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丹红、胡蝶 译
靛青的夜在星星点点的灯火的点缀下，四处蔓延开来。他们像置身于一个荒漠，其间住满萎靡不振的影子。狂欢过后，闷闷不乐的沮丧情绪铺天盖地而来，只有阿曼达、格劳孔、玻勒马霍斯和躺在地上鼾声连天的色拉叙马霍斯这几人没有被这沮丧情绪打败。苏格拉底受到对话者的纠缠，要他把讨论继续下去，他却长时间地沉默着。无论如何，“什么是正义？”是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而且想打赢胜仗，必须具备非常准确的智力直觉。今天的年轻人祈求他在迷宫之中为他们引路，这令他深为动容。可是无路可退的他也有一点气馁。因为什么样的人是正义的人，他自己真的清楚吗？简而言之，他自己是个正义的人吗？他仰躺在扶手椅中，反复咀嚼着这些问题，突然之间有了一个想法，随后立即告诉了稀稀拉拉几个听众：
“既然我们确实没有能力给出正义者的定义，那我们就用类比法吧，或者如果运气好，我们还可以用同构法（isomorphie）。”
“同构法是什么？”阿曼达问。
“如果两种实在具有完全相同的内在关系和结构，我们就说它们是同构的。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希腊词根：‘iso’指同一或相等，‘morphè’指形式。我们说的这两种实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它们具有同样的形式。”
“什么东西能与正义者同构呢？”格劳孔问。
“千万小心！我们感兴趣的不只是同构法。还有明显程度及可读性。与正义者同构的现实必须在结构上比正义者本人更容易辨别。否则，这种比较就毫无意义了。”
“是的，是的！”阿曼达热情高涨地欢呼起来。“我想我有一个绝妙的比方：我们把一篇文章用小字体写在一块小板子上，放在很远的地方，然后让一群视力差的人来看。他们什么也没看懂。但是，在这群视力差的人中有苏格拉底，他向他们指出，在他们近旁有一块大板子，上面是用大字体写出的同一篇文章。于是所有人都懂了，所有人都为苏格拉底鼓掌喝彩。”
“说得好！”苏格拉底打断她，嘴角浮起一抹微笑，“不过还应该补充一点，你那视力不济的苏格拉底比其他人的视力要稍微好一点。”
“为什么？”
“因为既然他能看出用大字体写的和用小字体写的是同一篇文章，那说明他能看清那些小字……事实上，全部问题都在这里。如果我们对两种现实其中一种的结构完全不理解，我们怎么证明这两者之间的同构关系呢？所以我的同构法实际上只是个障眼法，唉！”
格劳孔和阿曼达尝到了失望的苦涩滋味。他们的脸越拉越长。于是苏格拉底说：
“好吧！其实眼睛也喜欢被欺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如果正义对个体来说是存在的，那么它对集体、对地理意义上的国家、对政治共同体、对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对随便什么来说同样存在。然而，这些集体现实比孤立的个体更大对吗？”
“当然了！”格劳孔重新鼓起了勇气，“大多了！”
“所以，立足于更大的整体去理解正义可能更为容易。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将首先考察国家，随后再考察个体。考察的目的是在最小事物的形式构造中，发现与我们在最大事物身上所观察到的东西形态一致的因素。另外，我们可以去国家历史中寻求资源。如果我们理性分析政治共同体的起源，我们同时也能了解正义和非正义的起源。依靠这种办法，我们有可能发现我们在寻找的东西。怎么样？你们认为有必要一试吗？好好想想！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不是一桩小事。”
“想过了，”阿曼达说，“开始吧！绝不退缩！”
“阿曼达的愿望就是命令，”苏格拉底说，“我开始了。第一点：要解释清楚政治共同体出现的原因，我认为除了个体自给自足的不可能性之外，不需要再确立其他准则。为了生存，每个人都需要大量东西。为了满足某个需求，甲和乙同行，接着，为了满足另一个需求，甲又和丙同行，以此类推。大量不同的需求将一群群人带到了同一个地方，将这些人联系起来的纽带是结社和互助法律。我们根据不同情形，用地理意义上的国家、政治共同体、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城邦、集体进程等名称来称呼的，正是这一混杂的群居现象。可能‘社会’一词暂时是最合适的。因为，亲爱的朋友们啊，眼下我们在做的是社会学而不是哲学了！”
人文科学爱好者格劳孔于是插话道：
“既然谈到了社会学，那就让我用伟大的莫斯的一句话来回答关于一般交流的问题吧：礼尚往来令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交换的受益者。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对于我们正在理性分析其起源的政治共同体来说，原则的制定仅仅是出于我们的需求？我说的‘需求’是指基本的生存需要。首先是食物，这是所有需求中最根本的，因为生命的延续全仰仗食物；其次是住房；接着是衣服和鞋子、围巾、手套、帽子、袜子、睡帽、别针、腰带、扣子等种种配饰。因此问题全在于弄清楚社会——既然您认为从目前阶段来看，这个词最合适——如何能够满足那么多不同的需求。”
“你的问题，”苏格拉底慈祥地说，“其实已经包含了答案。社会学研究经常如此……必须要组织生产。甲做农民，生产食物，乙生产住房，丙做裁缝，生产衣服。要生产配饰，我们需要一名好的鞋帽匠。这样一来，我们的社会至少会有四个成员！而且已经可以进行我们称之为分工的事。如果农民只用四分之一的工作时间生产仅够他个人生存所需的麦子，而不考虑其余三人的生存问题，同时把剩余的四分之三时间用来乱砌屋墙、裁剪太小的衣服、缝制变形的鞋子，这将是一件很荒唐的事。在此期间，鞋帽匠、裁缝和泥瓦匠各自在一些小得可怜的土地上，竭尽全力种植根本不能吃的麦子。专业化才是更为合理的做法，至少表面看来如此，比如农民把全部时间用来给别人及自己种植优质的麦子，然后用这麦子去交换结实的鞋子、漂亮的房子和合体的衣服，这些东西是由鞋帽匠、泥瓦匠和裁缝投入全部时间，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制造的。”
“为什么您要说‘表面看来’？”机灵的阿曼达问，“劳动分工难道不像它看起来的那样合理吗？”
“啊！”苏格拉底笑起来，“我被抓住了马脚！劳动分工毫无疑问解释了现实社会的起源。但我们会看到，它无法成为未来社会的准则。这个未来社会与我们对正义的认识协调一致，在这样的社会，每个人应该能够或者几乎能够从事所有工作。”
“好的，好的，”缺乏诗意的格劳孔说，“眼下，让我们继续走在现实的道路上吧。生产的社会分工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呢？”
“劳动分工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在这种分工背后，我们发现存在两种信念，既根深蒂固又令人生疑。第一种信念是，自然没有赋予个体以相同的能力。人们说，某人天生适合做某种工作，另一人天生适合做另一种工作。第二种信念是，某个掌握了某种特殊技术的人应该全身心投入到这种技术中去，而不是将精力分散在不同的技术上，从而降低每种技术的效率。最后必定会出现什么结论，你自己也能发现了。”
“那就是，”格劳孔说，“当个人根据天赋才能，只从事一种工作，埋头苦干，不去管别人在做什么或不在做什么时，一切才会变得更好，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是如此。”
“多可笑的观点！”阿曼达叫起来。
“可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这一直是压倒多数的观点，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苏格拉底反驳道。
“这是既成事实，是暂时性的需要所致，无法以此证明这一做法的价值。”
“你说的对，”苏格拉底承认，“而且我们会提出不一样的看法。无论如何，这个经验或历史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比想象的更多的人，才能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哪怕原始社会也是如此。农民没时间也没能力做犁，泥瓦匠没时间也没能力做瓦刀和砖头，织布工和鞋帽匠没时间也没能力做毛线、皮革或数不胜数的工具。因此我们这个虚构的小小社会会增加一个铁匠、一个矿工、一个装配工和另外许多有技术的工人。但我们不会就此止步。我们还需要饲养员和牧羊人，这样农民的犁才有牛来拉，泥瓦匠的小车才有强壮、温和的骡子来拉。这还没算上希望获得制作精良的皮革的鞋帽匠。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另外，国家的首都还应进口一些对它的发展来说必不可少的东西，于是运输工和批发商就来了。商业的萌芽反过来会刺激包括农业在内的生产。因为批发商到一个国家买自己国家所需的东西，他不能两手空空地来。为了买，他得卖；为了进口，他得出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生产出比本地需求更多的麦子、葡萄酒或山羊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新的种植者、耕作者、牧羊人和饲养员纷至沓来的原因。这些人显然需要安家落户，拥有必要的工具。因此又出现了新的铁匠、泥瓦匠、鞋帽匠和其他工人。在此基础上，商业蓬勃发展起来，涌现了一大批经纪人、金融家、转售商、运输工、代理人等等。”
“这还不算船只，”因这突如其来的经济腾飞而热血沸腾的格劳孔说，“那些为重要国际贸易服务的船只，还有船主、水手、码头工人……”
“是的！”苏格拉底笑起来，“一大群人，包括干苦力的，比如装货，拉纤，卸货……这些壮汉日复一日地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以换取一点点钱，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薪水。他们也由此构成了庞大的领薪人群。请注意，人们从此开始购买劳动，就像购买其他必需的商品。这样我们就需要市场和货币，而后者是在交换中流通的一切事物的抽象符号。阿曼达！你睡着了吗？”
阿曼达没有反应。她确实睡着了，头仰靠在扶手椅背上，双手垂落在扶手上。看起来她对经济毫无兴趣。格劳孔则正好相反，一副热血沸腾的样子。
“苏格拉底，请告诉我，假设一个农民或工人来到市场，想卖掉两头牛或园艺工具，如果没有任何买主对这些东西感兴趣，那么他会不会一连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停留在原地等待顾客，却对自己的庄稼或作坊不闻不问呢？这样的话，买卖行为同您之前说的工作时间必要的持续性之间就构成了矛盾。”
“一针见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应该为我们的原始社会加上各种各样介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中介人。这些人成天泡在市场或商业办事处，他们的角色是负责实现金钱与待售产品的交换，或者已购产品与金钱的交换。在此期间，直接的生产者已经回去工作。我们应该区分职业商人和批发商，前者成天围着国内市场跑，都是些见钱眼开的人，后者则要冒风险长途旅行至国外，由此活跃了国际贸易。”
“我觉得，”格劳孔总结道，“我们确实已经盘点了社会存在需要的工作和人数。”
“差不多吧。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到那个对我们来说唯一重要的问题：在一个此种类型的原始社会中，哪里会涉及正义或非正义呢？”
“啊！真让我好等！”阿曼达醒了过来，又变得精神抖擞。
“无论如何，我是看不出来。”格劳孔承认，“正义？在生产力如此低下的阶段？可能它存在于这些小原始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交换过程中吧？”
“这个假设也不坏。我们先别气馁，好好审视一下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在被你称为‘原始共同体’而卢梭称为‘自然状态’的地方，人们是怎么生活的。这些‘原始人’肯定生产麦子、酒、衣服及鞋子，同时还建造房屋。如果说他们夏天干活时几乎总是赤身裸体、不穿鞋子，那么冬天他们一定是视寒冷程度穿衣穿鞋的。”
“那么这些未开化之人吃什么呢？”格劳孔问。
“主要吃面粉。如果是大麦，就在炉子里烤熟，如果是小麦，就揉成面团然后晾干。啊，这些所谓的野人做的大饼！它们的高贵品质比我们那些波尔图甜酒和生姜煮狍子肉糜更为确定可靠，相信我！还有小面包！招待客人的食物都被放在刚割下来的芦苇和新鲜叶子上。客人们躺在紫杉枝和香桃木枝铺成的床上。男女老少都在一起大快朵颐。他们头戴花冠，喝着清冽的酒，用歌声颂扬着大他者的荣耀。他们由此在幸福的氛围中，不分彼此地混居在一起。如果说他们按收入控制出生率，那不是出于吝啬或自私，而是为了永远不陷入极度贫困或战争之中。”
格劳孔再也忍不住了：
“什么！您让这些人参加干面包宴会吗？”
“十二万分的抱歉！你说得对！我忘了调味品。当然有盐、橄榄、奶酪和洋葱。还有煮蔬菜，煮蔬菜如今已成为农民家中的一道家常菜。甚至可以加上几道甜食：无花果、鹰嘴豆、蚕豆等等。你说的‘未开化之人’把香桃木浆果和橡果埋在灰烬下烧，吃时再伴以一杯淡酒。他们就这样宁静地、十分健康地度过他们的一生。他们通常能活到极高的岁数，去世时都会温柔地说：‘我们年事已高！’他们留给后人的，是与他们相似的生活。”
格劳孔这下真的发怒了：
“您深夜把我们喊来谈话就是为了建立这个猪的国家？我们只差四脚着地吃您的橡果和煮土豆了！”
“可是，”苏格拉底平静地说，“你想让我给这些人吃什么呢？我们怎么解释他们宁静的幸福呢？他们之所以幸福，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懂得保持自然天性，并下定决心不过分远离命运中兽性的那部分吗？”
“至少您可以让他们睡在真正的床上，让他们坐在真正的桌子前和真正的椅子上，吃饭时给他们吃肉，甜点就让他们吃奶油蛋糕。这不算太奢侈吧！”
“我懂你的意思了。这貌似无足轻重，实际上会完全改变方法。因为这样一来，主要研究对象就不再是社会和国家的起源，而是这二者在物资极度丰富、各种所谓的现代生活趣味开始出现的条件下会产生的变化。或许你是对的。你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哪个确切的时刻，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正义和非正义会在国家中应运而生。我坚持一点，真正的政治共同体呈现的是我们刚才描述的模样，我把它视作集体生活的健康状态。现在，如果你们坚决要研究一个病态的、狂热的政治共同体，那我们就开始吧！其实我的确感觉到，就像你举的例子那样，亲爱的格劳孔，对很多人来说，我说的简单共同体无论多么自然，都无法满足他们，与这种共同体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也无法满足他们。他们想要床、桌子、各种崭新的家具、三星厨师烹饪的佳肴、名牌香水、性感妓女、波罗的海鱼子酱、银杯里焚烧的香、最高档的东方糕点，总而言之，各种稀少又无用的东西。在这样的世界，认为‘必需品’——也就是必须获得的东西——指的是房屋、衣服、鞋子这些东西，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还可以加上绘画、人们展出的五花八门的东西、金子、象牙、铂金、铱金、各种各样的贵金属。”
“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文明的国度！”格劳孔赞许地说。
“但这样的话，我们就得设想，这个作为我们理论故事根据的国家，它得比目前我们描述的规模大得多。那个处于永恒的健康状态的‘原始社会’无法满足需求。必须给它填补上大量的人，后者同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生活需求没有任何联系。例如我们会有形形色色的猎人：猎兔子的，猎鹌鹑的，猎山鸡的，猎狍子的，猎野猪的……还有形形色色的摹仿家：利用形象和色彩的，是画家；利用音乐和词语的，是诗人，是作曲家；追在这些人后面的，是讲述荷马史诗的游吟诗人，是迷人的歌唱家，是摇滚乐队、探戈舞团或说唱乐队，是交响乐演奏者，是舞者，是演员，是发行人，是制片人……再来看看另一些人，他们追赶着前面已经追着别人跑的人：美容产品制造商还有——last but not least——女性时尚设计师和手工业者，以及一个新近时髦起来的类别，即男性时尚设计师和手工业者。还需要设立大量岗位，为左邻右里提供服务，比如给天资不够聪颖的孩子补习数学或古希腊语课的家教，给不愿伤害乳房的优雅母亲带孩子的乳母，给长青春痘的孩子上钢琴课的老师，豪华酒店女清洁工，梳髻的理发师，还得算上厨师和水产养殖者。就算再加上猪圈清理工，也没有实现最终目标。说实话，设立岗位这件事是永无止尽的。在我们的第一个社会不存在上述工作，因为根本不需要它们。但在眼下讨论的社会里，我们需要所有这些人，瞧，我刚想到，我们还需要牲畜，多多益善，因为这类社会的居民都已成为肉食动物。另外，因为这样一种堕落的饮食习惯，我们还需要……阿曼达！打瞌睡的好女孩！我们还需要什么？”
“医生。”阿曼达沮丧地说。
“大量医生！不仅有给市民看病的医生，还得有军医。因为这个国家虽然到目前为止在食物上还是自给自足的，但它已经变得太小，无法供养正在快速增长的人口。一个念头就此产生：侵占邻居的土地可能也不是件坏事。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土地发展农业、养殖牲畜了。如果这个邻居也像我们一样跨越了简单需求的界限，由此陷入占有的无限欲望之中而不可自拔，那么他们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侵占邻居土地，也就是我们的土地。对待边界问题的同种欲望会导向什么呢？”
“导向战争。”阿曼达说，她的情绪越来越沮丧。
“是的，战争……这可是哲学家的重要话题啊！”苏格拉底高声说出了心声。
“您能不能给我们证明一下战争的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呢？”阿曼达接过话茬，“和平主义者和非暴力主义者都这么认为。或者说，我们是否应该设想存在有用的、甚至正义的战争？比如不少古典思想家就这么认为，大部分革命派也这么认为。还有黑格尔老爹，对他来说，战争是揭示一个民族主体性的辩证时刻……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长时间了。”
“对这个问题下结论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我只想强调一点：我们发现战争的根源在于可怕的掠夺激情，在于对增加财产——不管是金融资产（钱、股份）、不动产（房屋）、动产（贵重物品）还是地产（土地）——的无止尽的渴望。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这种业主本能占据了人们的思想，它就会成为最致命的灾难的根源，公共领域、私人领域都是如此。只不过，立足当下，我们还没有能力依靠不容置疑的证据制定取缔私有财产的章程。你们知道，我们将此称为‘共产主义’，总有一天我们会实现它。但我们得有方法。我们遵循社会发展的力线，只是为了抓住正义与非正义相对抗的时刻。”
“那您从战争的起源中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失望的阿曼达问道。
“很简单，我的姑娘，结论就是我们还得扩大国家的疆域。而且不是扩大一点点！因为我们需要根据战争规模创建军队，时刻准备着用我们已有的资源，去保卫新近用武力夺取的资源，同时毫不留情地与侵略者展开斗争。”
“可是，”格劳孔提出反对意见，“这个虚拟的政治共同体的成员难道没有能力这么做吗？他们也可以拿起武器的吧！可以发布总动员令啊。”
“你看你不走方法给我们指出的道路，结果又掉进壕沟里去了吧。不管是你还是其他人，我们都已经约定，从目前我们对社会起源的研究来看，我们的原则是劳动的严格分工。根据传统观点，一个男人——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女人——不能够真正掌握几种不同的技术。而战争从方方面面来看难道不成其为一种技术吗？我怎么觉得在壕沟深处的你认为鞋帽匠比士兵更重要呢！”
“啊！”阿曼达说，“我亲爱的弟弟终于说对了一次。做好鞋子显然比奉命杀死邻居更有价值，更为重要。”
“我们不需要此类价值判断！”苏格拉底发怒了，“目前来看劳动的社会分工源自一切真实的社会运动，在这一分工的背景下，我们已经说过：鞋帽匠不能，因此也不该……”
“这太稀奇了！”阿曼达跳起来，“一面禁止我作价值判断，一面却说‘不能因此也不该’，好像事实与价值是一回事似的！”
“在我们的方法允许的背景之下！也就是将劳动分工视作一种客观必要性。只考虑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是的，我们应该说，鞋帽匠不应成为纺织工、信息技术员或农民。他既然是鞋帽匠，就应该一直是鞋帽匠，这样才能在他那独一无二的职业中臻于完美。我们可以将士兵的职业排除在外吗？出发前往战场，掌握战略战术，有效使用任意一种武器——从匕首直至反坦克火箭筒——，驾驶歼击机，摧毁敌军坦克，这难道真比缝合军鞋鞋底简单很多吗？即便是玩跖骨接子游戏，也得从小练起。你们真的认为，仅从墙上取下盾与刀，或者枪与弹，我们就立刻成为了出色的斗士，只要在前线一露面，就会让敌人像兔子一般四散逃窜了吗？我的天哪！你们可真是吹牛不打草稿！”
“别生气！”阿曼达打圆场，“您自己也一样，根本不相信鞋帽匠同士兵的比较能够站得住脚。士兵同全民族的主体性相关，士兵不是一种职业，除非我们身处腐朽的帝国主义阶段。士兵是时势对个体的需求和征调。我们完全可以在愚蠢的劳动分工背景之外研究战争对人类的要求。另外，原本是数学家、卖花生的或造劳动工具的市民，一旦同法西斯侵略者作起战来就变成了狮子，这样的事屡见不鲜，这可比鞋子的故事有意思多了！”
“啊！”苏格拉底睁大了眼睛，“我听到了什么！那你呢，亲爱的格劳孔，你怎么看？”
“我也觉得不需要把目光局限在工作分类之中也能分析士兵的特点。”
“因为，”阿曼达还在坚持，“在一个自由国家当兵涉及的是军事原则。这不是社会学家该管的事。不要忘了我们目前的精神事业是正义概念，而不是鞋帽匠与骑兵将领之间的薪水差距。”
“好吧，好吧，”苏格拉底像投降一般高举起双手，“我认输了。我们又一次改变了方法。在等待正义的概念来临之前，让我们先套用阿曼达口中的‘黑格尔老爹’的术语——其实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叫他——，研究一下自在（ensoi）、自为（poursoi）的士兵概念。让我们从头开始：那些因情势所迫成为士兵去保卫祖国的人——如果我们过早地选择了共产主义假设，那就是所有人——必须具备哪些主客观条件？”
“是的，”阿曼达说，“保卫祖国。把征服和掠夺的意愿以及致命的贪婪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我们谈论的士兵被迫成为士兵，是为了维护在这个国家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正义。我们这是在步让·饶勒斯的后尘：在其《新军队》一书中，每个士兵都是市民，他们不仅保卫领土，更保卫理念。是的，让我们把这类士兵称作‘卫士’。‘卫士’是介于‘士兵’和‘政治活动家’之间的人。”
“听起来不错，”格劳孔说，“一起来进行关于卫士的现象学研究吧。”
“既然现在讨论被你们牵着鼻子走了，那么提第一个问题吧，青年们。然后，快马加鞭，我们就起程了。”
格劳孔身先士卒：
“哪些特征可以帮助我们辨识一个好士兵？”
“让我们从远处开始，”苏格拉底不慌不忙地说，“越远越好：从自然开始。请允许我做一个比较，一边是被召集投入到保卫战的人这种动物，也就是我们的卫士，另一边是恰好被称为警卫犬的狗。我觉得卫士与警犬一样，都得机警、敏捷、强壮。机警以便发现潜藏的威胁，敏捷以便在发现威胁后立即展开追捕，强壮以便在追上目标后立即展开搏斗。”
“我还觉得，”格劳孔说，“要搏斗的话，客观上的强壮是不够的，还要有主观上的勇气。”
“绝对是的。无论是机警的、敏捷的、强壮的还是英勇的，反正这都是培养卫士需要达到的明确目标。然而，在这一切之后，我觉得存在一种主体心理层次，我们可以称之为活力（énergie），一种怒气和勇气的混合体。我们都知道，在愤怒中存在着某种难以驯服、几乎不可战胜的东西。一个被我所说的活力刺激的主体不知恐惧为何物，也从没想过要让步，哪怕一寸都不让。”
“我知道了！”阿曼达笑起来，“刚才我有点生气，所以苏格拉底您做出了让步。”
“你得当心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这话是谁说的？”
“毛。让我们概括一下。我们这位理想的卫士需要具备以下客观上、身体上和心理上的条件：警惕性、速度、力量和勇气。能令他成为主体的是活力，或潜藏的怒气，后者能封锁住他身上的懦弱。”
“易怒的人的问题在于，”阿曼达反驳道，“当他们遇到另一个同类时，很容易变得残暴凶猛。我经常会对另一个女人大发雷霆，仅仅因为我看出她有反对我的苗头。这就像一头警犬在街上看到另一头警犬。小心被咬！最好给它们套上嘴套。”
“可是，”格劳孔打趣道，“总不能给我们的卫士也套上嘴套，防止他们互相撕咬吧！”
“但是的确要解决这个辩证的问题，”苏格拉底插话，“我们的卫士在战火中对待敌人很凶残，但他们在对待全体人民，尤其是对待其他卫士，甚至包括被俘或受伤的敌军时，应该表现出令人称道的殷勤。怎样让我们的同胞身上产生这样一种能够联结残暴和殷勤，温柔和冷酷的结构呢？如果我们毫无新意地承认冷酷和温柔是互相排斥的，那么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卫士。”
“我们进入死胡同了。”格劳孔说，他已经很疲惫了。
“一点都没有，傻瓜！”阿曼达反驳道，“想想苏格拉底的比方，想想那些狗。”
“狗？什么狗？”格劳孔困惑地问。
“一条好警犬能够嗅出威胁和不良企图，然后露出利齿。但是，碰到熟悉或软弱的事物，它就完全是柔情和友谊的化身了。看看它们，这些跟孩子、老人、家族的友人、文质彬彬的访客在一起的好狗狗们！它们四脚朝天地打滚，它们的眼睛脉脉含情，它们乖乖地让别人拉扯它们的耳朵……”
“这就是爱动物的方式，”苏格拉底笑着说，“就是了解它们！是的，温柔和冷酷的辩证法关乎认识和辨别活动。重要的是一种机敏，凭借这种机敏，我们能够将来自别处的、威胁到集体进步的事物同鼓励集体进步的事物区别开来。然而，我的问题其实并不在此。问题在于，我们忘记了卫士的一个本质特征，而这个特征实际上是从阿曼达的评论中派生出来的。”
“哪个？”格劳孔问。他希望大家可以快快结束讨论。
“阿曼达赞不绝口的狗实际上是只哲学狗。”
“什么？一只哲学狗？”
“这只狗能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危险的，什么是无害的。正是这种辨别力决定着它的愤怒活力的爆发：露出利齿，进行攻击；或者反过来决定着它的快乐活力的分泌：蹦蹦跳跳，乞求爱抚。因此，合格的警犬依靠善的理念来调节主体的活力。这是个完美的哲学家。它并不贪求权力，但十分渴求知识。”
“卫士的定义由此而来，”阿曼达总结道，“卫士是一条好狗！”
“无论如何，真正的卫士跟警卫犬一样，根据一种更高级的欲望，也就是对知识的欲望来调节内心的辩证法，表现得或残暴或殷勤。刚才我们回顾了社会的起源。因为整个社会都浓缩在卫士的定义中，我们因此可以知道，这个社会的所有居民——因为所有人都被要求成为卫士——都应该尽力变得机警敏捷、强壮英勇、活力四射、爱好哲学。”
“多么伟大的计划啊！”格劳孔兴奋起来，“让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多么伟大的计划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