完成辩证讨论的人才能够哼唱。”“我觉得我们又回到宇宙电影院的话题上了。”阿曼达指出。
“你对我们讨论进程的转变真是出奇的敏感。是的，我们又谈到经验与思想的问题了。视觉最初受制于被奴役之地——也就是形象的集权电影院的阴影，后来在某个从高处回来的人的指引下逃脱。但外界如此耀眼，视觉一开始什么也看不见，于是它便开始模仿思想。它先是在夜晚时分学着辨别树木在池塘中的倒影，然后是夜幕中的星星；接着，它在黎明十分认出了高大的冷杉树、飞翔着的色彩斑斓的鸟儿、蓝蓝的天空；最后是太阳！同样地，当我们在辩证练习中不借助感官，只依靠推理来努力接近万物的本质，当我们如此坚持不懈，直至通过纯粹思想形成对真理的概念，那时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到达了可思考物的极限，正如寓言中那个逃脱者到达了可见物的极限一样。”
“这就是您所谓的，”阿曼达欣喜地说，“辩证法？”
“当然！为什么学习科学尤其是数学构成了辩证法的必要前奏呢？因为这种学习无须依赖直接经验的虚假‘明证’，就可以告诉我们真理是存在的。这些真理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支撑，有助于构筑起一些概念，澄清真理的本质问题，以及真理在哪些方面有别于世间显现的万事万物的问题。意识到真理的例外性是哲学思想所能达到的最高点。”格劳孔和他姐姐不同，每次当他觉得“又陷入形而上学”——这是他的说法——时，就会本能地采取犹疑的态度，这是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人常有的态度：“我也很想像您一样看待事物。可是，我常常觉得几乎没法认同您对事物本质的看法。与此同时，我又对自己说，从另一个角度看，不认同也是不可能的。于是我给自己定下一条临时的道德原则：既然我们没法立刻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我们还会多次谈到这个问题，那就承认您是对的吧，然后让我们跳过前奏来到乐曲本身。让我们带着与讨论前奏时同样的决心和同样的准确性来讨论乐曲。请告诉我们您所谓的‘辩证法’到底是什么，它可分为几种类型，不同类型的途径又有哪些。因为这些途径可以带我们通往努力到达的终点，也就是我们旅途的目的地，而经过二十四小时折磨的我们终于可以休息了！”
“照这样下去，亲爱的格劳孔，你可能没办法跟上我的思路。我不缺乏必要的恒心，你有吗？要知道到时你的直觉就不再是用于我们所探讨事物的形象，而是用于真……至少是我所认为的真。我们并不会在这里教条地断定真的本质全然如我所描绘的那样。但我们可以凭直觉判断它们相差不大，这一点我可以肯定。我更确信的是，只有辩证的力量才能令我们之前谈到的科学专家们相信这一点，其他任何方法都不可以。”
“亲爱的老师，我们允许您适度地武断！”阿曼达微笑着说。
“有一点是任何人都无可厚非的。那就是当我们说，存在一种不可约简为数学的思想过程，它致力于通过一个有步骤的过程，掌握任何领域中的任何事物的本质。”
“撇开您的辩证法不谈，”格劳孔提出异议，“在普通技术和高等数学之间也还是存在着很大区别的。”
“这么说吧，技术和常识在下述情况下被认为是描述性的或经验性的：它们要么探讨人类的意见和欲望，比如所谓的‘人文科学’；要么只涉及可见物的生成变化与构造，我想到了地质学、植物学和动物学；要么教人如何喂养牲畜、栽培植物，或者传授手工艺品的制造与保养法则，这属于工艺学范畴。至于真正的科学，如物理学，尤其是数学，我们说过它们是从本质上去认识事物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某个层面上，由于这些科学的展开不需要对自身过程予以思考，因此它们更像是睡梦中出现的真理，而不是真理本身。它们并不将自己的结果放在真正的光明即日光之下检视。个中缘由，当我们注意到——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些科学仅满足于假设或偶然的观察结果时就会明白。我们已经宣布不会涉及这些假设和观察，因为除了能肯定它们的成果十分宝贵外，我们无法对其进行理性证明。而如果原则的内在价值是未知的，如果结果以及达到结果的中介也因此而由未知构成，那么我们还能将这一切的约定组合——即便是连贯的——称为‘科学’吗？这个词可是意味着无条件的或绝对的知识啊。”
“可这些确实是科学啊。”格劳孔不满地说，“它们既不是简单的描述，也不是依靠我们对世界的感知而来的观察。”
“当然！但是哲学，也就是辩证法，还是有其独特目标的，尽管它以科学为前提，却也与之迥然不同。在思想学科之中，只有哲学通过证明一个又一个假设来抵达原则，而抵达之后，又通过一个自上而下的运动来肯定这些假设。只有哲学能够真正将主体渐渐拖离其深陷的野蛮的个人主义泥沼，将其引向最崇高的目的地。当然，为了实现这一困难的转变，辩证学家运用了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科学，作为伴随和支撑。但通常意义上的‘科学’一词如果既被用来指数学又被用来指辩证法的话，它的含义就会变得模棱两可。或许应该找到一个比‘意见’更清晰、比‘科学’更模糊的词——此时我们从绝对意义上使用‘科学’一词。刚才我提议舍弃‘科学’，并区别‘分析性思维’（或数学思维）和‘辩证性思维’（或哲学思维）。但我不认为现在是争论用什么词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有关事物本质的思辨性问题。”
“特别是，”阿曼达露出一副狡黠的神情，眯着眼睛说道，“如果我们赞同拉康所说的‘词是谋杀物的凶手’的话。”
“也可以说，”苏格拉底反驳，“‘事物一旦被阐明，其名称就无足轻重了。’不管怎么说，我坚持我的分类。精神活动有两大形式：一种是意见，它以既定世界的变化为对象；另一种是思想，它关注的是超越物质世界的存在。在这两种形式之下又有两种次形式。意见可分为假设和确信，思想则有分析性和辩证性之分。我还根据这些术语与存在的关系，给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存在与既定世界之变化的关系，相当于思想与意见的关系。思想与意见的关系，相当于辩证性思维与确信的关系，以及分析性思维与假设的关系。至于这个关系结构的细节，尤其是支撑这一结构的本体论演绎推理，我们之前已稍有涉及，在此不作赘述，否则又要长篇大论了。还是关注辩证学家的行为本身吧。能够把握每个存在物呈现在思想中的理性内核的人，我们称之为‘辩证学家’。反过来，对于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人，你同意我们说他无法进行真正的思考吧，亲爱的格劳孔？因为对于他声称在思考的东西，他其实既无法向自己也无法向别人作出合理解释。”
“我怎么可能不同意呢？”
“应声虫，哼！”阿曼达咬牙切齿地说。
苏格拉底清楚地听到了阿曼达的挖苦，但他并未回应，只是接着说：“对于真也完全一样。如果一个人不能定义真理的理念，并理性地将之与其他理念区别开来，也不能像理念的战士那样在各种所谓的批驳之中开辟一条道路，对‘批驳’进行反批驳时总是触及本质而不像其对手那样只流于表面，如果这个人不知道如何运用无可辩驳的逻辑来对付这些言语陷阱并越过它们，那么任谁都不会说这样一个家伙知道真理的本质，或知道任何其他道理。我们甚至不得不同意，如果他操纵了某个仿真的假象，那么这个假象只是意见而绝不是思想，既不是分析性的也不是辩证性的。如此一来，这样一个无能之人的现世生活只不过是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尚未苏醒于人世，就已经长眠于死亡之境了。”
“又是一个无人能反驳的苏格拉底式句子！”阿曼达叫道，她确实很激动。
“亲爱的孩子们，现在假设你们两个也有自己的孩子，也要养育他们，教导他们。假设这些孩子天理难容地遭遇了一些不幸，之后变成了十足的傻瓜，甚至连你们也说他们彻头彻尾无理性了——说他们无理性比说正方形对角线无理性更有理由——，我不认为你们会同意让这样的年轻人成为国家领导人及最重要的决策者。不是吗？”
“要唾弃他们很困难吧，”格劳孔说，“因为我们爱他们，这些傻瓜可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不过我想我们还是会给他们找一个合适的前途，一份可能微不足道但有趣的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在发生此类灾难之前，你们得努力教导你们的孩子，让他们至少能够按纯粹思想的要求，面对任何主题都能提问和回答。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作为父母的你们知道，辩证法是一切知识的圆满结局，任何其他学问都不能凌驾于它之上。因此，关于应该教授我们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民什么课程，以使他们都能在责任来临时承担最高领导人的角色，我们终于讨论完毕了。”
“您得出了一个非常出色的家庭主义结论！”阿曼达宣布，“我无言以对！而且这个结论不赖，一点都不赖。我认识的每个人都抱怨说，当一个男人和他的情人吵架时，他们的理由都微不足道。而跟孩子在一起，根本不可能好好讨论。苏格拉底向我们证明：辩证法是家庭和睦的秘方。棒极了！我们可以……”
“是啊，”格劳孔打断她的话，“可是在抽象规划和具体现实之间隔着一道鸿沟。怎么在群众中普及包括辩证法在内的知识呢？”
“为了使人们都坚信应该由理念——即我们所理解的理念——来调节国家的发展，必须承担并监督普遍教育的结果。关于普遍教育，我们昨晚和今早已经为其制定了原则甚至部分细节。因此，我们要以这种教育引导大众去追求的各种品质为前提，而哲学定义完全就是对这些品质的综合。 无论如何，我们的大纲十分简单：任何人都可以并且应当成为哲学家，无人例外。缺乏这个条件，哲学的普世抱负将没有任何意义。为了实现这一大纲目标，我再重申一下：最主要的美德，亦即使人自始至终服从这一过程中的要求的美德，是勇敢。”
“我刚才恰好在想，”格劳孔担忧地说，“如何克服记忆力差异，以及个人毅力方面的不平等性。耐力可以使人爱上任何形式的工作。”
“是的，”阿曼达说，“大家别忘了，我们打算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一切社会分化。”
“这点至关重要！”苏格拉底表示赞同，“如果说每个人都应当成为辩证学家的话，那么没有谁可以只靠一条腿走路！‘一条腿走路’的意思是在一件事上积极，在另一件事上懒惰。我们知道现今有一些人，如有必要他们可以走上三十公里，就为了看一分钟自行车比赛。他们热衷于艰苦的打猎训练和帆船训练，会更换桌脚，会栽培漂亮的番茄，有个性十足的坦率和勇气。但在所有脑力问题上，他们都像鲤鱼一样默不作声。他们从不去看戏，只看得懂赛马成绩和天气预报。另一方面，有一些细胞生物学专家或对索福克勒斯作品中的主有形容词无所不知的人，他们可以就这类话题跟同事滔滔不绝地聊天，他们常去歌剧院，读左派的文化报纸，有时会勇敢地帮外籍工人捍卫权利。但他们完全不知道怎样犁沟，怎样修理摩托车，怎样保养猎枪。只要人们一直这么跛着，就不可能使哲学得以普及。”
“在真理问题上也是如此！”阿曼达叫道，“跛子还真不少！甚至可以说他们是那种‘只有一条腿’的主体。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他们自称痛恨谎言，但这不妨碍他们自己说一大堆蠢话，或重复人云亦云的观点。他们沉溺在自己的无知之中，就像烂泥地里打滚的猪。拉康老爹说得对，无知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爱好！看来看去，还不如让他们多撒些谎、少些无知。”
“难以达到的平衡。”苏格拉底微笑着说，“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必须尽快使个体的各方面能力达到必要的均衡。孩子们喜欢奔跑、跳跃、打架、打抱不平……他们讨厌告密和自负，这点非常好！因此，最好的做法就是使他们在算术、几何、天文学方面充满野心，从而尽早开始学习辩证法。至于教学形式，最好是……”
“关于这点，我有个想法，”阿曼达打断他的话，“打倒专制型教学！那是军营，是烦恼，等等等等。在一段时间之后，每个孩子应该无一例外地因为爱学习而学习，就像他们爱爬树、爱看电视上的歌手或者爱在角落亲嘴一样，甚至比这还爱。要不然就没戏！”
“不管怎样，你说得对。”苏格拉底承认，“人能不能既是自由的，又因为到了上学的年纪就突然变成了奴隶？如果我们强迫别人日复一日地搬运重石，我们就说这是苦役，是一种残酷且徒劳的惩罚。而为理念准备力量的科学与艺术教育也要以苦役的模式来进行吗？这简直荒谬。强制灌输给个体的知识是不能够造就主体的。”
“说得好！”阿曼达喊道。
“年轻人啊，”苏格拉底接着说，“关系到知识时，永远不要对孩子使用暴力。让教育像游戏一样无拘无束、引人入胜吧。甚至超过游戏，就像阿曼达期望的那样。要由老师来点燃孩子们身上的创造火花，这火花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只有在这种活跃的自由氛围中，每个人才能找到对自己来说最自然的通往辩证法的道路。思想能够通观全局的人就是辩证学家。但是，就世界的某种形态来说，存在无数条道路，可以对这种状态形成一种整体视野。教育如果不能赋予每个人手段，来选择对他来说最可靠的道路，从而令其在环境协助下，以主体身份成为他作为个体时无法成为的辩证学家，那么这种教育就什么也不是。”
“可是，”阿曼达问道，“辩证法难道没有被电视上的伪辩论、冒牌‘哲学家’、民意调查这些东西败坏吗？什么主题都谈的泛泛的讨论，网上喋喋不休的人，诸如此类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难道没有建立由闲扯和意见构成的顽固专制吗？”
“你让我不得不采取我最著名的迂回战术了。设想有一个孩子被非常富有的人领养了。他在一群马屁精和食客的簇拥下度日，生活安逸而闲散。他的养父母小心翼翼地向他隐瞒了一个真相：他的亲生父母其实是穷苦工人，他们的孩子几乎是被一对不能生育的有钱人夫妇抢走的；这两个不幸的人重病缠身、身无分文，连与孩子一起继续过最艰苦的生活都无能为力。只要养子不知道这个真相，他多多少少是尊重被他视为亲生父母的人的，至少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是如此。他并不太信任那些想要利用他的年轻的犬儒主义马屁精。但他终于还是知道了父母的骗局。他一下子迷失了方向，由于远离自己出身的真相太久，他已经无法确定什么是理性的行为，深信表面法则都是谎言。已经成长为青少年的他很容易受到诱惑——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会这样，被同伴们宣扬的及时行乐和‘no future’的虚无主义准则吸引。”
“可这与辩证法的腐坏有什么关系？”阿曼达惊讶地问。
“我们从孩童时代起就怀有一些关于正义的原则。这些原则就像父母一样，因为它们教导我们做该做的事，即便我们并不能时时运用这些原则——正如我们并不是时时听父母的话——，我们还是发自内心地尊重它们。当然还有其他的行为准则，与这些原则完全相悖，往往诱人得多，勾引着我们，蛊惑着我们，但大多数情况下受到我们的抵制，因为通常占上风的还是那些首要的原则，我们可以称之为父亲般的原则。然而，设想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问年轻人，他的这些正义原则从何而来，是哪个了不起的父亲教了他这些原则，假设此人嘲笑这种‘父子关系’，千方百计地对其加以否定，对那个可怜的年轻人或柔弱的小姑娘纠缠不休，从而渐渐迫使他们以为，自己想象中的正义并不比非正义更正义，自己深信为真的东西也可能是假的，人世间的一切都是飘忽不定、相对而言的，等等。于是，他们从儿时起对一些稳固的原则所抱有的尊重便很可能被摔得粉碎。他们曾觉得这些原则与成为真正的主体的能力之间有某种联系，现在他们再也不承认这种联系了。他们的一切经验都变得混乱不清。由于不知道该相信谁，他们会听信身边那些溜须拍马者和食客的诱人准则，最终将辩证法与饶舌的意见混为一谈。”
“归根结底，您原谅了当今的那些伪辩证学家！”阿曼达感叹道，“他们被误导了、被腐化了，可是最初他们并没有那么坏。”
“共产主义的信条就是，人是善良的，令他们堕落的，是社会、家庭、国家……总之就是坏政治的一切弊病。”
“简直是卢梭再生！”
“是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那些伪哲学家的同情多过厌恶。”
“这些都是题外话，恕我直言。”格劳孔教训道，“我想知道的是确切的教育大纲。”
“啊，当然！”苏格拉底高兴地说，“先是我们谈论过的基础教育，就是文学、音乐、基础算术、语言、体育等等，基础教育将持续十年。之后让所有年轻人下到与我们说过的地下电影院类似的地方，在那里履行所有可能的职务，包括最艰苦的工作，例如小工、樵夫、收银员、快递员、士兵……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使落后者、无知者、外国人都归附于我们的政治，从而使任何人，我是说任何人，都不会滞留于那个图像山洞，使所有人都明白，在世界的大潮中，什么是被理念指明目标和力量的人生。他们会在五年里做可见理念的年轻工人。之后十年的时间，他们要练习分析性思维：高等数学、理论物理、天文学，直到掌握这些科学领域的最新成果。由此，在接下来的五年中，他们能在脑中对这一切进行辩证性综合，然后将全部成为哲学家。”阿曼达撅了撅嘴：
“那时他们年纪也不小了。”
“差不多三十岁吧。他们来到了某个过程的最后一环，正是这个过程令个体最可能融入一个或多个真理进程，进而成为主体。那时他们的目光将掠过一切存在物，投向某种相当于存在物之潜在光明、能揭示出存在之隐藏本质的东西。当轮到他们担任领导职务时，正是在这一光明的指引下，他们才能应对职务迫使他们面对的政治困难。他们心中考虑的只有公众的福祉，而且将这项工作视为一种无法推卸的责任，而不是一种荣誉。他们只会利用自己的地位——而且是暂时的——，通过自己的榜样作用，来加强对继任者的教育。而那些继任者职责来临时，不论局势如何，都会被任命为共产主义政治最高卫队的长官。”
“作为榜样的领导者！”格劳孔叫道。
“男领导者和女领导者。”苏格拉底纠正说，“我们所谈到的一切都不会重男轻女，要永远记住这一点。”
“而且，”阿曼达添油加醋道，“国家的每个居民无一例外都会受到召唤，会承担‘领导者’一词所指的职务，因此这个词没有性别、肤色、社会阶层，也没有任何类似的限定词。”
“还是有年龄限制的。”格劳孔指出，“开始担任政治卫士时，大家都已经三十岁了。你和我都还不够格！”
“总之，”苏格拉底总结道，“关于适合我们的第五政治的教育，以及与之相应的一类人，我认为眼下我们已经谈得够多的了。休息片刻，如何？”所有人都表示赞同，大家开始喝起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