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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赫尔曼·黑塞:拜访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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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4-12-04  

赫尔曼·黑塞:拜访诗人

张佩芬 译 

 

  我认识的名人不多,相识者大多是泛泛之交,我从不曾访问他们,也很少受他们影响。在青年时代,我总怀有想去晋见和接近可敬名人的愿望,但是一直无缘。因此当我在某次音乐会上,在大厅里目睹我仰慕的音乐家登台,聆听譬如萨拉沙蒂和约阿西姆这样的提琴家演奏时,我就感到幸运,感到自己也得到了提升。随年龄增长,我有了结交名人的机会,但我仍拙于此道许久。在一个名作家面前我不敢以同行自居,也怯于进行专业上的交谈。后来当这种畏惧消失,或者已经很微弱时,我也像其他青年人一样早已对这类会面失去了兴趣。那些声名远扬的男女名人中,仍有少数几人我有与之结识的愿望。事实上我也总算交往了几位,例如在幕尼黑逗留的几年中,由于《辛木普里切西莫斯》杂志以及出版社的工作,我和阿尔培特·郎根成为朋友与合作者,我还曾多次暗暗希望克努特·汉姆生在出版社出现,以便相识。但这类愿望很少,实现的就更不多。我拙于交际,而且从来无意于成为名人和标志,使自己为生活所束缚,但我又无法使自己的生活完全单纯,于是只好不去参加任何一种“名人”集会,无论是社交集会、俱乐部、舞会或者宴会,但这类事情太多,于是我总是住在离城市很远的乡村。
  有些事情看来与我性情不合,举例说,在我较早年时,尤其是在世界大战以前,几乎每年会接到一两次,甚至三次邀请,要我去作报告。我接受这些邀请的一部分原因是爱好旅行,此外就是换换环境。发出邀请的通常是些很美的城市,例如科隆、维也纳、斯特拉斯堡或者布拉格,旅费只要稍稍费力作一次讲演就可以挣到,而且只需作一个晚上的客人,同知名人士们随意碰碰杯,啜饮几口便可。这看来是非常惬意之事。
  事实上也常常是很舒服的,同时我借此机会观光了许多美丽的城市,不过不能说总是好的,内疚与后悔的情绪往往接因而至。我确实没有做任何自我禁止的事,但有些事却违反我本性,我试图加以适应,却从未获得成功。不过这件或那件合我心意的好事,总保留在我心中。
  1909年的一次旅行就是这样一件好事,我终于拜访了一位自己多年来很敬仰的人。当时我应邀去布伦瑞克作旅行演讲,一接到请帖,我就想到威廉·拉贝老人就住在布伦瑞克,心想到了那里也许能见到他。我后来在布伦瑞克受到了友善热情的款待,还没等我提出可否见见拉贝这个请求,那边的人就主动提出让我去拜访他。只存在一个困难:因为拉贝通常在小酒店会见客人,但现在他恰巧感冒,不能出门。不过我想拜访他的愿望还是由人们告诉了他,于是他便邀请我第二天下午稍晚些时候,到他的寓所去。
  这期间我在这座漂亮的古城里游逛,在客房中休息的时候,就一直想着即将见到这位已逾七十高龄的诗人的事,心里高兴而又不安。我已经考虑过,他对我究竟有何种影响,也想了一下我应该如何应对他。当我少年时我就读过他的一本书,这本书我既喜欢又不喜欢,书写得有点紊乱,几乎近似荒诞,令我有时兴奋,有时惊愣,里面有一些德国北方的东西,使我感到陌生,书里还带着点市民的爱国气息,总之这本书当时确实有一股使我无法抗拒的魅惑,令我回想起我们老师的种种见解。后来我把他忘了,我发现了凯勒,紧接着是施笃姆和康拉德·费迪南·梅耶尔,他们都早已过世,但是我觉得他们比拉贝更切合时代气氛,更重要。再后来,我在一个朋友的指点下又重读了拉贝的作品,其间我还读过让·保尔的许多作品。我在这几年中阅读拉贝的作品超过了一打,对他产生了极为深切的尊敬之情。拉贝是1850年至1880年这个时期德意志真正惟一的诗人,耽于幻想的寓言家,强硬的批评家,是一个对他的人民既严格又有情感的人。除了这些可敬的品质,给我更为深刻印象的是他那种潜藏的幽默。拉贝有他固执的业余爱好和游戏,他嗜好走弯路和长距离散步,他偏爱奇特,性格难处,他有识人的慧眼,在他那讥讽的、有时是尖刻的嘲笑下,似乎蕴涵着一种重要信念,一种伟大的对人类的感情。现在我就要见到这位老作家。他与我祖父年龄相仿,写有《阿布·台尔凡》、《德劳姆林》、《鸟类歌声的记录》等作品,他的《麻雀小径》在我初学识字时就是我母亲的藏书,是我学会辨认的第一本书的标题。我一向敬畏老人,这是教育的结果,或者是我血液中天生的。但是这种敬畏中还掺杂着一些特别的东西,可以这样解释:我从少年时代结束后就有了一种无法描绘、也不太清楚的感觉,我出生于新旧世纪交接之时,孩提时代的我还沐浴了旧世纪的晚霞,那个旧世纪的残余正在一天天远去,正在消逝。我这种感觉的一部分也许是我父母和祖父母灌输给我的(尽管对于他们所说的话,我持批评的多),一部分却是我幼年时眼见迅速发展的工业征服了附近地区而形成的。而这些感觉最终让我想到了拉贝,没有什么比这一想法更强烈的了:他属于我祖父这一辈,只有他才具备和体现着他那个时代的一些特征,我们年轻人是缺乏的,或者说是很微薄,甚至几乎没有。这是一种比起我们有不同的人性、信仰和骑士精神的东西。拉贝并非偶尔因为是个老人而成为那种业已消逝的特性的体现者,他是那些特性的一个最纯正的代表,是它们的表现者和共同创造者之一。
  时间到了,我来到拉贝寓所。已经是傍晚,天色昏暗。我现在已经记不清那座房子了,只记得那间屋子,那间顺着楼梯走进的屋子。当时在暮色中站着一个瘦高个子的人,正在点燃一盏小煤油灯,他身子转向了我。我见过拉贝的照片,但是本人与照片完全不像。他很瘦削,个子极高,穿着一件长睡袍,形象平静而庄重,一张老迈、满是皱纹、机智的脸居高临下地打量着我。这张脸十分和蔼,却是一张狐狸脸,显得狡猾、伶俐、捉摸不透;同时又是一张聪慧长者的脸,虽然面露讥讽,却并无恶意,很善良,很练达。此外他看上去并不像他的年龄那么老迈,身子仍然笔挺,他同我的祖父完全不同,虽然他们来源自同一世纪,同样成熟,几乎同样的持重和富于骑士风度,但他却更为老练,更为机智幽默,而且也更温和。
  他声音很轻地表示了欢迎,说大致知道我的情况,请我坐下。他也坐下,但是很快又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灯光正照着他,以致我至今仍能清晰记得他的模样。一间昏暗的小书房里,桌上、走道上满是书籍。他站着,一双大大的、正直且温和的聪明眼睛俯视着我。他指指桌上的一本书,告诉我这是他正在读的书,这是一卷莫利茨·布什的回忆录。他问我是否知道这本书,并且谈开了俾斯麦,他立即发觉我对此所知甚少,而且并没有全部读过《思想与回忆》(俾斯麦的自传,中译本2006年三联出版社出版),就微笑着放弃了这个话题。他笑嘻嘻地站着,灯光自下而上照亮了他,那张为灯光照耀得柔和的脸,在半明半暗的书籍前孤寂地闪烁。
  我一直很喜爱这个老人,这时我很想告诉他,我熟悉他的许多作品、我多么尊敬他,但是要对一个锐利渊博的老巫师表示敬爱之情却并非易事,我尚未启齿,他早己猜中并加以嘲笑了,我当然不再讲下去。不过我还是谈了《阿布·台尔凡》,我记得还谈了《德劳姆林》。其间,他也东问西问地问及我的旅行,还相当详细地打听了我的家庭情况。我早就准备好向他提一个问题,一个请求,可是一直等到访问快结束时才有勇气提出来。我说,他住在斯图加特已近四十年,肯定认识也住在该地的埃杜阿特·默里克,能否给我讲讲有关默里克的事呢。
  “噢,默里克!”他笑了。“老实说,我不是很喜欢他。”
  我说,很抱歉,我对默里克评价很高,因此总想多知道一些他的事。啊,拉贝接下去说道,他乐意听到我的话,默里克无疑是一个诚恳正直的诗人,在同行活动中他们有私人接触,他也知道在斯图加特以及别的地方,人们对默里克较为重视。这位默里克是个性情非常柔和,又有点奇怪的人,他很敏感,往往因为一些事或什么人触犯了他,便干脆几天卧床不起,任何人也不见。默里克是个温柔的人,对自己有点软弱,他就是这样的人。拉贝微笑着,我却紧张地盯视着他,因为我清楚地察觉到他正沉浸于对默里克的回忆之中,默里克正出现在他眼前,我也希望能够看见此刻在他面前的这幅图像。但是我只看见他的微笑,朝着默里克,朝着那个优雅的诗人、奇妙的同行、有点软弱的施瓦本人而发的宽恕的笑容。我看到,这两位诗人之间并无多少友谊、交流和嬉游,他们同苏黎世的凯勒与梅耶尔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我也看到,或者说我相信自己看到,他心里比他嘴上对我说的更不喜欢默里克,他本来完全不喜欢默里克,但为了我这个年轻的默里克崇拜者,不愿意说得太直率。
  当我辞别出门时,他站在高高的台阶上送行;他那原本很高的个子,由于我尊敬的情绪而显得更高大。我在走下台阶时还回头看了他好几次。对于他,对于那双写下了《鸟类歌声的记录》和《费斯特尔磨房》的修长的手,我怀着深深的爱戴和钦佩。
  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这时外面天已经黑了,当晚我又到拉贝会见客人的小酒店里,在他经常坐的餐桌旁等候他。这以前我在到处转悠,坐在我的小客房里回想和拉贝见面的时刻,我试图把他讲过的一切都回忆起来,我很惊讶,我们所谈的那些话语居然当即就从我脑海里消失了,许多话怎么也想不起来。我记得他谈话中有一处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俾斯麦,可是由于我对这一段史实比较生疏,因而对于这段话,甚至于这段话的大意,全然不能够予以复述了。
  拉贝邀请我以后再去他家做客。我倒是常常有意于践约,不过我后来再没有到过布伦瑞克。那时我还要到其他城市去游逛,去讲演,不断被介绍给许多人,被新闻界的人包围,回答无数问题,还接到无数家庭的邀请,许许多多的花送到我住的旅馆来,这种种热诚的敬意带给我的狼狈远超过快乐。我经常带着敬意和羞愧之心想到老威廉•拉贝。因为这个老人用他的气质、他的作品、他的目光和言语表现了一个正在流逝的、甚至是已经过去的时代最美好的东西,这种东西即使只能保存短暂片刻,却也是一个已经消逝的德国;他具有一种业已消失的精神、教养和性格,一半是神圣的,也有一半是陈旧落后的,就连他的荣誉、他的名字和声望,也具有与我们当代时髦的声望完全不同的高贵、清白无辜的、同时又非常可敬的性格。像我们这类人,每周都受到某一团体的邀请,到某个城市去讲演,不断收到寄来的剪报,所有的报纸和杂志都要发表他的作品,所有的出版社都要出他的书,所有杂志都登载他的照片。人们当然可以对抗,可以拒绝,但是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在造就名人,只要稍作妥协,以后就会以种种形式遭受误解和滥用。不,拉贝的名望与上述情况完全不同。他是逐渐成名的,从未有过突然的轰动,在几十年中由于他一系列的作品,由于他的惊人和诚实一致的固执性格,而渐获声誉,就连“有名望”这个字眼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时听起来也有了完全不同的声音。
  事实上,我很清楚在我们当代文学和批评界中,拉贝及其声誉都无多大地位。人们对他所知甚少,当时写信向我组稿的文艺编辑十之八九都未读过拉贝的作品。他的声誉只传播在布伦瑞克的餐桌和几份冷僻的地方杂志上,出版家们也从不注意和争取他,他的一些最好的作品要隔十年,或者二十年才出第二版、第三版,最多出到第四版,他只有两本书算是拥有较多读者。而且保护他声誉的读者,大都是一些不看现代流行杂志的老年人,当时我认为这些老年人的思想与见解肯定是落后的——今天是否改变了呢?不,没有改变——这只是我个人的主观想法,事实上已经改变得很多,今天我才真正明白声誉和成就的意义,我们今天所谓的声誉并不是指一个人和他的生平著作,而是出版的最高记录与流行效果,一个昨天还很有名、很得宠的诗人,他的诗作后天就因为不合用,而遭到昨天还在拉拢他的同一个编辑退还。这一切我现在已经明白,同时逐渐接近属于过去事物的那个地点,并且能冷静地加以观察了。不过我不想谈这些东西,我只愿意谈谈拉贝和他那与众不同的声誉——他的情况许多年以来简直没有变化。今天的报纸与文艺界知道拉贝情况的,同二十五年前知道他的一样罕见。他与高特弗利德·凯勒相比较,无论如何还是有一点差距。
  他也有敬仰他的因子,拉贝日历也已经出版过好几次。但是这位早已逝世的诗人的一切声誉,全都具有显然的外省和地方色彩。在当今文学界人士眼中,拉贝被归入“古老的乡土艺术”。可是,自从我访问布伦瑞克迄今数十年间,有为数众多的小说家和戏剧家,在当时他们全盛时期较之拉贝出名百倍,成就也大百倍,而现在早已沉没,并完全为人们所遗忘,而从未引起轰动的拉贝却稳固地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并安静地享有他那迟迟到来的声誉。他所不喜欢的同行默里克比他的地位高一些,但是压根儿就没有“成就”,默里克死时很受人尊重,却并非由于出名或者有成就,他死后也同样未受重视,而在几年后,几十年后,他在施瓦本担任牧师和女子中学教师时写下的那些诗作,才渐渐为人所知,默里克也才被列为一流诗人之一,要是那时默里克还活着,已是将近百岁的老人了。
  拉贝的声誉还未达到这种程度。文学史中尊敬地提到他,知道他,也注意他;但是对他的艺术的独特之处,内在之处,对他的人品和语言的特殊惊人之处,却始终没有被真正认识,他的持久价值也没有被承认,而他的同时代人,例如施托姆和冯塔纳,他们在文学史和文学课本中就远远比他被记写得更准确、更妥当。他虽然不喜欢默里克,却认为默里克是一个敏感和细致的人;拉贝也许会像默里克的情况那样,日后被公认为世界上的伟大诗人之一。也许人们会进一步认识他,而他也有权利作此要求,因为对他的评价过于紊乱,尺度也很多,很难整理清楚,而且经常与时代混杂在一起。的确,编一本拉贝选集不可能像编默里克选集那样包罗殆尽。他的声誉并非引用三首诗就能够予以证明,要想了解他往往比较困难。在他丰富的写作中,各类作品彼此截然不同,读他的作品需要时间和耐心,需要缓慢地深入,否则不可能真正了解拉贝的作品。人们可以体会一下他的前辈让·保尔的遭遇,说明这样一种著作也能有极强的生命力。
  这位诗人,尽管三十多年之久,使每一个大学文学教授皱起他们已经朽烂的鼻子,他也能重获荣誉的桂冠。
  拉贝没有读到这篇写他的文章是件好事。倘若他还活着,我也不会写这篇文章。否则就不知道他会如何闪动他那嘲讽而机智的目光,以难以形容的狡猾神情,从他那半闭的眼皮下,居高临下地注视我。


后记 
 
  在我这篇小小文章中尚有一点存疑之处,因为我已弄不清究竟是我还是拉贝自己记忆错了。我后来发现,拉贝确实曾多次表明,他与默里克本人并不相识。
  我访问拉贝的时候他大约七十八岁,而从我访问他到我写这篇回忆文章的中间,又相隔约有二十四年之久,错误难免,请读者予以修正。拉贝所发表的关于默里克的其他看法,我认为我的记忆是可靠的。他对于默里克的个人评议,并非根据私人接触,也只是基于传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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