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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萨义德:论马哈茂德·达维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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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4-12-01  

萨义德:论马哈茂德·达维什

王立秋 译



  马哈茂德·达维什于1942年生于巴勒斯坦的巴尔沃村——六年后以色列人摧毁了这个地方。在担任拉赫党(这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党报的编辑和译者的时候,他曾数次入狱并经常遭受以色列当局的骚扰。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在抵达贝鲁特的时候,达维什作为一名杰出诗人——他当之无愧地是阿拉伯世界他这一代人中最有诗人天赋的——的声名早已确立。他很快就加入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成为巴勒斯坦的非官方的国民诗人。同时,他和以色列社会及文化保持密切接触,也是少数知道并欣赏像比亚利克(Bialik)那样以色列大诗人的阿拉伯人。
  1982年后,达维什成为一名四处漂泊的流亡者,在于巴黎定居前,他辗转生活在像开罗和突尼斯那样的阿拉伯首都城市。作为一名才智出众的人,他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扮演(但总是有所保留地)了重要的政治角色。至少在十年里,他与阿拉法特(Yasir Arafat)保持密切联系,首先是作为一名顾问,继而,大约从1978年开始,作为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但他从来不属于任何政党;他刻薄的风趣,强烈的政治独立,以及格外精致的文化敏感性,使他远离粗糙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政治。然而作为一名诗人,他的巨大声誉又使其具有巨大的政治价值,而他对以色列的生活及社会的熟悉,使他对巴解领导人来说极为有用。
  但他对有组织的政治的不安并没有消失,并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不安在八十年代晚期被激化了。达维什经常看到他为阿拉法特写的演说雄文被组织里的人、被阿拉法特本人蓄意修改因此变得枯燥而模糊。于此同时,他所构想的政治是悲剧的和斯威夫特式的。他为抗议1993年秋天巴解组织与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宣言而退出巴解组织执行委员绝非偶然。他对阿拉法特和其他人极为严苛的评论被泄露给整个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媒体并为后者所刊发:“你们都死了”,实际上他是这么告诉他们的。阿拉法特曾抱怨说,巴勒斯坦人是“一个不知感恩的民族/人民(people)”。“那你去重新找一个民族/人民好了”,达维什愤怒地回应道。
  我第一次见到达维什是在1974年,自那时起我们就一直是亲密的朋友。他是《伽密山》的编辑,这是一份在塞浦路斯发行的文学与知识分子季刊,我本人也在上面发表过一些文章。此外,我们也经常见面并进行电话交流。达维什能读英文和法语,但交流起来二者都不大流利,尽管他在法国待了近十年。他的情感和美学背景还是阿拉伯的以及,在稍弱的程度上(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也是以色列的。他常用反讽的口吻提及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既不在巴勒斯坦也不在以色列居住这一事实的存在,他在这两个民族的生活中,是一个指挥式的存在。不止在巴勒斯坦人那里,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他都有着广泛的听众(截至1977年他的书已经卖了超过一百万册),但是他绝不是一名民粹主义者。因为他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长期联系,以色列人也阅读和关注他。几年前,他的一首诗——这首诗表达了一种严苛的、挑衅的对以色列的看法——在以色列国会(Knesset)引起一场辩论,这场辩论是如此地激烈以至于他的言论也传达到公众耳中。在巴勒斯坦的文学人物中,没有一个有这样的影响——甚至小说家埃米尔·哈毕比(Emil Habiby)也不行,后者在1992年获以色列奖,达维什谴责他接受这一奖项。
  在达维什那里,个人和公众永远处在一种不安的关系中,前者的力量和激情与后者要求的政治正确和政策的考验并不协调。但他是一位谨慎的作家和匠人,同时他也是一位在西方很少有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表演性的诗人。他有一种激越而又私密得奇怪的风格,这种风格希望从现场听众那里得到即刻的回应。只有少数的西方诗人——叶芝、沃尔科特、金斯伯格——具有那种充满魅力的公开风格与经常是密闭的个人情感之间无法抵抗的罕见组合。和他们一样,达维什也是一个巧妙的技师,他以创新、常新的方式来使用丰富到无以伦比的阿拉伯诗文传统。这使他具有某种在现代阿拉伯诗中极为罕有的东西:与诗学陈述清晰而简单(因为它是如此地精纯)的意义结合的,伟大风格的精湛技艺。
  这里的这首颂诗或者说喀斯塔(qasida),《安达卢西亚上空的十一颗星》(“Eleven Stars Over Andalusia”),写于、出版于1992年。它出于三个迥然不同的情景:1492年的五百周年纪念,达维什的第一次西班牙之行,以及巴解组织参加已1991年10月的马德里会议为始的由美国和俄国主持的和平进程的决定。这首诗最早发表在一份于伦敦组织并于巴勒斯坦发行的日报Al Quds上。这首诗忧郁、不满的语气可被直接读作对阿拉法特政治上枯竭的寓言和批判:“那么,为什么延长这无尽的结论,死前最后时刻的王?(或译为: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没完没了的结论,哦垂死的国王?)”确实,这些诗文有一种心灰意懒的疲惫和受挫之中命定论的语调,这,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抓住了巴勒斯坦命运不同寻常的螺旋式下降,就像安达卢西亚从文化的顶点向被剥夺的可怕最低点的下降那样,这一下降既是实际,也是隐喻。
  这还只是解释了这首诗的一个方面。它的阿拉伯文标题只有“十一颗星”几个字;我加上了解释性的“安达卢西亚上空的”,以明确本诗的当代布景。然而,“十一颗星”,乃是直接引自古兰经的优素福章,“当时优素福对他的父亲说:‘我的父亲啊!我确已梦见十一颗星和太阳、月亮,我梦见他们向我鞠躬。’”(古兰12:4,马坚译)他的父亲警告他不要把这告诉他的哥哥们,因为他们可能会因为他有先知的天赋而谋害他;优素福继而被告知,真主已经选中他来阐释事件,这当然意味着,他被赋予了先知的神力。因此,达维什的喀斯塔的叙事者,既有看见他人所不能看见的的特权——即安达卢西亚的陷落对今天的巴勒斯坦人特别是他们的领导人来说的意义——也面临着与之相应的危险。令人震惊的是,达维什实际上预见了一年后(1993年9月)即将发生的事情:以色列和巴解组织签署了他们“历史性突破”的文件。
  给这首诗以其艺术上连贯性的,与其说是它的时事性,不如说是它把达维什最近阶段的诗向新的情景和想象进行拓展的方式。自达维什于1982年离开黎巴嫩起,他诗文的论题之一,就不仅是结束的地点和时间(巴勒斯坦人的多次被迫出离一直是这一论题持久的参照),还有在结束后发生的事情,在结束的时间和地点之后一个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在创伤后幸存,以及对诗人和他的人民来说如何变成一个深奥同时也是奇异的情景。“大地正向我们关闭,把我们推进最后的通道”,他在1984年写道:

  我们看见这些将把我们孩子扔出这最后空间的窗外人的面孔:我们的星将悬起镜子萨义德引述的版本如此,另一个版本为“悬在镜中”——译注)。
  在最后的边界之后我们该去往何处?在最后的天空之后鸟儿该飞向何方?

  在《安达卢西亚上空的十一颗星》中,大地和敌人不再施压把人民挤向终结。现在,应对此负责的是以1492年格拉纳达陷落为表征的“我们自己”和命运。如今诗也代替历史而成为现实的场所,就像在华莱士·史蒂文斯《关于单纯的存在》(Of Mere Being)中所写的那样:

心智尽头的棕榈树,
于最后的思想外,在
青铜色的远方升起,
一只金色羽毛的鸟……

  然而达维什在这首颂诗中的退撤却不同于史蒂文斯这些诗行中的,或者叶芝在《驶向拜占庭》中的退撤。诗对达维什来说不仅让他有了不同寻常的洞见或让他得以进入一个次序井然的远方,更给他提供了一个诗与集体记忆的使人困扰的混合物,而且此中的二者始终在彼此施压。这个矛盾,随着梦的隐私被一个险恶的、威胁性的现实侵入甚至复制——就像在第十一节,当对“小提琴”重复压倒焦虑的辩证却又没有解决或超越它的时候——而深化到几乎是不可容忍的地步。达维什近来诗歌中这种紧张而又蓄意不决的品质使之成为阿多诺所谓晚期风格的一个实例,在这种风格中,常规的和超凡的,历史的和超验美学的结合在一起,为超越任何人在现实中所经历的一切提供了一种具体得令人震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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